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唐——中晚唐的风流与阴谋

第六章 转折，由此一百八十度

　　“合理不合法的“篡位政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选自白居易《长恨歌》

　　在中国历史上，“篡位”是指以下两类事件：一是以非太子的身份发动政变夺取皇位，二是未经皇帝许可，以太子身份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我们常见的“政变篡位”多属第一类，如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等人的继位过程；各类外戚或权高夺位者亦可归于此类。至于第二类“太子篡位”的事件则发生得更为普遍，但多为历史冤狱或失败事件，真正可归于第二类的事例仅有唐肃宗李亨的灵武夺位唐玄宗本人就是通过政变当上太子的，继而继承了唐睿宗的皇位；后来他又经历了“太平公主谋反”、“太子李瑛夺宫”等事件，因此他对各类“政变”实在是太敏感了。有着这样敏感专权的父皇，李亨在当上太子后的每一天都可谓如履薄冰，一直只能在祈求安平中无为而过。历史上，李亨在继位之前几乎都是默默无闻的，那正是他长期刻意躲避政治纷争所造成的表象——若非如此的话，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步前太子李瑛的后尘，因为晚年的唐玄宗确实糊涂、多疑到令人惋惜。正是在这样战战兢兢的状态下，李亨度过了他十八年的太子生涯，直到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他才开始真正走进历史的视野。

　　公元756年，安禄山叛兵逼近长安，当时的唐王室上下已乱成一片。李亨见朝廷纷乱无着，于是力荐老将哥舒翰凭险据守潼关。哥舒翰统兵驻守潼关，其实这并不是唐玄宗的本意，玄宗的真正目的是要与安禄山决战洛阳。而哥舒翰却看重的是潼关易守难攻的形势和潼关存亡对长安安危的重要意义。哥舒翰毕竟是一员征战南北的老将，实战经验丰富，虽然这时候病体沉重，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却有清醒认识。他不敢贸然轻进，因此，守住潼关却没有出关东向。安禄山叛军已有四面受围的态势，只要唐军守住潼关，阻止叛军西进，而后郭子仪统率的朔方军出井陉口，进入河北，切断叛军归路和后勤补给，或出东陉关直捣范阳；各地勤王兵马四合，把叛军挤压在洛阳一带，叛军便成瓮中之鳖，有不战自溃的可能。而且以潼关的险要和哥舒翰的兵力，足以守住潼关。但是遗憾的是潼关还是被叛军攻破了。

　　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有时不是被对方击败，而是自己打败自己。唐朝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勾心斗角，使优势转化为劣势，有利转化为不利。原来，唐兵没有守关，而是出关迎敌，从而丧失了有利的条件。

　　潼关失陷后，河东、华阴、冯翊、上洛各郡防御使都弃城而走，各地守军皆逃散。

　　潼关失守，战局立刻改观。安禄山绝处逢生，长安危在旦夕。

　　固若金汤的潼关成为叛军长驱直入的通途。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唐玄宗携爱妃杨玉环，仓皇逃离京师长安。刚到马嵬坡时，六军不发。禁军将领陈玄礼等对杨氏兄妹专权不满，杀死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遂请求处死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只得与杨贵妃诀别，杨“遂缢死于佛堂”。新旧《唐书》与《通鉴》均对此作了明确记载，唐人笔记杂史如《唐国史补》、《明皇杂录》、《高力士外传》、《安禄山事迹》都记述了此事的经过。由此可见，杨贵妃死于马嵬坡是不争之事。

　　马嵬之变，历代史学家皆取“自发兵变”之说。我们从史料记载的字面来看，这是一场自发的士兵哗变。起因是士兵们日夜赶路，到了马嵬这个地方早已饥饿不堪，于是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组织指挥下，士兵们发动了这场群众性自发性的救亡运动，没有幕后主使者，完全凭着大无畏的造反热情。这种说法显然是架不住推敲，站不住脚的。难道这些皇帝的亲兵吃了老虎豹子胆，竟敢当着皇帝老儿的面，自发行动起来，杀死当朝宰相杨国忠，逼死皇帝宠妃杨玉环？他们图个什么？真的是因为杨国忠祸国殃民，激起了广大爱国士兵的公愤？他们真的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吗？

