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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李白之子说“李侠
第六章 李白之子说“李侠——访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原型李白的儿子李恒胜”
邓颖超同志曾说过：“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关于李白，在李白烈士故居里，有份材料这样记载：
李白，原名李华初，又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1910年5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板溪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李白的祖上没有田产，父亲李荣德以贩运纸张为业，膝下有三男一女，李白居长。李白小时候只读过3年书，后因家庭生活困难，13岁起在染坊当学徒，他要承担一个成年人的繁重劳动，还要替老板端水倒茶，扫地抹桌。
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在北伐战争推动下，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李白是最早参加农协，儿童团成员之一。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李白政治上日渐成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李白才15岁。
正当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李白毫不动摇，革命矢志不移。这时李白的故乡张坊地下党组织决定建立农民武装，李白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风尘仆仆地在山区里往来奔波，向群众宣传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道理，动员大家参加赤卫军，翌年7月，张坊农民赤卫军配合红军取得武装暴动的胜利。张坊又掀起了革命热潮，李白受青少年的拥戴，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
1930年8月，县苏维埃政府向农民赤卫军发布命令，配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李白扛起梭标，辞别家人，跟着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去战斗。由于长沙守敌工事坚固，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屡攻不克。李白随部队移师江西，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31年6月，李白由红四军调往红军总部，参加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被推选为班长兼党支部委员的李白，学习加倍努力，他早起晚睡，找个清静的地方，潜心学习，被大家称为“学习上不知疲倦的人”。1932年初，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后，李白又被调入5军团13军无线电队任政委，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负责的电台通讯联络畅通，为反“围剿”战争做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任5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李白，向无线电队全体人员严肃地指出：“电台是全军团几千人的耳目，是与总部联络的主要通讯工具，我们要视电台重于生命。”于是“电台重于生命”便成为整个长征途中无线电队的口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派李白到上海安置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1942年9月被日寇逮捕，施以各种酷刑，他始终不吐真情，严格保守党的机密。1943年5月获释。
1945年，党指派他到浙江淳安参加国民党军委会国际7问题研究所工作，以报务员身份，利用敌台为党工作。敌人曾以“来历不明”为借口，将李白扣押并封闭电台，但他始终未暴露自己真实身份。抗战胜利后，仍回上海搞秘密电台工作。
1946年，国民党派特务在各大城市到处侦查我地下党和革命志士的活动。李白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他把电台安在一个小阁楼上，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就开始工作，无论严冬酷暑，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与党中央的通讯联络任务。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最新技术，侦查出李白的秘密电台地址。12月29日晚，正当李白紧张工作之时，突然，被百名军警包围。他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后被捕。敌人对他连续审讯，动用各种刑具，一连30多小时折磨，李白被打得口鼻流血，昏死过好几回，但他坚贞不屈，拒不招供。
敌人看到用刑具摧毁不了李白的钢铁意志，就把他的妻子裘慧英和小孩捉来诱供。敌人的阴谋又遭到失败。由于李白在狱中英勇斗争。保守党的重大机密，使党的预备电台继续保持同党中央的联系，直到上海解决。
