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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一面明镜——许光达
·一个寒冬的日子里，“蹭课”听的放牛娃被私塾先生拉进了教室，这一拉，为未来的共和国拉出了一位大将军。
·授衔令公布，许光达不言不语。夫人问他怎么了？他说：“授得太高了，上面还有那么多人比我强，好多人性命都丢了啊！”
·他规定，干部亲属来部队只能住三天。他的哥哥弟弟来了，住了三天，他送走了他们。不料，两天后，传来弟弟被饿死的消息2009年5月18日，我来到长沙县黄兴镇光达村，在许光达的故居，他的亲侄许崇林热情地接待了我。
光达村原名萝卜冲。
许光达的祖父许立亭本是个老篾匠师傅，他原本带着三个儿子租房子住。大儿子许长龄跟着父亲做篾工；二儿子许有道做鞭炮加工。三儿子许子贵，就是许光达的父亲。他不做篾工，也不做鞭炮加工，只一心一意种菜。许子贵，虽为菜农，但头脑却要超出一般的农人。在手里的钱多一点的的时候，他决定搬出老屋，自己买房。
于是，在买五间土木结构的房子之后，带着一家子，在萝卜冲安居。1902年，许子贵手里又有了一点钱，他又将萝卜冲的屋扩建成两进南北向东西抱披厢的样式，这就是典型的清末水乡农舍了。故居占地面积1、62亩，两进，14间房，砖木结构，青瓦脚，土砖墙，木格窗，木框大门，杉木前廊檐柱。
1908年11月19日，许光达诞生于进门厅屋前房，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学生时代。
“让衔碑”的讲述：
大将主动申请降衔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许光达大将让衔：“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许光达，实在是一座令我们再三凝视的道德雕像。为此，我们有必要抚摸一下他那些发光的勋章。
许光达（1908—1969）原名许德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于1969年6月3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1岁。
许光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5期，攻习炮兵专业。1927年5月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了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将军领导的反击军阀夏斗寅叛军的作战。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后，他与数名黄埔同学追赶起义部队。在三河坝，他率领数十名战士，冲入国民党军队，杀开一条血路，掩护朱德亲自率领的第25师转移。朱老总高兴地说：“这个娃娃连长打得好！”
1929年到1932年，许光达跟随贺龙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他任工农红军第6军参谋长，第17师师长、政委。许光达曾指挥17师官兵与国民党军数次激战，掩护了第二军团指挥部安全转移。事后，军团主要领导人激动地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
1932年，许光达负重伤，赴苏联治疗。在苏联5年间，他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者大学学习，打下了深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学术功底。他是10位开国大将中两位留学生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光达从苏联回国投入伟大救国战争。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干部。当时，他被誉为“抗大四杰”之一。1941年1月，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后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在五寨、神池、保德、偏关一带，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在解放战争中，许光达先后任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一野）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在彭德怀、贺龙直接指挥下，他率部队保卫毛泽东、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转战大西北，一路斩关夺隘，立下汗马功劳。
1947年8月，率3纵队西渡黄河，改属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参加了沙家店、延（川）清（涧）、宜川等战役。
1949年1月，任军长。7月任第2兵团司令员，在围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的扶眉战役中，率部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为保证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继而挥师西进，攻破兰州南山敌军主阵地，抢占黄河大桥，与第19兵团全歼城中守敌，解放兰州。周恩来曾用“功不可没”四个大字概括他的卓越功勋。
在许光达故居的前坪上，陈列着一辆T-62式的坦克实物，这是200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向许光达故居捐赠的。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许光达曾在苏联留学学习坦克专业。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想起了他的专业。
1950年5月，毛泽东命许光达组建装甲兵。
统帅授命，许光达拚了命。
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建设好人民装甲兵，死也要死在这个事情上。”4个月后，1951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崭新的技术兵种——装甲兵诞生。同时，他亲手建立起了装甲兵院校、训练基地和科研机构。半年后，1952年3月，我国坦克先遣部队入朝作战。
1959年，苏联翻脸，他们撤走了专家，关于坦克的技术和原材料被全部封锁。然而，许光达没有低头。他主导研制的第一代T-59式主战坦克于这一年的国庆节骄傲地驶过天安门广场，许光达站在上面向观礼台挥手，接受领袖们的检阅。那一刻，大将军内心充满自豪，“我们中国人也有坦克了。”紧接着，许光达又主持研制了T-62式坦克等。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告别了小米加步枪。在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上，许光达彪炳史册。仅此一项，授个大将也足够了。
然而，许光达却并不这样认为。
在故居前还新增添一处“让衔碑”，碑高2.5米，宽约5米，重30吨，为一面旗帜外形的花岗岩麻石材质，碑上方嵌有许光达大将的石雕像，内嵌许光达上书毛泽东主席主动要求降衔的书信。碑文由著名书法家李铎将军篆写。
