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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刀锋时代

  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靠的不是梦想,它最终总要诉诸血和铁。

  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不久,唐朝正式转入攻势,收复并不断开拓疆域。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大破颉利可汗于阴山,东突厥灭亡,唐朝的实际控制区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设置正式行政区的范围也扩大到了“阴山以北六百里”,超出了今国界。到贞观十四年灭高昌,政区扩大到今新疆东部。另外,唐朝还一度取得黄河上游的河曲之地和大渡河上游一带,设置了州县。在西南今贵州东北部、云南大部和广西恢复了正式行政区。随着军事行动的胜利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服从,唐朝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了单于(云中)、安北(瀚海)、安西、北庭、安东、安南六个都护府和若干边州都督府,用以行使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因此唐朝拥有的疆域最西曾经抵咸海之滨,最北曾经到达西伯利亚,最东曾经至萨哈林岛(库页岛),最南在北纬十八度;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空前的。但这并不是说唐朝的统一范围一直有那么大,因为它从来没有同时达到过这样的范围,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1、苏定方突围

  高宗显庆初年,唐朝边境渡过短暂的平静后再度拉响了警报。西部突厥向唐朝西域侵扰;东部与唐朝有着良好外交关系的新罗,受到高丽和白济的包围,频频向唐朝求救。

  贞观年间,东突厥为太宗征服。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皇帝天可汗李世民崩于含风殿。先前慑于太宗威仪的帝国周边势力此时开始蠢蠢欲动,太宗皇帝全面恢复的单极亚洲体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对于西域而言,头一个试图挑战帝国权威的便是西突厥。在次之间,西突厥与唐政权还有过一段美好的结盟时光。那时候,西突厥这个小老弟经常被东突厥老大哥欺负,西突厥就哭着跑去找“家长”唐爸爸。唐太宗一看这老大也太欺负人,就派李绩把东突厥给灭了。随着东突厥的覆灭,唐帝国的势力扩张至西域。如今唐太宗不在了,西突厥这孩子野性又暴露了,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可以出来生点是非了。在这段时间内西突厥虽然内斗不休,但是接连几个可汗均持反唐态度,同唐军在西域进行公开地较量。如果真是孩子,这西突厥就是那种家长屡教不改的那种。与唐朝分别在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区展开较量,最终以西突厥大败收场。可这孩子太淘了,这边好了伤疤那边就忘了疼。永微二年(651年),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击破唐朝的射匮可汗,在碎叶称可汗,并在那里设牙帐,不断用刚刚打磨锋利的獠牙撕咬着大唐肥硕的身躯。

  阿史那贺鲁是西突厥始祖室点密大汗的五世孙,属于天生的皇帝种。他原本是西突厥咄陆可汗麾下的叶护,也就是一部族中的分部部长。在突厥内部争斗之中他的老大咄陆可汗众叛亲离,逃往吐火罗。新立的乙毗射匮可汗为了一统西突厥诸部,自然不会放过他这个手握重兵的咄陆可汗的小弟,于是向其大举进攻,阿史那贺鲁不敌,眼见就要全军覆灭。此时恰逢唐军征讨龟兹,他趁机率残部向唐军投降,于是被封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龟兹战役结束之后,西突厥虽败,但并未完全崩溃,乙毗射匮可汗依然以碎叶川(今中亚之楚河)为界,与唐帝国势力相互对峙。

  为了稳定西突厥,唐太宗在当时制定了“以夷制夷”的战略方针。他的考虑是,长期长途作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原军队一旦撤回,乙毗射匮可汗的势力又将卷土重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必须在当地树立一个在西域有一定力量的亲唐势力与乙毗射匮可汗互相掣肘。在当时没有比阿史那贺鲁便更合适的人了。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二月十一日唐朝就建立了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的瑶池都督府,让阿史那贺鲁当了瑶池都督,给了他充分的权力和自由,让其召讨“西突厥之未服者。”但是阿史那贺鲁不是安分守己的人,小小的提督满足不了他大大的胃口。这时候他借着大唐帝国赋予他的权力,“密招携散,庐幕益众”,将碎叶川以东的突厥部族都招致麾下,势力迅速得到扩张。

  一年后,太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阿史那贺鲁的耳朵里的时候,他凝望着长安的方向,发出了狼的咆哮,也亮出狼的獠牙。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阿史那贺鲁正式与唐摊牌。这时候的阿史那贺鲁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被撵得像丧家犬似的小部落,在唐廷无条件的物质援助下,以及这么多年的发展,实力在西域各部族中已经俨然大哥级。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起兵前夕,他领兵干掉了那个曾经把他撵得像野狗似的乙毗射匮可汗。于是阿史那贺鲁一统西突厥,建牙于双河(今新疆博乐西之博尔塔那河)及千泉,自号泥伏沙钵罗大可汗,统两厢十姓突厥部众,拥胜兵数十万,成为西域之王。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春,阿史那贺鲁派自己的儿子咥运统率处月、处密、姑苏、畀失、歌逻禄等五部兵马相继攻陷了金岭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杀掠数千人而去。这一下使得西域的安西都护府与西、庭二州均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唐高宗最初的军事政策,与太宗还是有所区别。高宗还是比较保守的,他继位后,采取的是修生养息,暂息兵戈。如今西突厥突然发兵,让唐高宗显得相当被动。

  于是在当年冬,被迫出兵西讨,以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以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征发秦(州治在今甘肃秦安西北)、成(州治在今甘肃西和西北)、岐(州治在今陕西风翔)、雍(州治在今陕西西安)等州汉军府兵三万,此外尚有瀚海都督吐迷度之子婆闰麾下回纥骁骑五万,取道天山北路进击。就在朝廷大军唐军要出发的时候,庭州刺史骆弘义自作聪明地上了一个条陈,他说,朝廷应该以阿史那贺鲁作为主要征讨对象,对于处月、处密等附从部族应该采用离间之计,策反他们和我们一起来揍阿史那贺鲁,如此这般阿史那贺鲁就陷入孤军作战,只剩下死路一条。

  这个点子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点子,一旦成功确实能省去唐廷不少心,也可以保存国力。这个条陈让高宗很动心,决定一试。于是派了一些能说会道的“突厥通”去西突厥诸部进行安抚宣慰。我大唐皇帝只对付阿史那贺鲁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与你们大家伙都没关系,有时间你们到长安,我朝皇帝定会赏金赏银赏大官。

  一切听上去很好,看上去很美,做起来却很难。高宗和他的那个出点子的骆弘义太小看了阿史那贺鲁的政治能力,这么些年阿史那贺鲁也不是白混日子的,他手下的那些部族还是很团结的,他们也知道团结就是力量,这团结是铁团结是钢。结果只有射脾部酋长沙陀那速俟斤响应了大唐帝国的号召,其余的使者或者灰溜溜地逃回来或者被杀。人家是铁了心的要和你彻底决裂,你还想着虚情假意地去拉拢人家。

