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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抗日名将“郭建光”的深情回忆——访电影《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夏光
将军的风采
南京后半山园将军楼的小门“吱”地一声开了，迎出来的是将军的小女儿夏冬秋“爸爸不在家，家里太热，每年夏天他都是在汤山疗养院度过。”
于是，驱车去汤山疗养院，在三楼一个普通的双人间，我见到夏光。
高大、瘦削，腰身笔直笔直的，一口湖南话讲得叮当作响，那身银灰色的中山装，没有遮住他军人的气质，虽是九旬高龄，却无丝毫龙钟老态。
“沈阳来的，太远了，够辛苦的！这么热的天！多大了？35！哈哈！35，出山虎，很帅的一只虎嘛！”
他的老伴，新四军6师的老战士言勇在一旁说：“夏老的身体不太好，年纪又这么大了，组织上不让他接待采访，让我负责这个事。可我管不住他，一听说是来写新四军的，就劝不住他了，他是来者不拒。有一回，他手术的第二天，发着高烧，有人采访，他也接待，一谈就是4个小时，没办法！”
“当然要谈，新四军在阳澄湖一带的斗争那是很了不起的一段历史，36个伤病员在没有武器、没有药品、没有粮食的情况下，与日伪顽敌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胜利。那是一种怎样的伟大啊！那是中国共产党人魂魄的体现，那是中华民族气节的体现，要让后人记住这些！”
夏老这样“慷慨陈词”的时候，那雪白的长长的须眉轻轻地抖动着，看去很精神、也很美。
悲壮的家史
1909年，夏光出生在湖南省武冈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母偏疼他，把从汗珠子里挤出来的一点钱，拿出来供他读书，1925年，他初中毕业了，他没有辜负双亲，他的成绩很优秀，深得一乡人的高看。然而，动荡的年代堵死了所有求温饱求富裕的道路，在父母及3个兄弟的支持下，他选择了革命。16岁的夏光只身来到长沙的船山学社，参加农民运动，聆听毛泽东、徐特立、谢觉哉宣讲革命的真理。1926年冬，又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1927年6月毕业并入党，受毛泽东、邓演达指派率两个大队回湖南邵阳搞武装。“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使革命陷入低潮。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夏光转移了，他的亲属却陷入灭顶之灾。祖父被敌人抓去用刺刀捅死，父亲被迫做了和尚，可还是被抓回来坐死牢。3个弟弟因是农会会员，也都先后被杀害。
夏家一门只剩了夏光一人。
讲起这些，老人满脸泪痕，他说：“越是这样，我越是坚定，革命年代牺牲一些人没有什么奇怪，被灭门的又何止是我们夏家！出路只有一条，像毛主席讲的那样，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下去！”
播火于芦荡
“《沙家浜》那部戏可能是受舞台剧的局限，我觉得过于简单了一些，当时阳澄湖的斗争复杂得很，伤病员也不是18个，而是36个！”夏光接着讲起了芦荡里的斗争。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0月，夏光任新四军第一团第一支队的军事教员。由于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到陈毅身边做侦察参谋。1939年5月陈老总又派他到叶飞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作战处任处长兼第五路参谋长，转战于阳澄湖及毗邻的常熟、太仓、昆山、青浦、嘉定等地。当地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假抗战真反共，不断制造摩擦来侵扰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团结抗日，忍让西撤，只剩下一部分伤病员。夏光因连续作战，彻夜不眠而患晕症，也留在了伤病员队伍里，不久，叶飞派杨浩庐同志来传达指示：“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力西移待机。留在阳澄湖地区的部队人员与地方党配合，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组织武装，困难重重，没有钱，没有枪，没有人。夏光经过与地方党组织研究，决定以36个伤员为核心，伤好一个组织一个，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他们首先将后方医院治愈出院的老红军吴立夏、张世万、叶成忠等10余人组编一个班，不久即扩充为特务连。与此同时他们陆续收集到一批枪支，加之常熟县委“民抗”司令任天石同志的大力支持，“芦荡火种”终于点燃了。很快，“江抗东路”扩展到几百人，他们打了陆家桥战斗、北桥伏击战、李市反击战、沈浜战斗、华村战斗、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信心，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捉放“胡传魁”
