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盛世帝国的谎言与真相

第十二章 谁家天下

　　1、情感与理智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本就柔弱的小身子骨染上了风疾。看好了，是风疾，不是风寒，板蓝根是不起作用的。有专家研究表明，这病类似于今天的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心态要平和不能激动。这病放在今天也是人类的克星，在当时可以说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皇帝克星。唐高祖李渊是第一个中头彩（得“风疾”）挂掉的唐朝皇帝。唐太宗手气更好，不光自己得了风疾，连老婆长孙皇后也被这种疾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李世民因为这病搬到翠微宫养，养到最后却死于翠微宫。

　　风疾，你还有完没完？没完！克死一个算一个。

　　抛掉今天的高宗，后面还有顺宗、穆宗、文宗与宣宗等同志排着队拿着号头准备与“风疾”死磕。这病的后期症状就是患者四肢瘫痪，口不能言，只能靠点头YES，摇头NO来表达内心的想法。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出任宰相还不足一年的卢承庆，在财政工作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因未能征足赋税受到御史台官员弹劾。高宗觉得此事不好处理，因为卢承庆是武后建议提拔的。武则天闻知后，请高宗按章办事，对大臣要功过两分清，不要看她的面子。于是，下诏将卢承庆免职以示惩罚，后又考虑其才干起用为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

　　这时候，高宗感觉头痛病越来越严重，连看奏章都费劲了。自己不能正常处理朝政，太子才八九岁，高宗无奈之下就把政事都委托给武后处理。这时候武后还没有攫取天下的野心，她几个月前为了泄愤，狠狠地收拾了一把自己娘家的几个兄弟子侄，搞得他们家破人亡就是明证，如果她有夺位的野心，就会重用自己家的外戚。武后生性聪敏，本就是人中之凤，而且读过不少史书，她与亲信许敬宗每天在武德殿西门值勤（待诏），掌控朝政，了解动向，不知疲倦，对政事的见解和处理都比较合适，高宗比较满意。

　　刚开始的时候，武后理政并不是常态，而是在皇帝病重之际偶尔代行君权。她对朝政的处理也颇有分寸，实行紧跟政策，事事按照高宗的意思顺旨而行。高宗倡导以孝治天下，武后便提议僧尼道士都得参拜父母；李唐崇道，奉老子李耳做先祖，武后便手抄《道德经》以示虔诚，很得高宗的信任。但随着高宗不时发病且病势日益加重，武后处理政事的机会越来越多，于是就像吸食毒品一样，对至上的皇权日益上瘾，产生亲临朝堂的欲望。这是后话。

　　武则天辅政之后面临的较大课题，就是四境开始不宁，东西两方都冒起狼烟。西边，西突厥称霸西域，阻断商路；使西域归附唐朝的国家颇感不安。东边，与唐关系密切的新罗，遭到高丽和百济的夹击，向唐朝紧急求援。武后面对险境，冷静判断形势，协助高宗正确制定了对外战略。既任用老将刘仁愿、刘仁轨，也起用新手苏定方、薛仁贵。最后，唐朝灭掉了西突厥，替代了其在中亚的霸主地位，使大唐疆界达到了今阿富汗和伊朗边界。东部的战事也颇为顺手，苏定方大败百济，生擒百济国王，砍掉了高句丽的臂膀，使敌人为之丧胆！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苏定方押送百济国王到东都洛阳献俘，高宗大为兴奋，决定乘胜拿下高句丽。十二月，任命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各自带兵分几路出发远征高丽。因为战争需要，位于今山东半岛的青州刺史要负责筹集军粮，从海上运送到前线。