  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不但没策反,还暴露了自己的战略意图。想速战速决已经不可能了,只好从长计议。唐廷此时依然保留了瑶池都督府,并未与阿史那贺鲁彻底翻脸,还留下了一定的转圜余地。唐高宗派出去的第一远征军把主攻矛头首先对准了敢于触犯帝国天威的处月、处密等部落,而没有与阿史那贺鲁宣战,希望可以敲山震虎。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正月初五,帝国第一远征军兵分两路,梁建方一路率军进抵牢山(约在今新疆奇台东北中蒙交界处之阿尔泰山),处月酋帅朱邪孤注凭借有利地形,展开攻势。梁建方采用合围战术,大败朱邪孤注。穷追五百余里,生擒朱邪孤注,历数其罪名之后斩杀当场。此战唐军斩首九千级,俘虏敌方酋帅六十,俘虏万余人,获牛、马、杂畜七万。赢得了牢山之战的胜利。另一路契苾何力也顺利击败处密部。此时唐军粮草亦耗尽,于是只能班师回国。在处月地设立金满、沙陀二州,唐政权重新控制了天山以北的西域东部地区,解除了阿史那贺鲁对庭、西二州的直接威胁,显示了帝国的军威,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远征战果以大胜收场,但是这远未达到战前确定的战略目标,立了功的大将梁建方甚至遭到了动口不动手,动笔不动枪的御史们的弹劾,败了有人找麻烦,这胜了也有人找麻烦,想整你怎么都是理由。弹劾梁建方的理由是什么呢?“兵众足以追讨,而逗留不进”。他们说这些也就是上嘴唇碰碰下嘴唇,还能显示出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他们那里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和战场的瞬息万变,他们以为胜就要胜得万紫千红,败就要败得拖泥带水。仗还没完,西突厥真正男一号还没登场,还得选一个人出来领兵。

  “谁愿意替本王分忧,有吗!”唐高宗站在朝堂之上环顾四周,无人应答。真的没人了!他的目光掠过李世民为他留下的那些宝贵财富,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唐太宗李世民的确为儿子留下了不少宝。老迈的他们还能跨上马背为他征战四方吗?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五月唐高宗终于安排出了远征军的主将以及随从诸将。在这批将领当中,主帅的人选最为让人惊异,此人不是别人,程知节,那个不会使斧头的程咬金,他的真正兵器是马槊,硕果仅存的贞观老将。此时身为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的他已经二十余年未曾上过战场了。胯下坐骑早已马放南山,手里使的马槊都生了锈。这次出兵,除了程咬金,还有一个人需要一提。那就是一代名将苏定方。

  苏定方,男,大名苏烈,字定方,是冀州武邑人(今河北省武邑县)。是李靖的嫡传弟子,李靖兵法的继承人。隋朝大业末年,苏定方的父亲苏邕作为一方土豪,拉起了数千人的队伍,协助当地郡守讨伐流寇。当时苏定方才是十五岁的少年郎,“骁悍多力,胆气绝伦”,战斗中敢拼敢打,所向披靡。苏邕死后,郡守让苏定方子承父业继续领兵。苏定方先杀贼首张金,后破贼首杨公卿,成为小霸王孙策似的英雄人物,流寇闻风丧胆不敢袭扰当地,当地百姓十分依赖苏定方。苏定方后来还效力过窦建德、刘黑闼。等到窦、刘败亡,苏定方就收摊子回家过日子去了。贞观初年,苏定方再度被唐廷重新启用,跟随卫国公李靖平叛东突厥之乱。苏定方率领二百骑兵为先锋,乘天有大雾,直取敌军统帅颉利可汗的帅帐,颉利当时吓得屁滚尿流,仓皇而逃。苏定方独自杀死了数百名敌军,其余大部投降。但是他和李绩回国之后却遭到了御史大夫萧瑀等人的弹劾,说他:“御军无法,突厥珍物,虏掠俱尽”,直接要求太宗皇帝把李靖交付司法部门问罪。要知道李靖击灭东突厥并不是一般般的功劳,当时唐军胜利的消息长到长安,李世民兴奋得大赦天下,全国放假五天。并拉上他老子李渊和众王、功臣在宫中夜宴狂欢。席间老皇帝李渊自弹琵琶,新皇帝李世民翩翩起舞,可见此战对于唐帝国的重要性。立下如此大功,回国却遭到弹劾,李靖当时想唱的一首歌应该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再让我们来看看弹劾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很简单,就是说李靖手下的军士们打仗完了之后抢劫,所以李靖这个总指挥要负责。

  这让李世民很为难,这边新老皇帝刚刚为了欢庆胜利,跟吃了摇头丸似的与民同乐,同场飙舞,这边翻脸又要找这场战役的总司令李靖的麻烦。这并没有难住李世民,要不说人家是人才。李世民首先驳回了将李靖交司法机关审查的提议,另外在公众场合找了个机会把李靖重重地斥责了一通。老李,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事你做得不太地道。李靖什么辩解也没有,点头称是,叩头谢罪,像个犯了错要被老师赶回家喊家长的孩子。在作了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后,老李就半点怨言没有回家抱孩子去了。李靖前脚刚走,李世民感觉这事处理的哪里不妥。这个事既然自己已经把它认定为有错,那么总得有人来把这个罪责揽下来吧。李世民就看见了另外一个倒霉蛋苏定方。就你了,错不错都是你。苏定方从消灭东突厥的战斗英雄变成了郁闷二十年的有罪之臣。有说这事闹得找谁说理去。

  永徽六年对苏定方来说是个咸鱼翻生之年,前不久由于良将缺乏,苏定方被朝廷重新起用,封为左卫中郎将,与营州都督程名振一起讨伐高丽国,再次名震江湖。由于战绩突出,他再次被选入了此次平西突厥之役,苏定方从得到消息那一刻就开始磨刀霍霍,又是突厥,老子要在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爬起来。需要特别指出来的是,这时候程知节62岁,苏定方63岁。两个人都是从隋末乱世中杀出来的老英雄。

  唐高宗对这次出兵,始终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先是闭门在家操练了半年。直到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正月才正式出发。此次远征军阵容如下,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为葱山〔即葱岭)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为副大总管,旗下分别有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伊州刺史苏海政、周智度、刘仁愿(此人后来在镇守百济当中功勋卓著)等人。唐高宗亲自到玄武门为唐军诸将饯行,期望此行能够一战成功。有此可见,唐高宗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这是一次艰难之旅,真是难为了老将军。唐军足足跋涉了七个月才在广袤的西域地区碰上西突厥的兵马,与阿史那贺鲁部众歌逻禄、处月(这里为处月残部)二部在榆慕谷(今新疆霍城果子沟)大战。已经六十多岁的程知节雄风不减当年,麾军大破敌军,斩首千余级,俘获驼马牛羊万计。在追寻到西突厥主力之后程知节立刻派副总管周智度领军追击,于咽城(今新疆博尔塔拉)之下再破西突厥,斩首三万余,攻拔其城。