夏光介绍说：“胡传魁”的原型叫胡肇汉，是湖南岳阳人，也算是夏光的老乡。这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抗战前在青浦县警察局任职，1938年流落到阳澄湖一带打游击，曾在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任副官、连长。后因对上司不满，将所部拉到太平桥独立，自称民众自卫队，与当地的地主恶霸相互勾结，成为威震一方的“阳澄湖王”。他的队伍曾被“江南抗日义勇军”收编为独立一支队，他担任支队长。“江抗”西撤时，胡肇汉中途装病，要求离队休养，获准后立即跑回阳澄湖做起“草头王”来。恰在这时，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又来找他，打算委任他为先遣支队司令，要利用他敲开抗日根据地的大门。夏光与副司令杨浩庐商量，决定继续争取他。可是，写了几次信都找不到。一天黄昏，夏光带部队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夏光到村口湖边查哨，远远看见一条小篷船，船头挂看一盏灯，向部队驻地驶来。船快到岸时，忽然又停了下来，夏光大喊：“靠岸，靠岸！不靠岸就开枪了！”船缓缓靠了过来，这时，夏光又诈问一句：“是胡司令吗？”胡肇汉神情不安地钻出篷船，身穿长皮袍、头戴皮帽子，连声向夏光打招呼问好。夏光趁机向他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对他说明“江抗”主力西去执行任务，不久就要回来，现在上级命令组建“江抗”东路司令部，并委任他为副司令，这天夜里，胡肇汉住在后屋吓得睡不看觉，夏光和杨浩庐住在前屋，反复商量如何处置胡肇汉。最后决定，放了他，他让在阳澄湖独立行动，一定程度上接受“江抗”领导。次日早晨，胡却主动找上门来了，说他的部队就在附近，他要通知他们下午来这里，请夏光训话。于是，夏光提出开个联欢会，他惊喜万分，连连说好。“江抗”准备了饭菜，下午两方部队集合在一起唱歌、表演、聚餐、联欢会上，夏光和胡肇汉都讲了话。当晚，两人话别。从此，胡的态度明显好转，经常与“江抗”保持联系，还经常给新四军提供一些给养。当时团结他，对扩大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后来，他转向反共立场，以致于解放后被镇压，这是夏光所不能预料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夏光和敌人搞统一战线，显然也是有悖于历史的。
难忘“阳澄湖”
阳澄湖面积120多平方公里，位于东苏省吴县、昆山、常熟交界处，这里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但由于鬼子，伪军的破坏和封锁，芦苇里就只剩下芦根和鸡头米了。新四军干部战士在这里与敌人展开了水上游击战，斗争十分艰苦。1940年4月，谭震林从皖南到苏常太地区组织东路军政委员会，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他考察了阳澄湖的情况后，非常感动，他在《大众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的部队应该有千千万万个像夏光同志那样英勇善战的指挥员。”
敌伪不但没有扑灭火种，反而越扑越旺，夏光和他的战友们为巩固江南抗日革命根据地，一直坚持到主力部队东进，坚持到抗战胜利。
提及胜利的原因，夏老动情地讲：“主要是人民的支持，如果没有阳澄湖畔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在芦苇荡里一天也坚持不下去。敌人来了，老百姓一个口哨吹来，我们的水上游击队立即转移。戏里写的阿庆、阿庆嫂夫妇，历史上实有其人，他们利用自家的茶馆，作为我们的地下交通战。被鬼子发现后，年轻的‘阿庆’，他真名叫陈关林，遭到逮捕，敌人把他装到麻袋里用刺刀扎死。他的妻子继续当我们的交通员，为我们送粮、送药。千千万万个阿庆嫂，才是我们革命的成功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阳澄湖的人民，就没有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我不能忘了他们！”
晚霞丹心
功名利禄荣辱沉浮，对于沐浴半个多世纪血雨腥风的夏光来说，都是过眼云烟，留在他心中的“佛祖”，就是党，就是人民。70年来，他从战士到军长，到华东海军学校校长、广西工学院副院长、南京化工学院副院长，几起几伏起没有改变他的忠诚。粉碎“四人帮”后，他刚解除困厄，对组织上讲的头一句话就是：“安排我干点工作吧，我没有多少时间啦！”于是，1982年他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他为此耗去了大量心血。他为《新四军丛书》、《江苏党史资料》、《苏南抗日斗争史稿》、《常熟人民革命斗争史》等书籍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史料。有些颠倒的史料通过他的认真核实而纠正过来，有些因冤案错案影响而湮没了多年的烈士英名得以恢复。1982年5月，谭震林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六省一市党史征集工作负责人大会上，高度地评价了夏光的工作。并且说：“夏光就是郭建光，他含辛茹苦20年哪！”
在一旁的《沙家浜》的编剧之一文牧说：“写剧本的时候，为了纪念当时的英雄，尽可能把生活中人物与剧中的人物名字挂上钩，所以郭建光就取了夏光的光字！”
