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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当代魏征——黄克诚

  ·黄克诚以为可以结束挨打的日子了。然而,告别了爱打人的父亲,又遇上了一个爱打人的先生。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他是因讲真话被罢官次数最多的一位,他一生以敢于直言著称。

  ·病重时,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工作了,为什么还要花费钱财治病呢?这是浪费呀。”

  在中国革命史上,“黄克诚”三个字,像金子一样闪光,而且是刻在高高的大山之上的。他的光辉,不仅仅是因为与敌人作战时的智勇,而且还表现在与犯了错的上级的“作战”之中。在那一场场“内战”中,他打得那样的艰苦,那样的大无畏。

  一个小小的山村,走出了这样一位震撼华夏的大将军,他不仅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在和平处代,他仍以大将军的威严直面天下,成为与彭德怀元帅齐名的共国的“干臣”。那么,他钢铁般的意志是如何炼成的?这和他的故乡、那个小小的山村有着怎样的联系?

  战争年代立奇功

  和平年代刚正不阿

  黄克诚(1902年-1986年),革命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

  1902年10月1日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下青村。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起义,率部随朱德上井冈山。1930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第3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先后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时期,曾因反对进攻中心城市和抵制“肃反”扩大化,受到撤职处分,但他仍坚持原则,刚直敢言。长征中,他参加了3军团进行的主要战役。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政治委员,与徐海东率部转战晋冀豫边地区。1940年,率部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1941年后,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军民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斗争,发展壮大部队,解放了苏北大片地区。

  1945年9月底,率3师主力进军东北。1947年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治委员。为辽沈战役立下奇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1954年兼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10月任总参谋长,参与制定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方针和各项规章制度。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因为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与彭德怀等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后被撤销职务,长时期受审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打击迫害。1978年,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他坚决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平反冤假错案,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做了大量工作。

  10次冒死“直谏”

  革命生涯一路坎坷

  从三塘乡车站下车,一块巨大的牌子上,有七个大字赫然入目——黄克诚大将故里。

  一踏上这块红土地,一股豪情就扑面而来。我最先想到的,还真不是大将军那些传奇的战功,我最先想到的,是这个人称“钢铁将军”的那些咬钢嚼铁的故事。

  和乡亲们一说,永兴人的激情一点就着,像火。一个小伙子跳起来,说:“是的呀,十次,整整十次,十次直谏,他就是魏征、刘墉,是敢说真话的大臣……”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他是因讲真话被罢官次数最多的一位。他一生以敢于直言著称,从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也从不患得患失、违心屈服。

  在历史的拐角处,黄大将军以敢讲真话出名,避免或降低了党和国家、军队的损失。其中冒死开口的有十次。

  第一次是1927年12月反对“暴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一次特别支部大会上,黄克诚传达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暴动口号,与会人员一听要求立即行动。黄克诚说:“暴动的事,我赞成,但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

  他的同窗好友马上指责他:“胆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其他人也纷纷加入攻击他的行列,这是黄克诚第一次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批判;

  第二次是1928年1月反对“烧房子”。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提出所谓“焦土战略”,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以此阻止敌人的进攻,老百姓为此不得安生。黄克诚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政策,他说:“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我不赞成。”结果,他被撤销了县委委员职务;

  第三次是1930年7月反对“攻打武汉”。当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提出了“攻打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7月中旬,黄克诚提出:“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他的发言立即受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他针锋相对地大喊:“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准备再和你们争论20年。”结果,红三军团撤销了准备任命他为纵队政委的决定;

  第四次是1931年夏反对“肃反”。当时,黄克诚担任红三师政委,肃反委员会交给他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他照单抓人。他据理力争,愿用脑袋担保这些人没有问题,结果遭到严厉训斥。他便让点名要抓的人暂时上山躲起来,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现,躲藏的人不久被杀害了。黄克诚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为何滥杀无辜?”结果,肃反委员会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要将他处决。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后,火速从前线赶回,黄克诚才幸免一死;

  第五次是1932年10月,临时中央再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军攻打赣州。黄克诚反对,没有听他的。结果打赣州失利。事后,红三军团政治部专门为黄克诚开了一个广昌会议,集中批判他的错误。他据理力争,拒不检讨,斥责上级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彭德怀找他谈话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他说:“我又不是哑巴,怎么能有话不说!”