  开局大利,唐军士气大振,很快就推进到鹰娑川(今裕勒都斯河),这里曾经是大突厥汗国西面可汗牙庭故地。在这里阿史那贺鲁早已布下重兵等着唐军。显庆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总管苏海政所率领的唐军在这里遭到两股突厥军的冲击。正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苏定方率五百铁骑从天而降。当然苏定方领的不是天兵天将,是唐军的精锐骑兵。他当时在十里之外歇马,听见厮杀之声,看见烟尘滚滚就赶过来了。苏定方率五百骑强行居高临下对敌军阵势的薄弱之处进行粉碎性突击。重创突厥军,斩杀一千五百余人,缴获战马二千匹,车杖和死马漫山遍野,不可胜数。

  老将雄风犹在,大唐幸甚!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就在这时候唐军队伍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副大总管王文度公开指责主帅程知节轻骑冒进,战斗虽然取得胜利,但相对于整场战役唐军还是损失不小。为了证明自己说的就是真理,他居然从P股后面拽出了一道圣旨,宣布因为程知节恃勇轻敌,因此皇帝委托王文度在适当的时候节制诸军。如果程咬金不叫程知节,估计非上去抽他两耳光。于是在王文度的指挥下,唐军推翻了之前的战术打法,将大军结成一个巨大的方阵,将粮草辎重藏于阵中,将士整天披甲戒备不眠不休,蜗牛前行,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被动挨打的阵势。结果没耗多长时间导致战马累死,士兵也疲劳不堪,士气大降。苏定方一看,这不行啊!这样搞不等突厥兵来,自己就把自己给折腾残废了。他就跑去对程知节说:“老伙计,我们本来到这里是主动讨伐敌人,现在却大搞防守。如今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何功可立?”程知节也很无奈,两个人对王文度的战法大加抨击。这时候,苏定方比谁都要焦急,他夹着尾巴二十多年,就等着这么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怎么能够容忍王文度这么就把自己等来的机会给毁了。苏定方当时表示了对此诏书的怀疑,要求程知节将王文度囚禁起来,然后传书回京,等待天子的确认。可是程知节却并未听从苏定方的劝告,听任王文度胡来。

  有人根据这一点,对王文度拿出来的那个“诏书”到底是真是假提出质疑,史料把这件事定性为“矫诏”,也就是说那道圣旨是王文度伪造的赝品。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王文度是替唐高宗背了黑锅,那个“诏书”应该是真的。是唐高宗给王文度用来制约程知节和苏定方这些老将的。理由是,“矫诏”是杀头的罪,可返朝后,王文度只是被“特除名”。不到三年时间,又重新被高宗皇帝起用为左卫郎将、首任熊津都督。另外依据程知节的性格,王文度如果拿出来不是真的诏书,程知节也不会这么乖乖地听话。这三点质疑看上去还在理,但是我不认为是替唐高宗“背黑锅”,唐高宗如果真给王文度这么一个东西,他绝对不是让王文度这么胡为。他只是让王文度成为远征军和朝廷一个传声筒,那时候不是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吗?估计他是对老将们的脾性还是有点吃不准。

  可让唐高宗想不到的是王文度会用这个来改变战术打法,结果闹得将帅失和,兵无斗志。这时候唐军已经开拔到恒笃城,城内的粟特胡人开城请降。为了提振士气,王文度说:“胡人反复无常,我们走了之后他们肯定还要反叛,今天我们就将他们杀光,夺取他们的资财。”苏定方极力反对。但是手拿诏书的王文度还是命令唐军屠城,获得了大量的财物。苏定方唯有冷眼旁观,一物未取。看来战争不光满足人们的好斗本能,同时还满足了人对掠夺,破坏以及残酷的纪律和专制力的欲望。由于行进缓慢,贻误战机,阿史那贺鲁这时候早就跑得不见踪影。战线拉长,行进缓慢,导致唐军后勤补给严重跟不上。没办法只好班师回朝。大唐帝国的二次西讨就这样被王文度给毁了。回朝后,唐高宗把王文度治罪除名,程知节以“逗留”不进免官。

  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是终结,只有勇气才是永恒。作为高宗皇帝的悲哀之处就是时时刻刻都生活在他父亲李世民的阴影之下,贞观的光辉使得他睁不开眼看这个世界,虽然他也创造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盛世——永徽之治,但是他始终走不出自己为自己划定的圈子。当年他的父亲,唐太宗李世民灭东突厥,他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不到一岁,长安城内歌舞飞扬把他从睡梦中吵醒。如今使命在身的他,要面对的同样是突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进军的步伐,他渴望盛世的来临。

  显庆二年正月,唐高宗李治再度下达征讨阿史那贺鲁的动员令,这次他既没有用程知节,也没有用王文度。而是用苏定方担任北路军的主将。此次西征计划如下: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今新疆伊犁河)行军大总管,部下将军都有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瀚海都督婆闰等人,率汉军以及回纥等兵,自北道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族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天山南路,经焉耆去伊宁)和金山(今阿尔泰山及天山北路)道安抚大使,统领各自部属,自南道招集旧众,进讨阿史那贺鲁。为了以示重视,唐高宗还特地写了一个《采勇武诏》的诏书,向天下人展示帝国的决心。

  虽然高宗皇帝把这次征讨工作的表面文章做得很充足,锣鼓敲起来,口号喊起来。可是作为主帅的苏定方还是很忐忑不安的,为什么这么说,他不安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苏定方的官级与北路军主帅不相匹配,也就是低职高任。上次出征他是右屯卫将军,这次看上去好像是被提拔为主帅了,但依然还是右屯卫将军,这说明在领导心目中你的位置有待考虑。二就是这次出征的将领班子大换血,也不知道组织部门怎么考虑的,这干工作需要一个团结的班子,这打仗更是如此。上次王文度就是前车之鉴。这就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但时间已经不允许饿了。三是兵马的数量。唐高宗在发兵之前,语气坚定,决心很大,但是最后却只拨给苏定方一万兵马。而且还不是清一色的骑兵。可谁都知道西突厥大汗阿史那贺鲁那边却是十好几万人马在等着他。

  苏定方于显庆二年(657)秋率着一万汉军与回纥军组成的军队开往了西北的疆场。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架势,作为一代名将苏定方算得上是铁血将军。少年成名,纵横天下。战争对他来说,早就撕去了温情脉脉的一面,只意味着铁和血。

  经过数个月的跋涉,苏定方率领唐北路远征军于显庆二年(公元657 年)十二月渡过沙碛。沿着沿金山(今阿尔泰山)之南开始了急行军,闪击居住在此地的西突厥处木昆部。处木昆部虽然经过数次帝国远征军的打击,但是并未料到苏定方会来得如此之快,因此被轻松击溃。此时处木昆部一些酋长慑于唐军军威率万余帐部众来降,对于苏定方来说这可谓是及时雨,他马上从中征发了千余人的突厥骑兵加入远征军的行列,以补充自己军队实力的不足。