　　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历史也不会这么简单。

　　本着对历史事件一挖到底的精神，一些人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兵变是早有预谋的，是一场有计划、有指挥的军事行动。马冤骚离长安城不过一百多里，走一天工夫就能到达，禁军不可能这样娇嫩，也不可能当时已饥饿到要发动兵变的地步。

　　有人提出，当时唐玄宗身边的宦官高力士是兵变的主谋。著名唐史专家黄永年先生认为高力士是唐玄宗时期的大权宦，对当时的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唐朝自长孙无忌、褚遂良被高宗贬死后，外朝宰相久未能参与内廷政权核心，其权力只限于一般日常政务。此时李林甫、杨国忠均欲染指于政权核心，自必引起高力士的妒恨。李林甫、安禄山等人都是由高力士推引而登上高位的。高力士在唐代首开宦官掌管中央政权的先例，“每四方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朝中官吏上呈的奏折都要先经过高力士，然后再上呈给皇帝，小事就由他直接决断了，这实际上已经是后来所谓的“内相”了。朝中有了内相，必然会与外相也就是宰相为了争夺权利而发生冲突，特别是遇上想弄权的外相，如李林甫、杨国忠之类，就一定会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双方的对立发展到使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公开对李、杨进行攻击，要求玄宗表态，说明此前双方在私底下早有过多次斗争倾轧。因此，高力士有兵变的动机。而他又深得玄宗赏识，手握大权，也就有了谋划兵变的实力。

　　高力士和禁军的关系是怎样的？黄先生认为自开元十九年（731年）禁军首脑王毛仲、葛福顺等与高力士争宠不胜被贬逐后，禁军在另一长官陈玄礼统率下早投入高力士怀抱。因此马冤骤事变就是高力士在天宝十三年（754年）攻击杨国忠未达到目的后，乘安禄山叛乱之机指使陈玄礼利用禁军所发动的一次清君侧行动。由于息从禁军全在高、陈掌握之下，肃宗还毫无实力可资凭借。对当时兵变的陈玄礼来说，他是不需要毫无实力可言的太子的支持，而且兵变发生后，陈玄礼与太子的另一位宦官李辅国之间更不存在特殊关系，故太子绝不可能是兵变的后台主谋人物。

　　近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马嵬驿的龙武将军为陈玄礼，他则与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为上皇，让太子创造一个新的局面，而不愿皇帝入蜀受杨国忠的摆布。只是他纵容军士造反却不能说及这许多周折。”

　　黄仁宇先生承认当时的禁军将领陈玄礼与太子有交往，却持旧“自发兵变”说，认为陈玄礼只是纵容了士兵的自发行为。

　　其实这一切的幕后，都有一个人在操纵，他就是时为太子、后继玄宗位的唐肃宗李亨。

　　杨国忠这个人，作为杨贵妃的堂兄，其实他跟另一个人也有关系，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是杨国忠的舅舅。据《旧唐书/杨国忠传》记载，杨国忠看到安禄山这么得玄宗的宠，还手握兵权，担心这小子迟早要超过自己，于是老在皇上面前说安禄山必反，皇上也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后来说得多了，玄宗就派中官辅璆琳去安禄山处去看看，结果被老安一通贿赂，回来“盛言其忠”。杨国忠又对玄宗说：“召必不至”，结果一召，他就来了，给国忠弄了个老大没趣。安禄山装出一副可怜相，哭着对玄宗说：“臣蕃人，不识字，陛下待我不薄，杨国忠总想杀我。”玄宗于是对他更好了，再有说安禄山要反的，“玄宗必大怒，缚送与之。”

　　安禄山反是迟早要反的，但玄宗于他有恩，他也不太好意思，再加上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所以虽“阴图逆节”，但“动未有名”。恰好在这个时候，杨国忠也加快了倒安的步伐，派人搜查了安禄山留在京城的亲信、兵部侍郎吉温的家，杀掉了躲在吉温家的安禄山宾客李超、安岱等人。安禄山本欲“伺上千秋万岁之后，方图叛换。”一看杨国忠先动了手，“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

　　就这样，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马步兵十五万，反于范阳，“矫称奉恩命以兵讨逆贼杨国忠。”

