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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才不是李向阳呢”——访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型郭兴的自述

  人民群众不管他承认不承认,就是叫他李向阳。因为他的传奇经历,和新中国经典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几乎一模一样。那时,他也是双枪神枪手,那时他也是武工队,那时,他也是武工队。更重要的是,电影《平原游击队》的起源是这样的——1947年元旦,晋冀鲁豫军区就发表通令,嘉奖郭兴率领的武工队为“模范武工队”。新华社记者朱穆之闻讯后,立即赶到随武工队进行采访。不久,写出了长篇通讯《人民的旗帜——记太行群英会郭兴模范武工队》。解放后,作家李晓明对郭兴领导的敌后武工队的战斗事迹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创作了小说。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小说为蓝本,拍成电影《平原游击队》。

  如今,在洛阳,当地老百姓为了表达对郭兴司令员的崇敬之情,特意把他家门的一段小路取名为“向阳路”沿着这条小路,我走进了将军楼。

  保姆说:“郭司令在医院呢。”

  现接照保姆给的地址,我来到部队的医院,见到了传说中的李向阳。

  听说是东北来采访李向阳,老将军乐了,从床上端坐起来。先是连声否认“李向阳”的称呼,然后,陷入沉思,从1938年讲起来——

  我觉得那部电影不算很真实。“李向阳”使的是双枪,百发百中。我不是使双枪,我是带三支枪,左右各一支,上衣口袋一支小手枪。我从来没有用双手打过枪。那时子弹太贵,不舍得像李向阳那样打。电影里有几个地方与真正的战斗相比,其实已经简化了。比如,“李向阳”骑着高头大马,和两个队员大模大样进城袭敌这个场景。电影里就那么一个镜头就过去了,其实啊,我们是从城东门跑到城西门,穿城而过。还有烧敌人粮食的那个场景,电影里一把火就点着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是,鬼子的粮食是用草袋子装的,我们先往里面埋了好多颗手榴弹,然后才点着,这样手榴弹不断爆炸,弹片乱飞,谁也不敢来救……

  1924年11月,我出生在河南省辉县高庄乡金章村,日本占了我的家乡,实行三光政策。在我们那一带,杀人放火十分猖狂。那时,我们天天跑呀,鬼子一来我们跑到山上去。那时候还小,对日本特别仇恨。鬼子狠着呢,像野兽一样……今天这个村被他们杀了,明天那个村被他们灭了。他们到处制造无人村。我那时就想投一支队伍,为乡亲报仇,为我们中国人报仇。

  我终于等到了那一天,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41年8月的一天夜里,一支八路军队伍路过我们村。我瞒过父母,与同村的14个青年挤进了抗日队伍。挤进去不行,人家不要,嫌我小。我才15岁,个子又矮又瘦。那14个人都要了,就是不要我,因为他们比我大,也长得高。

  我那时人小鬼大,人家不要我,我得想办法。什么办法?就是偷偷在后面跟着。离部队五、六十米的距离,我跟随他们走。

  走了一晚上,天亮了他们都到山沟里休息了。指导员发现了我,生气地问,不让你来,你怎么又来了?我说因为你说男女老少上战场,你也没有说小孩不上战场。我当兵你不要,我跟你来。他说,不行不行,你再也不能跟我们走。你今天白天休一天,晚上我们把你送回去,你不要跟我们走,你已离开你们县了,现在开到山西了。

  我根本不听他的,接着跟。就这样,跟着队伍走了3天,指导员没办法了,只好把我留了下来。分配我到山西省平顺县抗日政府,在当地公安局当了一名通信员。

  当通讯员不是我的目的,我要去前线打鬼子呀。但目前只能这样,我心想,不管怎么说,我进来了。就说明我已经是八路了。是八路,我就有机会打鬼子。先等着。

  公安局长问我,小孩你认字不?我说,我上了4年学。他说你认字就好,认字你写个画面圈,行不行?因为一个队30来个人,只有两个认字的,一个是40多岁的,还有就是我。局长说,你写个画面圈出来,我问什么叫画面圈?局长说话,就写人名,你把他们的人名一个一个都写下来。我说这个我会写。我只上4年小学,好多字还不认识,旧社会农村小学教学质量也不高。我好多人名写不出来。有一个队员姓裴,裴字我就写不好。在这个队里头,像报纸来了,抗日的小报来了,我就给大家念报。念报有时候念不通,念不通我可以越过去。