  战争一开始,地狱的门就已经打开。没有退路,只有用战争去消灭战争。阿史那贺鲁调集了两厢十姓突厥的十万骑兵进行反扑,两军主力会战于曳咥河(今新疆额尔齐斯河)西平原之上。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两方面兵力极为悬殊。只有在这种形势下你才能发现一代名将的真正价值,苏定方完美地展现了自身的价值,秀出了真我的风采。根据当时的情况,他命步兵以密集长矛阵死守南原高地以吸引敌军注意力,自己率汉军骑兵埋伏于北原。阿史那贺鲁眼见唐军兵少,并且尽为步兵,便集中骑兵主力将之团团围住四面攻杀,希望自己的骑兵主力能像绞肉机一样开动马力粉碎唐军。

  谁知道唐军个个奋勇,人人向前,无人退缩。阿史那贺鲁三次冲击南原都没有拿下来。三次机会过后,对不起,下面该轮着我了。苏定方乘势率骑兵从侧面狂攻,刚才还在狂吞猎物的西突厥军如决堤洪水,四散而逃。被包围的唐军一看,呵呵,本来以为是金刚獠牙,弄了半天是假牙一堆。唐军一鼓作气追杀三十里,俘斩三万余人,杀其部众首领都搭达干等二百人。次日唐军乘胜追击,这时候突厥军人心散乱,无人敢战,西突厥中的胡禄屋等部举众归降,阿史那贺鲁与儿子、女婿等人带了几百号人向西狼狈逃窜。

  与此同时,南路远征军进展亦是所向披靡,尤其在阿史那贺鲁兵败之后,南道西突厥部众纷纷投降阿史那步真:“阿史那贺鲁不是我们老大,我们是你啊!”唐军前景一片光明。当然苏定方并没有因此满足,他既为李靖门徒,自然也学得了李靖“痛打落水狗”的真传,决不让敌人有机会东山再起,因此苏定方令副将萧嗣业、回纥婆闰率杂虏兵顺着邪罗斯川(哈拉苏,今新疆奎屯河中游)穷追,他本人与任雅相领新附兵尾随。此时天降大雪,地面平地积雪达二尺,行军极其困难,仿佛老天都在阻止唐军继续追击。此时众将官均向苏定方请求等天晴再行军,但苏定方却说:“敌人就是凭借这场大雪才停住了逃跑的脚步,认为我军肯定不能再进行追击,如果我们现在休息了他们便会逃得更远,再想追那就晚了。”因此不但否决了部下的建言,甚至命令昼夜兼行,更加快了行军的脚步。北路远征军在苏定方的率领之下一边急行军,一边收容沿途的突厥部众,终于在双河(今新疆博乐)与阿史那弥射、步真的南路军会师。

  此时阿史那弥射已经击溃了在此筑栅防守的西突厥大将步失达干,唐南北路军会师之后士气大涨,又饱食回复体力之后再次开始急行军。就在不懈的追击之下唐军终于摸到离金牙山(今中亚塔什干东北)阿史那贺鲁牙帐还有两百里的地方。此时远征军整好了因急行军而有些散乱的队伍,排出了整齐的方阵向敌军老巢发起了猛攻。而阿史那贺鲁却因为大雪而放松了警惕,在收拢了散落的部众之后便要进行狩猎以获取食物,丝毫没有防备,结果被唐军攻入牙帐,斩俘数万人,鼓纛器械等缴获无数。阿史那贺鲁与其子咥运、婿阎啜等部众只得骑马浮过伊丽水(今伊犁河)逃往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北之苏咄城。而苏定方依然不依不饶,领军穷追,在碎叶水(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又一次将阿史那贺鲁追上,彻底征服了他的部众,此时阿史那贺鲁除了极少数亲随之外已经再无任何依靠。对于已经如光杆司令般地阿史那贺鲁,苏定方另派了萧嗣业和阿史那弥射的儿子元爽继续追捕,自己终于率领主力胜利回师。

  阿史那贺鲁逃到苏咄城时,城主伊沮达官自然不敢收留,将其抓获后送到了石国王都,此时萧嗣业恰巧追击到此,于是转手便绑送给了唐军。西突厥宣告灭亡。阿史那贺鲁可汗被押送长安,高宗网开一面还封了有名无实的官给他养了起来,后病死于长安。高宗命于西突厥故地天山北路建北庭都护府,统辖昆陵、濛池二都护和二十三个都督府。龙朔二年(661年)在天山南路分置十六个都督府,及八十州,一百一十个县,军府一百二十六个,皆隶属安西都都府。这次对西突厥的用兵,是贞观以后,高宗朝取得的首次军事胜利。从而解除了西突厥在唐朝西境的威胁,恢复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地位,对巩固西部边联,维护国家统一,发展中原和西域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商业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

  就在苏定方与阿史那贺鲁可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唐的东境朝鲜半岛上也是纷争不断,战火不绝。朝鲜半岛上当时是高丽、百济和新罗的三国鼎立。新罗与唐朝关系密切,却受到高丽和百济的联合进攻,唐太宗晚年曾亲征高丽,但却无功而返。显庆三年(658年)高丽、百济夺新罗三十三城,形势危急,再度向唐朝求救。唐高宗派州都督程名振和中郎将薛仁贵攻伐高丽。

  2、战神薛仁贵

  “小兵大英雄”

  如果在中国老百姓中搞一个古代名将知晓度大调查,薛仁贵肯定名列其中。薛仁贵是个活在中国民间的历史人物,之所以说他活在民间是因为中国很多老百姓都是通过电视、戏曲、评书认识了这个人,喜欢了这个人。薛仁贵其人与演义中的相似度很高,无论是武功指数还是军事才华,他都能算得上是唐初战将中的一个传奇。论资排辈,他应该算初唐的第二代将领,李绩、尉迟恭他们是第一代。薛仁贵,大名薛礼,字仁贵,山西绛州龙门人。是南北朝时期天下无敌的悍将薛安都的后人,也算将门之后,家境到他这一代已经没落成贫农。有时候你还真难说,到底是家境殷实的孩子长大出息,还是穷人家的孩子有出息,这还得看个人努力和命运造化。

  从薛仁贵后期的卓越表现来看,他对未来是个有准备之人,他在机会面前是积极主动的,可以用“惊艳”一词来形容他在每次机会面前的表现。众所周知,薛仁贵有一身好武艺,军事才华也是一等一。从这可以看出他从小应该是个三好学生,习文练武,以祈将来能谋得锦绣前程。到30岁的时候,他还没有找到生活的出路,在家讨了老婆生了娃。关于他老婆柳氏(据说这是一个饭量很大的女人)这里要记上一笔。薛仁贵属于大器晚成型,算不上少年英雄。有一天,薛仁贵从地里干活回来,看着家徒四壁,老婆饭量又这么多,自己一个大男人养家都难,不觉动摇了生活的信心。思来想去竟然起了迁移祖坟,换换风水的念头。柳氏就告诉他:“这有本事的人,都是善于抓住时机的人,不是动不动就迁祖坟的人。现在当今皇帝御驾亲征辽东,正是需要猛将的时候,你有这一身的本事,为什么不去从军博取个功名呢?等到你衣锦还乡,再回来迁移祖坟也不迟,到时候要多风光有多风光啊!”看来,这食量大的女人,目光也短浅不到哪里去。