　　这时候的青州刺史是刘仁轨。如前文所述，刘仁轨几年前曾在朝中担任给事中（御前检察官），因为大理寺丞毕正义受李义府指使非法释放美妇淳于氏，被人揭发，刘仁轨就奉旨审讯毕正义这件案子，而且执法刚正。李义府从那时就恨上了刘仁轨，找个机会贬斥他出任青州刺史。这次，刘仁轨负责海运军粮，当时的气候不是出海的时机，但心怀叵测的李义府却接连督促他快点启程出海，刘仁轨无奈，只好从命。结果船行到海上的时候遭遇大风，所有船只都被刮翻了，军粮尽数倾覆。这可是一件大事，朝廷闻讯，立即命令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往审讯。袁异式临行前，李义府想让他结果了刘仁轨，就对他说：“你要是能办好这件差事，以后升官发财易如翻掌。”袁异式知道李义府和刘仁轨的恩怨，当然听得出李义府的弦外之音。他到了青州之后，对刘仁轨说：“你和朝廷中什么人有仇，你自己心理应该清楚。所以啊，你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其实这是暗示刘仁轨：你已没有活路，最好自行了断，免得遭受更大折磨。刘仁轨却说：“我惹出了这么大的祸，国有国法，您要是依法处死我，我毫无怨言。但如果让我自尽，那样我的仇人肯定高兴，我不甘心！”袁异式无奈，只好结案上报朝廷，临走时还亲自上锁囚禁刘仁轨，怕他逃脱。案情上报到朝廷之后，李义府对唐高宗说：“不杀刘仁轨，没法向天下苍生谢罪。”这时，一位高宗新近亲自提拔的、和李义府不和的官员源直心，看透了李义府的用心，反对说：“海上起风，本来就是很突然的事，谁遇上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次军粮倾覆不能全怪刘仁轨。”唐高宗于是命令免死，只是取消刘仁轨的名藉，让他以平民身份从军效力。刘仁轨此去，要受另一将领刘仁愿的调用（二人的名字听起来是兄弟二人，其实不是），李义府又派人示意刘仁愿将他杀死，刘仁愿不忍心这样做，刘仁轨才又逃过了一劫。

　　公元661年本是显庆六年，因为各地纷纷上奏拍马屁，说见到飞龙的祥瑞现象，高宗在二月三十日下令半路改元，于是这一年前三个月是显庆六年，后九个月成为龙朔元年。此时，高宗按照武后的提议，把朝廷的官职几乎都更改了一遍，把门下省改称为东台，中书省改称为西台，尚书省改称为中台；侍中改称为左相，中书令改称为右相，仆射改称为匡政，尚书左、右丞改称为左右肃机，尚书改称为太常伯，侍郎改称为少常伯；其余的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一一改名。虽然这些官名的修改，一点都没有改变他们的职责，看似只是文字游戏的闹剧，但武后却能以此向群臣显示自己对朝政的影响。她深知，内容不重要，但必须要在朝廷上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做这样的文字把戏是武后的偏爱，终其一生都没有停止过。高宗中后期频频更改年号，也都是武后的主意。

　　这一年，征高丽的大业让高宗心情激动，想效法父亲，也御驾亲征一把。他从陆路派出增援军直奔鸭绿江，并下诏表示要亲率六军跟进。但这一想法，被武则天极力劝止了。高宗接受了武后的意见，下令诸路军速攻高丽。龙溯元年（661年）四月，唐军水陆两路再向高丽进攻，连战皆捷。七月，进抵平壤城下。但接下来似乎就不怎么顺利了，进攻平壤孤城的战斗打了半年，却没能吞下这块鸡肋，又遇上连日大雪，进攻更艰难。于是高宗于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二月命苏定方撤围退兵，留刘仁轨、刘仁愿在百济故地防守。这次征高丽的行动就此告一段落。

　　接着，西北战场也传来大捷的战报，郑仁泰、薛仁贵击败了铁勒九姓。薛仁贵这次打仗时，仅带数十骑当先开道。回纥见他人少，也派数十骑前来挑战。薛仁贵在敌骑临近时大呼“看箭”，连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回纥骑兵见薛仁贵如此神勇，大为惊异，纷纷下马投降。这时后面唐朝大军已到，薛仁贵乘势挥军掩杀，回纥大败，俘虏了两万多人。薛仁贵将降众统统赶下峭壁坑杀。接着，又越过碛北追击败众，擒其首领兄弟三人。郑、薛二人这一仗打得实在是残忍，铁勒九姓从此衰败，朝廷随即又派突厥出身的将军契苾何力去安抚，如此恩威并济，铁勒从此不敢再为边患。