  60多个队员,没有队长,局长说,小家伙你就当那个队长算了。我就在公安队当队长,带这60多个兵。

  没有想到,我的四年文化帮了我。60个人让我带得生龙活虎。不久,我当上了公安队队长。一次偶然的机会,太行军区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到山西检查工作,看到我聪颖、机敏,就把我调到了他身边工作。皮定均,你应该知道的,名将。毛主席特别为他授衔时写过一句话,叫:皮有功,少进中。于是,他成了中将。

  有一天,正吃饭的时候,皮司令叫我。他说小郭你过来。我就端着个碗到炕边上去吃了。他问我,小郭,你来了有几天了,我看你不错,很能干。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你的工作做个调动。我说往哪调啊?他说把你调到敌后去怎么样?我说敌后在哪?他说敌后在敌战区,日本鬼子的敌战区,到那去。政委说,小郭怎么样?我说敌战区多远?皮司令说,下了山往那边一走就是敌战区。我问叫我去干啥?皮司令说,当队长啊。我说,我可不会当队长。皮司令说,你不是公安局的公安队长吗?我说公安队长是他们叫我的,又不是我要当的,我可当不了那个队长。政治部施主任说,小郭你是干部,干部要服从调动。我第一次听干部两个字。我听了,问道有多少人?皮司令说,现在没有人。我说,没有人要我去当什么队长?他说你选动员兵,你公安局的兵不是动员的吗?动员兵吗?先动员。我听了,又问道,那枪呢?皮司令说,没有枪。我听了,觉得怪怪的,我问道,没有枪我们怎么打仗?他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嘛。跟敌人要。咱也没有兵工厂,哪来的枪?度不是要从敌人手里夺枪。不从敌人手里夺枪我们哪来的枪啊?你看我们一连还有好多空手背个刀,带两个手榴弹的,都是老兵了,还没有枪呢。

  皮司令员决定给我调一个班长和两位战士,配合我开展工作。他说是说,可还给我们配备了两支步枪,5发子弹和8颗手榴弹。我当时有一把短枪,那是公安队的。我也没上交。直接带走了。不给我枪,我还交?我才不干呢。

  临别时,皮定均司令员给我布置了三条任务:一是部队要发展到七、八十人,二要缴获100支步枪,第三要消灭105个敌人,其中包括五名日本兵。

  我问多长时间?他说,一年。我说,一年可以。他说,你可要说话算数!我说,当然算数。那时候我也知道一年到底有多长,我是小孩子,盼过年,盼一年长得很。我以为一年足够了。第二天晚,我带人下了山。

  刚开始的几天,我并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只带着三名战士到处东跺西藏,最后,没有办法,班长把我们带到了他自己的家。

  我当时躺下都睡不着觉,心里害怕。到8点来钟的时候,我迷迷糊糊之中,听班长他弟弟说,哥,来了三个兵。我马上爬了起来,问,三个兵背了枪没有?他说都背了枪。

  我这时,更害怕了。但是,我很快决定夺枪。因为这也是皮司令交给我任务。害怕也得干。干完了,也许就不怕了。于是,我低声喊了一句:夺枪!