　　杨国忠与太子李亨，两人素来就不合。据《旧唐书，肃宗本纪》记载，“杨国忠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安禄山叛后，玄宗欲以皇太子监国，自欲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土请命，其事乃止。”（《旧唐书，杨国忠传》）太子李亨本来有机会监国，结果被杨家兄妹给搅黄了，玄宗也不亲征了，太子李亨被委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此时朝廷派哥舒翰守潼关，潼关利在守险，不利出攻，但杨国忠却好大喜攻，一再督促哥舒翰出关迎战，结果“王师奔败，哥舒受擒，败国丧师，皆国忠之误惑也。”

　　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潼关失守。潼关一失，京师大门洞开，再无险可守了。据《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是月，玄宗仓惶出幸，莫知所诣。杨国忠以身领剑南旄钺，请幸成都。”

　　玄宗出逃的时候，因事起突然，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剑南蜀地是杨国忠起家的地方，现在还“以身领剑南旄钺”，是蜀地名誉上的最高长官，于是他极力怂恿玄宗到四川去。

　　玄宗要是被胁裹到了四川，到时候杨国忠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那太子李亨何时能有出头之日？这种局面，李亨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所以在进四川之前解决掉杨国忠，已成了李亨及其手下一帮人的当务之急。

　　地点就选在了马嵬坡。

　　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凌晨，自延秋门出，微雨沾湿，扈从惟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亲王。妃主、皇孙已下多从之不及。”从这段记载可以发现，玄宗出逃时，太子李亨随侍左右，这给我们提供了他在事发现场的证据。

　　让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兵变的经过：六月十四日，玄宗一行来到马嵬驿。马嵬驿在兴平县西北，距长安百余里。这个地方叫马嵬坡，西晋时有一位叫马嵬的人曾在此筑城，故名。马嵬坡在从长安入蜀的驿道上，马嵬驿是大道上一个普通的驿站。如果不是玄宗入蜀路经此地，它可能早就从历史的记忆中消失了。到了这里，连续奔逃又不得安稳食宿的将士们都又饿又累，一种愤怒的情绪正在积聚。前两天一直在担心叛军追来，逃生的念头压倒一切，大家都顾不了许多，只管克服困难前行。现在距长安已远，没有听说被追击的消息，那种蕴蓄已久的窝火便需要找一个突破口，喷发出来了。

　　从军士们怨声载道的口气中，陈玄礼觉察到一种可以利用的情绪。他本来在未离长安时就想杀掉杨国忠，没有得逞，现在他感到机会来了，史载“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太子未决”，决不是太子不想杀杨国忠，杀杨国忠是太子李亨早就有的思想。我们知道，杨国忠与太子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现在太子随大驾西行，要往杨国忠安排的剑南行进，他感到自己是在一步步走向死地。到了剑南，一切都只能听任杨国忠摆布，不要说太子的地位难保，连生命也在杨国忠之手。

　　从两人的矛盾来看，入蜀途中不能解决杨国忠的话，太子就等于自投罗网。因此，太子做出“未决”的姿态，已经是默许了陈玄礼的主张。此时，以陈玄礼、李辅国和太子为核心的集团已经形成，杀杨国忠只是找一个机会罢了。但是由于陈玄礼的纵容和激怒，兵士们早已弯弓待发。

　　在玄宗西行随行的队伍中，有二十多位吐蕃使者，他们也跟士兵们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到了吃饭的时辰，肚子里饥肠辘辘，他们便拦着杨国忠的马头，要求供应饭食。杨国忠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忽然有士兵高喊：“杨国忠与胡虏谋反！”立刻便有人放箭射去，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杨国忠慌忙奔跑，刚跑到马嵬驿西门里，便被追上来的军士杀死，并屠割尸体，有人用枪挑着他的头走到驿门外示众。

　　《旧唐书，杨国忠传》里还有一段记载，从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陈玄礼在兵变中所担当的角色。“至马嵬，军士饥而愤怒，龙武将军陈玄礼惧乱，先谓军士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众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

　　由此可见，兵变是陈玄礼借军士饥怨而煽动起来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太子始终没有出面。他在这场兵变中的作用非常微妙，有人说他其实是兵变的主谋，但也有人否认这种看法。有人认为主谋是陈玄礼，有人认为主谋是高力士。我们认为，太子是后台，陈玄礼和李辅国是主谋。后台是主心骨，没有后台，谁也不敢贸然行事；而主谋是策划者，太子不一定参与策划，只要有他的支持和首肯就行了。

　　让我们再来看《旧唐书，杨贵妃传》中的一段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看来太子是知道此事的，当然，远不止知道而已。