这是最让我心动的一景，原来，真正的共产党人是这样的。请看许光达他是怎样面对大将军衔的——
1955年授衔前夕，老上级贺龙说：“光达同志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有解放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我觉得应授予大将。”
贺龙和党中央想法一致。
1955年9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
当这一消息传到装甲兵司令部，许光达一夜未眠，翻来覆去。他对夫人说：“这怎么能行哪？我不够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年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以及更多叫不出姓名的战友都牺牲了！我的这顶‘乌纱帽’就是建立在他们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已经得到很高的荣誉了，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许光达多次找长期领导过他的贺龙等老上级，提出降衔申请，但是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意。万般无奈之下，他经过慎重考虑，提笔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各位副主席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这份震撼今古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性转移。战友们在敌人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这份只有500字的《降衔申请》，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震撼力。毛泽东在军委会议室里读到这封信后，感慨地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的明镜啊……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党中央、中央军委没有同意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9月11日，授衔命令公布。许光达在屋里转来转去，不言不语。夫人邹靖华问他怎么了？他说：“授得太高了。上面还有那么多人比我强，好多人性命都丢了啊！”
后来，他又经过再三申请，总算是给自己降低了一级薪金待遇。10位开国大将，有9位定为4级薪金待遇，只有许光达定为5级。这样，他才勉强感觉心理平衡了一些。
站在高高的“让衔碑”前，想到当今竟会有那么多人买官卖官，心中感慨万端。品格高下尊卑之别，实在是太惊人了。
“蹭课”听的放牛娃
蜜月里告别妻子上前线
许崇林拿出族谱说，“我们萝卜冲这支许氏，祖上是湖南高阳人，始祖名叫许经猷，许光达是他的二十二代孙。”
萝卜冲这地方无山，它不是江南丘陵地带的山冲，而是河流冲积平原中的丘块高地，当地的老人称这种地形为冲田或岸子，又因为它酷似一只圆头大萝卜，因此又称“萝卜冲”。它还有一个来历，这里千百年来盛产圆头大萝卜，咬一口水汁汪汪，又当水果又当菜，灾害时还当“半年粮”。旧社会食不果腹，到了月末，家里的米桶底朝天，舀米的小木碗刮得米桶咯咯作响，这时，有些人家的主妇会煮萝卜充饥，香甜的萝卜下肚，让人瞬间焕发生的活力。
女人们还言辞凿凿地说：“萝卜煮得稀稀烂，既当肉来又当饭；丈夫听得心欢喜，发财就从今天起。”丈夫听了这样的诗，吃完了赶紧去下田，以期发财。
可是，时代不好，再勤奋也发不了财。
许光达出生的时候，家境变得越来越差了。
少年的许光达渴望读书，但这不可能，家里拿不出一分的学费。他只能去放牛。
离萝卜冲不远，有个清末举人邹希鲁开的私塾。
许光达放牛的时候，常常被私塾馆里的读书声吸引。他无法拒绝那种诱惑，就常常跑到私塾馆窗户下去偷偷听课。
终于在一个寒冬的日子里，这个经常来“蹭课”听的放牛娃感动了私塾先生。邹希鲁把这个在窗外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拉进了屋，决定免费教他。邹先生没有想到，他这一拉，为未来的共和国拉过来一位大将军。在十大将军中，许光达靠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武功，文化是他背后的主要推手。
许光达太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他一头扑在了书本上。他的进步飞快。他没法不飞快。
1921年9月，年仅13岁的许光达，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由徐特立等创办的长沙县立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他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党也选中了他，1925年，中国共产党把这个怀揣救国救民理想的青年拥进自己的怀抱。
1928年6月20日，在长沙，革命者许光达与启蒙老师邹希鲁的女儿邹靖华结婚。
然而，他的蜜月只有10天。6月30日，他就接到命令，奔赴到了前线。
在此后的四年里，虽有两个月在一起的时间，但1932年春天，由于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许光达按照党的指示，前往苏联疗伤，此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汽车、坦克、战斗机等专业。
1938年8月，邹靖华赶到延安与刚刚回国的许光达相聚。10月的一天，许光达为妻子深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俩结婚整整已有了十年，然而相聚的时间仅仅只有两个月零二十一天。不知流过多少伤心泪，也曾受尽了艰苦与辛酸，丝毫也不能摧毁我们铁的心愿……”
不徇私情送走亲兄弟
弟弟回家途中被饿死
许崇林讲了下面两则故事，让许光达将军的形象更加巍峨——
1928年离开老家之后，直到1950年1月18日，才在军委的催促下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这个催促是有背景的。
原来，在这之前，中央军委接到了时任长沙警备司令萧劲光的电报：“长沙农民许子贵急寻我军二兵团司令许德华，不知确否？”
军委经过核实，确认许光达即为当年的许德华。这个时候，湖南省已经解放，军委决定，让许光达、杨得志、傅秋涛、耿飚等几位湖南籍将军回家探亲。
在故乡，许光达只在家里呆了10天。
在这十多天的时间里，发生了动人故事。
老家的亲朋好友围上了许光达。他们向他提出了要在北京找工作的要求，也提出了要进京当官的要求。
许光达看到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开”的腐朽观念在族人思想中的根深蒂固。为此，他召开了特别家庭会议。
在故乡，至今仍流传他在家庭会议讲话——“你们谁也不能去北京。我谁都不管，因为我是共产党的官。共产党的官是干什么的？是人民做事的，不是为个人做事的。但是，我可以保证供你们每一家一个孩子上学，从小学到考大学，我都负责。大学考上了，我还负责学费，直到毕业工作。如果考不上，那不要怪我，我不再管了。要求找工作的，我一个都不管。”