  班长听我这样一喊,愣了。他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先去看看他们这三个人到哪了?说着,他穿着便衣披着他父亲的大皮袄,背着他父亲拾粪的筐子,拿着拾粪的叉子,出门了。大约十几分钟的样子,他转了一圈回来了。他说队长来了三个兵。咱们这么办……按照班长的意思,我到了三个伪军吃饭的那个屋的门口。班长和一个战士把住东西两个门。河北跟河南一样,冬天都不关门。我到门口我一看,那三个人正在端着碗吃饭,我也忘了班长叫我怎么办?我就怀里的短枪一掏,大喊,举起手。那个班长在后头把枪一拔,刚要拔板机,两个队员冲过去,把枪给他下了,另外两个伪兵看到这个样子,马上把枪扔了。

  这一场短兵相接,太痛快了。弄了三支枪,还有一百多发子弹。

  这第一仗,让我的胆子大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就带着队员到村里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在实践中总结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一次次大大小小的胜仗给伪军打傻了。他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神出鬼没的八路。

  8个多月过去了,我的武工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1942年9月,队伍由起初的3人发展到60余人,消灭伪军已有100多个,并缴获步枪110多支、机枪2挺。

  我是又高兴,又遗憾。高举的是战果辉煌,遗憾的是,我的战果没有日本鬼子。因为皮司令还让我打死5个鬼子呢。我一个日本鬼子也没有打死呀。

  日本人比伪军厉害,不好打。他们一般都在都在城里,很少出来。一出来,都是一个连加上伪军配合出来扫荡。

  我和队员们反复研究后,认为要消灭日本兵就必须冲进城,而进入城的最佳途径是化装成日军。为了尽可能的接近日军,我们首先决定尽快学会一点日军的用语。队员们说,你有文化,你肯定学得快。你快去吧。当时,太行军区五分区有几个日语翻译,我就找到他们拜师。我起早贪黑地学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掌握了简单的日常军事用语,这使我如虎添翼。

  军队语言,立正、稍息,左右,起步跑步,甚至他们的军歌我都会唱。机会来了。

  1942年12月的一天,我化装成日军小队长,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两个队员出发了。

  我们3点多钟吃了饭,我骑着马跑在前头,后面是两个战士骑着马在后头跟着。

  一到西关那伪军在那站岗,一看日本小队长过来了,他敬礼,也不敢跟我说话,那个马就跑过去了。不一会,跑到了日本的哨兵跟前。他们俩在那里对喊口令,我一听是日,心说,我正找你们呢。就目测一下,他们离我还不到一米。我一抬手,两枪就把个日门兵打死了。打死了那边两伪军在那站岗,伪军在那愣住了,怎么这小队长带人把日本兵枪毙了。我们的队员一出枪,顺手也把两个伪军打死了。我没有跑,而是带着两个兵进城了。

  我一进西门,就是西大街。我看到两个日本兵在那站岗,我明白了,那里是日本的大队部。我的马快到他们跟前了,两个日本兵也是(日语)叫敬礼,我一出枪,把那一个日本兵打死了。那个队员一出枪把那个日本兵打死了。

  枪一响,整个城里就乱了,老百姓也跑,伪军也跑,日本人也跑。我们是见了日本人就打,没有日本人就打伪军。到东门口,东门口的日本兵一看……东门口的时候兵站岗一看小队长过来了,他也敬礼,(日语)他还说话。他就是问我,意思就是说小队长,怎么城里打枪。他话还没有落,我一出枪把他干掉了,一干掉那个伪军也傻了,我把伪军也打死了。一下我们就出城了,城里就乱套了。我一出来老百姓说,今天奇怪了,日本人竟然打起日本人来了。

  从那一天开始,日军一听武工队就胆颤心惊,我的名字也在豫北平原流传开来。

  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有李向阳给伪军训话的细节,这是从我的故事里来的。那次,是我们打十三岩炮台那个地方。

  那时,我名气大呀,只要我的队员一喊出我的名字,伪军马上就乖乖地出来。那天,我们占领炮台后,我的队员高喊:那里,谁在那里站岗,你们站出来,我们郭队长跟你们讲话。伪军的小头头就在上面队伍集中起来。我就跟他们训话,我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的小本上,给你记一个黑点就要枪毙你。要顶十个红点给你立功。我的本子上清清楚楚记着你们的帐。谁谁谁是什么村的,你抢人家老百姓的东西,抓人家两个鸡,老百姓告你,我给你点了个黑点,告诉你,你现在已有了几个黑点,再给三个黑点,我就杀你。伪军真有吓得尿裤子的。