  薛仁贵觉得自己的女人不简单,就遵从妻训,去新绛城里投奔了张士贵将军,成为大唐帝国的一名军人。也就此拉开了他驰骋沙场40年的传奇序幕。看来这成功男人的背后还真的少不了一个好女人。薛仁贵是从最基层的小兵干起,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小兵,机会来了小兵也能变英雄。贞观十九年(645年2月),唐太宗李世民率长孙无忌、李靖、李绩等重臣洛阳发兵御驾亲征,攻伐高丽,战事在前面已经说过此处不多作叙述。我们来看薛仁贵在这次唐太宗东征中的两次闪亮登场。第一次,在辽东安地战场上,当时唐朝将领刘君邛被高丽军围困,无法脱身,就在这危难之时,一人从天而降单枪匹马挺身而出,直取高丽一将领人头,将头悬挂于马上,敌人观之胆寒,刘君邛被救。“贼皆慑伏,仁贵遂知名。”(《旧唐书,列传三十三》),小兵薛仁贵一战成名。

  第二次闪亮登场,同年六月,唐军前锋进抵高丽,不断击败高句丽守军。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军20万依山驻扎,抗拒唐军。唐太宗命诸将率军分头进击。卡耐基说过“当机会呈现在眼前时,若能牢牢掌握,十之八九都可以获得成功而能克服偶发事件,并且替自己找寻机会的人,更可以百分之百的获得胜利。”

  战前薛仁贵是做好充分准备的,他要成名,成更大的名,他要成为战场上狂飙的风,要成为舞台上最闪亮的星。为了区别自己与那些普通的士兵是不一样的,他把自己的形象好好得雕琢了一番。战场就是英雄的舞台,舞台之上薛仁贵身着奇装异服,白衣银甲,手持方天画戟,腰挎两张弓,单骑闯阵(下面无数粉丝狂呼乱叫,烘托气氛)。“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旧唐书,列传三十三》)。唐军大举跟进,高丽军兵败如山。作为一名普通士兵,要想尽快成长起来。机遇是最好的助推器,什么是机遇?这就是机遇,皇帝在台下为你助威,那些朝廷重臣,成名已久的帝国武将在台下为你呐喊。试问,还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吗?薛仁贵的表现尽收李世民眼底,白衣亮甲,俨然常山赵子龙重生。战后李世民马上召见小兵薛仁贵,赐马二匹,绢40匹,生口10人为奴,并提升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这次事件,可以看出看出薛仁贵不光是一员猛将,更是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一是他应该在事前摸准了李世民会看他表演,距离不远不近,刚好让他的表演尽收李世民眼底。二是他对自己的能力有着充分的自信,艺高人胆大。

  虽然后来李世民因为天寒地冻和粮草供应不足,黯然退兵。这场战争对李世民来说,虽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却为自己的帝国收获了一员虎将。也许是天意使然,二十多年后,这员虎将为他完成了生前未竞的事业。唐太宗李世民在退兵时对薛仁贵语重心长地说:“朕旧将并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从这话可以看出此时的薛仁贵在李世民心目中有多重的分量。随即,李世民提升薛仁贵为右领军中郎将。

  班师回朝,薛仁贵被派驻扎玄武门,这扇门对于唐帝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门,这扇门是李世民通往权力巅峰之门。唐帝国先后围绕这扇门做了好几篇文章,每次都是惊心动魄。和平年代,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和平是人民的福祉,可也是良将的苦恼,薛仁贵这门的差事一干就是12年。惟有埋头,才能出头,急于出人头地,除了自寻苦恼之外,不会真正得到什么。这十二年中,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对于薛仁贵来说,唐太宗是发现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而真正让千里马四海纵横,名留史册的人却是他的儿子唐高宗。唐高宗与薛仁贵最初的交集是在公元654年3月唐高宗永徽五年,闰五月初三夜,当时天降大雨,山洪爆发,水势很大。根史料记载,这次山洪死了几千人。当时那些皇宫卫士们也辨不清东西了,慌乱之中四处逃散。薛仁贵,还是薛仁贵,危难之处显身手,而且还都是在皇帝眼皮底下显摆,“天子有难,你们却如此贪生怕死不去营救”,皇帝的命是命,我们的命也是命啊!管不了这么多了。薛仁贵没办法登高向宫中大声呼喊,终于惊醒了唐高宗。唐高宗刚刚出宫登上高处,洪水就把他的寝殿变成一片汪洋泽国。唐高宗逃生本领还是很强的,如果他再有片刻迟疑,估计当时就落到水中当龙王去了。唐高宗在庆幸之余,非常感激薛仁贵的救命之恩,“赖得卿呼,方免沦溺,始知有忠臣也”。皇帝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救驾之恩,即使薛仁贵后来战败当死,也仅仅把他废为庶人,晚年还念念不忘说道,“往日九成宫遭遇洪水,没有薛仁贵我就没命了”。从此薛仁贵的人生篇章翻开了新的一页。

  龙朔元年(661年),铁勒进犯唐边。薛仁贵为铁勒道行军副大总管。出发前唐高宗宴请将士,席间唐高宗对薛仁贵说;“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试以五甲射焉。”薛仁贵应命,置甲取弓箭射去,只听弓弦响过,箭已穿五甲而过。唐高宗大吃一惊,又不好意思,当即命人取更加坚固的铠甲赏赐薛仁贵。

  龙朔二年(662年),铁勒进犯唐边。薛仁贵为铁勒道行军副大总管。出发前唐高宗宴请将士,席间唐高宗对薛仁贵说;“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试以五甲射焉。”薛仁贵应命,置甲取弓箭射去,箭穿五甲而过。众人皆大惊,唐高宗当即命人取更加坚固的铠甲赏赐薛仁贵。回纥铁勒酋长比粟毒率九姓突厥(九个部落联盟)得知唐军将至,便聚兵10余万人,凭借天山(今蒙古爱杭山)有利地形,阻击唐军。当年三月初一,唐军与铁勒交战于天山,当时铁勒几十人要群殴薛仁贵,连发三箭,射杀3员敌将领,敌人10多万大军见之,就投降了。这就是有名的“将军三箭定天山”。这是神话故事里才能发生完成的任务,但它的确存在了,由于史书在这里言简意赅给今天的我们读这段历史的时候造成了无限的遐想。不过这个中间肯定有个过程,就是薛仁贵乘刚杀掉敌人骁将,挫伤敌人锐气,敌大军士气低落的时候从容指挥军队对敌人发动了漂亮进攻,可惜书上没有展开叙述。并且这一仗是以少胜多,因为后文有一句“及仁泰至”这说明灭天山的时候只有薛仁贵这个带着前部来了,而主将郑仁泰的主力部队还没到呢,薛仁贵拿前部就把铁勒的战斗力给干掉了。