亲友们一时哑然。大家觉得这个当兵团司令员的大官亲戚太无情了。可是，许光达从此以个人的工资供了九家亲戚九个孩子上学。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含冤去世。
1961年，是共和国三年自然灾害最重的一年。饥饿，野兽一样撕咬着苦难的国民。
北京装甲兵司令部大院，一改往日的整肃与寂静。好多机关干部的家属都涌到这里住下，为的是能吃上一口饭。
军营的秩序，一时有些乱。
针对这种情况，许光达立即召开装甲兵党委会。会议决定：困难时期，干部应做好工作，不要让亲属来京长期吃住；凡是已经来京的家属，要动员他们回去；以后，凡是来京探亲的干部亲属，只允许住3天。
装甲兵党委的决议在大院里正式张贴了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来到了装甲兵大院。他们是到许光达这里找饭吃的。乡下，一点吃的也没有了，他们再也坚持不住了。
许光达让夫人招待兄弟俩。
第二天晚上，许光达开完一个重要会议回来，发现兄弟俩的表情不对。六弟说：“五哥，你说我这嫂子怎么回事呢？不是我们存心要告她的状。她说装甲兵党委有个什么决议，让我们只住3天就得走。就3天哪，怎么可能？我们不信，难道司令员的哥哥、弟弟也只准住3天？我看，她这就是撵我们走哇。”
许光达笑了，说：“确实是这样的，这不怪她，大家都要这么做。执行党委的决议，司令员家也不例外。”
接着，他耐心地给哥哥弟弟讲了党和军队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希望他们能理解。兄弟俩不听，他们心里的理由多着呢，足着呢。我们是亲兄弟呀，你参加革命了，我们在家孝敬父母呀，我们为你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怕？这些话他们没说，但他们说了下面的话——“你是司令员，又是中央委员，这儿就数你官大，你不发话，谁也不敢撵我们走！”
许光达坚定地摇头，他说：“三天以后，你们必须离开我这里。”
兄弟俩听了，不再言语，气呼呼地回卧室睡觉去了。
这天夜里，兄弟俩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们想不通的是，许光达不但要撵他们走，而且来这里的第一顿饭只有两个菜——炒白菜、煮黄豆。这太过分了！堂堂大司令家就吃这个？
第二天早上，两兄弟走进厨房，打开厨柜一看，他们明白了。炊事员老张说：“全部吃的都在这里。平时是一菜一汤，你们哥俩来了，加了个菜，算是优待。黄豆是营养品，专供首长食用，每月只有3斤。”
这时，四哥和六弟心里不自在了。他们觉得现在来京，确实不是时候，让老五为难了。兄弟俩一商量，就定了下来，明天起早回长沙。
当晚，许光达刚一进门，六弟就说：“五哥，我们明天走了。”
许光达看着弟弟面黄肌瘦的样子，心里很难过，他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我们当干部的要带头执行党的指示。命令是我下的，我怎么好自己不执行呢？过两年吧，到那时好转了，我就请你们过来，让你们好好在我这里住几天。”
说到这里，许光达夫妇让老张多炒了两个菜，又拿出仅有的一瓶酒，兄弟三人喝了起来。他们唠小时候一起放牛的事，唠家乡的山山水水。六弟说：“五哥，你闲了，就回去，我们哥几个在一块再放一回牛，多好哇。”许光达笑了，他答应了弟弟。
第二天早晨，许光达夫妇取出几件衣服，还有几十斤全国粮票让两人带上，然后亲自送他们到火车站。
火车开走了，挥手的那一刻，许光达特别难过，他问夫人：“靖华，我是不是太狠心了？”邹靖华擦擦眼睛，无语。
哪里料到，两天后的一个晚上，许光达接到秘书报告，说他六弟许德强病倒在安阳火车站。
许光达马上意识到弟弟的身体是饿坏的。他立即派人把六弟接回来，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治疗。然而，一切都晚了。医生尽了全力，弟弟再没有睁开眼睛。为了弄清楚死亡原因，医院征得许光达的同意，解剖了他六弟的尸体。结果发现，他的胃都萎缩了——这是长期挨饿造成的。
人们大吃一惊。
这竟是许光达大将的亲弟弟，一个刚刚被他劝说走的弟弟。
许光达哽咽。
如果把六弟硬留下不走，只要睁只眼闭只眼，以治病为名，让他在北京多住些日子，也许弟弟就不会死。
对亲人，许光达是这样的态度，那么，他对同志呢？
1963年夏天，解放军总医院计划为许光达的沙眼进行手术治疗。医院经过多次研究，选中了该院眼科主任、一级教授张福星亲自动手术。
张教授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他本来有着丰富手术经验，可是，在给许光达做手术时，尽管他很小心，但还是碰伤了角膜，许光达的眼睛顿时红肿起来。
当时，抓阶级斗争的年代。把解放军大将的眼角膜刮坏了，这还了得？
中央保健局很快知道了这个所谓“严重事故”立即下达三条指示：一、许光达立即转到北京医院治疗；二、写出事故报告；三、调查主治医生背景。
许光达对此，非常不满意。针对这三点指示，他也提出了三点指示：一、不转院，仍住解放军总医院；二、请张福星教授继续治疗；三、不要追查责任。
胆战心惊的张福星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解放前，张教授在上海开过眼科诊所，按解放初期的说法，是小业主。而且，他在国外还不少的亲属。这在当时是不受欢迎只受怀疑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职，后来被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工作。出了这个事故，他着实吓坏了。
为了给张福星压惊，许光达特别请他一家来家里吃了一顿饭。在酒桌上，许光达说：“张先生，你不要紧张。有我许光达在，谁也不会难为你。你是为我个人治病，别人说不上话的。我不点头，谁会处分你呢？好好工作，没有事了。”
后来，在张教授的精心医治下，许光达的眼睛终于治好了。
事后，许光达对保健局的同志说：“医院的专家们为我们治病是尽了全力的，要对他们绝对信任才行，有这样或那样的疏忽是难免的，何况专家们年纪又那么大了，怎么能怪他们呢？如果你们保健部门一插手，问题就复杂了，以后人家还怎么工作？”
国人的一面明镜
故乡人不会忘记他
2008年11月19日，是我军装甲兵首任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百年诞辰纪念日。许光达的儿子，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原副院长许延滨，回到了故乡。他在纪念座谈会上回忆了60年前回故乡时的情景。他说：“60年前，当我要回到故乡萝卜冲时，父母一再叮嘱我，要到祖父祖母和为共和国流血牺牲的叔叔伯伯们的坟墓前磕个头，并教导我说，你是中国农民的儿子”。
这就是许光达对故乡的感情。
许光达生前，没有给故乡人办过任何私事。但故乡人在他的铁面无私面前，充满了景仰。
“文革”初，林彪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把许光达也定了“兵变总参谋长”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造反派抄了许光达北京的家，并将他非法关押。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要他交代“二月兵变”的罪行，他反讥道：“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干。”会场主持人被许光达将了一军，挺没面子，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造反派来到萝卜冲，到故居里挖地三尺，找许光达的黑材料。萝卜冲的乡亲们冲了过来，他们将造反派团团围住，怒目而视。