1949年5月7日上午，裘慧英到狱中探望时，李白安详地说：“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现在全国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们无论生死，总是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此时，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5月7日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对此案亲批的“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反动命令，将李白秘密押至浦东戚家高庙杀害。
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志也许至今还惦记着李侠那从后门逃走的妻儿，极想知道他们母子后来的故事。记者于1994年3月14日，在上海见到了烈士的儿子李恒胜同志，他向我透露了电影所没有表现的另外一些情节。
老李现在是上海市虹口区老干部局副局长。他爱人郑华英是上海市电讯二厂的检验员，他们有一双儿女，现都已长大成人。用老李的话说，是“在党和人民的特殊关怀照顾下，我们的家庭是很幸福的！”老李今年50岁，是1945年出生的，父亲牺牲时他才4岁。工程师出身的他，生得高大魁悟，方脸阔唇，说起话来声音异常的洪亮，全无一点咬文嚼字的书生气。
“父亲是1949年5月7日牺牲的，5月27日上海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心我们母子。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两次在家接见我母亲，帮助解决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上海市政府一直关心照顾我们母子，把我母亲安排在市邮电局工会工作。1950年，送我上江湾路小学，1963年又送我去北京邮电学院读书。平时呢，对我家免收房租，对我个人的医疗费也全免，逢年过节，各级领导又对我家进行慰问，很温暖。1957年，父亲的老上级，中央保卫部部长李克农同志向中央提议：‘要拍部电影，表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李白。’于是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搭起了班子，记得导演王平、主演孙道临在拍摄过程中，曾多次采访我母亲。因为母亲裘慧英也是个老地下党，她是1937年入党的。在父亲来上海之前，她一直在上海的绸厂做地下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后，父亲从延安来到上海，母亲根据组织安排，以假妻子的身份工作在父亲身边。1940年他们结婚，一直到1949年，她一直和父亲工作、生活在一起，也曾随父亲被捕入狱，所以，她对父亲的斗争生活十分熟悉。摄制组经过反复酝酿、考证后，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摄制完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都是相当惊人的。因为全体创作人员都被烈士的事迹深深感染了，他们为影片投入了空前的热情和干劲。孙道临同志曾对我说过：‘当时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光荣感。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能表现这样的烈士，把烈士的精神传送到千千万万观众心里去这是我的幸福。’当时学习英雄李白几乎成了一种热潮。”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不同喽，那真是个颠倒黑白的年代。当时是谣言蜂起，有说我父亲是叛徒的，有说我父亲跑到台湾去了的，更有甚者，是一些造反派砸碎了我父亲的墓碑。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全上海都知道。我母亲被隔离审查20个月，我个人被从科研所赶到工厂去当杂工，和当时所谓的四类分子在一起打铁。家里的房子也被查封，我和母亲、爱人被赶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去住。当时我21岁，心里非常地不理解，为什么我一个最革命的家庭，一夜之间却给打成了叛徒的家庭？我父亲的烈士证书是人民政府给的呀！后来我见中央一些老革命也都成了被打倒对象，我就更糊涂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有了些认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组织部对我父亲的事迹进行反复核实认证后，重新修了父亲的坟墓并且把父亲的故居建成了纪念馆。1987年开馆的时候，陈云、罗青长等领导同志都分别写了题词题字，足见党和国家对我父亲的肯定和评价。那么，父亲在被捕后在狱中究竟是如果表现的呢？那部电影写最后一次被捕就结束了，记得结尾时李侠拍完电报说了句‘同志们，永别了！’之后，就表现大军渡江，然后就是剧终，这是艺术上的一种虚写的处理方法，事实上还有很多内容”“1948年12月29日晚上，当父亲正在发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时，敌人突然出现在我家房间四周，父亲镇静地发出了紧急信号，隐蔽好电台，要母亲把我送到楼下的一个同志那儿去藏起来。敌人闯进来后，搜到了东西，父亲当场被捕，因为敌人还想继续搜东西。第二天早晨，我上楼来，被敌人发现，就问我母亲：‘怎么昨天只有两个人，今天却多了一个？’母亲说：‘他在亲戚家，今天才送回来的。’于是敌人把我和母亲一起捉到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进去时，我看见父亲的棉衣棉裤都脱掉，绑在老虎凳上，我就大声喊：‘爸爸！’敌人乘机对父亲说：‘你不讲，难道连孩子也不管了？’父亲说：‘现在我什么也管不了。’敌人又说：‘不是管不了，只要你讲，你和老婆、孩子都可以回去而且可以给许多钱。’父亲说：‘我不用那些不明不白的钱，我不用有血的钱。’敌人说：‘不要钱我们给你当大官，少将、中将，只要你讲，都可以。’父亲说：我一生不做害人的事情！”