　　战事结束后，军中传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土长歌入汉关。”凯旋而归。回朝后，司宪大夫（原御史大夫）杨德裔也象太宗朝那些人弹劾李勣、侯君集和薛万彻一样，向高宗弹劾薛仁贵他们杀俘、抢“番女”等罪。不过高宗的处理就比太宗高明，没有追究。武则天还亲自接见了薛仁贵，见他器宇轩昂，不禁大为赞叹，额外又给予了赏赐。朝廷这样宽容地对待有功的武将，就避免了他们步侯君集、薛万彻的后尘，有利于武将人心的稳定。但不排除有些文臣却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有些不满。

　　几个月后，东北战场也传来佳讯：辽东的刘仁轨（当时代理刺史职务）趁百济余部不备，突然率军出击，先后攻克了多座城池，又与盟友新罗联合攻克了险要之地真岘城，一举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道，保证了唐军的补给，牢牢站稳了脚跟。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真是高宗朝军事成就比较辉煌的一年！同时，也是内部皇权得以强化的一年。这年武则天提出，皇宫太极殿低洼阴湿，不利于高宗的病体恢复，应将大明宫建设完工。蓬莱宫是早年太宗为太上皇李渊修建的避暑宫殿，尚未完工李渊就死了。现在武后下令继续修建，并改名为蓬莱宫。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宰相对皇权的侵占：高宗如果搬到了数里之外的大明宫，那么皇帝日常听政的地方就和原来的外朝隔开了距离，那么很多时候就要在大明宫的内廷议政，而不会再这样在外朝进行了。要是真的实现了这一步，宰相的地位会由此大降，而皇权则会进一步提升。

　　年底，上官仪被任命为宰相，而另一位宰相许圉师却因为包庇儿子犯罪而被贬。许圉师的儿子在打猎时塌坏他人田里的作物，田主叫骂，这位少爷仗势欺人，居然用射猎用的响箭射人家。许圉师知道后，把儿子打了一百棍，但并没按照规定上报朝廷。可能是他觉得薛仁贵他们犯了那么大罪朝廷都不办，自己儿子这点事干吗要上报？但倔强的田主不依不饶，跑到朝廷的司宪衙门（中央直属监察机关）来告状，那个半年前积极弹劾薛仁贵的司宪大夫杨德裔，这次为了讨好宰相许圉师，竟然不予受理。但是，武后的那些党羽却抓住这件事做起了文章。许圉师是高宗提拔的人，与武后的那些羽翼不是一派，长孙无忌倒台之后他与武后的爪牙也难免有些矛盾。西台舍人袁公瑜（就是向武后出卖裴行俭而得宠的那个人）派人匿名上密折向高宗告发此事。唐高宗知道后，上朝时就责备许圉师：“你身为宰相，纵容儿子欺负百姓，出了事你还隐瞒不报，你这不是滥用权势，横行霸道吗？”唐高宗本来也许只想骂一顿，警告他一下，许圉师要是叩头认罪事情也差不多能过去。许圉师正为有人匿名告他而恼火，此时见高宗还责备他，觉得委屈，于是没好气地和高宗顶嘴说：“我位居宰相，做事正直，不可能不得罪人，所以难免有人会陷害我。至于说滥用权势横行霸道，只有那些武将才能做到；我是文官，哪敢滥用权势，横行霸道呢？那些武将犯了那么多事也没人管，我这么点小事你们却揪住不放。”这前半句明显是在说之所以有人告发他儿子的事，是因为他对朝廷忠心、有功，得罪了些小人；后半句则辞连朝廷对郑仁泰薛仁贵的宽大处理，指责唐高宗执法不能一视同仁，对他这样的文臣不公。唐高宗听后大怒。许敬宗趁机上奏说：“臣下竟敢如此顶撞皇上，杀死都不足以抵罪。”唐高宗命令侍卫立即将他拖了出去。李义府又落井下石，于是高宗下诏免去许圉师的宰相职位，几个月后贬为虔州刺史。司宪大夫杨德裔因隐瞒不报此事而且不予受理，也被流放庭州（今广西境内）。

