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盛世帝国的谎言与真相

第八章 接班人问题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盛世，巩固了大唐王朝基业，在晚年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难解的政治困局之中。这个困局是所有帝王离开这个世界前夕都要直面的问题——“接班人问题”。这是自己的帝国，他没有别的选择，当务之急得为自己后世子孙铺好路，选好合适的接班人。

　　帝王选择接班人，其标准只能是政才。没有政才，其他才能都派不上用场。中国历史上出过不少有名的才子皇帝，像南朝梁氏诸帝，宋徽宗，特别是那以写诗填词而著称的南唐二主，都是因为其文才、诗才而妨害了其政绩。本来是个不错的文人、艺术家，却偏偏强人所难让他去做皇帝，这岂不既害了国家社稷，又害了他本人。在这方面本人颇多欣赏曹操、曹丕父子，都是多面手。

　　那么这时谁会是唐太宗贞观事业理想的接班人？李世民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选择接班人的眼光和标准会否显示出他超出常人的智慧？

　　1、生在皇家

　　稍懂弈道之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有远见的帝王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在立嗣问题上常常想得很多。俗话说，龙生九子各不同，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命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位的继承多数是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的，虽然成功率并不是那么高，但这个光荣的传统一直阴魂不散。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所以，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太子，理论上是日后李世民事业的接班人。可是，随着儿子们慢慢长大，李世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在几个儿子中，他偏爱的是魏王李泰，原因是李泰是个文学小青年，不光文采出众，更有治国之才，有时候给他的建议都能一语中的。而太子李承乾则完全是个愣头青，脾气暴躁，对朝堂之事完全不得要领。摇摆不定的李世民对魏王李泰的偏爱使得魏王党形成，威胁到了李承乾的太子地位，于是，太子党和魏王党开始在贞观后期展开了激烈斗争。

　　李世民还有个五儿子叫李佑，这家伙跟他倒霉的叔叔李元吉一样，也是封齐王。叔侄两人不光在封号上相同，在脾性上也非常接近。打小人就不学好，整天跟一帮小流氓鬼混，游猎无度，学了点武功就以为自己东方不败，其实是衰神二代；认识两个字就以为自己是一代鬼才，其实是烧火废柴。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不良少年肯定会在一场暴风骤雨来临后死得很难看，因为他不安份。在宫廷争斗中，不安份是最要命的一种素质。

　　果不其然，贞观17年，李佑这可怜的家伙就死翘翘了，罪名谋反。起因是：李佑因为太无法无天，李世民太生气了，决定严加管教，把李恪的老师权万纪调过来治他。这个权万纪原先吴王李恪的老师，在教育吴王李恪上，权万纪是立了功的。著名教师权万纪拿李佑一点办法没有，始终摆不平这孩子，再不下狠招，老子以前辅佐吴王留下的那点美名就给毁了。于是权万纪一方面对李佑的日常行为严加管教，对他的那帮狐朋狗友们严厉打击，对他的行动自由严加控制。另一方面，手执圣谕，拿李世民来压他。就这样，身为皇子，自认自己是天才少年的李佑终于忍不住了，他爆发了，于是悲惨的事情就随之发生了。贞观17年，李世民叫李佑跟老师一起从封地回京。这下把李佑逼急了，再加上长期以来对老师的刻骨仇恨，于是，他就请几个常年吃牢饭，势力打家劫舍为家常便饭的狐朋狗友，在回京的半道上把可怜的老权给杀了。这下好了，权万纪被杀，主谋是李佑确凿无疑，因为他那几个朋友在杀人的时候暴露了身份。于是，早就想做皇帝的李佑一不做二不休，就起兵造反了。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了，可是在随后的审查中，拔除萝卜带出泥，竟然查出了太子的谋反计划。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竟然谋反，这事对李世民的心理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最后，李世民处死了参与谋反的大臣，将太子李承乾贬为庶人。

　　2、太子难当

　　李世民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九死一生，血刃亲兄弟才夺得皇位，开创盛世。可以说，玄武门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李世民的心头，挥之不去。而他一直用自己的完美表现掩盖血腥。他一直在极力规避皇位继承对帝国的影响。他对立废太子比别人多了更深一层的切肤之痛，他对培养太子十分重视，“搜访贤德，以辅储宫”，恨不得把全天下的有才之士都拉过来给太子当老师。从李承乾被确立为太子到贞观十七年，太宗先后挑选了10余位“宿德鸿儒”之老臣、名臣担任东宫辅臣。这些人包括张玄素、房玄龄、魏征等等。应该说太宗对太子的老师们是寄予了厚望的，希望他们能给予太子良好的教诲和引导，从而使太子成为理想的继承人，使自己的帝国事业能够实现平稳过渡。