  有时候,我没有子弹,我给伪军队长写过信,你给我们送点子弹。伪军队长说,我们怎么给你送?出来跟我打,朝天上发枪,把真刀真枪扔完往回抛,他出来一打把子弹一扔,往会一跑,我们就拿子弹,打到那个程度把敌人。

  日本人也怕我,过去他们见着老百姓就冲过来。现在,见老百姓躲着走,他们害怕遇见武工队。

  1943年麦收之后,日伪军倾巢出动,在我们武工队所在地区搜刮了10万多斤粮食,堆放在辉县县城南关的一座大院内,准备运往新乡大本营和敌军作战前方。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不能让敌人运走一粒粮食。”

  这样,我和3名队员乔装成新乡来辉县的日军宪兵,赶着一辆装满柴草的马车,柴草下藏着煤油和手榴弹,大摇大摆地进了南关街。车到粮仓门口,一个伪军跑出来,拦着不让进。我从马车上跳下来大骂,随行的两个队员,连推带拉,将伪军架到门旁的一间房子里,一刀便结果了他的性命。

  进了大院,我对着七八个伪军叽里咕噜一通,一个队员“翻译”说:“太君让你们集合。”伪军站好队后,我又叽里咕噜一通,那个队员指着一个空屋子又“翻译”说:“太君让你们到那里休息。”伪军进去后,我马上把门锁上了。然后,我和队员们一起,飞快冲进粮仓,将手榴弹插在粮袋中间,把煤油泼在粮袋之上,将柴草堆在粮袋周围,然后将粮仓点燃。这个细节后来被《平原游击队》写进去了,不过是变成了李向阳炸弹药库。

  我们向外撤退时,遇到了前来救火的敌人。为了不让鬼子怀疑,我让队员立即分散,看他们跑没影了,我翻墙跳入一户宅院。

  这个院里有个老头儿,看见我穿着日本人的军服,马上点头哈腰,满脸堆笑。我知道,他是伪军四大队队长秦守英的叔叔。也是个十足的汉奸。当我告诉他,我是武工队的,要和他换衣服时,他还有些不愿意。我掏出手抢,命令他把衣服脱下来,他趁我换衣服的时候,穿着裤头就往外跑,想去给敌人报信。我一枪就把他处决了。后来,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打死送信的地主老头儿杨百顺,就是用的我这个故事。

  我想到了,敌人要来增援县城。我们撤出来后,迅速集合在县城外50多里的路上,因为那里有个炮楼。我想,增援的敌人肯定是这个炮楼里的。

  我们悄悄埋伏玉米地里。

  不远处就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我一听就是伪军。鬼子不敢来冒然送死,所以总是先派伪军出来。我看了看不远处的炮楼,迅速制定了一个绝妙的作战方案。

  战斗就按照这个方案打响了。这回我是借刀杀人和离间计套着用。

  伪军从我们埋伏的地方过去后,4名武工队队员突然向炮楼的日军射击,同时3名武工队员向路上的伪军开枪。我们这一“挑拨”鬼子和伪军都上了当。炮楼上的日军以为是八路军在袭击他们,就急忙开火;伪军那边,傻乎乎地以为炮楼已经被我们端掉,也急忙还击。双方一直打到天亮才发现上当,此时被围困的伪军已经被八路军消灭。