  第六次,是1935年1月反对“硬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挫败后被迫长征,攻占遵义后,有人主张硬拚复仇。黄克诚向上级建议:“老根据地已经丧失,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硬拼,为中国革命保存一点火种和骨干。”结果,他被怀疑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被点名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他再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师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

  第七次,是1942年反对饶漱石搞“小动作”。当时,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独揽党政军大权,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新四军军长陈毅。黄克诚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他批评饶漱石:“无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你刚来不久,就想把陈毅同志挤走。你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面对他的愤怒的目光,饶漱石张口结舌。

  第八次,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要求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组织审查,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

  黄克诚在所领导的新四军3师7旅搞了一下试点,发现有一半的人需要“抢救”,感到这与当年中央苏区抓“AB团”分子如出一辙,便一边向上级打报告表示反对,一边下令在本师不搞“抢救运动”。有人劝他说:“和上面对着干,会有麻烦的。”他说:“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为此,他又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第九次,是1946年5月反对“四平决战”。

  这年4月,国民党军队集中8个军的兵力攻打四平。林彪指挥10万大军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要求坚守四平。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不予理睬,黄克诚便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5月19日,毛泽东给林彪发去电报:“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便应主动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1959年毛泽东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稍后自语道:“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第十次,是1959年7月反对“浮夸风”。当时,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上书在大会上受到批判。在会议中间,黄克诚被叫到庐山批判彭德怀。在会上,黄克诚公开表示他完全同意彭德怀的看法。有人受命找他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反问:“为什么要与正确路线划清界限呢?”。结果,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一顶右倾帽子整整戴了20年。

  黄克诚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多次因为讲真话而受到批判、罢官,但他一直视真理为生命,从未停止过滔滔不绝的真话。

  我拿出在永兴县买的一本黄克诚的传记,走进村口的乡亲们中间,随意翻到这一页,请大家看。让我惊讶的是,人们对这十个故事竟如数家珍。

  “是的呀,是真的呀。”

  “我们的大将军就是这么说的,他从来不讲假话的,哪怕是有杀头的危险。”

  “我们永兴的山里人,从古到今都是讲真话的,他不愧为我们永兴人。”而且,他们讲出了更多的细节。

  看一眼村前闻名全国的象山,果然气象不凡。这里曾经来过神农氏,诸葛亮、韩愈、王阳明,都是为国为民捧出一颗丹心的人。

  黄克诚的丹心更是照彻千古。

  少年时期的苦难

  锤打出钢铁般的意志

  我刚走进永兴县三塘乡下青村的村口,一个中年妇女就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屋。她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外地人,我也看出来,你是来参观我伯父家乡的。”

  这位妇女名叫黄秀琴,是黄克诚大将的堂侄女。

  我们一边聊着,一边走进黄克诚的故居。这个砖木结构的六间房,背靠高山,前而是一条小溪。是普通的湘西农家民居。这个小城堡似的房子,始建于1886年。它建成16年后,即1902年10月1日,黄克诚在这里诞生。

  “作为黄克诚的亲人,你认为他钢铁般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听了我的问话,黄秀琴想了想,说:“家庭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的后代,硬是给打成了一条硬汉,我伯父一生遭遇太多的磨难,可他从不屈服。”说到这里,这位青年妇女,表情忽然沉郁了下来。

  黄克诚出生在一个贫苦人家,5岁的时候,他已经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下田了。全家耕种三亩水田。如果没有自然灾害和兵匪,生活还可以勉强维持,但却永远没有希望。

  父亲名叫黄清主,本是特别老实的农民,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族内部,他受了欺负,都会忍气吞声。

  可是,回到家里,他那倍受压抑的精神就要就释放出来,家里人,特别是黄克诚就成了他的出气筒。父亲打他,并不因为他有什么过错,只是因为要打。父亲相信“棍棒出孝子”的荒唐理论。黄克诚早晨起来拾粪去,晚了要打,拾的数量不够也要打。放牛时,和小朋友玩儿,被父亲发现要打,割草割得少也要打。

  黄克诚有个大他10岁的姐姐,她一向护着弟弟,每当她发现父亲打黄克诚,就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救弟弟。可是,姐姐后来因为忍受不了“羊角风”的折磨,自杀了。黄克诚不但失去了保护神,而且,父亲因这一事件的刺激,脾气更暴躁了,他对黄克诚的打骂,变本加厉了。

  黄克诚一声不吭地忍着,巴掌、木棍、藤条,他都要忍着。黄克诚晚年写回忆录时说,“我从五岁到九岁,天天干各种各样的活,又几乎天天挨打……”