　　杨氏伏诛，了却太子一桩心事。但如果就这样跟着玄宗到四川，在皇帝老子眼皮底下能成就什么大事？所以接下来，李亨必须想办法离开玄宗，自己打出一片天下来。

　　要走当然不能孤身一人走，玄宗身边还有这么多禁军呢，于是接下来就要逼玄宗分兵。

　　第二天，玄宗将从马嵬驿出发，随行的朝臣这时候也只剩了韦见素一个人。置顿使魏方进已经被杀，玄宗任命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为御史中丞，担任置顿使，让他先行安排沿途的食宿。将士们都说：“杨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

　　有人建议去河西、陇右，有人建议去灵武，有人建议去太原，有人建议还长安。

　　玄宗决意入蜀，但又担心与众人之意相违，不肯明言。韦谔还没动身，他说：“回长安，应当有防御敌人的准备，现在兵力这么少，不能东归京城。不如先到扶风郡，再从长计议。”扶风在入蜀途中，玄宗很满意。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个万全之策，于是继续西进。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队伍正要出发，忽然出现无数百姓，他们跪在路旁，请玄宗留步，说：“宫阙是陛下居住的地方，陵寝是陛下的祖墓。现在舍弃这些，想到哪里去呢？”玄宗按辔未动，停了很长时间，令太子留下宣慰父老，自己却不愿久停，骑马而去。父老们向太子说：“至尊既不肯留，我们愿意率子弟从殿下东向破贼，收复长安。如果殿下与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将群龙无首。”不一会儿，百姓就聚集了好几千人。

　　建宁王李倓、宦官李辅国都拉着马笼头，劝太子留下。李倓是太子第三子，宫人张氏所生，英毅有才略，善骑射，他说：“如今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顺从百姓的意愿，何以兴复唐室！如果殿下与至尊一起入蜀，贼兵烧绝栈道，那么散关以东广大地区非我所有，等于拱手授贼。那时人心相背，不可复合，想再回到这里，就没有机会了。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把郭子仪、李光弼的军队从河北调来，与他们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复存，那时扫除宫禁，奉迎至尊，这才是大孝啊！何必朝夕陪侍，区区为儿女之恋。”

　　太子的长子、广平王李俶也劝太子留下，百姓们一起簇拥马前，太子不能前行。玄宗等太子久不至，派人去看，使者回来讲了当时的情况，玄宗说：“这是天意！”就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随从太子，而且告谕将士们说：“太子仁孝，可奉宗庙，你们好好辅助他。”又告诉太子：“你要努力，不要挂念我。我待西北诸胡一向不薄，你可得其用。”太子南向大哭，玄宗宣旨欲传位给太子，太子不受。

　　这个劝留的场面，我们怀疑是太子导演的一出戏。连玄宗临别时说的一番话，也有作伪的可能。这些都不过是太子李亨为自己灵武即位找点根据，尽量减轻点“不孝”的罪过而已。马嵬坡兵变后，蜀地既不可去，父皇亦不可随，但他也不能自己提出分行的意见，只好发动群众，这样才有了玄宗已前行，太子被百姓“挽留”的事件发生。发动兵变是一步险棋，但终于走赢，太子思忖着事变后的计划。杨国忠虽死，但他的余党在蜀中，前行仍有危险，而且随父皇而行，不管走到哪里，总是处在玄宗这棵大树之下，无法施展身手，应该考虑新的路线和方向。

　　于是玄宗决计入蜀，太子分兵北向，玄宗的时代正酝酿着结束。

　　夺位非即位的灵武事件

　　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是唐朝中期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直以来颇受人们关注。玄宗的交出政权，肃宗的接受政权，在这一交接过程中，至今留有许多谜团还没有被解开。这其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唐玄宗李隆基真的有意传位？