在受迫害的日子里，许光达始终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对夫人邹靖华说：“我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在许光达的遗物中，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有他在狱中写的一首诗：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千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为了逼迫许光达就范，专案组对他多次进行非法审讯。在忍受了长达十八个月之久的摧残折磨后，许光达悲惨地死去。
许光达含冤去世后，林彪、江青一伙妄图将他的骨灰一扬了事，毛泽东得知后作出批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它应该放的地方。”这样，许光达的骨灰盒得以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消息传到萝卜冲，乡亲们自发地来到故居前，肃立默哀。
乡亲为了纪念自己的大将军，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将萝卜冲改为光达村。
乡亲们总结许光达的精神就是“奋斗”二字，于是，他们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始终以这样的精神来自我激励改变家乡的面貌。
在改革开放之前，萝卜冲这个地方的农民温饱问题很难解决。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子搞起了多种经营。许多农田不但种植水稻，而且大片大片的农田都变成了无公害蔬菜基地，一年四季西瓜、甜瓜、南方梨等瓜果在乡村公路上飘香，同时，还发展了蓬蓬勃勃的养殖业。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光达村已经成为长沙市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
近年来，萝卜冲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8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9000多元，村级公路全部拉通硬化，各项农田水利设施已经完全建设好了，农网改造、宽带广播电视进村入户，路面硬化之后，许多村民也开起了小汽车，绝大多数家庭已经走上了小康致富路。
光达村这片红色的土地，如今变得十分美丽。绿树成行，花草飘香，一幢幢现代气息浓郁的农家小楼掩映在青山绿水间……
村里的乡亲没有忘记许光达，多年来，大家一直希望许光达故居能够进入省市文物保护单位。他们对干部说：“出去一说光达村，人家都高看我们。可是人家一进村，我们都住上了洋楼，大将家的家却是破破烂烂的，丢人哪。”
1987年前，许光达大将的故居被分配给其胞弟居住。由于房屋逐年老化破损，其亲属想拆除危房重建。当地政府为了保存历史遗留，没有同意。
200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考察长沙县时提出修复许光达故居为革命纪念地。
为此，当地负责人奔走呼告，希望发挥名人优势，兴建许光达故居。此后，长沙县各级党委、政府加大了对“一乡四村”的支持力度，许光达故居的维护、保护也被列入了重要议程。许崇林的儿子许健个人投资80万。长沙市把其故居的原有14间民居土房按原样修复。
当年秋天，许光达故居纪念馆建成。
故居大厅内挂了9幅许光达的生活照片，两间卧室存有床、衣柜等实物，一间厨房摆放了传统的蝴蝶灶，另一间摆放农具的房间有纺车、蓑衣等……
光达村的党支部书记黄智钢说：“毛主席讲许光达是共产党人一面镜子，作为他的老乡，我们认为，他也是中国人的一面明镜。他是多么纯洁的人哪，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在这面明镜面前正衣冠，那我们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指日可待了。”
我在故居的后面，发现一株古樟，参天而立，时有流云掠过树冠，响起沙沙的声音……
后记
上帝之吻
亲爱的读者，读到这里，想必你就要合上这本书了。那么，你在十大元帅、十大将军的乡情故事里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你在回味吗？你在沉思吗？真是抱歉，在这主张放弃思考的时代里，我竟让你沉思。那么，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再送你一颗珠子吧。
是的，现在我手里还剩颗闪亮的“珠子”，这就是我写过的一篇散文，名叫《上帝之吻》现在我送给你，或许能使你的思考变得简捷一些，从而迅速获得结论。
相信，你看了这篇东西，就能悟出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成功的秘密。
这篇散文是我多年前采访孙毅中将后，发表在《文汇报》“笔会”栏的《上帝之吻》它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连《人民日报》也转了去。请看——
故事过去60多年了，已去世的百岁将军孙毅对我说的这个故事，今天翻捡出来，依旧金光闪闪。
1943年在冀中，敌人包围了一个小村。我们的一个连正好在村里。当时，部队混在老百姓中。鬼子把青壮男人拉到场院的中间，“谁家的人谁领走。”汉奸翻译尖着嗓子在叫，这是鬼子小队长的一计，他以为剩下的一定是八路军。乡亲们一对一地领走了子弟兵。场院里只剩下一个战士，这时人群里跑出一个姑娘，她大步向战士走去。汉奸翻译拦住了他：“他是你什么人？”姑娘瞪了他一眼，大声说：“俺男人呗。”鬼子小队长听懂了这句话，奸笑着对翻译耳语了几句，翻译听后，也奸笑。“那好啊，你当着大伙的面，和他亲个嘴，我们就信你。”伪军们听后，哈哈大笑。腾腾的杀气之中，又多了一种淫邪。他们瞪圆眼睛盯着姑娘，乡亲们紧张地望着姑娘。姑娘走近战士，战士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姑娘一把将他搂了过来，然后，她当真就吻了那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在场的百姓和我们一个连的官兵都掉了眼泪。鬼子笑够了，小队长一挥手，无可奈何地放了他们俩。
将军说这真实的故事时，白胡须抖动了许久，感慨道：“那是什么年代呀，就真是自己的男人也不能当众接吻啊。况且那又是一个偏远的小村，人们的观念是很传统的……”
“后来，他们结婚了吗，就是那个战士和他的救命恩人？”我呆了半天后，问。
“没有。后来我听了那个军分区的汇报后，心里非常震动。一年后，我带着那个战士去看望那个姑娘。我当时担心她从此嫁不得人，如果是那样，我就做主，让那个战士娶她。到了那里，村里人告诉我们，姑娘已经出嫁。我们在村民的带领下找到她的婆家，战士进门就给恩人下跪，声泪俱下地叫姐姐，夫妻俩把他扶起来，连连叫他好兄弟……”
“后来呢？”
“后来听说他们一直像亲戚一样相处，解放后还有来往。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感人故事，那姑娘也是我一生当中见到的最美的姑娘。后来，我听陈老总讲话，说老百姓是我们的上帝。我就想起了那位姑娘。我真想再见见她，可惜，我找不到她了，年代太久了。如果活着，也是七八十岁的人喽……那时，我们同百姓的关系哟……前些年，我听说有个县长的车翻到了沟里，围观了很多群众，没有一人上前帮忙，反而在拍手叫好……”将军说到这里，目光潭水一样的深沉。