  黄克诚盼着不挨打的日子。

  黄清主这一支人因为没有文化,经常受族人欺负。他和弟弟商量,要在本支中选个孩子去读书。父亲虽然经常打黄克诚,但他承认这个儿子的聪明。于是,9岁的黄克诚被父亲“保送”去私塾馆了。

  天真的黄克诚以为,从此可以结束挨打的日子了。然而,他命苦,告别了爱打人的父亲,又遇上了一个爱打人的先生。

  懵头懵脑地走进教室,面对先生丢给他的《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他一时不知所措。

  “背!”先生厉声说。

  他哪里背得出来?于是,先生生气了。花样翻新地打他,背不出书,打头;写错字,他手心;读错了字,打P股。一条戒尺上下翻飞。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挨三次打。

  黄克诚的少年时光,就是这样度过的。坚强,成了他惟一的选择。

  先生似乎比父亲讲点道理,成绩好了,殴打会自然停止。聪明的黄克诚背好了先生规定的书,他最喜欢的并不是什么“四书”“五经”,他的目光开始选择。当他读到文天祥的《正气歌》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一句时,热血像被点燃了一样,小小的下青村被他的声音震荡,先生惊得目瞪口呆。私下对别人说:“这个黄克诚有气象,他与忠臣的心相合……”

  今天,我们琢磨先生的话,似乎有点前瞻性。黄克诚选择文天祥,何偿不是文天祥选择了黄克诚?

  痛苦和屈辱的生活,锤打成了他的钢铁般的性格。同时,也让他万分憎恶这个黑暗透顶的世道。

  所以,1922年夏,当革命到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召唤他时,他义无反顾地举手报名。

  病重时拒绝治疗

  “这是浪费人民的钱财!”

  1985年底,黄克诚的身体大不如从前。在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地为他进行救治时,他居然说出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我已经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工作了,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呢?这是浪费呀。”

  在以往的日子里,黄克诚一向是配合医生的护士的,现在他不再配合了。他开始拒绝吃药,谁劝也不行。医生劝无效,护士劝没用。于是,医生和护士就请来他的亲属和秘书、警卫人员,还有老下级纷纷上门来,轮番劝说。

  “你对党和人民曾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人民希望你能多活几年;对你进行治疗不是浪费,这是人民的心意啊!”大家这样说。

  他听了,还是摇头。

  他说:“我没有什么抢救价值,这么大年纪了,救活过来,也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什么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宣传家法拉格晚年,也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他自己结束了生命,不给任何人添麻烦。我和他是一样的思想,如果我病重了,真的不要再抢救我。不要浪费人民的钱,留着改善大家的生活,留着搞经济建设。我真的没有用了……”

  劝说无效,医生和护士只好含着眼泪请几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强行按住他的手脚,为他注射、输氧。

  大将军苦笑着摇摇头,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没有用的,我真的不需要了……”待战士们离开了,他就偷偷地将输液针头拔掉。

  治疗就在这反复的争夺中艰难地进行。

  直到1986年12月28日11时,他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的人民和大地。

  这个故事传到三塘乡下青村,人们想起了在最困难的1952年。那年,将军回乡,看到大家吃得那么差,人人脸上有菜色,心情很难过。他从个人的腰包里拿出钱来,每人分一元,还每人送了一包糖。那时,全村1200多人,他一一地握大家的手,连声说:“对不起,是我黄克诚没做好工作……”

  黄家祠堂二楼有一间小房,就是黄克诚1952年回家住过的房间。屋子里只有一张木桌,一张床。而所谓床,就是用两张长凳架着的几块木板,上面铺着草垫和一张草席,草席上是一床乌黑的棉被了。两根竹杆支着一顶破旧的蚊帐,床边的小木窗,透进微弱的阳光……

  在这个简陋的大将军行辕里,人们听说他晚年拒绝治疗的故事,好多人忍不住痛哭失声,黄秀琴说:“我们再穷,大家凑钱,也能治得起他的病呀……”

  我走进村,与村民们闲聊。人们给我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黄克诚晚年拒绝治疗的故事。人人眼含泪花,一个老人家说:“我就是拥护这样的干部,他和我们老百姓是一条心的。他是真共产党。”

  我回到沈阳,和黄克诚1940年的警卫员卓祥池见了面。把在将军故乡听到的故事讲给他,这位九旬老人连连点点头,说:“是的,是的。一点不错,黄克诚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党和国家的好干部,中国人民最忠诚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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