“在警备司令部，父亲受尽了惨无人道的刑罚，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敌人还把很长的针戳到他手指甲中，一半插进肉里，一半露在外面，再用火烧针。针烧红了，热气直往指甲缝里钻，手背肿起来，血也呈紫色了。父亲前后共受了36种刑罚，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口供。敌人得不到需要的东西，又使出新花招。他们把母亲和我放回家，又派出几十个特务把守楼上、楼下、房间、弄口、企望有人找上门来。特务们又把母亲和我关在一个亭子里，经常审问母亲。审问时，一个把枪口对住母亲的胸口，一个把枪顶住她的后背，他们威胁母亲说：‘你丈夫早说了，你还不招供，他说你们都是共产党。’母亲说：‘他说是他他事，我可不知道。’他们又到监狱里对父亲说：‘你老婆都讲了，你还不说！’父亲没有理他们。”
1949年4月20日，父亲被押解到蓬莱路警察局，不能探视。后来，父亲偷偷写了张条子，托出狱的同志带给母亲，说：‘你站在对面老百姓的阳台上，对着监狱就可以看到我。’母亲带了我，曾经这样偷偷看他几次。5月7日，母亲和我最后见了父亲一面。父亲对母亲说：‘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母亲问他：‘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他说：‘不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回来当然更好，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可以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就在那天晚上，特务头子毛森接到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手令，将父亲带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一个月后，我们才在戚家庙找到父亲的遗体，上海市政府为父亲重新进行了安葬，并且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沉默了一会儿，记者问：“您的母亲还在吗？”
“不在了，她是1992年3月去世的，当时75岁。她生前是上海市邮电管理局的工会副主席，全国的烈军属代表。她曾跑遍全国，给青少年作报告数千次，1991年底，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
最后，李恒胜同志激动地说：“革命先烈牺牲是值得的，正是有了他们的鲜血，才给今天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我认为，无论到何时，都应该有像我父亲他们那样的英雄人物，以国家、人民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否则的话，大家的眼睛都盯着钱，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去管，甚至不惜拿这三个利益去换取个人的利益，那还会有什么希望？我是1986年入的党，我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我选择的道路和父亲当年的选择是完全一致的，我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父亲在九泉之下对我一定是赞同的！”
邓颖超同志曾说过：“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关于李白，在李白烈士故居里，有份材料这样记载：
李白，原名李华初，又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1910年5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板溪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李白的祖上没有田产，父亲李荣德以贩运纸张为业，膝下有三男一女，李白居长。李白小时候只读过3年书，后因家庭生活困难，13岁起在染坊当学徒，他要承担一个成年人的繁重劳动，还要替老板端水倒茶，扫地抹桌。
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在北伐战争推动下，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李白是最早参加农协，儿童团成员之一。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李白政治上日渐成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李白才15岁。
正当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李白毫不动摇，革命矢志不移。这时李白的故乡张坊地下党组织决定建立农民武装，李白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风尘仆仆地在山区里往来奔波，向群众宣传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道理，动员大家参加赤卫军，翌年7月，张坊农民赤卫军配合红军取得武装暴动的胜利。张坊又掀起了革命热潮，李白受青少年的拥戴，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
