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本名武照,称帝后改为武曌。小时候看见“武曌”这个名字,我的耳边老是回响一首儿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那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放冯宝宝版的香港电视连续剧《武则天》,武则天一笑百媚生,她就是一朵花。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印象中的武则天始终是水灵灵、娇滴滴的大美人。与阴谋诡计、政治斗法无关。
1、废后立武始末
这年的春夏之际,是个灾年,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出太阳。长孙无忌上表说这是首辅大臣失德,上天给的惩罚,所以要求自己辞职来给上天一个交代。他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做,估计是对唐高宗李治的态度做出一种试探,看看李治对自己到底怎样。无忌同志考虑得有些超前了,唐高宗李治就算想动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这时候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和在禁军中的影响力还是无人能比的。也许是被长孙无忌的求退姿态感动了,认为这个舅舅还是铁心为李唐江山社稷,为自己着想的。到那里找那么好的人?唐高宗李治连下诏书,明明白白地告诉长孙无忌,你老人家不许请辞,帝国和帝国人民需要你,我更需要你。
见高宗没有动自己的想法,长孙无忌又恢复了老子天下第一的状态。
权力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长期高高在上、众星捧月的感觉,使得长孙无忌已经变成一个忘乎所以的权奴,他迈开坚定不移的步伐走向自己的灾难,九头牛拉都拉不回。这年的冬季,长孙无忌又把兵部尚书崔敦礼提升为侍中,原因是崔敦礼一直和他关系不错,而且在对待吴王李恪的态度上和长孙无忌一致,坚决请杀李恪。可能会有人认为崔敦礼比较耿直,不是有意拍长孙无忌的马屁,但是,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提升崔敦礼,这动机不用说谁都清楚的,皇帝心理更清楚。长孙无忌继续在朝廷上下安插亲信控制朝局时,根本就没想到他自己最终会栽在皇帝后宫的问题上。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时,大唐后宫的风云已经开始变幻。曾是天子宠妃的萧淑妃随着武则天的入宫而完全失宠。我们现在完全找不到萧淑妃怎样获罪遭贬的资料,也不知道武则天是采用了哪些手段打倒这位昔日宠爱备至的皇妃的,只知道她确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萧淑妃倒台了。王皇后也感觉到唐高宗对自己的恩宠也在迅速衰减,她已经看清楚了武则天的手腕和野心。为了保住自己皇后地位和李忠的皇太子身份,她必然对武昭仪进行反击。于是她联系昔日情敌萧淑妃,开始携手合作,共同诽谤武则天,但这时候反击已经太迟了,他们的男人李治先生已经他们任何诽谤的话了。
不久萧淑妃先被打入冷宫,武昭仪的对手就只剩下王皇后了。王皇后还只是个年青小姑娘,又是一个没有经历过生活磨砺的贵族大小姐,自然在很多事情上不如武则天会做人。皇后不会曲意收买高宗宠信的人,她的母亲魏国夫人及舅舅中书令柳奭进宫时,见到六宫妃嫔的时候,也自傲于自己的门第身份而礼节不周。而武昭仪呢,见到皇后不喜欢谁、惩罚了谁,就去拉拢谁,所得的赏赐也和她们分享。因此这些人都和她一心,成了她的眼线。王皇后的一举一动,武氏都能知道,抓到任何一点把柄都都告诉给高宗。高宗越来越不喜欢王皇后了。后来,武昭仪又咬牙使出了匪夷所思的一招,对王皇后进行致命一击。大约就在永徽五年,武昭仪生下了一个女孩,高宗很喜欢,皇后一次来访看到了这个孩子也很喜欢她。并逗她玩。皇后离开后,武氏趁没人看见时将女孩掐死,又盖上被子。等高宗回来之后,武氏假装欢笑,到打开被子一同看孩子时,才大放悲声,哭天抢地。高宗问身边的人是怎么回事,宫女说皇后刚刚来过。高宗勃然大怒:“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武昭仪借机哭诉王皇后的罪过,使高宗终于动了废后的念头。
永徽五年六月,王皇后的舅舅中书令柳奭,感觉到皇后已经失宠,而且明白其废后已经难免,内心惶惧,于是上表请求解除中书令职务,改任吏部尚书。
虽然高宗已经打定了废后立妃的主意,但要付诸实施却面临很多困难。王皇后出生世家大族,又是太宗亲自选择的儿媳;而武昭仪出身寒微,又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一般大臣都很难接受她为皇后,更别提那个一手遮天的元舅长孙无忌了。皇帝知道,长孙无忌是最难的一道关口,要想废后立妃必须先过他这一关。于是,高宗在和武昭仪商议之后,精心准备了一番,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想做做长孙无忌的工作。皇帝驾临舅舅的府第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武昭仪也陪随同至,就比较奇怪。长孙无忌一见这架势,心里也就明白了几分,不动声色地将他们迎入府中盛宴以待。皇帝一落座就破格提升长孙无忌的三个庶子为朝散大夫,并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罗绸缎满十车。如此殊恩,笼络之意已是相当明显,于是宾主尽欢,其乐融融。酒酣耳热之际,皇帝微微一叹:“唉!可惜王皇后无子。”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希望舅舅能顺从自己的意思,同意废王皇后而立武氏。长孙无忌心里明白却故作糊涂,顾左右而言他。如此几次三番,高宗和武昭仪都很失望,悻悻回宫。后来,武昭仪又让自己的母亲杨氏到无忌的宅第,反复请求他高抬贵手,无忌还是不肯答应。