夏光却说：“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我根本算不得什么英雄。做工作是应该的，受委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南京后半山园将军楼的小门“吱”地一声开了，迎出来的是将军的小女儿夏冬秋“爸爸不在家，家里太热，每年夏天他都是在汤山疗养院度过。”
于是，驱车去汤山疗养院，在三楼一个普通的双人间，我见到夏光。
高大、瘦削，腰身笔直笔直的，一口湖南话讲得叮当作响，那身银灰色的中山装，没有遮住他军人的气质，虽是九旬高龄，却无丝毫龙钟老态。
“沈阳来的，太远了，够辛苦的！这么热的天！多大了？35！哈哈！35，出山虎，很帅的一只虎嘛！”
他的老伴，新四军6师的老战士言勇在一旁说：“夏老的身体不太好，年纪又这么大了，组织上不让他接待采访，让我负责这个事。可我管不住他，一听说是来写新四军的，就劝不住他了，他是来者不拒。有一回，他手术的第二天，发着高烧，有人采访，他也接待，一谈就是4个小时，没办法！”
“当然要谈，新四军在阳澄湖一带的斗争那是很了不起的一段历史，36个伤病员在没有武器、没有药品、没有粮食的情况下，与日伪顽敌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胜利。那是一种怎样的伟大啊！那是中国共产党人魂魄的体现，那是中华民族气节的体现，要让后人记住这些！”
夏老这样“慷慨陈词”的时候，那雪白的长长的须眉轻轻地抖动着，看去很精神、也很美。
悲壮的家史
1909年，夏光出生在湖南省武冈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母偏疼他，把从汗珠子里挤出来的一点钱，拿出来供他读书，1925年，他初中毕业了，他没有辜负双亲，他的成绩很优秀，深得一乡人的高看。然而，动荡的年代堵死了所有求温饱求富裕的道路，在父母及3个兄弟的支持下，他选择了革命。16岁的夏光只身来到长沙的船山学社，参加农民运动，聆听毛泽东、徐特立、谢觉哉宣讲革命的真理。1926年冬，又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1927年6月毕业并入党，受毛泽东、邓演达指派率两个大队回湖南邵阳搞武装。“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使革命陷入低潮。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夏光转移了，他的亲属却陷入灭顶之灾。祖父被敌人抓去用刺刀捅死，父亲被迫做了和尚，可还是被抓回来坐死牢。3个弟弟因是农会会员，也都先后被杀害。
夏家一门只剩了夏光一人。
讲起这些，老人满脸泪痕，他说：“越是这样，我越是坚定，革命年代牺牲一些人没有什么奇怪，被灭门的又何止是我们夏家！出路只有一条，像毛主席讲的那样，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下去！”
播火于芦荡
“《沙家浜》那部戏可能是受舞台剧的局限，我觉得过于简单了一些，当时阳澄湖的斗争复杂得很，伤病员也不是18个，而是36个！”夏光接着讲起了芦荡里的斗争。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0月，夏光任新四军第一团第一支队的军事教员。由于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到陈毅身边做侦察参谋。1939年5月陈老总又派他到叶飞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作战处任处长兼第五路参谋长，转战于阳澄湖及毗邻的常熟、太仓、昆山、青浦、嘉定等地。当地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假抗战真反共，不断制造摩擦来侵扰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团结抗日，忍让西撤，只剩下一部分伤病员。夏光因连续作战，彻夜不眠而患晕症，也留在了伤病员队伍里，不久，叶飞派杨浩庐同志来传达指示：“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力西移待机。留在阳澄湖地区的部队人员与地方党配合，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组织武装，困难重重，没有钱，没有枪，没有人。夏光经过与地方党组织研究，决定以36个伤员为核心，伤好一个组织一个，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他们首先将后方医院治愈出院的老红军吴立夏、张世万、叶成忠等10余人组编一个班，不久即扩充为特务连。与此同时他们陆续收集到一批枪支，加之常熟县委“民抗”司令任天石同志的大力支持，“芦荡火种”终于点燃了。很快，“江抗东路”扩展到几百人，他们打了陆家桥战斗、北桥伏击战、李市反击战、沈浜战斗、华村战斗、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信心，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捉放“胡传魁”