　　从袁公瑜、许敬宗、李义府一致打击许圉师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武后的党羽已经在朝中形成党派，勾结起来打击异己了。而且武后本人也随着地位的稳固，对高宗不像以前那样恭敬小心，尤其是武后辅政之后，党羽也渐渐扩张和张狂，于是帝后二人之间的裂痕也在悄然出现。高宗对此应该已经有了感觉，前段时间他把自己的亲信上官仪提升为宰相，就很有可能是为了压制一下他们。没想到这时候自己这边的许圉师偏偏不争气，在宰相圈子里又呆不下去了，高宗难免产生出削弱武氏党羽的想法。这个时候，李义府恰巧就送上门来了。

　　李义府是因为第一个冒险拥立武后才咸鱼翻身的，和杜正伦闹矛盾被贬普州之后，又是靠武后的力量才再度入相，所以在他的心中，皇后才是他的真正主子。李义府性格原本张狂，复相之后更是强占民田，夺人奴婢，卖官鬻爵，排除异己，搞得民怨沸腾。为了改葬祖父，他在高陵、栎阳、富平、云间等7个县无偿使用民工，修建墓室，高陵县县令甚至累死在工地上。李义府的祖父迁葬那天，浩浩荡荡的送葬车马和祭奠摆设足足摆了七十多里，而他借机索取的贿赂财物，更是不计其数。但由于他深受武后恩宠，没人敢轻易弹劾他。

　　高宗本来想敲打敲打李义府，一是让他收敛一下，二则也可能有让他明白一下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就把李义府召来，心平气和地说：“听说你儿子、女婿办事都不谨慎。我已尽力为你掩盖了。但这样也不是办法，你要好好管管他们。”李义府听后勃然变色，颈腮发红，稍后反问：“这是谁向陛下告我的状？”高宗说：“只要我说得是事实，你管是谁告诉我的干吗？”李义府竟不认错，无礼地悻悻而去。他受宠于武后，觉得高宗窝囊，心理上就蔑视高宗，以至于在听到逆耳之言时这样对待皇帝，真是奴性十足！李义府的蔑视刺痛了高宗那颗自卑的心，心中非常恼怒，压制武后势力的欲望迅速增强，就开始注意抓李义府的把柄。

　　2、野心或者自保

　　如果一个人想抓你的把柄，就算你做得如何的天衣无缝也是枉然。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李义府在居母丧期间，听一个方士说，他的宅第有“狱气”，需要积蓄二十万缗钱才可以除去晦气。李义府信以为真，就抓紧时间收敛钱财。为了能更多更快地收钱，他居然连长孙无忌遗属的主意都打上了！他派儿子李津去找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长孙延原本流放岭南，勉强保住的性命，不久前才遇赦回到洛阳），说：“我能为你谋到一个官职，几天后诏书就能下来。”过了五天，果然朝廷就授了长孙延“司津监”的职务，作为回报，长孙延就送钱七百缗。李义府还利用居母丧的机会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凌晨与方士偷偷溜到城东，登上古墓观风水、望云气。一个宰相搞这名堂，怎么能瞒得住人？于是有人告发他“窥看灾异，蓄有异图”，也就是想造反，这还得了。

　　同年四月，大臣杨行颖也将李义府“卖官”的事奏了一本。高宗这时候正坐等机会发泄心头之恨呢？快，快，给我立马拿下，李义府就这样自动撞在枪口上被下了大狱，并派“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寺官员共同审讯，还命司空李勣监审。高宗知道许敬宗和李义府一样都是皇后的人，这一回就没有派许敬宗上场。从高宗安排的审案人员就可以看出来他真的要狠狠收拾李义府：刘道祥是太宗去年越过宰相而亲手提拔上来的，与李义府不是一窝的；至于李勣，几年前他的故旧、宰相杜正伦就是和李义府争吵，致使罢相死在异乡的，这笔帐李勣先生应该不会忘。