　　李世民对太子培养的高度重视，是和唐初关注“国祚长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太宗曾多次表示出皇位继承人的优劣是与王朝命运息息相关的。在晚年留给太子李治的《帝范》中，同样包含了李世民对唐王朝命运的深深忧虑。他谆谆告诫李治，因为完全是依赖父祖的功业而登履帝王之位的，必须时刻牢记“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李世民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把他对王朝数世而亡的那种“为此不得不惧”的忧患和焦虑心理表露无疑。当然越到晚年，而且经历过废承乾立李治的波折，他的这种忧虑愈益强烈，但是应该说在他在位期间，这种忧患意识是贯穿始终的。试想，假如他努力经营的大唐基业倾覆在儿子手上，唐王朝岂不就成了又一个短命的秦、隋，“国祚长久”岂不就成了又一个历史笑话？

　　唐太宗因为自身对王朝前途命运的忧虑，自然就会更加期待自己的继承人有着更为完美的表现。而面对年轻的太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容易出现缺乏耐心、过分严厉乃至患得患失的态度。这都很容易使当时的太子李承乾感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挫败感。太子少年时“性聪敏”，其父李世民“甚爱之”。但他身居九重，过着养尊处优的奢侈生活，因而“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在政治上也“不循法度”。（《旧唐书》）对于太子的奢靡，李世民作为父亲是有责任的。李世民晚年由于自己也有奢靡腐化的倾向，因而下诏规定，以后皇太子出用库物，“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无需限制，国库就是咱们老李家的家产。（所司勿为限制）”。（《资治通鉴》）。结果，诏令下达以后，“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当时东宫内部的情况是，一帮工匠在那里大兴土木，整个东宫见不着一个贤良有德之人。史曰“龙楼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睹贤良”说的就是这事。（《旧唐书》）。

　　一个人有德无德，就要看他身边聚拢了的那些朋友。

　　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后，考虑到立太子是件大事，便决定立八岁的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李承乾武德二年生于长安皇宫中的承乾殿，因此，母亲长孙皇后就以殿名给他起了名字。李承乾年轻时非常聪敏，很为太宗喜爱。太宗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都由他决断，太宗每次外出巡视，也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不料，时光一年年过去，李承乾却越来越让他的皇帝老子失望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孩子变得习性散慢，生活奢侈，嬉戏无度，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东宫太子府中有个十四岁的太常乐童，名叫尹伊，弹得一手好琵笆，长得也十分标致，还能歌善舞。李承乾对他十分宠爱，给他起个绰号叫“称心”，每天都和他厮混在一起，简直寸步不离，人生难得称心。太宗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就派人把尹伊杀了，和尹伊有牵连的几个人也都被处死。唐太宗的这个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让李承乾精神崩溃，思想滑坡。他对尹伊痛悼不已，还在东宫庭院中盖起一间房子，里面摆上尹伊的画像，又陈列了许多泥人泥马，命宫人每天早晚祭奠，他自己也常来到这里，面对尹伊的画像，喃喃自语“称心，我的小乖乖，你死得好冤哪！想我一个太子，竟然连你都保护不了，我还要它作甚”说到伤心处，泪如倾盆雨。长久在小屋中徘徊有时就在小屋中睡着了。李承乾还把尹伊埋在宫中，立坟头，树石碑，并且因此怨恨父亲，长时间不上朝参拜太宗。

　　李承乾再也无心学习朝政，整天沉浸在歌舞酒宴中。他把一百多名奴仆组织起来习歌练舞，准备挺进大唐娱乐圈。这些仆人们像北方胡人那样，梳起高高的发髻，穿起五颜六色的舞衣，打着鼓、敲着锣，像巫人跳神那样跟打了鸡血似得疯狂摇摆，使劲抽风。李承乾还派人造了许多大铜炉和铜鼎，让他的奴仆们偷来许多牛马送进宫中，他亲自用这些炉鼎煮牛马肉，熟了以后，就召集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大吃大喝。吃腻了，喝烦了，李承乾又让奴仆们穿起突厥人的衣服，梳起突厥人的发辫，披上羊皮袄，五个人挤在一个毡房中。于是，东宫中的庐帐一座接一座，人们看了好象来到了北方大草原。他还觉得不过瘾，又命人造了许多五狼头纛（音：道），让奴仆们个个持戟拿枪，练习阵法。一时间，东宫里幡旗飞舞，喊声连天，让人仿佛置身于遥远的北方战场。李承乾和仆人们住在庐帐中，吃饭时烧火烹羊，睡觉时头脚相接。有时实在无聊，李承乾就装着可汗死的样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让手下人号啕大哭。一次，他们正在做这种滑稽戏时，李承乾忽然站起对众人说：“如果我有天下，就带领数万骑兵到金城去，到阿史那思摩（突厥的可汗）手下当一员将领，该是多么逍遥快活啊。”