沉默了一会儿，这位被称为“将军书法家”的百岁老人，提笔在纸上写道：人民，上帝之吻……
是为后记。
·授衔令公布，许光达不言不语。夫人问他怎么了？他说：“授得太高了，上面还有那么多人比我强，好多人性命都丢了啊！”
·他规定，干部亲属来部队只能住三天。他的哥哥弟弟来了，住了三天，他送走了他们。不料，两天后，传来弟弟被饿死的消息2009年5月18日，我来到长沙县黄兴镇光达村，在许光达的故居，他的亲侄许崇林热情地接待了我。
光达村原名萝卜冲。
许光达的祖父许立亭本是个老篾匠师傅，他原本带着三个儿子租房子住。大儿子许长龄跟着父亲做篾工；二儿子许有道做鞭炮加工。三儿子许子贵，就是许光达的父亲。他不做篾工，也不做鞭炮加工，只一心一意种菜。许子贵，虽为菜农，但头脑却要超出一般的农人。在手里的钱多一点的的时候，他决定搬出老屋，自己买房。
于是，在买五间土木结构的房子之后，带着一家子，在萝卜冲安居。1902年，许子贵手里又有了一点钱，他又将萝卜冲的屋扩建成两进南北向东西抱披厢的样式，这就是典型的清末水乡农舍了。故居占地面积1、62亩，两进，14间房，砖木结构，青瓦脚，土砖墙，木格窗，木框大门，杉木前廊檐柱。
1908年11月19日，许光达诞生于进门厅屋前房，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学生时代。
“让衔碑”的讲述：
大将主动申请降衔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许光达大将让衔：“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许光达，实在是一座令我们再三凝视的道德雕像。为此，我们有必要抚摸一下他那些发光的勋章。
许光达（1908—1969）原名许德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于1969年6月3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1岁。
许光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5期，攻习炮兵专业。1927年5月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了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将军领导的反击军阀夏斗寅叛军的作战。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后，他与数名黄埔同学追赶起义部队。在三河坝，他率领数十名战士，冲入国民党军队，杀开一条血路，掩护朱德亲自率领的第25师转移。朱老总高兴地说：“这个娃娃连长打得好！”
1929年到1932年，许光达跟随贺龙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他任工农红军第6军参谋长，第17师师长、政委。许光达曾指挥17师官兵与国民党军数次激战，掩护了第二军团指挥部安全转移。事后，军团主要领导人激动地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
1932年，许光达负重伤，赴苏联治疗。在苏联5年间，他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者大学学习，打下了深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学术功底。他是10位开国大将中两位留学生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光达从苏联回国投入伟大救国战争。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干部。当时，他被誉为“抗大四杰”之一。1941年1月，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后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在五寨、神池、保德、偏关一带，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在解放战争中，许光达先后任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一野）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在彭德怀、贺龙直接指挥下，他率部队保卫毛泽东、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转战大西北，一路斩关夺隘，立下汗马功劳。
1947年8月，率3纵队西渡黄河，改属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参加了沙家店、延（川）清（涧）、宜川等战役。
1949年1月，任军长。7月任第2兵团司令员，在围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的扶眉战役中，率部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为保证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继而挥师西进，攻破兰州南山敌军主阵地，抢占黄河大桥，与第19兵团全歼城中守敌，解放兰州。周恩来曾用“功不可没”四个大字概括他的卓越功勋。
在许光达故居的前坪上，陈列着一辆T-62式的坦克实物，这是200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向许光达故居捐赠的。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许光达曾在苏联留学学习坦克专业。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想起了他的专业。
1950年5月，毛泽东命许光达组建装甲兵。
统帅授命，许光达拚了命。
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建设好人民装甲兵，死也要死在这个事情上。”4个月后，1951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崭新的技术兵种——装甲兵诞生。同时，他亲手建立起了装甲兵院校、训练基地和科研机构。半年后，1952年3月，我国坦克先遣部队入朝作战。
1959年，苏联翻脸，他们撤走了专家，关于坦克的技术和原材料被全部封锁。然而，许光达没有低头。他主导研制的第一代T-59式主战坦克于这一年的国庆节骄傲地驶过天安门广场，许光达站在上面向观礼台挥手，接受领袖们的检阅。那一刻，大将军内心充满自豪，“我们中国人也有坦克了。”紧接着，许光达又主持研制了T-62式坦克等。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告别了小米加步枪。在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上，许光达彪炳史册。仅此一项，授个大将也足够了。
然而，许光达却并不这样认为。
在故居前还新增添一处“让衔碑”，碑高2.5米，宽约5米，重30吨，为一面旗帜外形的花岗岩麻石材质，碑上方嵌有许光达大将的石雕像，内嵌许光达上书毛泽东主席主动要求降衔的书信。碑文由著名书法家李铎将军篆写。
这是最让我心动的一景，原来，真正的共产党人是这样的。请看许光达他是怎样面对大将军衔的——