这样,皇帝就对长孙无忌的意见就大了去了,哪有这样拿人东西还不给人办事的呢?何况送礼的又是皇帝!如果说去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他看到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就是直接地感受到长孙无忌对皇帝意愿的漠视和对帝王权威的轻慢。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之心的唐高宗,心中的愤怒此刻已是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自他十六岁被立为太子开始,他就一直处在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可以喘口气了,却又时时刻刻处在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监督下,不小心翼翼避免行差踏错。这样尊而重之的结果,换来的是对方日益专权妄为,虽身为帝王,却如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既不能按自己的心意打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皇后。人生至此,实属无味。从此高宗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打击舅舅长孙无忌权力的道路。
高宗首先试图增多自己和群臣的直接接触的机会,逐步加强对朝政的控制。永徽五年的七月二十五日,高宗对五品以上官员说:“以前我经常看见你们在先帝身边议论朝政,有的当面陈情,有的退朝后上书奏事,连日不断。那时候你们有那么多事要上奏,难道现在无事可奏了吗?你们为什么都不上书言事呢?”此言一出,估计不少人都能听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那些长期在长孙无忌的权威下战战兢兢的大臣们,五六年来一直也没有看到皇帝有什么作为,而且都看到过皇帝所自行任命的人都被长孙无忌搞得有职无权,甚至还有宇文节被杀,还有谁敢越过长孙无忌而与皇帝直接议论国政呢?
高宗见这样做还不行,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永徽六年五月,他不动声色地把宫廷禁军将领程知节(程咬金)改任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命他率兵讨伐西突厥。程知节此时已经六十九岁高龄,本不应该率军远征了。但他是长孙无忌的铁杆亲信,高宗这样安排,目的是解除他对禁军的控制权,远远地把他支出去,以便自己能安心地和长孙无忌过招。程知节走后,高宗在朝政中依然插不进去手,于是他选择了皇后的废立一事作为平台,和长孙无忌较上劲了。如果这件长孙无忌极力反对的事,高宗能成功实现,大臣们就会明白这个朝廷到底是谁说了算了,人心才敢于向皇帝靠拢。武昭仪此时和皇帝的利益完全一致,也会穷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高宗来对抗长孙无忌等人,调走程知节就有可能是武昭仪提出的建议。
于是,武昭仪在六月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诬陷王皇后和她的母亲柳氏找巫师做法诅咒武昭仪,高宗发出敕令禁止皇后的母亲进出皇宫。一个月后,又把皇后的舅舅吏部尚书柳奭贬为遂州刺史。柳奭赴任路过离长安不远的扶风县时,可能对前来接待的地方官说了几句怨言,于是这个官员上奏称柳奭泄漏皇宫里的情况(柳奭所说应该是皇后废立之事,这样想来,这个地方官应该是柳奭的好友,不然以柳奭的谨慎是不会对他说这些事情的),又贬为离京更遥远的荣州刺史。
这时唐朝的后宫沿用的是隋朝制度,设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都是正一品,高宗提出,要在后宫中特别设置一个“宸妃”的名号,位置在上述各妃之上,封给武昭仪,作为封后过程中的一个过渡。这是一个折衷方案,唐高宗认为这样诸位大臣应该能够通过了吧。此议一出,立即受到中书、门下两省宰相的反对,中书令来济、门下省侍中韩瑗,先后上表以不合制度为由谏止,“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我们注意到,这次长孙无忌并没有出面,甚至褚遂良都没有出面,而是授意韩瑗来谏阻。大概他们已经从皇帝调走程知节的蹊跷事情上看出来点问题了,此时不适合直接出面来激化矛盾,而且这次所议的又不是皇后废立,他们出面也显得目标太大。韩瑗和来济俱是王皇后舅父柳奭罢中书令后新提拔起来的,韩瑗与长孙无忌有姻亲之谊,彼此同气连枝,自不待言;来济不是贵戚,素性忠直,此番进谏,当是出于太宗朝忠谏的遗风以及对大唐礼仪制度的维护了,对于长孙无忌来说可能是计划外的收获了。既有重臣施压,封妃原本也不是武昭仪的终极目标,不欲在此多事纠缠,进号宸妃一事,于是就此罢议。但韩瑗和来济这两位不识时务的大臣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武昭仪的心里。