　　李承乾堕落了，是不是太宗对其放任自流呢？显然不是的。太宗对李承乾的教育，还是很下功夫的。他选派了许多有学问的人做太子的老师，可李承乾就是“名师克星”。右庶子李百药是太子比较早的老师。他针对李承乾留心典籍和爱好嬉戏的特点，写了一篇《赞道赋》的文章，以古来储君成败的事迹对李承乾进行讽谏。由于李承乾毫不觉悟，两年后李百药不得不辞职。一个著名教师，高级知识分子，我都教不好太子，还混个屁啊！

　　太宗又选中书郎杜正伦当太子的老师。当时李承乾正犯脚病，不能上朝。太宗特意嘱咐李正伦说：“太子有病不来上朝不算大事，可他不爱惜贤才却令人担忧。如果太子不听教导，可来告我。”李承乾果然不听杜正伦教诲。为了给太子施加压力，杜正伦便用太宗的话吓唬他。谁知李承乾上表太宗，反告了杜正伦一状，词语中还连带了唐太宗本人。一天，太宗责备杜正伦说：“你怎么能在太子面前泄露我的话呢？”就这样，杜正伦也没有成功，卷铺盖卷回家了。

　　此后，光禄大夫张玄素又当了太子的老师。鉴于李承乾久居皇宫，荒废学业，张玄素便引古人“勿以小恶而不去，勿以小善而不为”的话规劝他。意思是说：不要以为小的错误就可以不去克服；不要因为好事太小而不愿意去做。不料李承乾极为反感，甚至派遣自己的胡奴，在更深人静的时候去打张玄素，使张玄素险些丧命。于是，张玄素也不得不辞职而去，走的时候庆幸捡了半条命。

　　在这以后，太宗又以散骑常侍于志宁为太子老师。一个夏天农民大忙的时节，李承乾不顾农时，征调大批工匠官奴在东宫营造亭台，数月不停。于志宁对此劝谏说：“东宫是隋朝修建的，当时的人就以为很奢侈华丽的，怎么你还在里面营造亭台呢？费那么多财帛，用那么多人力，这会败坏皇家的道德，引来人们的非议。”李承乾对这些话根本听不进去，还秘密地派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偷偷来到于志宁的住处。他看见于志宁住在茅草房中，生活很清苦，和李承乾居住的东宫相比，简直有天地之别，就没有忍心动手。于志宁对太子的教育也失败了。

　　此时的太子李承乾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邪魔外道上一路绝尘而去，这个世界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拦不得，拽不住。他不仅亲小人，远贤才，喜嬉戏，爱美色，求奢侈，厌政务。而且胆子是越混越大，最后竟然对严厉管教他的唐太宗也心生怨恨，制定了暗杀和政变两套计划，想除掉唐太宗。他先派遣刺客纥干承基前往谋杀，没有成功，于是，决定发动宫廷政变，逼迫太宗退位。参加李承乾政变密谋的心腹人物，主要是汉王李元昌（即太宗的弟弟）、吏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今陕西西乡）刺使赵节、驸马都尉杜荷。李元昌、侯君集受过太宗的指责，心怀怨恨，所以，与李承乾一拍即合，极力主张谋反。其他几个人也都参与其中。

　　为了自己给自己鼓气加油，这些人来到东宫李承乾寝室，用刀子割破手臂，再用帛蘸上血，然后把血帛烧成灰，放到酒中喝下去。他们立誓同生死，准备发兵冲入西宫太宗的住处。但是，他们的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贞观17年二月，齐王李示右就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发动了叛乱。李承乾得到了这个消息，曾喜形于色地对纥干承基说：“我的住处西墙外，二十几步就是大内，我们谋反，不是比齐王更容易吗？”不料，齐王的叛乱很快被平定，太子李承乾的阴谋也随之暴露。太宗把李承乾及党羽一网打尽，并命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禹、李绩、孙伏加、岑文本、马周、褚逐良等大臣共同审理。李承乾一一招供。于是，太宗决定废除李承乾的太子，发配到黔州（今贵州彭水），李元昌赐令自尽，侯君集等人全部斩首。