  史书记载,此战结束,薛仁贵命令将13万投降兵就地活埋,以除后患,据说现在蒙古爱杭山还有当年坑杀的遗迹。对这一点,史家多有诟病,但也褒贬互现。但这的确却对薛仁贵的个人形象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那么薛仁贵到底有没有下命令坑杀降兵,史书只说出结果,但却留下了疑点。一、此次征西的主将不是薛仁贵,是郑仁泰,薛仁贵只是副将;副将有没有下达杀数万降兵的权力?无论前朝后世如果想杀这么多人最起码应该有朝廷的命令。也就是说就算这个命令是通过薛仁贵之口下达,但肯定需要总司令唐高宗签字画押。二、我们再来看到底有没有杀的必要。当时数万人投降,唐军能做出的选择只有三条,要么释放,要么杀,要么留在身边为我所用。释放无异于放虎归山,给了他们卷土重来的二次机会。留在身边粮草短缺?当时投降的铁勒部人数比唐军还多,自给自足都困难,如果再添这么多张嘴,没被打败的唐军估计也会被吃败。在这种情况下,杀成了最终的选择。杀!谁来杀?谁来下达杀的命令?当时唐高宗奉行的还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对外政策,是亲善、怀柔、安抚之策,需要别国来仰视唐帝国之文明与强大。既然这样,如果唐高宗下坑杀令,这有悖明君圣主的光辉形象。所以就牺牲个人利益,把活埋数万降兵的罪名放到薛仁贵身上了,这完全是背黑锅。

  坑杀事件令铁勒人胆寒了,他们恨不得脚底下踩个汽车轮子跑得快一点。薛仁贵一直追击到漠北,擒获了叶护三兄弟。铁勒九姓就此衰落了,薛仁贵因此战,被描绘成天上下凡的杀星,大唐敌人眼中的夺命恶煞。当时铁勒有思结、多览葛等部,在天山固守,后来看郑仁泰带着唐大部队赶到,因为恐惧而来投降,郑仁泰不接纳,俘虏他们的家人,抢他们的东西来犒赏士兵,敌人相继逃跑。有个侦察兵说:“他们的辎重和畜生布满在野外,可以去拿回来。”郑仁泰选骑兵一万四千人,越过大漠,到达仙萼河,没有见到敌人,粮食没了,往回走。士兵饥饿的人吃人,等到进入边塞的时候,剩下的士兵才二十分之一。薛仁贵也娶了九姓部落的女子为妾,收了很多贿赂,部队的许多将领都遭到朝臣的弹劾,最后功过相抵,未加追究。

  “威震辽海第一人”

  战争能成就人,更能毁灭人。一将功成万骨枯。

  高丽是炀帝与太宗胸口永远的痛。两代帝王的未竟事业。

  同样是高丽,却让一代名将彪炳史册。这个人就是我们本章的主人公,薛仁贵!

  高丽(又名高句丽)的发源是中国东北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这一点无论从中国史籍还是朝鲜史籍中都可得到证实(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汉书·王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在隋唐以前,高丽建立的政权一直居于中国辖域之内,而且这个政权始终臣服于中原王朝或在中原王朝分裂时期分别臣服于南北各王朝,除个别时期外,几乎从来没有独立过。

  隋唐时期连续发动征伐高丽的战争就是在统一的中央政权征讨地方政权这个大原则下进行的,对此,隋唐统治者有着一致的认识和步调。隋炀帝时,黄门侍郎裴矩就对隋炀帝说过:“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这里将高丽政权所占之地往上追溯到了西周以前,下至魏晋时期,无可辩驳地指出辽东为中国领土。高丽所居之地既然为隋唐统一政权管辖,隋唐对其所进行的征伐则无可非议,绝不可视为侵略战争。当时发动战争也不是盲目的,而是在一种必然情况下导致的。这就是隋唐征伐高丽的原因。再者,隋唐征高丽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战争,战争的缘由皆因高丽而引起。只是在征伐的过程中,隋炀帝和唐太宗都吃过大亏,最终征服高丽成为他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隋炀帝在这上面花的代价更大,隋朝的败亡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征伐高丽不恤民力,示强于敌,指挥失当,使帝国大伤元气,最终导致王朝如流星陨落。

  灭高丽之战,后世史书把征东的大部分功劳给了李绩,而民间却把更精彩的演义给了薛仁贵。当时李绩已是76岁的老将,老将军也想在有生之年为唐帝国立最后一功,也为自己的行伍人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而史家们也没有埋没他的功绩,在灭高丽一章中,他作为总司令固然有指挥得当的功劳。但既然是“诸路合击高丽。”(《资治通鉴》卷一九五),作为其中一路的薛仁贵也是大书战争华章。如今我们只能透过史料的只言片语去还原灭高丽之战中的薛仁贵,这是一个能在战场上随时刮起最炫的风的男人,一个不甘寂寞的武将。虽然这时候他已年过五旬,我们也不要丝毫怀疑他战争舞台上走秀时的个人魅力。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丽泉盖苏文死,长子泉男生继任莫离支,与其弟泉男建、泉男产不和,泉男建自称莫离支,发兵讨伐泉男生。泉男生于是派其子泉献诚到唐朝求援。

  同年9月,唐高宗派薛仁贵先期统兵出征。12月,唐高宗又任命老将军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司列少常伯郝处俊为副大总管,契苾何力、庞同善亦为副大总管并兼安抚大使,水陆诸军总管和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亦受李绩节度,诸路合击高丽。同时征调河北诸州县的全部租赋以供辽东军用。乾封二年李绩兵取高丽军事重镇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打下之后留下契苾何力镇守,唐军趁势一鼓作气将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

  这时候李绩犯了个轻敌的错误,他当时认为新城附近应该没有高丽的军队了。当时新城是唐军物资和指挥部所在地,它的安危事关战争全局。可这时候李绩并没把新城的防守放在重要位置,而危险也往往是在这时候逼近。泉男建派兵袭击了庞同善、高侃在新城的营地。眼看唐军就要扛不住了,又是关键时刻啊!又是薛仁贵!我一直疑惑这薛仁贵也太神了一点,天生一个男主角的命,别人想抢他风头都难。这时候他突然引兵从侧面杀到,把处于劣势的形式瞬间扭转过来,倒过来斩杀敌人数百人,解救了新城之围。眼下的金山战役,高句丽人会不会旧计重施,参与战斗的唐军会不会重蹈覆辙,这都让薛仁贵多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未雨绸缪,绝对没有错。

  果然,高句丽军又杀过来了。不过,这次遭遇的不是小股军队的袭击,而是10万高句丽大军的伏击。唐军将领庞同善和他率领的部队,突遇强敌,措手不及,全面崩溃,落荒而逃。高句丽军见形势大好,在后面穷追猛打,企图逆转整个辽东战局。危机时刻,薛仁贵率本部兵马像一把尖刀冲杀出来,将敌人大军拦腰截断,敌军顿时大乱。经过一番奋力厮杀斩敌首五万人,大败高句丽军,挽回了溃败的局势。唐军乘胜攻占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部会合,最终赢得了金山之战的巨大胜利。