　　刚刚立案之始，武后本来还想救李义府的，然而高宗决心已定，李义府又劣迹斑斑，民愤极大。武后知道如果再力保他，可能祸延自身，也就撒手不管了。经过高规格的审讯，查明李义府的罪状属实，高宗便于当月下诏，将李义府削除名籍，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将他的儿子李津也除名，流放振州（今海南境内），其他诸子及女婿一并除名，流放庭州（今广西境内）。李义府恶名久著，现在一倒台，朝野上下弹冠相庆，喜气洋洋。

　　谁都知道李义府是武后的红人，而且曾有过一次沉而复起的经历，所以有的官员存着观望之心，想为日后留条后路。东台（以前的门下省）侍郎薛元超也想借机拍拍这位皇后宠臣的马屁，那样李义府以后要是回朝了，自己肯定能得到好处。而且这么做也能得到皇后的欢心。于是他向皇帝上奏，提出让流放中的李义府破例骑马，法外施恩。怎知高宗这次是真的动了肝火，当即把薛元超削职流放。

　　李义府刚被贬斥，三月底，蓬莱宫（大明宫）完全竣工，高宗于二十五日正式移居蓬莱宫，此后就在蓬莱宫的正殿紫庭殿听政。武则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相权的目的达到了，但由于新受打击，此事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她，而是处处对她有所防范的高宗，还有高宗一心扶持的太子。十月初一，唐高宗更是命令太子每五日一次到光顺门内，视察各部门呈奏事情，事情比较小的都授权太子裁决。当时太子才十三岁，高宗是出于自己身体不行，武后一党又不太安份的考虑，才这样急切地培养太子的能力。

　　李义府被贬后，宰相位置留下了空缺，高宗有意让办案有功的刘道祥来充任右相（即以前的中书令）的缺。但是刘道祥怕武后因李义府的事而迁怒于他，便屡次上表，请求告老还乡。高宗开始很不解，年纪也不是很大，而且没病没灾的，乞什么骸骨？后来悟出来：这是怕武后报复！明白了这一点之后，高宗反而更坚决地要任命他为右相。这样，不管刘道祥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因为审理李义府一案而被绑到了武后的对立面上了。

　　除了刘道祥之外，因李义府的倒台而获益的还有一位，便是上述在大海里翻船，差点没被李义府整死的刘仁轨。表面上看，刘仁轨是靠着从辽东回朝的刘仁愿的几句美言，官职一口气连升了六级，实授带方州刺史（今朝鲜半岛的开城）得以镇守海东。实际上，他和李义府的敌对关系应该才是高宗看中的。高宗此事需要扶植一些和武后党羽敌对的势力了。

　　李义府的去职是武后向政坛发展后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原本她朝夕得见天颜，能就近了解和掌控局势，一旦高宗发病，她还可以带行部分君权。以前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发布。现在随着李义府的倒台，缺失了重要一环，可以想象武后沮丧的心情。然而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她性格中的稳和忍占了上风，并没有大吵大闹和高宗硬碰硬，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脱离是非圈。这一年她已经41岁，和高宗也算老夫老妻了，她想通过这样的怀柔办法，缓和自己和高宗的关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好。

　　后宫万紫千红怎容一枝独秀，也就在这时候后宫有人与她争宠。不是别人，是武则天的自家人。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是个俏丽风流的寡妇，一直和高宗有染，韩国夫人的女儿贺兰氏也有倾国的容颜。韩国夫人经常带着她的女儿出入宫苑，时间一长，高宗就和他的女儿也搞上了。然后不久韩国夫人死了，传言是被武后毒死的。高宗又有了将韩国夫人的女儿正式纳为嫔妃的打算，而且计划是把她直接名列九嫔之一。武后害怕自己会因此失宠而走上王皇后的老路，也采取巫蛊之术，想诅咒死这个外甥女。