接着,朝中发生了一件本来不大不小的事情,但是特定的人却在特定的环境中,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它,从而引发了一场大风波。当时朝中有一个中书舍人名叫李义府,他本是贞观中后期由马周、刘洎推荐入仕的,自然就属于魏王党的外围。加上此人阴狠、笑里藏刀,因此名声较差,人送外号“李猫”。长孙无忌很烦他,同时也想进一步排除异己,打算把他逐出京城,降职为壁州司马。这份敕令还未送到门下省公布的时候,李义府通过自己的耳目已经知道了,惶急无奈之下便向同是中书舍人的王德俭请教应对之策。王德俭是许敬宗的亲外甥,有可能许敬宗曾和他这个外甥说起目前有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但这个机会的风险太大,已经连续吃亏了三十年的他没敢轻举妄动。这次王德俭见李义府遭到这样的排挤,不妨死马当活马医,拿他做个试验。他对李义府说:“皇帝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正在犹豫不决,一直担心宰相们会有异议。你如果能提建议立武氏为后,就有希望转祸为福了。”李义府听后恍然大悟,这是一步险棋,但此时不得不走了!于是他尽可能快地寻求机会高宗上表章,请求废掉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说是这样才能满足黎民百姓的愿望。高宗十分高兴,亲自召见李义府,赐给珍珠一斗,留他在京官居原职。武昭仪也暗中派人慰勉李义府,并说服高宗破格提拔他为中书侍郎。此事和对弈很相似,一子落下,满盘皆活,李义府的人生,就此得到转机。同时,高宗和武昭仪也大受鼓舞,他们终于有理由相信,朝中确实还有敢于跟长孙无忌唱对台戏的人。
这是高宗第一次违犯长孙无忌的意愿,提拔了长孙要贬斥的官吏,多年宦海浮沉的高官们从中都能看出,皇帝不再对长孙无忌言听计从了。李义府提出废后建议,鲜明表态支持武昭仪,他职位的不降反升,无疑透露出一个微妙的信息,让所有在现行体制下郁郁不得志的官僚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为他们指明了上位的途径。许敬宗放心大胆地开展活动了,四处奔走宣传:“老农民多收了几斗麦子都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呢!”这话虽然不雅,但高宗和武昭仪听了很高兴,不久以后就恢复了他礼部尚书的职位。这样,就算是傻子也明白皇帝的心意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力挺武昭仪的队伍,王德俭、崔义玄等是较早的一批,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武昭仪的心腹。一批大臣分化出来,站到了长孙无忌的对立面。许敬宗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之后,还到长孙无忌府上去多次劝说他赞成立武昭仪,结果是自讨没趣,遭到长孙无忌正言厉色的斥责。但长孙无忌的态度并没有阻拦住武昭仪的这一波攻势,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
八月,长安县令裴行俭,听说了此事,到长孙无忌的府上其谒见,凑巧中丞袁公瑜也在左。行俭忍耐不住,问长孙无忌:“听说皇上将废去皇后,改立武昭仪,真有此事吗?”长孙无忌:“确有此议。”行俭道:“武昭仪要是当了皇后,国家必有大祸,太尉不能听之任之啊。”长孙无忌叹息说:“不是我不想阻拦,只怕是我阻拦不住了。”裴行俭又言辞激烈地劝喻几句之后才告辞离去。那个袁公瑜也起身告辞,他一出长孙无忌家门,就去武昭仪的母亲杨氏那里报告此事。杨氏夤夜入宫告诉武昭仪和高宗,次日高宗即行颁诏,贬裴行俭为西州长史。没想到这一贬却造就了一代名将,这是后话。
经过这一段的暗中较量,正式摊牌的时间终于要到了。九月的一天,退朝后的宰相们按惯例齐集门下省之政事堂商议国事。忽闻皇帝宣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和褚遂良等宰相去内殿,说有事要商议。褚遂良若有所思地说:“今天皇上宣召,多半是为了后宫的事。”对于废后立妃这事,大家虽早有心理准备,然而事情到了眼前,仍不免让人感到紧张。已经被权力风波吓怕了的于志宁提议说:“长孙太尉是百官之首,您先表态,我们就好说话了。”褚遂良考虑了一下,说:“太尉贵为元舅,如触怒皇上岂不是让皇上蒙上不敬尊长之名?不可。”于志宁又说:“英公李勣素为皇上所重,要不您先说。”褚遂良说:“李司空是国之元勋,不可让皇上负上降罪功臣之名。我褚遂良乃是自平民起家,无功而享受高官厚禄,且接受先帝托孤,不以死谏诤,无颜去见先帝!”表示自己将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首先劝阻皇帝了。老奸巨猾的李勣一见这个架势,当即说自己身体不舒服,需要马上回家休息。其实他是不愿意帮助长孙无忌向皇帝施压的,因为他倾向于支持皇帝立武氏,以压制长孙无忌的熏天权势;但同时,他也不愿意当众和同僚翻脸,把关系搞僵,于是选择了暂时回避。
李绩一走,就剩下三人步入内殿。皇帝对他们说:“皇后没有子嗣,武昭仪有,如今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你们看怎么样?”