　　李承乾由堕落走向政治人生的完败，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在李世民的高标准，严要求的高压态势下，身心的扭曲也是重要方面。东宫辅臣们（那些所谓的名师）高举培养李世民优秀接班人的伟大旗帜，在李承乾的教育问题上为所欲为，他们只对李世民负责，他们强加给李承乾一副自我约束的枷锁，而这副枷锁的打造完全得益于两方面：一是得到了太宗的授意或支持。二是东宫辅臣下意识拿对太宗的标准来要求李承乾。尽管太宗君臣间的良性互动，留下了很多佳话，然而李承乾毕竟不是唐太宗，尽管谏言都是有着良好的初衷，但是忽略了李承乾的承受能力，毕竟李承乾8岁即被立为太子，肩负着过于沉重的责任，日慎一日对于唐太宗来说都不易做到，似也不应过于苛责李承乾。可惜唐太宗君臣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苛责中与培养继承人的初衷适得其反。这些辅臣们的谏言让李承乾烦躁不安，他曾经放话：“如果老子有一天当了皇帝，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要在我跟前唧唧歪歪，我就宰了他，杀他个五百人，看谁还敢说？（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处在成长期的李承乾从8岁被确立为太子，到25岁被废，东宫师傅们居高临下不留情面，身心备受压迫的李承乾只能在身边的家臣奴仆身上寻找情感寄托。从这个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太常乐童称心的同性恋情感。也正因为如此，在太宗收杀称心后，李承乾才会如此哀恸和绝望，彻底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

　　李承乾的脚有残疾，而且是那种治不好的终身残疾，身体残疾对他的心理世界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让其变得敏感和多疑，总觉得别人的目光就是盯着自己的短处。再加上李承乾肩负着他的皇爸爸唐太宗“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的美好期望，而同时“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旧唐书），李世民偏爱魏王李泰也让太子李承乾患得患失。在这种压力之下，各种善意的批评和教诲都很容易被他曲解成不满和指责，从而让他产生逆反而采取更加抵触的对抗情绪。李承乾曾经说过：“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撇开其话语中癫狂的成分，也从中可以看出李承乾一直希望以某些特殊的方式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让每个人都对他另眼相看。有人搞了个研究，认为像李承乾这样在大臣面前如此神经质的表现，已十分接近心理学研究中所说的“病态说谎者”。导致他如此作为的原因，正是源于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不满意，于是极力想在别人面前展现另一种令人满意的形象。换言之，是出于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容易让自己沉湎于虚幻难以自拔。可惜那时候没有心理医生，不然李承乾就有可能被转化为身残志坚的大好青年。

　　究竟是李承乾日益耽于嬉戏享乐导致唐太宗态度的转变，还是唐太宗态度的转变导致了太子李承乾的破罐子破摔，这就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很难说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结果都同时存在了，成为既定事实。其实从隋文帝、炀帝、唐高祖到太宗，这4位皇帝确立皇位继承人的过程非常相似：都是刚刚登基便早早地确立嫡长子为皇位继承人，然而事实上包括唐太宗长子李承乾在内，这4位最初被确立的继承人，到最后都是鸡飞蛋打一场空。笑到最后方为赢，他们都赢在起跑线，却跌跌撞撞折在了半道上。

　　尽管尚无典型材料证实隋以来嫡长子未能顺利继位的“宿命”对李承乾的影响，但如果我们站在李承乾的角度，或许能理解敏感脆弱的李承乾同志在唐太宗偏爱李泰时的那种危机感和无助感，也就会对他日益怪诞的言行举止，多了一些怜悯与理解。总之，李承乾从被确立为太子之后，他的人生始终处于一种高压和紧绷的状态之中，与我们今天素质教育提倡的以人为本快乐教育法是背道而驰的。他的压力来自几个方面，既包括他自己生理上的残疾和心理上的敏感，也包括唐太宗过高的期望值给他的压力，东宫辅臣的批评以及用要求唐太宗的标准来要求他，没有人理解，缺乏恰当的引导，等等，所有这些，都给成长中的青年李承乾极大的心理负担。应该说这些压力感既有李承乾自身的原因，也是初唐那个时代君臣们的忧患意识在他身上的集中呈现。