1930年8月，县苏维埃政府向农民赤卫军发布命令，配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李白扛起梭标，辞别家人，跟着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去战斗。由于长沙守敌工事坚固，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屡攻不克。李白随部队移师江西，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31年6月，李白由红四军调往红军总部，参加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被推选为班长兼党支部委员的李白，学习加倍努力，他早起晚睡，找个清静的地方，潜心学习，被大家称为“学习上不知疲倦的人”。1932年初，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后，李白又被调入5军团13军无线电队任政委，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负责的电台通讯联络畅通，为反“围剿”战争做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任5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李白，向无线电队全体人员严肃地指出：“电台是全军团几千人的耳目，是与总部联络的主要通讯工具，我们要视电台重于生命。”于是“电台重于生命”便成为整个长征途中无线电队的口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派李白到上海安置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1942年9月被日寇逮捕，施以各种酷刑，他始终不吐真情，严格保守党的机密。1943年5月获释。
1945年，党指派他到浙江淳安参加国民党军委会国际7问题研究所工作，以报务员身份，利用敌台为党工作。敌人曾以“来历不明”为借口，将李白扣押并封闭电台，但他始终未暴露自己真实身份。抗战胜利后，仍回上海搞秘密电台工作。
1946年，国民党派特务在各大城市到处侦查我地下党和革命志士的活动。李白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他把电台安在一个小阁楼上，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就开始工作，无论严冬酷暑，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与党中央的通讯联络任务。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最新技术，侦查出李白的秘密电台地址。12月29日晚，正当李白紧张工作之时，突然，被百名军警包围。他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后被捕。敌人对他连续审讯，动用各种刑具，一连30多小时折磨，李白被打得口鼻流血，昏死过好几回，但他坚贞不屈，拒不招供。
敌人看到用刑具摧毁不了李白的钢铁意志，就把他的妻子裘慧英和小孩捉来诱供。敌人的阴谋又遭到失败。由于李白在狱中英勇斗争。保守党的重大机密，使党的预备电台继续保持同党中央的联系，直到上海解决。
1949年5月7日上午，裘慧英到狱中探望时，李白安详地说：“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现在全国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们无论生死，总是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此时，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5月7日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对此案亲批的“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反动命令，将李白秘密押至浦东戚家高庙杀害。
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志也许至今还惦记着李侠那从后门逃走的妻儿，极想知道他们母子后来的故事。记者于1994年3月14日，在上海见到了烈士的儿子李恒胜同志，他向我透露了电影所没有表现的另外一些情节。
老李现在是上海市虹口区老干部局副局长。他爱人郑华英是上海市电讯二厂的检验员，他们有一双儿女，现都已长大成人。用老李的话说，是“在党和人民的特殊关怀照顾下，我们的家庭是很幸福的！”老李今年50岁，是1945年出生的，父亲牺牲时他才4岁。工程师出身的他，生得高大魁悟，方脸阔唇，说起话来声音异常的洪亮，全无一点咬文嚼字的书生气。
“父亲是1949年5月7日牺牲的，5月27日上海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心我们母子。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两次在家接见我母亲，帮助解决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上海市政府一直关心照顾我们母子，把我母亲安排在市邮电局工会工作。1950年，送我上江湾路小学，1963年又送我去北京邮电学院读书。平时呢，对我家免收房租，对我个人的医疗费也全免，逢年过节，各级领导又对我家进行慰问，很温暖。1957年，父亲的老上级，中央保卫部部长李克农同志向中央提议：‘要拍部电影，表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李白。’于是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搭起了班子，记得导演王平、主演孙道临在拍摄过程中，曾多次采访我母亲。因为母亲裘慧英也是个老地下党，她是1937年入党的。在父亲来上海之前，她一直在上海的绸厂做地下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后，父亲从延安来到上海，母亲根据组织安排，以假妻子的身份工作在父亲身边。1940年他们结婚，一直到1949年，她一直和父亲工作、生活在一起，也曾随父亲被捕入狱，所以，她对父亲的斗争生活十分熟悉。摄制组经过反复酝酿、考证后，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摄制完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都是相当惊人的。因为全体创作人员都被烈士的事迹深深感染了，他们为影片投入了空前的热情和干劲。孙道临同志曾对我说过：‘当时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光荣感。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能表现这样的烈士，把烈士的精神传送到千千万万观众心里去这是我的幸福。’