　　唐肃宗李亨是玄宗李隆基的第三个儿子。从小聪敏强记，两岁封王。玄宗废掉太子瑛之后，朝廷中以李林甫为首的多数大臣都拥护玄宗宠妃武惠妃的儿子寿王瑁为太子。但是玄宗却认为李亨年长，又听高力士的话。在他的坚持之下，李亨得以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入主东宫。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安禄山来朝，李亨觉得他有谋反的迹象，于是请求玄宗诛杀安禄山，但是玄宗没有听他的话。李亨本想留下来抵御安禄山叛兵的，但为免唐玄宗生疑，他最后还是随着出逃大军离开长安了。正是在这短短的巨变过程中，李亨作为唐王室的后继人获得了唐军上下的拥护，而消极逃匿的唐玄宗则逐渐失去了军心民心。在南逃路上，李亨的内侍太监李静忠（即后来的李辅国）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暗中联合护卫将军陈玄礼，要求他配合除掉杨国忠杨贵妃等人。陈玄礼对唐玄宗是很忠心的，但他本人对拨弄朝政的杨氏家族却非常反感，在征求了李亨“不置可否”的意见后，“马嵬驿兵变”就这样发生了。这次军心空前一致的兵变其实只是后来“灵武夺位”的前奏，一切早在李静忠的谋划之下，李亨只是默许着一切行动而已——借“士兵哗变”的理由削掉唐玄宗身边的登基阻力，那正是李亨求之不得的。

　　马嵬驿兵变之后，玄宗的队伍中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认为不可以到蜀郡去，有的主张到太原，有的提议到朔方，有的说还是回京师的好。经此巨变，随行的大部分士兵虽然依然忠于唐室，但除太子李亨和陈玄礼之外，这支军队已不再听任何人的号令。在李辅国的授意下，陈玄礼对唐玄宗说：“军中哗变并非士兵们不再忠于陛下，他们只是不想继续过着逃匿的日子，依我看，不如将这部分士兵派回前线打仗，一来可确保护卫军的稳定，二来也能给前线补充兵源，可谓一举两得。”唐玄宗觉得有理，但还是有些不放心：“该不会是你带他们回去打仗吧？那谁来保护朕？”陈玄礼答道：“我和我的嫡属大部队会全部留下，誓死保护陛下平安入蜀，其余士兵随太子殿下出征即可，当前也没有比太子殿下更适合的统领人选了。”唐玄宗知道前线在关外一带，心想：“只要不是回长安就行！”于是同意了陈玄礼的建议。若非李亨长期缄默谨慎，唐玄宗肯定是不会“冒这险”的。另一方面，李辅国又鼓动沿路百姓集体跪请大军回师平叛，人越聚越多，竟达数千人。百姓父老拉住太子骑的马，太子无法前行。太子的两个儿子及李辅国劝太子留下来，以便东讨逆贼。在这双重因素下，李亨终于得以身披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名正言顺地离开唐玄宗了。“如鱼归川、如虎归山”正是李亨当时最合适的写照，因为十八年来，他终于梦寐以求地感受到了掌有至高兵权和完整自由的滋味。

　　玄宗一心想入蜀，在征得大家同意后决定继续前进。老百姓们“遮道请留”，希望皇帝不要离开宫阙陵寝所在之地。玄宗想了很久，最终还是西行了，叫太子李亨留在后面宣慰父老。过了一会儿，玄宗走出了一段路，见太子不来，心中有所疑虑，无奈之下，拨给他两千人马，命他收复长安。有学者认为，太子“不得行”是故意制造的假象。长期以来，太子与父皇有较深的裂缝。玄宗曾同日赐死三个皇子，太子看在眼里，心里十分恐惧。如果继续跟随父皇到蜀郡，今后太子地位能否保住，是难以预料的。他采用了李辅国等人的意见，让老百姓出面遮道请留，以求得发展个人势力。玄宗已经预感到太子要走自己的路了，不禁叹了一声：“天也。”就与太子分道扬镳了。

　　在李亨北上途中，李辅国每每对西北地区很常见的一些自然天象大作文章，如“有白云起西北，长数丈，如楼阁之状，议者以为天子之气”等，此为他对“君权神授”的一系列前期造势。接下来，事情就越传越神了，甚至出现“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李亨憩处）腾空而去”的奇闻……这一切，自然全都是李亨授意的。经过这些前提铺垫后，李亨终于决定祭出他最后的一着：登上皇位。这年七月，李亨一行抵达宁夏灵武一带，正要渡黄河北上。西北地区的风沙经常是忽来忽去的，当地人早习以为常，然而这些自然现象均被李静忠刻意神化了。“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及回军趋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在一次风沙来袭中，李亨等因“不辨人物”，只好到灵武去暂避，然而一到灵武就“风沙顿止，天地廓清”。李静忠趁此怂恿全体官员拥李亨即位，说“天时地利天子均集于此，殿下若能顺天意从人愿就此登基，则大唐永昌也！”这时候的灵武，即位用的各类物品均已提前准备妥当，“灵武即位”显然是李静忠、魏少游等人精心筹划之下的一种“篡位”行动。尽管那时候李亨依然说“我至此本欲成大事，安用此为！”但实际上，李亨即位也罢，“不敢”即位也罢，当时情形已由不得他了，因为黄袍香案等“篡位”事实已摆在眼前。