　　李承乾被废了，谁继位东宫当太子呢？太宗想到了魏王李泰，李泰是唐太宗的第四子、李承乾的胞弟。年幼时也非常聪明，特别喜欢诗文，长大以后，对经籍、地理之学尤有兴趣。太宗对李承乾逐渐疏远时，就开始有意识培养李泰。还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二月，太宗借口李泰喜欢文学，对士大夫非常讲究礼节，便命在魏王府建置文学馆，听任李泰自由地选择学士。太宗这样做，显然是为李泰当太子创造条件。李泰手下的人心领神会，他们出谋划策，让李泰奏请撰著《括地志》一书。太宗大力支持，拨了许多经费，给撰写的人优厚的待遇。《括地志》一书最后编成，李泰在朝廷中获得了好名。不仅如此，太宗对李泰的赏赐越来越多，到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二月，对李泰每月的赏赐已经超过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承乾。

　　太宗这种做法助长了李泰及其僚属们的骄横气焰。贞观十七年正月，魏王府中传出谣言，说太子李承乾脚有毛病，当废（面试不过关）；魏王聪明，当立。这以后，朝中许多大臣也见风使舵和魏王李泰拉关系，送送礼，行行贿，干干坏事。这使当时还没有被废的太子李承乾陷入极度不安和恐慌。一天，李承乾秘密派人到玄武门上书告黑状，声称是李泰府上的掌管文书的小秘书为李泰请封。谁知，唐太宗打开奏书一看，里面写的全是李泰的恶贯满盈的罪状。太宗知道这是李承乾搞的鬼，便找他上殿当面斥责。李承乾辩解说：“儿臣贵为太子，还有何求？只不过求自安之计罢了。如果父皇立李泰为太子，那正是称了他们的心愿，今后谁都可以谋取太子位了。”许多大臣也都反对立李泰为太子。这样，太宗就没有立李泰。

　　3、李治当国

　　太宗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泰，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而李治能够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又是因为他的“仁孝”与不争。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李治小时候刚一开始学习《孝经》，太宗就提问他有关书中的要义，李治这样回答：一个人讲究孝道，开始是孝顺父母，然后才能对待君王，最后才是立身。太宗十分满意，夸奖他说：孩子，你能最到这一点，就能善待我和你的那些兄弟，尽到一个君王和臣子的本份。

　　事实证明，太宗凭借李治的“仁孝”而作出的这一决定，得到了长孙无忌等朝廷亲信大臣的拥护和支持。李治是太宗的第九子，贞观二年（公元528年）六月生于长安皇宫中的丽正殿，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被封为晋王。李承乾被废太子以后，李泰李治都有条件继位东宫太子位。于是。他俩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后来，因为李治得到了长孙无忌的支持当了太子。当时还有个说法，长孙无忌听说在太原发现一块巨石，上面刻着“治万吉”三个字。长孙无忌说石文显示了上天的意志，立李治为太子天下大吉。这当然是一种传说和附会。实际上，长孙无忌看到李治性情软弱，将来可以控制，而太宗也认为，有良佐辅助，太子软弱一些也无关大局。

　　贞观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当太宗用佩刀要刺自己的时候，李治就在他身旁。长孙无忌夺过太宗手中的佩刀，递到李治手中。太宗情绪稳定后，大声地说：“我要立晋王。”长孙无忌也非常机警地回答：“谨奉诏，有不同政见者，臣请斩之。”于是，立李治为太子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了。

　　选立李治以后，太宗在当月下诏降魏王泰为东莱郡王，后来又改降为顺阳王，贞观二十一年，进封濮王。太宗希望李治尽快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便把大量心血倾注到对他的教育上。每逢临朝，常把他带在身边，观决庶政，或令参议，使李治得到实际的政治锻炼。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借题发挥：看见李治吃饭，就说：“你要知道稼穑的艰难，不夺农时，才能经常有饭吃。”见李治骑马，就说：“你应知道不尽其力，才能常有马可骑。”见李治乘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见李治在树下小憩，就说：“木要以墨绳为准才能正直，君要能够接受劝谏才会圣明。”李治每次听了这样的话，都会马上毕恭毕敬地肃立，然后感激父皇的教诲，表示一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亲征高丽的大军返回长安。由于太宗病体虚弱，需要静养，政务暂由太子代理。然而在太宗晚年，皇太子李治的主要工作是照看他父亲的身体。太宗这次卧病以来，在他的寝殿侧安置了一处院落，让太子李治居住。李治在父皇的寝宫外陪住了不少时日。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和同样侍奉父皇的才人武则天有了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