  1944年2月,我因为这些虞功,入党了。

  我们武工队把敌人打得越狠,敌人就越恨我。为此,伪军贴出告示许诺,说是谁取了郭兴的人头,赏大洋100块。

  经过打探,敌人终于知道我家就是金章村的。

  敌人就把我家的村包围了。

  他们到我家把我母亲,还有两个弟弟抓住,把房一下给烧了。敌人向我母亲问我的住处,我母亲不说,他们就打我母亲。我的小弟弟才9岁,他们把吊起来,拿皮鞭抽。

  村里的乡亲把一消息报告给我报告,那人说,郭兴,你母亲和弟弟现在每天不让吃饭,把你母亲打了好几次。问你你在哪里,叫你母亲写信叫你投降……

  我真着急呀,他们押在在城里,救也救不出来呀。

  想了半天,我带着武工队抓了四个伪军队长的所有亲属,总共12个人。

  我给敌人捎去一封信,我在上面写道,谁要叫我母亲一顿不吃饭,你们这12口子,一天都不能吃饭。再打我母亲,我就对他们不客气。谁要杀我母亲,杀我弟弟,我就把这12口子全部杀掉。敌人见了信以后,再不敢打我母亲了。我记得姓郝的伪小队队长的老婆还给我母亲送饭。因为我押了她父亲他母亲,还给我弟弟送饭吃。这样就缓解了这个矛盾,我母亲不挨打了,不受罪了在里头,敌人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看硬的不行,又开始对我进行智取。

  他们想办法拉拢我,叫我向国民党投降。日本人不出面,就是……伪军们动员我跟他们一块,说,你下山也是抗日。给我写信……我把送信的打了……

  更可笑的是,敌人居然想起了美人计。

  劝降不行,他们不死心。过了几天,伪县长又换了个招儿,他让闺女写信给我。信是这么写的,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但是你打日本很有名,我们都是青年,我也是爱国的,但是我身不由己怎么怎么,我很佩服你,写得挺肉麻的,很佩服你,你是国家的英雄……我想你下来跟我父亲一块进行抗日。她还说,愿意跟我结婚,你也很年轻我也很年轻,我俩结婚。如果你要是怕不保险,你找地方在那先结婚,你后下山。就这么一封下流的信,她哥哥派人送来了。这个县长姓官,他姑娘叫官淑芬。我对送送信的人说,告诉你家姑娘,别这么不要脸。一个大姑娘家的,写这样下流的信。

  敌人的两计相继失败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们假借送信的名义,暗地里尾随我的表哥,找到了武工队的藏身之所。

  第三次,他们让我表哥写信劝我归他们,我断然拒绝。他们又派我表哥来。我哥来是晚上,有40多个伪军跟着我哥。那时,我在孟庄住着。

  我表哥来了,一进门,我说,哥,你怎么又来了?我也你写信告诉你不让你,你怎么又来了。他说,他们非让我来不行。他把信刚给我,还是那个姑娘写的信。

  我信还没有看完,就看了个头,一家伙这个门口跑进来,敌人来了。一听敌人来了,我赶快拿枪,把信往口袋中一放。就出院门。我还没有出院门,敌人就把我前面的院包围了。

  我们当时不到20个人,敌人大概有一百多,有30多个日本人,有70、80个伪军。包围以后,我们队员10来个人民就打,就比较熟的后墙跳过去,他们后面没有包围,就出去。出去后,我们反包围,把他们打惨了。

  那次打死日本两个,打伤伪军七、八个。我们跳墙跑了。跑了八、九十来地,跑到崔庄。到了崔庄,我就问表哥,你怎么把敌人带来了?他说我不知道,他叫我给送信,我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也不行。你把日本人带来。后来,我把他送到公安局。公安局审问他,他确实啥不知道。后来,这家伙也断了线了,敌人也不来了,也联系不到了。公安局说你哥也不知道,但是日本人跟他来了,把你包围了,你看你怎么处理吧。我一听我就生气,我就把我哥带到我的家乡,离我的家乡有三、四十里地。

  这样,敌人拿我没办法,我母亲他不放,我们押的12个也没有放。就一共押了4年,日本投降,把我母亲解放了,我把他们的12口人放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妻子被敌人杀害,父亲成了残疾,母亲和弟弟被关押了4年。我自己能活到今天,都是豫北平原的老百姓救了我,没有他们就没有我郭兴。