褚遂良即答道:“皇后出身名家,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先帝临死的时候,拉着陛下的手对我说:‘朕的好儿子好儿媳,如今就交付给你了。’这些话都是陛下亲耳听到的,言犹在耳。现在也未听说皇后有什么过错,怎么能够轻易废掉呢!我不敢曲意顺从陛下,那样就违背了先帝的遗愿!”这样的大帽子压下来,谈话顿时无法继续。不欢而散。
第二天,李绩为了躲避,请假没去上朝。高宗又提起废后立妃之事,这回褚遂良干脆把武昭仪的老底全部抖了出来:“陛下一定要更换皇后,可以遴选全国的世家望族,何必非武氏不可?武氏曾经侍奉过先帝,这是众所周知,千秋万代之后,人们又将怎么评价陛下呢?愿陛下三思而后行!”高宗万万没有想到褚遂良敢这样说话,大为震惊,一口气还没喘过来,褚遂良已经先把朝笏放到地上:“我今日触怒陛下,罪该万死。请求辞官归里。”高宗这时一腔怒火,当下命令殿前武士将褚遂良拖出殿外。这时突闻珠帘之后一个尖利的女声响起:“何不杀了这个家伙!”赫然竟是武昭仪!她当时就是个普通嫔妃,竟敢隐身帘后旁听君臣议政,而且公然发作出声要求惩办顾命大臣!于志宁此时已经不敢说话,长孙无忌无奈之下出面说话:“褚遂良是先朝顾命大臣,有罪也不可以加刑。”这才保住褚遂良的一条命。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举朝惊骇。与长孙无忌荣枯与共的韩瑗当即入奏,高宗不听;次日,韩瑗再度切谏,感情更加悲切,说到激动之处,潸然泪下。皇帝大怒,让侍卫拉出去。韩瑗仍不罢休,再次上疏,但不管他怎么上书,皇帝都不再听他们的了。
立后之事遭到那么多宰相的坚决反对,高宗不能不有所顾忌,思虑之时想起宰相之中还有李勣尚未正式表态,这就给高宗留下了希望:李勣功高望重,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巨大,堪称军方在朝中的代言人,如果他不反对,那事情就好办了!
于是高宗轻车登门,密访李勣。“朕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固执己见认为不可。他虽然是顾命大臣,但是他反对事情就不可以办了吗?皇帝吐出一肚子苦水,是倾诉也是试探。”李勣对双方的态势、实力和意图,早已了然于心,此时就以他一贯含蓄的口吻回答:“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又去问外人呢!”
李勣这样一说,无疑是暗示高宗不必有太多顾忌,同时也暗示皇上乾纲独断,不要再和那些人商议,至于军队里,是不会有人捣乱的。这样,高宗得到了军方的默许,扰攘多时的皇后废立之事,至此也一锤定音。(很显然,李勣实质上支持的并非是高宗立武昭仪,而是支持高宗和长孙无忌等权臣对抗。但是他没想到,万万想不到,这样做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副产品——后来世界上竟然会出一个女皇帝。)高宗回宫后,马上下旨将褚遂良贬出京城,出任潭州都督,长孙无忌最粗壮的一支臂膀被砍掉了。
永徽六年十月,高宗终于下旨,把王皇后、萧淑妃废为庶人。许敬宗又在武昭仪的授意下联络百官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于是高宗下诏立武氏为皇后。立后大典上,立后斗争中持支持态度的李勣,和持中立态度的于志宁,各奉玺绶与册文于武皇后,从此她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
至此,历时两年之久的皇后之争,终以长孙无忌集团的全面败北而告终。而废后立妃的成功,让群臣都看到皇帝能自己做主了,群臣开始向皇帝靠拢,长孙无忌自然而然就失去了震慑群臣的权威。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帷幕。同样是无忌,此无忌不如彼无忌,乾坤大挪移不是谁都能练成的,而乾坤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倒转的。千万不要以为你坐在那个位子上他们就都正心诚意地听你的,如果你不能处理好那个不安份的中间环节,很多人还都以为实权并没有在你这里,惧怕他的淫威而不敢真正听你的。
2、夺权在显庆
随着长孙集团的节节败退,立后之战总算落下帷幕,然而由此引发的政坛大震动才刚刚开始。新皇后武则天颇有“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她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迅速准备下一阶段的备战:其一、她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以巩固自己的后位。其二、要把长孙无忌等反对她为后的元老重臣铲除,永绝后患。对于唐高宗来说,也需要继续打击长孙无忌,一步步消除他左右朝政的实力。这时候,皇帝皇后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朝中大臣向他们聚拢的形势,对他们进一步实施行动也是极为有利的。
这时候的太子李忠,是在永徽三年(652年)七月立的,才不过十几岁的孩童,也仅仅是个象征。但他毕竟是王皇后认养的、柳奭和长孙无忌扶上太子之位的,只要把眼光稍稍往远看一下,他对武皇后的威胁长远而且巨大。太子李忠也不傻,眼见得王皇后落得如此下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主动上表要求辞去太子位,前后上表共有四次。还是保命要紧吧!