　　这事没想到被人捅到了高宗那里：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宦官王伏胜举报，说武后常召道士郭行真进入宫禁，行“蛊祝”、“厌胜”之术。高宗闻报大怒，天性仁德的他此时也来了蛮劲儿：过份，太过份了，真的需要处理一下这个女人了！于是他密召宰相上官仪进宫，商议一下该如何处理武后。上官仪是由高宗越过宰相们的权力，亲手提拔上来的，他当宰相一年多的时间里，正是高宗打击打击武后党羽的时候，所以很快就独持国政，权势熏天。上官仪为人恃才任势，举止张扬，惹得不少人反感。当时朝中只有老臣许敬宗才能和他抗衡一些，所以他和武后一党免不了产生矛盾。此时一听高宗对武后有意见，就来了精神，说：“皇后专权骄横现在是充分显露出来了，天下人对她的意见很大，我认为有必要废掉她，另立皇后。”高宗闻言心意越发坚定，便令上官仪草诏，准备废后。上官仪运足了文思，把废后诏书一气呵成，开列的罪状有十数条之多。

　　这那是要废后，这分明是要武则天的命。眼看着武后的凤冠就要摇摇欲坠，眼看着密室密谋就要付诸实施，在这关键时刻，武后的后宫情报网再一次救了她的命。她在高宗身边安排了很多耳目，事情一出，早有左右侍者纷纷急报给她。武后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浪费时间犹豫，而是毅然决然立刻来见高宗。这边上官仪刚放下笔，草诏的墨迹还未干，武后就出现在他们面前！所幸此时诏书还只是个草稿，晚来半步，就任凭是谁也无力回天了！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武后的出现太过突然，高宗和上官仪都愣在当场，异常尴尬。估计上官仪见势不妙赶紧溜掉了，高宗面对武后，一时又翻不过脸来。武后当即跪在高宗面前自辩，问自己到底有什么过错，要被废掉。高宗只好说是王伏胜举报云云。武后则辩驳道，王伏胜并不在后宫值勤，何以知晓有厌胜的事？高宗无言以对。随后，武后不卑不亢地陈述了几年来辛苦辅政的事，软中带硬地问，是什么让他不信妻子却信奴才，竟以至于不顾夫妻之情，妄弃无辜？这一问，就把高宗制服，危机总算过去了。这场风波其实非常凶险，武则天之所以能一番言辞就把它化解，是因为她抓住了高宗的性格弱点。如果武后遇到的是另外一种性格的男人，事情可能完全不是这样的结局，就算本来没有下定决心的现在都有可能为了维护帝王尊严而废后，更何况你在后宫的耳目能有这么快的反应，太危险了！但生性柔弱的唐高宗在皇后的涕泣申诉面前，满腔的怒火早已烟消云散，再想想废后之后，随之而来的又是太子之位不保，国本动摇，牵涉实在太大了。于是高宗连忙收起诏书草稿，仍是惊魂未定，还深怕武则天伤心怨恨，就说：“我本来也没有这样的打算，是上官仪坚持说，我才有这想法的。”两人在密谈了很久，高宗连连道歉，待武后亲密如初。两口子终究是两口子，可惜了上官仪！

　　更为要命的是，高宗为了息武后怒气，出卖了上官仪。出来混要跟对人，不然迟早是要还的。不知道上官仪失魂落魄地走出宫门的时候，是否意识到了厄运正悄然迫临。武后现在既然已经把高宗搞定了，下一步就是报复上官仪。不管上官仪是始作俑者也好，是附和者也罢，都一定要付代价！她指使许敬宗上表，以上官仪、王伏胜曾共事废太子李忠为由，诬陷三人暗中勾结谋逆作乱。李忠的身份太过敏感，上官仪被和他扯到一起，结果肯定是麻烦。这道奏表一上，高宗心里暗自叫苦：这是要折我的臂膀啊！此时，可能是满朝的大臣惧于武后的淫威与毒辣，可能是因为上官仪的这个罪名太大，也可能是因为上官仪的人缘本来也不好，也可能因为上官仪的私党见他不死也得脱层皮，求情后自己免不了受拖累，反正是史书上没有记载有谁站出来说句求情的话。