  金山之战,可以说是唐初用兵辽东中罕见的大规模遭遇战,是平定高句丽四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最为关键的一次战役,此战基本消灭了高句丽精锐部队,为唐军彻底平定高句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高宗听到获胜的捷报后,亲笔写诏书慰劳薛仁贵:“金山大阵,凶党实繁。卿身先士卒,奋不顾命,左冲右击,所向无敌,诸军贾勇,致斯克捷。宜善建功业,全此令名也。”赢得了金山之战的胜利。高宗皇帝亲笔写诏书慰劳薛仁贵。金山之战可以说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是灭高句丽四大战役中最关键的一次战役,基本消灭高丽精锐部队,为彻底胜利奠定基础,此战由薛仁贵亲自指挥,攻不可没。

  薛仁贵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一鼓作气平定高丽。11月,薛仁贵仅带2000玄甲骑兵正面前进,发兵扶余城,有的将领大力反对,认为人实在太少了,搞砸了不好收场。但是薛仁贵说:“兵不在多,在主将善用尔。”兵贵神速,接着一场人类战争奇迹又出现了。正如李绩判断失误,扶余城还有10几万敌军,当金山之战失败后,敌人派出这10万人准备快速进攻新城,夺回主动权,这时候要没薛仁贵,那后果,当敌人行军的时候根本无法想象唐军居然会那么快就打过来。时逢冬天,东北大地,白雪蔼蔼,薛仁贵2000玄甲骑兵全部白衣银甲,当他们发现敌人的时候,薛仁贵当机立断,利用骑兵平原优势,冲杀敌人。薛仁贵身先士卒,他自己也一身玄甲,率领着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压向敌阵,声势迫人,加上玄甲军本身的精锐,几乎是无坚不摧的。薛仁贵指挥杀敌,用了七个时辰,不到15个小时的时间斩杀敌人2余万,剩余7万余逃回扶余城,这次战役也可以看出唐玄甲军的战斗力恐怖之处,《资治通鉴》对于玄甲军的记载:“秦王世民选精锐千馀骑,皆皁衣玄甲,分为左右队。”后来看见讨论玄甲军到底是轻骑兵,还是延续了南北朝传统的重装骑兵呢?从这里看,玄甲兵十之八九属于轻骑兵。当时在辽东战场唐军骑兵的机动性很强,作战中往往实施迂回攻击,而且能够进行长途追击,重装骑兵灵活性差多了。

  总章元年(668年)二月二十日,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以薛仁贵为主的部队攻占坚固的扶余城,之后扶余川中四十多座城市望风而降。四十多座城市啊,想起当年乐毅就是连下七十余城,但是这里的四十多座城市都是不战而降,薛仁贵声名雀起,威震辽海。

  “东方也败”

  这个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薛仁贵也一样。在薛仁贵戎马岁月中,他也败过,而且败得相当惨烈,败得一败涂地,败得堪称大唐帝国开国第一败。于是有人以此诟病薛仁贵的指挥才能,认为其实力被完全高估,原来英雄也是垃圾。

  有人说,这时候帝国无人,才让薛仁贵冒尖。

  这一败,将他打回原形。

  不错,此时帝国的军事化专业人才与贞观年和唐高宗登基之初相比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打折扣。李道宗于永徽四年流放象州的路上病逝,薛万彻于永徽四年受房遗爱谋反案牵连被斩首,阿史那社尔于永徽六年去世,程名振于龙朔二年去世,苏定方于乾封二年寿终正寝,李绩于总章二年去世……

  在大非川战役之前,唐与吐蕃已经干过一架,只是影响不大。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向唐求婚被唐高宗李世民耍了,一怒发兵,两国互殴。唐太宗派侯君集督率领大军讨伐,大败吐蕃于松州城下。这是最早见诸于文字记载的唐蕃战争。

  三十年过去了,当初见证和经历那场战争的人早已风云散尽。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四月,吐蕃突袭吐谷浑,连续攻陷十八个州后又袭击龟兹国。唐高宗李治坐不住了,就派出了名将薛仁贵去迎击吐蕃,这时候大唐能拿出手的最大牌也就薛仁贵这一张了。薛仁贵此去要击溃吐蕃,并护送吐谷浑各部回到故地。

  作战意图:吐蕃很明确就是组织唐军进入吐谷浑;而唐军意图就有点诡异,打着恢复吐谷浑的旗号,却拿出了吃人的架势(太欺负人了)。高宗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统兵五万(一说十万)进讨吐蕃。逻娑就是吐蕃的都城,今天的拉萨,唐军以逻娑道命名,可见对于此役必胜的信心与决心。在唐高宗看来,薛仁贵出马就两种结果——赢或者漂亮的赢。唐高宗他们什么都想到了,就没有想到一点,败!

  这一年的一场大旱,造成了关中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连唐朝政府都想从长安迁到洛阳。朝堂之上,唐高宗李治与天后武则天开启“二圣临朝”时代,很多李唐王朝的忠诚粉丝开始利用这次灾难做武则天祸害天下的文章。大唐帝国急需一场战争的胜利来转移臣民的视线,扭转帝国的被动局面。

  双方主将对比:吐蕃第一名将钦陵,男,吐蕃宰相(吐蕃语称宰相为论,故史也称其为论钦陵),曾赴长安为松赞干布求亲,遂有文成公主西嫁吐蕃赞普的盛事。据敦煌藏文文献记载,钦陵同学是个优等生,不仅善于作战,而且能言善辩,极有远见。

  薛仁贵被任命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此人无需多言,擅长群殴和单打独斗),阿史那社尔的儿子左卫员外大将军(编制外左卫大将军)阿史那道真(老子是唐初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这个儿子有待组织部门考察)、左卫将军郭待封被任命为副大总管(与薛仁贵平级,却干起副职,内心很不服气)。

  双方的战术安排看:吐蕃的战术很明确,避实就虚——钦陵不愧为吐蕃第一名将,看来深谙孙子兵法的虚实之道;唐军的总体思路明确,即尽快寻找到吐蕃主力与之决战,而且最好是野战,但具体部署看似记载得清楚,实则不太明白,我比较倾向认为薛仁贵打的如意算盘:亲自统领少数精锐快速前进抓住吐蕃主力,而郭待封率唐军主力继进,夹击对手(不带辎重就是这个原因),预设战场便在乌海,类似二战中苏军的核心机动战法。

  八月,薛仁贵率军来到大非川,准备直奔乌海(青海省兴海县西南)。薛仁贵做出了他这次西征最关键的一次决策:“乌海路途远而且险要,车很难行动,如果带着辎重走的话,就把破敌的机会给延误了,我们打败敌人就班师回朝,如果再把辎重从远处来回搬运很麻烦。这地方瘴气很浓,大部队不留太久,这地方的地形正好适合安营扎寨,给你2万人留在这里看辎重粮草,我带兵快进破敌人。(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