　　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在到达灵武的第三天。李亨就在城南即皇帝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颁布诏书，大赦天下。如果说高力士是唐玄宗即位过程中的关键人物，那么李静忠则是李亨即位过程中的决定性人物。李亨即位后，是为“唐肃宗”，而李静忠也因功劳至伟被赐更名为李辅国。

　　为了掩饰李亨即位的“篡位”特性，《旧唐书·肃宗本纪》里详细记述了大臣杜鸿渐等人解释太子李亨即位的理由，所述的一切无非是为此“篡位政变”寻找掩人耳目的借口和冠冕堂皇的理由。杜鸿渐等人的理由无非是“寇逆乱常、江山阻险、万姓颙颙、思崇明圣”，从太子即位的合法性上，由于当时唐玄宗“倦勤大位”，太子在动荡时期继承大位是符合法例的。不过在情理上，李亨和大臣们却未能找到更好的借口，因为他的即位过程“先斩后奏、有悖伦常”，在历史上也是尚无前例的，实际上那就是一种变相的“篡位政变”。不过李亨的这次政变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就在于“兵权人心”的归属上，尽管不合情理，却并没有受到多少人的谴责。李亨即位后，更是起用了郭子仪等爱国将领进行平叛，继而收复回洛阳、长安等地，百姓自然也认可他的这次登基了；有鉴于此，尽管被逼退居太上皇后的唐玄宗心有不甘，但也已无可奈何，因为他自己确实已失去了军心、民心，甚至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有了法理及民心的支持，李亨就再也顾不上什么“父子情份”了。

　　史书记载，肃宗能在灵武顺利即位，其父亲的“让位”之举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唐大诏令集》收进的《肃宗即位赦》和《肃宗即位册文》这两份官方文书来看，玄宗似乎在马嵬驿兵变和安史动乱之前就已经有厌烦每天处理朝政的情绪，并且有要传位给太子李亨的念头。《旧唐书》的《韦见素传》和《杨贵妃传》以及《资治通鉴》等分别提到了玄宗想要传位或禅位之事，论调与上述两份文件一致。因而从表面上看，玄宗早已有了禅位之心，马嵬驿兵变则让他如愿以偿。然而，只要再仔细探究一下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着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

　　从常理而言，没有一个大权在握的封建君主会心甘情愿地让出宝座。自汉代以来的太上皇，除了那些名为传位实仍独揽朝政，或名为传位实则等待时机重新上台者以外，其余的太上皇最后的结局都是比较凄惨的。更何况唐玄宗并非碌碌无能之辈，作为一个曾经带领国家开创了令全世界叹为观止的开元盛世的皇帝，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将皇位拱手相让呢？从马嵬兵变到灵武继位，太子李亨的这一连串动作，其实是有预谋的，据《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辅国侍太子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

　　《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均言玄宗在天宝十三年（754年）时就已有了传位之心。但是恰恰是在这一年，他在兴庆宫接受了大臣送给他的“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的徽号，并为此颁发了全国大赦文，从中看不到一丝一毫他想禅位的迹象。虽然这一年，他也曾几次向高力士提起要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但是将朝廷大事委托给将相显然与传位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李隆基、李亨父子于马嵬驿分道扬镳之后，李隆基并没有听任李亨一个人去平定叛乱，自己在成都静待佳音。相反，他于入蜀途中从容布置平叛，从未忘记自己的帝王身份。玄宗到成都后的第十四天，肃宗从灵武派出使者赴蜀，向玄宗报告即位的事情。四天后，李隆基颁布了《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此诏其实已无任何作用，太子早已即位，所谓“命”已是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为自己被迫让位留点面子。诏中，玄宗说自己尽管已是太上皇，但是肃宗在处理军国事务后必须向他奏报。此外，他还为自己保留了以“诰旨”形式处理事务的权力，并用诏令的形式使之固定化和法律化。李隆基所做的这一切的结果，不但没有让人看出他有“高枕无为”的意向，相反，使唐朝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一个由太上皇和皇帝同为政治中心的特殊的中央政治格局。颁诏后二天，玄宗命左相韦见素、宰臣房琯等带着传国宝玉及册书到灵武，举行“传位”仪式。同一天，他命贾至写了一篇《皇帝即位册文》，让韦见素带到灵武，内中称赞肃宗有忠孝之诚，其实不过是官样文书罢了。据说贾至写好这篇册文后，玄宗读了一遍，感叹万千，说：“过去先帝（睿宗）逊位给我，册文是你父亲贾曾所写。今天我将神器大宝托付储君，又是你写册文。”贾至听后，呜咽感涕，反映出了玄宗传位的无奈和悲凉。