1955年授衔前夕，老上级贺龙说：“光达同志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有解放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我觉得应授予大将。”
贺龙和党中央想法一致。
1955年9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
当这一消息传到装甲兵司令部，许光达一夜未眠，翻来覆去。他对夫人说：“这怎么能行哪？我不够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年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以及更多叫不出姓名的战友都牺牲了！我的这顶‘乌纱帽’就是建立在他们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已经得到很高的荣誉了，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许光达多次找长期领导过他的贺龙等老上级，提出降衔申请，但是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意。万般无奈之下，他经过慎重考虑，提笔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各位副主席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这份震撼今古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性转移。战友们在敌人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这份只有500字的《降衔申请》，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震撼力。毛泽东在军委会议室里读到这封信后，感慨地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的明镜啊……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党中央、中央军委没有同意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9月11日，授衔命令公布。许光达在屋里转来转去，不言不语。夫人邹靖华问他怎么了？他说：“授得太高了。上面还有那么多人比我强，好多人性命都丢了啊！”
后来，他又经过再三申请，总算是给自己降低了一级薪金待遇。10位开国大将，有9位定为4级薪金待遇，只有许光达定为5级。这样，他才勉强感觉心理平衡了一些。
站在高高的“让衔碑”前，想到当今竟会有那么多人买官卖官，心中感慨万端。品格高下尊卑之别，实在是太惊人了。
“蹭课”听的放牛娃
蜜月里告别妻子上前线
许崇林拿出族谱说，“我们萝卜冲这支许氏，祖上是湖南高阳人，始祖名叫许经猷，许光达是他的二十二代孙。”
萝卜冲这地方无山，它不是江南丘陵地带的山冲，而是河流冲积平原中的丘块高地，当地的老人称这种地形为冲田或岸子，又因为它酷似一只圆头大萝卜，因此又称“萝卜冲”。它还有一个来历，这里千百年来盛产圆头大萝卜，咬一口水汁汪汪，又当水果又当菜，灾害时还当“半年粮”。旧社会食不果腹，到了月末，家里的米桶底朝天，舀米的小木碗刮得米桶咯咯作响，这时，有些人家的主妇会煮萝卜充饥，香甜的萝卜下肚，让人瞬间焕发生的活力。
女人们还言辞凿凿地说：“萝卜煮得稀稀烂，既当肉来又当饭；丈夫听得心欢喜，发财就从今天起。”丈夫听了这样的诗，吃完了赶紧去下田，以期发财。
可是，时代不好，再勤奋也发不了财。
许光达出生的时候，家境变得越来越差了。
少年的许光达渴望读书，但这不可能，家里拿不出一分的学费。他只能去放牛。
离萝卜冲不远，有个清末举人邹希鲁开的私塾。
许光达放牛的时候，常常被私塾馆里的读书声吸引。他无法拒绝那种诱惑，就常常跑到私塾馆窗户下去偷偷听课。
终于在一个寒冬的日子里，这个经常来“蹭课”听的放牛娃感动了私塾先生。邹希鲁把这个在窗外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拉进了屋，决定免费教他。邹先生没有想到，他这一拉，为未来的共和国拉过来一位大将军。在十大将军中，许光达靠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武功，文化是他背后的主要推手。
许光达太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他一头扑在了书本上。他的进步飞快。他没法不飞快。
1921年9月，年仅13岁的许光达，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由徐特立等创办的长沙县立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他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党也选中了他，1925年，中国共产党把这个怀揣救国救民理想的青年拥进自己的怀抱。
1928年6月20日，在长沙，革命者许光达与启蒙老师邹希鲁的女儿邹靖华结婚。
然而，他的蜜月只有10天。6月30日，他就接到命令，奔赴到了前线。
在此后的四年里，虽有两个月在一起的时间，但1932年春天，由于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许光达按照党的指示，前往苏联疗伤，此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汽车、坦克、战斗机等专业。
1938年8月，邹靖华赶到延安与刚刚回国的许光达相聚。10月的一天，许光达为妻子深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俩结婚整整已有了十年，然而相聚的时间仅仅只有两个月零二十一天。不知流过多少伤心泪，也曾受尽了艰苦与辛酸，丝毫也不能摧毁我们铁的心愿……”
不徇私情送走亲兄弟
弟弟回家途中被饿死
许崇林讲了下面两则故事，让许光达将军的形象更加巍峨——
1928年离开老家之后，直到1950年1月18日，才在军委的催促下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这个催促是有背景的。
原来，在这之前，中央军委接到了时任长沙警备司令萧劲光的电报：“长沙农民许子贵急寻我军二兵团司令许德华，不知确否？”
军委经过核实，确认许光达即为当年的许德华。这个时候，湖南省已经解放，军委决定，让许光达、杨得志、傅秋涛、耿飚等几位湖南籍将军回家探亲。
在故乡，许光达只在家里呆了10天。
在这十多天的时间里，发生了动人故事。
老家的亲朋好友围上了许光达。他们向他提出了要在北京找工作的要求，也提出了要进京当官的要求。
许光达看到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开”的腐朽观念在族人思想中的根深蒂固。为此，他召开了特别家庭会议。
在故乡，至今仍流传他在家庭会议讲话——“你们谁也不能去北京。我谁都不管，因为我是共产党的官。共产党的官是干什么的？是人民做事的，不是为个人做事的。但是，我可以保证供你们每一家一个孩子上学，从小学到考大学，我都负责。大学考上了，我还负责学费，直到毕业工作。如果考不上，那不要怪我，我不再管了。要求找工作的，我一个都不管。”
亲友们一时哑然。大家觉得这个当兵团司令员的大官亲戚太无情了。可是，许光达从此以个人的工资供了九家亲戚九个孩子上学。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含冤去世。