武则天到目前为止,生有二子。长子是李弘,封为代王,而在当上皇后之前不久,又添了二胎,取名李贤,封为潞王。新皇后有这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要把现任的太子换掉,完全有充足理由。余下的问题,就在于有人出头提出,然后堂而皇之走个程序罢了。
这次第一个跳出来表现的是许敬宗。他揣摩高宗和武后都有此意,自己又是礼部尚书,职权范围内恰好可以说的事,何不抢个头功?于是,在武则天正式当皇后的第三天,许敬宗就上奏,大谈换太子事宜。奏章做得古香古色,大意是说:今之太子,原非嫡子。因为永徽之始,国本(真正的太子)未生,所以从权安排了。现皇后已生子,是为正统,那么皇统问题就不可浮滥。我既然是负责礼仪工作的,便不敢失职,一定要提出来。高宗看后非常高兴,马上召见他,一番夸奖和表演之后,说:“阿忠已有意自让。”谋私利也要披上“天下为公”的外衣,君臣俩的这番对话,好像是一场表情严肃的游戏。这事,就这么定了。
没过两个月,《降太子忠为梁王诏》颁下,大大夸赞了一番李忠,说他主动提出让贤。为江山社稷谋,特封其为梁王,出任梁州都督。同一天,册立代王李弘为太子。接着,又下诏大赦天下,改元“显庆”。当时正值新年的正月,废太子诏书一下,原东宫官吏都怕受到牵连四散逃亡躲藏,绝大部分人已经不敢来见李忠。世事如棋,人情如纸!李忠黯然离开长安,启程前往梁州赴职。到梁州后,还没出显庆元年,武后就又把他打发到房州去做刺史了。唐代的梁州在今陕西南郑一带,离长安不太远,还不算是太大的贬谪。而房州在今湖北房县,那时看起来就远了,是山高荒僻之地了。管不了这么多了,能保住自己的命就算赢了,其他功名社稷都随风去吧!
李忠收摊子回家不干了,可作为太子集团,他的甩手离去并没有将东宫势力瞬间化为无形。武则天始终没有停下对权欲的追逐脚步,她开始大肆扶植栽培自己的势力。李义府在武氏刚立为皇后不久,和太子册立之前,就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入阁拜相。显庆元年(656年)三月,朝廷又把杜正伦提升为黄门侍郎、同三品。杜正伦当年因为向李承乾泄漏了唐太宗的话,被一贬再贬,官运背到了极点。但他是李勣的故人,现在李勣也要加强自己力量的时候,有必要把杜正伦提升起来。所以,杜正伦为相,极可能是李勣的举荐。
对于立后之后发生的太子废立和人事变更,长孙无忌集团一直采取坐视不问的态度,或者是已被武后的毒辣手段吓呆,或者是明知道劝谏也无用,总而言之他们一直都保持着沉默。至此,高宗御宇七年以来,终于尝到了宸衷独断的滋味。
这时候,李义府惹出了一件事,把一个反击的机会送给了长孙无忌等人。李义府原本一个朝不保夕的小角色,突然跃居宰辅之位后,开始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欺凌百姓。他看上了一个犯案下狱的洛州美妇人淳于氏,便指使大理寺丞毕正义放人,自己好纳为侍妾。不料此事被人弹劾了,高宗命给事中刘仁轨主持审查毕正义这件事,李义府向刘仁轨求情不成,怕事情泄漏,只好逼毕正义在狱中上吊自杀。后来高宗知道事情原委,仍然不治李义府的罪。李义府从此恨上了刘仁轨,努力寻求机会报复。李义府此时身为宰相,竟然于天子脚下擅杀大理寺丞,侍御史王义方认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决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坚持提出弹劾,言辞恳切,正气凛然。高宗听完之后却仍然开释了李义府,而且责怪王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为莱州司户。高宗如此公然黑白倒置,纵容迁就,是为了报答李义府当日“打响了第一枪”。
李义府的这件事,对于长孙无忌集团来说,是个反击武氏阵营的好机会。可是长孙无忌、韩瑗并没有加以利用,他们仍然保持沉默。所以我们说,长孙集团这一阶段的应对策略极为不妥,真是“前不应当示强时而示强,后不应当示弱时而示弱”。此时再软弱,也没有回身余地了,反而不如绝地一搏有再生的可能。
武则天开始动手了,她并没有因为长孙无忌的忍让而停步,而是步步进逼。把长孙无忌的亲戚,一个个调离京城外放。长孙无忌的表弟、太常寺卿高履行(高士廉之子),被派到益州(今四川成都)大都督府任长史;长孙无忌的堂弟工部尚书长孙祥,被派到荆州大都督府为长史。从表面看,这两位部长级人物虽然外放,但所任的职务也非常重要。这两个州,看起来虽然都是天下的显要州郡,然而,天下人都看明白了,这是在砍长孙无忌的左右手!