　　肃宗在灵武，得到了郭子仪等人的帮助，壮大了军力。这年九月南下扶风，举起了平叛的大旗。九月底，在顺化（今甘肃庆阳）他见到了韦见素等人。韦见素等献上传国宝及册书，但肃宗不肯受，假惺惺地说：“近来中原还没有安定，我是暂时总领百官，哪里敢乘人之危，抢夺皇位？”群臣固请，肃宗还是不许，就将皇权象征物传国宝和册书置于别殿，说就如孝子朝夕事奉父亲一样，每天昏定而晨省。至此，“传位”也就结束了。

　　李亨在灵武继位后，尊老爸为太上皇。玄宗派韦见素与宰臣房琯捧着传国宝玉册出使灵武，临行时对二人说：“皇帝自幼仁孝，与诸子有异，朕岂不知。往十三年，已有传位之意，属其岁水旱，左右劝朕且俟丰年。尔来便属禄山构逆，方隅震扰，未遂此心。昨发马嵬，亦有处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顿如释负。劳卿等远去，勉辅佐之。”

　　玄宗说这段话，不知是真有此心，还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或许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的他，真有点倦了。

　　肃宗在灵武私下继位，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永王璘不服，起兵争权。李白稀里糊涂跑去帮忙，结果失败后被发配夜郎，差点把老命搭上。按说肃宗应该跟永王璘关系不错，据《旧唐书/永王璘传》记载：“璘数岁失母，肃宗收养，夜自抱眠之。”永王璘能反，可见他认定了自己哥哥的皇位是篡来的。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在蜀郡流浪了一年多的玄宗在肃宗的迎接下回到了长安。肃宗派了三千精兵去迎，看来他对老爸还是防了一手的。不过迎回来后，礼数还是要有的。玄宗回来后住御宫南楼，肃宗去看他，老远就下马，趋进楼前，再拜蹈舞称庆。玄宗下楼，肃宗匍匐在地，捧着老爸的脚，涕泗呜咽，不能自胜。然后扶老爸进殿，亲自端茶倒水。玄宗想骑马出去看看，肃宗又亲自牵马，喜的老家伙直说：“吾享国长久，吾不知贵，见吾子为天子，吾知贵矣。”可是戏一演完，玄宗就感到了自己的孤独，说点什么事也不管用了，本来想把贵妃的遗体搬回来改葬，出来个礼部侍郎李揆奏曰：“龙武将士诛国忠，以其负国兆乱。今改葬故妃，恐将士疑惧，葬礼未可行。”也只好作罢，以至这一缕香魂，至今还悠荡在马嵬坡的荒山野岭上。

　　作为太上皇，他重新回到了兴庆宫。自己这位毕竟是篡来的，只要老爸还活着，肃宗这颗心就放不到肚子里去。不久，李辅国在肃宗授意下将玄宗幽禁于西内，直至最终幽愤而死。许多人认为，尽管史书记述了众多玄宗情愿传位的资料，但从种种疑点推断玄宗禅位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他之所以会在得知肃宗灵武即位之后，马上作出反应，颁布《令肃宗即位诏》和《肃宗即位册文》，其实是一种政治手腕。因为此时李亨已得到朔方的支持，打出平叛旗号，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的事实，况且，这样一来，他也能名正言顺地在肃宗即位后的国家政治中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还认为，《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所提到的“内禅”、“传位”之事其实指的是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玄宗意欲亲征叛军而命太子监国一事，与传位于太子没有关系。然而，这一切也只是推测，要真正揭开玄宗“传位”的真相，还有待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提出更多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