1961年，是共和国三年自然灾害最重的一年。饥饿，野兽一样撕咬着苦难的国民。
北京装甲兵司令部大院，一改往日的整肃与寂静。好多机关干部的家属都涌到这里住下，为的是能吃上一口饭。
军营的秩序，一时有些乱。
针对这种情况，许光达立即召开装甲兵党委会。会议决定：困难时期，干部应做好工作，不要让亲属来京长期吃住；凡是已经来京的家属，要动员他们回去；以后，凡是来京探亲的干部亲属，只允许住3天。
装甲兵党委的决议在大院里正式张贴了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来到了装甲兵大院。他们是到许光达这里找饭吃的。乡下，一点吃的也没有了，他们再也坚持不住了。
许光达让夫人招待兄弟俩。
第二天晚上，许光达开完一个重要会议回来，发现兄弟俩的表情不对。六弟说：“五哥，你说我这嫂子怎么回事呢？不是我们存心要告她的状。她说装甲兵党委有个什么决议，让我们只住3天就得走。就3天哪，怎么可能？我们不信，难道司令员的哥哥、弟弟也只准住3天？我看，她这就是撵我们走哇。”
许光达笑了，说：“确实是这样的，这不怪她，大家都要这么做。执行党委的决议，司令员家也不例外。”
接着，他耐心地给哥哥弟弟讲了党和军队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希望他们能理解。兄弟俩不听，他们心里的理由多着呢，足着呢。我们是亲兄弟呀，你参加革命了，我们在家孝敬父母呀，我们为你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怕？这些话他们没说，但他们说了下面的话——“你是司令员，又是中央委员，这儿就数你官大，你不发话，谁也不敢撵我们走！”
许光达坚定地摇头，他说：“三天以后，你们必须离开我这里。”
兄弟俩听了，不再言语，气呼呼地回卧室睡觉去了。
这天夜里，兄弟俩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们想不通的是，许光达不但要撵他们走，而且来这里的第一顿饭只有两个菜——炒白菜、煮黄豆。这太过分了！堂堂大司令家就吃这个？
第二天早上，两兄弟走进厨房，打开厨柜一看，他们明白了。炊事员老张说：“全部吃的都在这里。平时是一菜一汤，你们哥俩来了，加了个菜，算是优待。黄豆是营养品，专供首长食用，每月只有3斤。”
这时，四哥和六弟心里不自在了。他们觉得现在来京，确实不是时候，让老五为难了。兄弟俩一商量，就定了下来，明天起早回长沙。
当晚，许光达刚一进门，六弟就说：“五哥，我们明天走了。”
许光达看着弟弟面黄肌瘦的样子，心里很难过，他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我们当干部的要带头执行党的指示。命令是我下的，我怎么好自己不执行呢？过两年吧，到那时好转了，我就请你们过来，让你们好好在我这里住几天。”
说到这里，许光达夫妇让老张多炒了两个菜，又拿出仅有的一瓶酒，兄弟三人喝了起来。他们唠小时候一起放牛的事，唠家乡的山山水水。六弟说：“五哥，你闲了，就回去，我们哥几个在一块再放一回牛，多好哇。”许光达笑了，他答应了弟弟。
第二天早晨，许光达夫妇取出几件衣服，还有几十斤全国粮票让两人带上，然后亲自送他们到火车站。
火车开走了，挥手的那一刻，许光达特别难过，他问夫人：“靖华，我是不是太狠心了？”邹靖华擦擦眼睛，无语。
哪里料到，两天后的一个晚上，许光达接到秘书报告，说他六弟许德强病倒在安阳火车站。
许光达马上意识到弟弟的身体是饿坏的。他立即派人把六弟接回来，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治疗。然而，一切都晚了。医生尽了全力，弟弟再没有睁开眼睛。为了弄清楚死亡原因，医院征得许光达的同意，解剖了他六弟的尸体。结果发现，他的胃都萎缩了——这是长期挨饿造成的。
人们大吃一惊。
这竟是许光达大将的亲弟弟，一个刚刚被他劝说走的弟弟。
许光达哽咽。
如果把六弟硬留下不走，只要睁只眼闭只眼，以治病为名，让他在北京多住些日子，也许弟弟就不会死。
对亲人，许光达是这样的态度，那么，他对同志呢？
1963年夏天，解放军总医院计划为许光达的沙眼进行手术治疗。医院经过多次研究，选中了该院眼科主任、一级教授张福星亲自动手术。
张教授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他本来有着丰富手术经验，可是，在给许光达做手术时，尽管他很小心，但还是碰伤了角膜，许光达的眼睛顿时红肿起来。
当时，抓阶级斗争的年代。把解放军大将的眼角膜刮坏了，这还了得？
中央保健局很快知道了这个所谓“严重事故”立即下达三条指示：一、许光达立即转到北京医院治疗；二、写出事故报告；三、调查主治医生背景。
许光达对此，非常不满意。针对这三点指示，他也提出了三点指示：一、不转院，仍住解放军总医院；二、请张福星教授继续治疗；三、不要追查责任。
胆战心惊的张福星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解放前，张教授在上海开过眼科诊所，按解放初期的说法，是小业主。而且，他在国外还不少的亲属。这在当时是不受欢迎只受怀疑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职，后来被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工作。出了这个事故，他着实吓坏了。
为了给张福星压惊，许光达特别请他一家来家里吃了一顿饭。在酒桌上，许光达说：“张先生，你不要紧张。有我许光达在，谁也不会难为你。你是为我个人治病，别人说不上话的。我不点头，谁会处分你呢？好好工作，没有事了。”
后来，在张教授的精心医治下，许光达的眼睛终于治好了。
事后，许光达对保健局的同志说：“医院的专家们为我们治病是尽了全力的，要对他们绝对信任才行，有这样或那样的疏忽是难免的，何况专家们年纪又那么大了，怎么能怪他们呢？如果你们保健部门一插手，问题就复杂了，以后人家还怎么工作？”
国人的一面明镜
故乡人不会忘记他
2008年11月19日，是我军装甲兵首任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百年诞辰纪念日。许光达的儿子，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原副院长许延滨，回到了故乡。他在纪念座谈会上回忆了60年前回故乡时的情景。他说：“60年前，当我要回到故乡萝卜冲时，父母一再叮嘱我，要到祖父祖母和为共和国流血牺牲的叔叔伯伯们的坟墓前磕个头，并教导我说，你是中国农民的儿子”。
这就是许光达对故乡的感情。
许光达生前，没有给故乡人办过任何私事。但故乡人在他的铁面无私面前，充满了景仰。
“文革”初，林彪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把许光达也定了“兵变总参谋长”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造反派抄了许光达北京的家，并将他非法关押。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要他交代“二月兵变”的罪行，他反讥道：“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干。”会场主持人被许光达将了一军，挺没面子，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造反派来到萝卜冲，到故居里挖地三尺，找许光达的黑材料。萝卜冲的乡亲们冲了过来，他们将造反派团团围住，怒目而视。