不仅长孙无忌在朝廷的羽翼被削减,连出征在外的程知节也处处受牵制。这年的年底,程知节的前军总管苏定方打了一个大胜仗,本来应该乘胜追击。但副大总管王文度却出面阻拦,自称受了密旨节制程知节,喝令不许进军。苏定方认为有诈,皇帝既任命程知节为主帅,岂会别传圣旨?要求程知节囚禁王文度,飞表奏明皇帝查清真相。程知节不听,任由王文度胡来,结果贻误了战机,敌酋得以逃窜。而后兵至怛笃城,敌方百姓开城门投降,王文度竟然下令屠城,然后瓜分了他们的财物,除了苏定方之外,连老程都得了一份。程咬金十二月班师回朝后,高宗却说自己并没有给王文度什么密旨,而是王文度假传圣旨!假传圣旨可是无可赦免的重罪,但高宗并没有杀他,只是予以免官(不久又再度起用);这样,程知节也因为坐失战机、未及时追敌,而被免官。这事前前后后都发生得蹊跷,后世史家怀疑王文度并没有矫诏,而是高宗确实安排王文度去捣乱,阻止程知节立功,并且要让他背负上罪名,借以剪除长孙无忌的羽翼。程知节经历过几十年的政坛风雨,年事已高,早已无复昔日锐气,更不想临老还参与这种政争内斗,应该早就能看出唐高宗的用意了,所以从出征时起就变得懦弱起来,顺从地任人安排,回朝后和和顺顺地免职回家。保住性命就是福气了。
乾坤真的要大挪移了,但乾坤不是握在无忌的手里,而是被一个叫做武媚娘的女子掌握了主动。长孙无忌集团中的人见己方如此被动,终于有人坐不住了,特别是被新皇后点名提到要好好“奖赏”眼见事态发展越来越不妙,他们急需找回以往的主力战将褚遂良以修补其翼,作困兽之斗。这年十二月,由韩瑗出面(估计是想让最高统帅长孙无忌隐身于后,避开风险,以免目标太大。),为褚遂良讼冤,称褚遂良体国忘家,为“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却无罪被贬,就算他有违忤天子,被贬一年也该够了,希望皇帝能将他召回。高宗此时情绪还好,平静地说:“褚遂良有才有功我都知道,但他性情悖戾犯上,所以要惩罚他。”韩瑗、来济见高宗的话有所松动,便慨然力争:“褚遂良是社稷忠臣,只不过是受到了谗谀之人诋毁。陛下无辜弃逐旧臣,不是国家之福。”高宗听这话说得无礼,脸色就有些不好。韩瑗却不察言观色,一时失口,竟然说:“武皇后就象周朝的褒姒!早晚灭亡大唐,您不要信用她!”高宗闻言勃然大怒吼道:“你下去!”
我估计这个韩瑗退下后,感觉到自己说的有些过了,早晚会招来武则天的报复,就想金盆洗手,不干了,辞官回家以求自保,但高宗不准。想跑,门都没有。
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高宗带着武后行幸洛阳宫,在这里住了下来,并于当年底宣布洛阳为东都。后世有史家说,因武则天在长安宫中常见王皇后、萧淑妃的鬼魂作祟,故有此避祟之举。而实际上,是因为唐疆土已比前朝有所扩大,政治中心南移,是为便于统治。
到了三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长孙无忌一派中有人建议高宗,把褚遂良从潭州(今长沙)调到更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任都督,这也可能是为了让他再远离政治中心一些以避祸。高宗批准。他们谁没想到,这一建议会给他们带来多严重的后果。
长孙无忌一派恢复声势步履维艰,与此相对,拥武一派却在一路猛进。三月,李义府被提升为中书令。到了七月,许敬宗、李义府秉承武后意旨,突然诬奏:“韩瑗、来济潜谋不轨,与褚遂良朋党为奸,密谋叛乱。因桂州为用武之地,故要求改授遂良为桂州都督,意在引为外援。”
高宗闻奏大惊,也不管有没有证据,立刻贬韩瑗为振州(今天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并终身不许入朝。褚遂良更是问题的核心,被再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为刺史。王皇后的舅舅虽然已是死老虎,早就贬到荣州(今四川荣县)了,这次也受牵连,再贬到象州(今广西)为刺史。至此,长孙无忌的主要爪牙已被收拾得差不多了,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褚遂良被贬爱州(今越南),心情恶劣可想而知。他左思右想,再无扳回局面的可能,当初的倔强劲儿早已消失,只有上表乞怜。他先提到了自己为高宗力争皇位的策立之功,回忆了太宗去世时手足无措的高宗抱着他脖子的情景,最后说他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蚂蚁一样的卑微渺小,乞求皇帝高抬贵手。表上去之后,高宗不理。按理说这表章写得字字血泪,情动于中,高宗不可能无动于衷,之所以没反应,据《新唐书》推断,是“牵于武后”——被她管住了。