当时学习英雄李白几乎成了一种热潮。”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不同喽，那真是个颠倒黑白的年代。当时是谣言蜂起，有说我父亲是叛徒的，有说我父亲跑到台湾去了的，更有甚者，是一些造反派砸碎了我父亲的墓碑。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全上海都知道。我母亲被隔离审查20个月，我个人被从科研所赶到工厂去当杂工，和当时所谓的四类分子在一起打铁。家里的房子也被查封，我和母亲、爱人被赶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去住。当时我21岁，心里非常地不理解，为什么我一个最革命的家庭，一夜之间却给打成了叛徒的家庭？我父亲的烈士证书是人民政府给的呀！后来我见中央一些老革命也都成了被打倒对象，我就更糊涂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有了些认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组织部对我父亲的事迹进行反复核实认证后，重新修了父亲的坟墓并且把父亲的故居建成了纪念馆。1987年开馆的时候，陈云、罗青长等领导同志都分别写了题词题字，足见党和国家对我父亲的肯定和评价。那么，父亲在被捕后在狱中究竟是如果表现的呢？那部电影写最后一次被捕就结束了，记得结尾时李侠拍完电报说了句‘同志们，永别了！’之后，就表现大军渡江，然后就是剧终，这是艺术上的一种虚写的处理方法，事实上还有很多内容”“1948年12月29日晚上，当父亲正在发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时，敌人突然出现在我家房间四周，父亲镇静地发出了紧急信号，隐蔽好电台，要母亲把我送到楼下的一个同志那儿去藏起来。敌人闯进来后，搜到了东西，父亲当场被捕，因为敌人还想继续搜东西。第二天早晨，我上楼来，被敌人发现，就问我母亲：‘怎么昨天只有两个人，今天却多了一个？’母亲说：‘他在亲戚家，今天才送回来的。’于是敌人把我和母亲一起捉到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进去时，我看见父亲的棉衣棉裤都脱掉，绑在老虎凳上，我就大声喊：‘爸爸！’敌人乘机对父亲说：‘你不讲，难道连孩子也不管了？’父亲说：‘现在我什么也管不了。’敌人又说：‘不是管不了，只要你讲，你和老婆、孩子都可以回去而且可以给许多钱。’父亲说：‘我不用那些不明不白的钱，我不用有血的钱。’敌人说：‘不要钱我们给你当大官，少将、中将，只要你讲，都可以。’父亲说：我一生不做害人的事情！”
“在警备司令部，父亲受尽了惨无人道的刑罚，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敌人还把很长的针戳到他手指甲中，一半插进肉里，一半露在外面，再用火烧针。针烧红了，热气直往指甲缝里钻，手背肿起来，血也呈紫色了。父亲前后共受了36种刑罚，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口供。敌人得不到需要的东西，又使出新花招。他们把母亲和我放回家，又派出几十个特务把守楼上、楼下、房间、弄口、企望有人找上门来。特务们又把母亲和我关在一个亭子里，经常审问母亲。审问时，一个把枪口对住母亲的胸口，一个把枪顶住她的后背，他们威胁母亲说：‘你丈夫早说了，你还不招供，他说你们都是共产党。’母亲说：‘他说是他他事，我可不知道。’他们又到监狱里对父亲说：‘你老婆都讲了，你还不说！’父亲没有理他们。”
1949年4月20日，父亲被押解到蓬莱路警察局，不能探视。后来，父亲偷偷写了张条子，托出狱的同志带给母亲，说：‘你站在对面老百姓的阳台上，对着监狱就可以看到我。’母亲带了我，曾经这样偷偷看他几次。5月7日，母亲和我最后见了父亲一面。父亲对母亲说：‘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母亲问他：‘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他说：‘不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回来当然更好，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可以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就在那天晚上，特务头子毛森接到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手令，将父亲带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一个月后，我们才在戚家庙找到父亲的遗体，上海市政府为父亲重新进行了安葬，并且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沉默了一会儿，记者问：“您的母亲还在吗？”
“不在了，她是1992年3月去世的，当时75岁。她生前是上海市邮电管理局的工会副主席，全国的烈军属代表。她曾跑遍全国，给青少年作报告数千次，1991年底，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
最后，李恒胜同志激动地说：“革命先烈牺牲是值得的，正是有了他们的鲜血，才给今天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我认为，无论到何时，都应该有像我父亲他们那样的英雄人物，以国家、人民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否则的话，大家的眼睛都盯着钱，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去管，甚至不惜拿这三个利益去换取个人的利益，那还会有什么希望？我是1986年入的党，我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我选择的道路和父亲当年的选择是完全一致的，我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父亲在九泉之下对我一定是赞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