　　废后不成反丢了自家姓名，这件事对高宗中期的政治局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高宗的性格圆润有余，武后一耍手腕他就象一团面泥一样可以捏来捏去；关键时刻还出卖了自己最亲信的、也是对自己最忠诚的大臣，致使人家遭受灭族之灾！这样一来，除了极少数能真正一心为国、不顾身家性命的社稷之臣之外，大多数朝臣不敢再支持这个“翻脸比翻书快”的高宗，来和武后斗。那不是拿自己全家男女老少的性命，往那个能力非凡且心毒手辣的武后手里送吗？这就怪不得此后很长时间里大臣们都不再直接向皇帝进谏了。虽然他于这年年底，任命乐彦玮和孙处约这两个相对亲信自己的、非武氏一党密切的大臣为相，也无法挽回这个结果。

　　而这件事也严重刺激了武则天，她感到有必要把权力抓得更牢一点儿了。而且，这时候她充分利用了唐高宗自觉理亏的心理，提出垂帘听政的要求，以确保自己没有丝毫潜在的危机存在。如果换成另外一个男人，应该不会同意皇后这样的要求，但窝囊的高宗竟然答应了。从此以后，每逢上朝，都是高宗在前，武后垂帘在后，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二人共同裁决。这种形式至此正式合法化了！这样就更没有人敢向高宗进言武后的是非了。以后群臣朝谒，万方奏表，都合称高宗、武后为“二圣”，大唐政坛出现了“天有二日”的奇观。

　　几个月后，即麟德二年二月的时候，唐高宗果然发现自己很孤立，这时候他竟然还能询问群臣：“隋炀帝拒绝忠言而亡国，朕引以为戒，坚持寻求你们的规劝，但你们怎么总也没有人来进谏，是为什么呢？”类似的话，在多年前长孙无忌专权、群臣不敢向他直接进谏的时候，他也问过，今天的情景和当年何其的相似！当时无人敢进谏，现在又到了无人敢进谏的时候了！大臣们心理明镜一样，但谁也不敢开口说话。还是李勣出来打破了这个尴尬，他说：“陛下的所作所为尽善尽美，所以群臣没有什么可以进谏的。”这个已年近八旬、老奸巨猾的家伙，此时已经只想自保了；而且，这个武皇后就是他当初支持拥立的，当时也想不到武后会这么厉害，但现在他还能说什么？而且是他监审搞倒了李义府，武后肯定记恨他，所以今天解除了高宗的“疑惑”，帮武后一把，也算“将功赎罪”。从高宗近几年的表现看，虽然不是一无是处，但能力确实不太强，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早些年那些对付长孙无忌的那些高明招数，很可能都是武氏建议的。

　　自从武后垂帘听政之后，高宗的所有重要政治活动，就都在武后的直接监视之下了。高宗本来已不大的施政空间，又进一步缩小，武则天的权力宝座则固若金汤。未来把天下变成了一盘棋，完全由她独自来执棋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们再回头看唐高宗，他也下了一步棋，一步奇臭无比的棋，不是没有坚持废后，而是在关键的时候出卖了上官仪。其实，只要高宗还能把握住朝中局势，此时不废她彼时还可以废，但如果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以后可就没那么主动了。高宗在事发后没有保护上官仪，一是寒了大臣的忠君之心，二是已经不相信他能说了算了。这样一来，大臣们肯定不敢再向皇帝靠拢，皇帝对朝局的控制能力必定大大削弱。

　　再让我们假设一下历史，如果唐高宗一方面答应不废武氏之后，一方面坚决找借口保住上官仪（这一点他当时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朝中将会是另一种局势，武氏的影响力肯定到不了这么大。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武氏的情报网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武后迅速得知了上官仪的废后议论，才可能在关键时刻及时阻止住事情的发展。如果没有这及时的信息，武氏得知被废以后，就会回天乏术，成为王皇后第二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