  在豫北,可以说村村都有我的救命恩人。

  有一次,是一个妇联主席救我。那次,连鬼子带汉奸,有30多人在后面追我。我跑到了一个叫苏名山的村。我一拐进那个村的东头,往这个村里一跑,这个村西头那个沟就是日本跑路在那个山上,顺着那个沟,20多个日本人顺着沟冲过来了。他们发现我了。可当时我并不知道日本人过来了,我就在那跑。跑到一个老百姓的门口,一个妇女,她叫李秀英。

  我跑到她跟前,她一下把我抓住拖到家里,她说郭队长西边是日本人。她家另一个小媳妇带两个孩子在门里头站着。李秀英就带着我进去,她说房子上头有个吊棚,她说你赶快上吊棚……说完,她就往外走。这个时候日本人就往里头来了。李秀英突然挥起一拳,把那个妇女的鼻子打出了血。那个妇女也不知道什么事,她那个血一出来,李秀英把血往她的脸上一摸,就满脸是血了。这时,日本人就进来了,两个小孩在哭。日本人问,那个八路军呢?看见那个八路军了吗?那个妇女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们媳妇,你看这个伤寒病,我什么都不知道,小孩还在哭。那个翻译就跟日本人讲,伤寒病,他们最怕伤寒病了。一听,就跑了。就把我救了。要不然的话,那次,我就完了。所以,这个李秀英是个女英雄,这老太太,前年去世了。

  更让我终生难忘的是,马大嫂用自己的孩子换回我的孩子,而她的孩子被鬼子杀害了。那年,我的妻子在敌人的一次搜捕中被俘,并惨遭杀害。一位通讯员抱着我三个月大的女儿跑,日军在后边紧追。通讯员跑到一个老百姓家时,把孩子递给这家的大嫂说,这是敌后武工队郭队长的孩子,想办法把孩子保护起来。敌人追进来后,问大嫂哪个孩子是郭兴的?大嫂毫不犹豫地指了指她自己的孩子,敌人一刺刀就把她的儿子给戳死了。就这样,大嫂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保住了我的孩子……后来,我打回来时,我见到马大嫂,我扑嗵一声给她跪下,她是我的恩人哪……

  在敌后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带领武工队把敌人坦荡的平原变成了杀敌的好战场。后来,我出席了太行群英会,我的武工队被太行军区命名为“郭兴模范武工队”,我个人荣获“一级杀敌英雄”的光荣称号,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首长的通令嘉奖。

  我所有的作战经验都是在战争中积累下来的,当然还有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教导怎么打,怎么游击战,我就怎么打。再加上自己的经验,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这是游击战。

  参加八路军后,我指挥了100多次战斗,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2次。我个人也被太行军区授予“一级杀敌英雄”的光荣称号。我还荣获“抗日战争勋章”和“解放战争勋章”。

  1948年,我的部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和呼和浩特大青山的剿匪斗争。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受命担任志愿军某团副团长兼参谋长,第一批奔赴朝鲜战场,指挥了朝鲜“1089·6高地”的战斗。

  1953年6月14日,我所在的团,在火炮的支援下,向驻守1089·6高地及其以南两个无名高地之间的南朝鲜军第20师62团1营发起攻击。经过激战,志愿军将南朝鲜守军大部歼灭,占领阵地。尔后,志愿军多次击退南朝鲜军的反扑。战至15日,志愿军共毙伤俘虏南朝鲜军1900余人。因为在这次战斗中的出色指挥,我获抗美援朝“独立自由勋章”的嘉奖,当时,我是副团长兼参谋长。

  回国后,我被选派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8年毕业后,我先后担任济南军区干训科长、军训科长、训练部副部长、陆军第五师副师长、师长等职。1982年后,我出任北疆军区司令员。1988年10月,我光荣离休,到新疆军区驻洛阳干休所安度晚年。

  离休20年来,我到各地共做报告1300余场,听众达60余万人(次)。我要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受屈辱的历史。

  今年9月18日,是“九一八”70周年纪念日,本文通过《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夏光的回忆,把我们带到了难忘的抗日烽火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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