韩瑗、来济两位宰相被贬,顿时空出来侍中和中书令两个关键的位置,仅四天之后,许敬宗便做上了门下省最高行政长官侍中。他经过三十年的无耻钻营,六十八岁时终得和李义府同时为相了!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二人联手控制了中书、门下,敕令通达不在话下了。
李义府是个无赖小人,当上中书令就狂了,变本加厉地卖官鬻爵,大捞黑钱,他的他老母、妻子、儿子、女婿都发动起来受贿,到他家走门路的人不绝于途。他本来出身贫寒,唐代又特别讲究门阀出身,所以当他为相之后,就妄称自己出于历史名门——赵郡李氏,赵郡李家也乐得多这么一个权倾朝野的“本家”,那些赵郡李氏的无赖之徒很多人都认他做“本家”叔叔或兄弟,然后就可以横行不法。
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是李义府的同僚,资格远比李义府老,所以总想摆点老资格,但小人得志的李义府却丝毫不愿落下风,于是两人产生了矛盾。一次,两人在高宗面前互相攻击,争吵了起来,高宗一生气,就把李义府贬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把杜正伦贬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杜正伦不久就病死在了横州刺史任上。李义府也遇到了一件很恶心的事情:本来赵郡李氏出身的给事中李崇德已经认他是本家,也把他写到了自己的宗谱之上,现在见李义府罢相,竟然又把李义府的名字删除了。李义府知道这件事之后,那种气恼和羞辱的感觉不言而喻。
当时的吏部尚书唐临是长孙一派的人,他见李义府被贬出京外,大为兴奋,想趁机扳回局面。他把素与李义府不和的张伦,调为剑南道(今四川云南一部)巡察使,准备好好收拾一下李义府。同时,还保奏与来济关系不错的许炜为江南道巡察使,以保护被贬在台州的来济,等待将来翻身的机会。也许是他动作有点大了,被武皇后发觉,她对高宗说:“唐临玩弄权术,私自选人授官,朝中对此多有议论,为了朝廷安稳,还是罢免了他吧。”高宗觉得有理,立刻贬了唐临的官,断了长孙无忌一派最后的幻想。不久唐临就死在了潮州刺史任上。十一月,武皇后又提议,让许敬宗接任李义府空下的中书令之位,另派大理寺卿辛茂将兼任侍中。这位新贵辛茂将,出身于与关陇大族相对立的寒门小户,是许敬宗的心腹。
这年(显庆三年,即公元658年)的年底,尉迟敬德病死在家,死后极尽哀荣;褚遂良病死在被贬的爱州,死得孤单凄凉。褚遂死后约有半年,即显庆四年(659年)四月,高宗和武后终于对长孙无忌本人动手了。借口很蹩脚,也很常见,有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出头告发太子洗马(东宫掌图书的官员)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说他二人勾结朝中权贵,朋党而营私。这是个“说你有,你就有”的罪名,何况官场关系从来盘根错节,谁都有人际关系上的渊源。所以这类告发,一般都是别有图谋在。朝中权贵,所指为谁,在当下不言自明。两《唐书》的编者均认定,这就是许敬宗事先策划好的打击方案。高宗接到这个白丁的举报后,居然下诏让许敬宗、辛茂将负责审理此案。(一介平民居然告发朝中官员结党,而且皇帝马上就立案,这都很蹊跷。)许敬宗自感得到机会,故意扭曲案情,严刑拷打韦季方,要求他诬陷长孙无忌谋反。许敬宗本来想按照长孙无忌诱供房遗爱将李恪罗织入罪的手法,来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可韦季方明白自己一松口就是满门抄斩的罪名,怎么打也不承认。许敬宗炸严刑逼供,韦季方受刑不过,意欲以死相抗,还好给抢救了过来。许敬宗见韦季方死活不招供,就趁他伤重不能说话的时候,向高宗呈报:韦季方勾结长孙无忌意图谋反,奸谋败露后想畏罪自杀。消息传开,举朝震惊。高宗近几年虽与舅舅渐行渐远,但万没想到会有阴谋在身边酝酿。他刚开始的反应,果然就是不信,让新任侍中辛茂将去核实。这位新贵辛茂将,是许敬宗的心腹,他的复核结果,当然是确有其事。高宗还是不信。许敬宗知道,“以疏间亲”的风险极大,现在骑虎难下,必须要扳倒对方,所以嘴相当硬:“事情确实如此,如果陛下不信,江山危矣。”唐高宗又是落泪、又是哭诉地表演了一番,竟然不把长孙叫来问问,就下诏削其太尉官爵与封邑,以扬州都督身份安置到黔州(今四川彭水县),但仍按一品官员的待遇供给饮食。