  大非川在今青海省共和县西南切吉旷原,位于青海湖南,东至碛石军,西至伏罗川,南至乌海、河口,确实乃青海之要津。薛仁贵率军经鄯州(今青海乐都)一路行军至此。只见一片冰川雪域,地势万分险要。薛仁贵联系这一带地理交通形势,分析判断:如果吐蕃军队从黄河河口而来,必先经乌海城,吐蕃军骁勇善战,且以逸待劳,唐军须速战速决,尽快拿下乌海,方能取胜,否则极易丧失战机,而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地势一失,即使不用开战,严寒和饥饿都会让几十万大军全部崩溃。而乌海(今青海喀拉湖)险远,辎重车马不便往行,薛仁贵故留郭待封率2万人守护辎重、粮草,令其于大非岭上凭险置栅,构筑工事,使之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前沿阵地。随后,薛仁贵即率主力,轻装奔袭乌海。

  首战,唐军与一万多吐蕃军于河口(今青海玛多,个放牧的好地方,驻军的可能性很大)遭遇。吐蕃军猝不及防,大败,伤亡甚众,损失牛羊万余头。薛仁贵令鼓西而进,乘胜进占乌海城,以待后援,之所以敢孤军深入,是因为他判断这时吐蕃的主力部队还没有集结完毕(“掩其未整”)。主动暴露自己后,薛认为吐蕃大军将很快到来,于是回军乌海这个预设战场,因为“乌海险远”,必须借助这一有利地形方能以少对多,支持到郭代封的唐军主力到来,夹击破敌。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钦陵竟然不来打他(或者只派了偏师),而是截击郭代封去了,分进合击变成了被对手各个击破。此时薛仁贵心中一定又想起自己仅率两千人攻入高句丽重镇扶余城的壮举,“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土长歌入汉关”的歌声似乎又在西域回响。但郭待封并没有遵守薛仁贵的指令,在大非岭上凭险置栅,构筑工事,而是擅自率后队继进,又未能及时到达乌海城与薛仁贵会合。郭待封行至半路,吐蕃20万大军从天而降。郭待封不能抵敌,辎重、粮草尽失。薛仁贵被迫退保大非川。八月,吐蕃军在论钦陵指挥下,在大非川以40万大军逼唐军决战。薛仁贵无险可据,更无粮草供应军需,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薛仁贵“与钦陵约和而还”,唐残兵才得以生还,吐谷浑被并入吐蕃,逃亡可汗诺曷钵回到故地的愿望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

  再次,薛仁贵乌海不战之谜:《旧唐书·薛仁贵传》中记载高宗对薛仁贵说:“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可见,薛仁贵乌海不战,才是高宗认为其难逃罪责的最大原因。那么,一向以打仗神勇著称的薛仁贵,到底为什么不出战呢?同样也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将帅不和,薛负气不救——作为主帅,薛仁贵不可能不知利害,因此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二是高原反应,有心无力——从此前李道宗、侯君集在四千米以上高原的急行军追击吐谷浑,走过两千多里无人区,以及后来高仙芝打小勃律的时候翻越东帕米尔高原和慕士塔格山来看,唐军是具备高原作战能力的。当年侯君集和吐谷浑也曾战于乌海,并大败之,而苏定方和吐蕃达延莽布支也战于乌海,并以一千人破对方八万人,杀达延莽布支。因此,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三是薛仁贵被钦陵的疑兵之计所忽悠,不知道吐蕃的虚实,不敢贸然出击,毕竟此时薛仁贵的身份是主帅而非副将,等到郭代封主力到达再战更为稳妥,因此我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大。

  还有,20万吐蕃军为何还拿不下此战,而要增兵至40万(吐蕃的动员能力真是可以,40万之众,这只有鼎盛时期的匈奴和突厥做到过,估计全民皆兵了吧)?而40万吐蕃军为何不全歼唐军,而是与之约和?等等。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很明确的,大非川的失败标志着唐朝帮助吐谷浑复国的计划彻底破产,吐蕃吞并吐谷浑后有了进攻大唐的跳板,而大唐则失去了一块宝贵的军事缓冲地带,西京长安从此直接暴露在吐蕃的军事威胁面前。

  而高宗不杀三个败军之将也不仅仅是出于厚道,而是明智之举,这与“楚杀子玉而文公喜、秦不杀孟明而襄公忧”是一个道理,否则正中吐蕃下怀。更何况,大唐名将正处于一个老辈大多故去、新人尚未成长的青黄不接之时,否则也不用万里迢迢调薛仁贵来征西了——要知道,薛前脚刚走,高丽就又乱了。

  薛仁贵离开辽东朝鲜以后不久,高句丽立刻发生叛乱,没办法,唐廷再才将平民薛仁贵起用平乱,薛仁贵到朝鲜。但是好景不长,后来因为一起杀人案(史料未清晰记载)有牵连,又被贬去象州,到了60多岁不得安宁。

  不久,朝廷大赦,他又回来了。高宗毕竟还是念旧,召见了薛仁贵,说:“以前在万年宫,没有你,我都变成鱼了。你还曾经为我消灭过九姓突厥,高丽,中国北方、东方的向中国称臣,这都是你的功劳啊。我怎么会忘记你呢。但是,有人在我跟前告你,说你在乌海城下故意放跑了敌人,以致于失利。这件事让我非常遗憾现在辽西不安宁,瓜州沙州的路都不能通了,你怎么能安稳地睡在家里,不给我指挥打仗去呢?”就这样,薛仁贵被重新起用了,官拜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由此也可知,郭待封打了败仗后,回朝廷没有少给主帅薛仁贵栽赃。

  开耀元年(681),已经68岁高龄的薛仁贵开始了自己人生最后的一场光辉战争,开耀元年,薛仁贵拜瓜州(治晋昌,今甘肃安西东南锁阳城)长史,不久,东突厥不断侵扰唐北境,薛仁贵又拜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都督。次年,突厥酋长阿史那骨笃禄招集突厥流散余众,扩展势力,自称可汗,于永淳元年据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反唐。同年,单于都护府(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检校降户部落官阿史德元珍(因犯罪被囚),闻阿史那骨笃禄反唐,便诈称检校突厥部落以自效,趁机投奔于阿史那骨笃禄。阿史那骨笃禄因阿史德元珍熟知唐朝边疆虚实,即令其为阿波大达干,统帅突厥兵马,进犯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与单于府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

  同年冬,69岁高龄的薛仁贵带病冒雪率军进击,以安定北边。领兵去云州,就是今天的大同一带,和突厥的阿史德元珍作战。突厥人问道:“唐朝的将军是谁?”唐兵说:“薛仁贵。”突厥人不信,说:“我们听说薛仁贵将军发配到象州,已经死了,怎么还能活过来?别骗人了!”薛仁贵于是脱下头盔,让突厥人看。因为薛仁贵威名太大了,以前曾经打败过九姓突厥,杀过许多人,突厥人提起他都怕,现在看见了活的薛仁贵,立即下马跪拜,把部队撤回去。薛仁贵来了就是打仗的,哪里会因为受了几拜就客气,立即率兵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斩首一万多,俘虏三万多,还缴获了许多牛马。

  永淳二年二月二十一日(683年3月24日),薛仁贵因病于雁门关去世,享年七十岁。唐高宗追赠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洽蓟县,今北京城西南)都督。薛仁贵的传奇的一生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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