夏光介绍说：“胡传魁”的原型叫胡肇汉，是湖南岳阳人，也算是夏光的老乡。这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抗战前在青浦县警察局任职，1938年流落到阳澄湖一带打游击，曾在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任副官、连长。后因对上司不满，将所部拉到太平桥独立，自称民众自卫队，与当地的地主恶霸相互勾结，成为威震一方的“阳澄湖王”。他的队伍曾被“江南抗日义勇军”收编为独立一支队，他担任支队长。“江抗”西撤时，胡肇汉中途装病，要求离队休养，获准后立即跑回阳澄湖做起“草头王”来。恰在这时，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又来找他，打算委任他为先遣支队司令，要利用他敲开抗日根据地的大门。夏光与副司令杨浩庐商量，决定继续争取他。可是，写了几次信都找不到。一天黄昏，夏光带部队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夏光到村口湖边查哨，远远看见一条小篷船，船头挂看一盏灯，向部队驻地驶来。船快到岸时，忽然又停了下来，夏光大喊：“靠岸，靠岸！不靠岸就开枪了！”船缓缓靠了过来，这时，夏光又诈问一句：“是胡司令吗？”胡肇汉神情不安地钻出篷船，身穿长皮袍、头戴皮帽子，连声向夏光打招呼问好。夏光趁机向他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对他说明“江抗”主力西去执行任务，不久就要回来，现在上级命令组建“江抗”东路司令部，并委任他为副司令，这天夜里，胡肇汉住在后屋吓得睡不看觉，夏光和杨浩庐住在前屋，反复商量如何处置胡肇汉。最后决定，放了他，他让在阳澄湖独立行动，一定程度上接受“江抗”领导。次日早晨，胡却主动找上门来了，说他的部队就在附近，他要通知他们下午来这里，请夏光训话。于是，夏光提出开个联欢会，他惊喜万分，连连说好。“江抗”准备了饭菜，下午两方部队集合在一起唱歌、表演、聚餐、联欢会上，夏光和胡肇汉都讲了话。当晚，两人话别。从此，胡的态度明显好转，经常与“江抗”保持联系，还经常给新四军提供一些给养。当时团结他，对扩大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后来，他转向反共立场，以致于解放后被镇压，这是夏光所不能预料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夏光和敌人搞统一战线，显然也是有悖于历史的。
难忘“阳澄湖”
阳澄湖面积120多平方公里，位于东苏省吴县、昆山、常熟交界处，这里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但由于鬼子，伪军的破坏和封锁，芦苇里就只剩下芦根和鸡头米了。新四军干部战士在这里与敌人展开了水上游击战，斗争十分艰苦。1940年4月，谭震林从皖南到苏常太地区组织东路军政委员会，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他考察了阳澄湖的情况后，非常感动，他在《大众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的部队应该有千千万万个像夏光同志那样英勇善战的指挥员。”
敌伪不但没有扑灭火种，反而越扑越旺，夏光和他的战友们为巩固江南抗日革命根据地，一直坚持到主力部队东进，坚持到抗战胜利。
提及胜利的原因，夏老动情地讲：“主要是人民的支持，如果没有阳澄湖畔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在芦苇荡里一天也坚持不下去。敌人来了，老百姓一个口哨吹来，我们的水上游击队立即转移。戏里写的阿庆、阿庆嫂夫妇，历史上实有其人，他们利用自家的茶馆，作为我们的地下交通战。被鬼子发现后，年轻的‘阿庆’，他真名叫陈关林，遭到逮捕，敌人把他装到麻袋里用刺刀扎死。他的妻子继续当我们的交通员，为我们送粮、送药。千千万万个阿庆嫂，才是我们革命的成功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阳澄湖的人民，就没有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我不能忘了他们！”
晚霞丹心
功名利禄荣辱沉浮，对于沐浴半个多世纪血雨腥风的夏光来说，都是过眼云烟，留在他心中的“佛祖”，就是党，就是人民。70年来，他从战士到军长，到华东海军学校校长、广西工学院副院长、南京化工学院副院长，几起几伏起没有改变他的忠诚。粉碎“四人帮”后，他刚解除困厄，对组织上讲的头一句话就是：“安排我干点工作吧，我没有多少时间啦！”于是，1982年他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他为此耗去了大量心血。他为《新四军丛书》、《江苏党史资料》、《苏南抗日斗争史稿》、《常熟人民革命斗争史》等书籍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史料。有些颠倒的史料通过他的认真核实而纠正过来，有些因冤案错案影响而湮没了多年的烈士英名得以恢复。1982年5月，谭震林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六省一市党史征集工作负责人大会上，高度地评价了夏光的工作。并且说：“夏光就是郭建光，他含辛茹苦20年哪！”
在一旁的《沙家浜》的编剧之一文牧说：“写剧本的时候，为了纪念当时的英雄，尽可能把生活中人物与剧中的人物名字挂上钩，所以郭建光就取了夏光的光字！”
夏光却说：“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我根本算不得什么英雄。做工作是应该的，受委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