长孙无忌这个决口一被打开,总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当。许敬宗趁势再奏:“无忌谋逆,是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的,柳奭还和宫掖中人勾结,谋行鸩毒皇上。于志宁也党附无忌,应该治罪。”于志宁早在皇后废立之争时持中立态度,但也逃不掉。接下来的整肃,犹如铁碾滚过:高宗下诏,追削褚遂良的官爵,连已故爱州刺史也不是了。除去柳奭、韩瑗名籍,免掉于志宁的官职。长孙无忌上路期间,沿途发兵遣送。扫荡了关陇大僚本人,再扫荡亲属和裙带关系。褚遂良的儿子彦甫、彦冲流放爱州,在半途中双双被杀。长孙无忌之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除名,流放岭南;族弟长孙诠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到了流放地后,被县令杖杀;外甥高履行由益州长史再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都督,不久又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刺史。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令人感叹。凉州(今甘肃武威)刺史赵持满,力大善射,性喜豪侠,他姨母是韩瑗的妻子,他舅舅是长孙无忌的堂弟长孙铨。许敬宗也诬陷他与长孙无忌同反,把他召到长安,用尽酷刑。但赵持满咬紧牙关不承认,狱吏只得代写供词结案,后被下诏诛杀,亲戚都不敢去收尸。他的朋友王方翼去受葬他,官军把他抓了起来,上报高宗。好在高宗赞赏他的义气,没有加罪。(王方翼文武双全,后来受裴行俭提携而成为屡立战功的名将,但终因是已废王皇后的娘家人而终生不得重用。)
七月,皇帝再度下令,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和新拜相的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这个卢承庆在永徽年间受过褚遂良的恶意诬陷和连续打击,接连被贬,后来高宗在武后的提议下起用他,应该是看中了他和褚遂良、长孙无忌的矛盾)五位,共同复查长孙无忌案。实际上是想对本事件有个最终的结案陈词。李勣对此事始终不肯积极参与,其他人都是许敬宗的属下和才提拔上来的新贵,一切为许敬宗马首是瞻。要审案当然是要先提审犯人,于是派袁公瑜快马至黔州提审长孙无忌。袁公瑜,便是主张立武氏为后的六位翊赞功臣之一,告密致使裴行俭被贬出京的那一位。袁公瑜一到黔州,便逼令长孙无忌自缢——杀人灭口就不用审了,罪名是“畏罪自杀”。接着圣旨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韩瑗,将三人批枷带锁押送至京师。使者刚刚上路,新的命令又下来,改为原地处死(估计是武皇后的主意)。于是将柳奭就地处死,另一位使者来到振州,才知道韩瑗早已亡故,掘墓验尸证实无误方才罢休。这三人之中,唯有长孙恩逃得性命,改判流放檀州(今北京密云县)。长孙、柳、韩三家受牵连被贬降者,计有13人;中间派于志宁也被贬为荣州刺史,亲属被贬者9人;几大宰相中,只有来济的命运稍好一点,他当初被诬告时,罪名只是与褚遂良一起煽动长孙无忌不满,没说他参预“谋反”,因此得免一死。次年从台州再贬为西域庭州(今新疆境内)刺史,后来突厥进犯时他不穿盔甲冲入敌阵而死,其实也算自杀。
一个月后,普州刺史李义府调回长安,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小人总是睚眦必报的,他回到相位后,立即指使人诬告那个把自己从赵郡李氏宗谱上删除的李崇德,把他下狱。这个曾经看风使舵的李崇德见事不好,在狱中自杀。
十一月,高宗提升许圉师担任宰相。同时因另一宰相辛茂将病死,职位出缺;提升度支侍郎卢承庆同中书门下三品。许圉师是进士出身,早已和长孙无忌等关陇大族没有什么关系了,卢承庆更是多次受到褚遂良的恶意排挤。此时,朝中再没有关陇大户出身的宰相,免得长孙余党再距高位。
在朝廷全力收拾长孙集团的过程中,那个房州刺史的前太子李忠,年龄也慢慢长大了,越大越懂事,越懂事越担心自己的命运,所以一天到晚胆战心惊,经常传上女人的衣服,防止有刺客来杀他,还时不时地为自己卜卦,看看是吉是凶。虽然他卜卦只是为了企求活命,但还是有人想出卖他来换取荣华富贵,就向朝廷告发了他卜卦的事情。这巫蛊占卜本是皇家大忌,于是,显庆五年七月初六,陪武后到并州转了一大圈后刚回洛阳宫的高宗,下诏废李忠为庶人,迁徙到黔州,在他的伯父、前朝废太子里承乾的故宅中被幽禁起来。武后在梁王忠一案证据确凿之后,还是做出了慈母的姿态,为挽救忠的性命而向皇帝求情。由此可见武后在初立为后的这段时间里,还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以及与李唐皇族各人的关系。
至此,天下再没有谁能威胁皇族权力了。
唐初的政治受南北朝遗留传统的影响还非常大,还有浓厚的“门阀政治”色彩,所以初唐的高官尤其是宰相们,绝大多数出自关陇大族的门荫而不是出自科举。唐高宗和武后灭掉了长孙无忌后,不仅提拔了一批和原长孙集团对立的官员,还改变了高官的产生途径——即科举入仕者成了高官的主要来源。使用这一批人,是绝不会有“复辟”的威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