在受迫害的日子里，许光达始终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对夫人邹靖华说：“我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在许光达的遗物中，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有他在狱中写的一首诗：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千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为了逼迫许光达就范，专案组对他多次进行非法审讯。在忍受了长达十八个月之久的摧残折磨后，许光达悲惨地死去。
许光达含冤去世后，林彪、江青一伙妄图将他的骨灰一扬了事，毛泽东得知后作出批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它应该放的地方。”这样，许光达的骨灰盒得以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消息传到萝卜冲，乡亲们自发地来到故居前，肃立默哀。
乡亲为了纪念自己的大将军，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将萝卜冲改为光达村。
乡亲们总结许光达的精神就是“奋斗”二字，于是，他们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始终以这样的精神来自我激励改变家乡的面貌。
在改革开放之前，萝卜冲这个地方的农民温饱问题很难解决。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子搞起了多种经营。许多农田不但种植水稻，而且大片大片的农田都变成了无公害蔬菜基地，一年四季西瓜、甜瓜、南方梨等瓜果在乡村公路上飘香，同时，还发展了蓬蓬勃勃的养殖业。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光达村已经成为长沙市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
近年来，萝卜冲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8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9000多元，村级公路全部拉通硬化，各项农田水利设施已经完全建设好了，农网改造、宽带广播电视进村入户，路面硬化之后，许多村民也开起了小汽车，绝大多数家庭已经走上了小康致富路。
光达村这片红色的土地，如今变得十分美丽。绿树成行，花草飘香，一幢幢现代气息浓郁的农家小楼掩映在青山绿水间……
村里的乡亲没有忘记许光达，多年来，大家一直希望许光达故居能够进入省市文物保护单位。他们对干部说：“出去一说光达村，人家都高看我们。可是人家一进村，我们都住上了洋楼，大将家的家却是破破烂烂的，丢人哪。”
1987年前，许光达大将的故居被分配给其胞弟居住。由于房屋逐年老化破损，其亲属想拆除危房重建。当地政府为了保存历史遗留，没有同意。
200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考察长沙县时提出修复许光达故居为革命纪念地。
为此，当地负责人奔走呼告，希望发挥名人优势，兴建许光达故居。此后，长沙县各级党委、政府加大了对“一乡四村”的支持力度，许光达故居的维护、保护也被列入了重要议程。许崇林的儿子许健个人投资80万。长沙市把其故居的原有14间民居土房按原样修复。
当年秋天，许光达故居纪念馆建成。
故居大厅内挂了9幅许光达的生活照片，两间卧室存有床、衣柜等实物，一间厨房摆放了传统的蝴蝶灶，另一间摆放农具的房间有纺车、蓑衣等……
光达村的党支部书记黄智钢说：“毛主席讲许光达是共产党人一面镜子，作为他的老乡，我们认为，他也是中国人的一面明镜。他是多么纯洁的人哪，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在这面明镜面前正衣冠，那我们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指日可待了。”
我在故居的后面，发现一株古樟，参天而立，时有流云掠过树冠，响起沙沙的声音……
后记
上帝之吻
亲爱的读者，读到这里，想必你就要合上这本书了。那么，你在十大元帅、十大将军的乡情故事里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你在回味吗？你在沉思吗？真是抱歉，在这主张放弃思考的时代里，我竟让你沉思。那么，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再送你一颗珠子吧。
是的，现在我手里还剩颗闪亮的“珠子”，这就是我写过的一篇散文，名叫《上帝之吻》现在我送给你，或许能使你的思考变得简捷一些，从而迅速获得结论。
相信，你看了这篇东西，就能悟出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成功的秘密。
这篇散文是我多年前采访孙毅中将后，发表在《文汇报》“笔会”栏的《上帝之吻》它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连《人民日报》也转了去。请看——
故事过去60多年了，已去世的百岁将军孙毅对我说的这个故事，今天翻捡出来，依旧金光闪闪。
1943年在冀中，敌人包围了一个小村。我们的一个连正好在村里。当时，部队混在老百姓中。鬼子把青壮男人拉到场院的中间，“谁家的人谁领走。”汉奸翻译尖着嗓子在叫，这是鬼子小队长的一计，他以为剩下的一定是八路军。乡亲们一对一地领走了子弟兵。场院里只剩下一个战士，这时人群里跑出一个姑娘，她大步向战士走去。汉奸翻译拦住了他：“他是你什么人？”姑娘瞪了他一眼，大声说：“俺男人呗。”鬼子小队长听懂了这句话，奸笑着对翻译耳语了几句，翻译听后，也奸笑。“那好啊，你当着大伙的面，和他亲个嘴，我们就信你。”伪军们听后，哈哈大笑。腾腾的杀气之中，又多了一种淫邪。他们瞪圆眼睛盯着姑娘，乡亲们紧张地望着姑娘。姑娘走近战士，战士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姑娘一把将他搂了过来，然后，她当真就吻了那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在场的百姓和我们一个连的官兵都掉了眼泪。鬼子笑够了，小队长一挥手，无可奈何地放了他们俩。
将军说这真实的故事时，白胡须抖动了许久，感慨道：“那是什么年代呀，就真是自己的男人也不能当众接吻啊。况且那又是一个偏远的小村，人们的观念是很传统的……”
“后来，他们结婚了吗，就是那个战士和他的救命恩人？”我呆了半天后，问。
“没有。后来我听了那个军分区的汇报后，心里非常震动。一年后，我带着那个战士去看望那个姑娘。我当时担心她从此嫁不得人，如果是那样，我就做主，让那个战士娶她。到了那里，村里人告诉我们，姑娘已经出嫁。我们在村民的带领下找到她的婆家，战士进门就给恩人下跪，声泪俱下地叫姐姐，夫妻俩把他扶起来，连连叫他好兄弟……”
“后来呢？”
“后来听说他们一直像亲戚一样相处，解放后还有来往。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感人故事，那姑娘也是我一生当中见到的最美的姑娘。后来，我听陈老总讲话，说老百姓是我们的上帝。我就想起了那位姑娘。我真想再见见她，可惜，我找不到她了，年代太久了。如果活着，也是七八十岁的人喽……那时，我们同百姓的关系哟……前些年，我听说有个县长的车翻到了沟里，围观了很多群众，没有一人上前帮忙，反而在拍手叫好……”将军说到这里，目光潭水一样的深沉。
沉默了一会儿，这位被称为“将军书法家”的百岁老人，提笔在纸上写道：人民，上帝之吻……
是为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