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章程——只能做不能说的官场秘密

第十章 想发财就要听话

　　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晋商们一天到晚琢磨着结营官宦，而官宦也会利用一切机会结识晋商。别看现在的官员为企业服务是政绩，在当时，官府衙门里的官吏更是热衷于结交晋商，尤以结交票号商为风尚。他们借此谋求私利不说，还可以打造自己的“亲民”形象。官员们也从不避讳自己和晋商的来往，就连左宗棠、李鸿章、岑春煊、端方这些封疆大吏都与晋商私交甚密。朝廷的王公贵戚、达官显要与那些晋商票号掌柜们更是如胶似漆，朋比为奸，互为利用。政府的军事行动、皇帝外巡以及官员升降、调任等各种官场内幕消息，官员们就向晋商“透风”作为特别“关照”，而这些独家披露的信息背后自然是惊人的好处费。

　　大德通的掌柜高钰，在大德通干了50年，其中有20多年是当老大，以善于与高官交际而出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大德通对于朝廷和战局的一举一动，掌握得一清二楚，甚至很多官吏要通过大德通，来了解朝廷和战局的动向。在慈禧西逃期间，高钰和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月亭联系紧密。有一天，桂月亭告诉高钰一个绝密的信息：“銮驾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如此绝密的军情信息，高钰就可以预先闻知，可见他与朝廷大员的关系有多铁。后来就连慈禧也下榻在大德通票号，随驾的董福祥等大臣，则住在协同庆票号。

　　当山西票号以各种方式与官宦成为“铁关系”之后，生意上的照顾自然在情理之中。于是个人存款、贿赂横财尽存票号，公款业务也照顾票号。清律回避制度规定官员不得在原籍任职，必须在原籍行省五百里之外任职，于是大部分官员都同专门办理汇兑业务的票号建立了联系。

　　一些官员把贪污、搜刮来的赃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得到的利润颇丰，同时为这些官员的“隐私”严格保密。即使万一这些官员落马，晋商票号也会想尽办法让他们存在自己票号的款项安然无恙，晋商票号可以称得上是清政府官员们忠实的财务代理人。

　　另一方面，清政府很多官员决定把一桩大业务交由哪家商号来办理直接取决于哪家商号的“孝敬”丰厚。官员们得了晋商的好处，自然为其大开绿灯。个别官吏勾结晋商获取非法利润，比如利用公家官银来获利，有的官吏甚至私下将官银支借给晋商商人最终下落不明。有些朝廷命官以上欺下，在地方官员面前为与自己交情好的商家撑腰做主，用自己的权力地位带来的威慑力量“罩”住他们。

　　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的官位，于是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因数目太大日升昌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掌柜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额。张闻言大喜。而掌柜的打算是，既拉拢张，又想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数额也可随机应变。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同时也顺利地在两广设立分庄，拓展业务。

　　山西票号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都有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交款毫无推拖。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诸多高官达贵不仅让晋商票号经办汇兑公款，而且逐渐让他们参与地方赋税的收取。

　　晋商票号利用自己的官商勾结，最后想不发都不行。慈禧西逃回宫后，各省上交朝廷的官银、《辛丑条约》的赔款，达官显贵的私房钱潮水般流进了晋商们的票号，仅庚子赔款一项就10亿两白银。1900年到1910年十年间列强入侵，天下大乱，商业萧条。按照常理，商家处境都应该十分艰难，但实际晋商票号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利润收成达到有票号以来的极盛时期。而我们的一些所谓学者在总结晋商衰败时却说：战争让晋商票号伤了元气。历史无言，而偏执学者“毁人不倦”。

　　就这样，商人与政府、官员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各取所需、各获其利、互惠互利，从而形成了一种三方互动的利益捆绑关系。

　　事实上，对于多数明朝商人来说，皇恩往往是通过各级官员的“跑冒滴漏”，间接流入民间的。所以，为商之人都知道，没有官府的帮衬，生意根本就没办法做大。也就是说，像晋商这样生在权力躯体上的商人群体，他们与手握权力的官场中人达成的“契约精神”是一把双刃剑。在成全自己财富的同时，也有可能沦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随着“权力经济”体制的长期延续、不断膨胀，在保证统治者的权力安全和“权力暴利”的同时，也迫使整个社会付出惊人的“制度成本”。

　　而这种成本有时候会直接动摇国家的根本，比如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在与后金（清朝前身）的辽东之战中一败涂地，总兵官、监军乃至西、北、东路的明军高级将领多半殒命，如此惨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需供应商们与掌权太监沆瀣一气，掺杂使假无所不为，连火药中也半是泥土，根本不能使用。如此形势之下，“辽事”日益成为明朝的肘腋大患。

　　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皇权统治最终离不开官员，官员是统治的手段。而被作为手段的“官员”，也知道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它不是商人经商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官员也能从中得到丰厚的收益。

　　由于国家发放的长期饭票有限，造成官场资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显了封建社会官职的高贵。这种高贵对于大多数谋求当官的人来说，除了光宗耀祖之外，还与发财联系在一起。于是，古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挤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名利双收。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官”与“发财”往往是紧密相连的。当官不为财，不如回家卖红薯。皇帝对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依赖，而官对皇帝却是一种权力的索取。

　　这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来打理江山，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方式来统治江山，所以，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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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抱负却又由于各种原因当不到官的人来说，既然“当官”是和“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当不到官的情况下，直接跑出去“发财”也是一条捷径。

　　不过皇帝不高兴了。都跑去“发财”了，谁来干活！

　　皇帝能够“忽悠”天下人才为己所用的一个绝招，就是为广大读书人提供取财的“正道”——当官。倘若没有机会走上当官的“正道”，尽管是一大不幸，但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过经商来实现自己发财的愿望，也不失为上佳选择。在从商的路上，从来就不缺乏人才。

　　帝王们都知道，官商勾结的后果是把“皇家私有”变成“官家私有”，从本质上讲，就是把社会财富从一家之“国有”变成千百家之“官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社会的宫廷之争也好，官场之争也好，都可以说是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斗争。王朝的皇帝们为了稳固自己的“天下”，一面坚决让有钱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一面又想法子抄官员的家。这也是“天子”们的政治智慧。

　　根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没有一套准确的数字化管理，皇帝往往不知道老百姓被压榨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所以，一方面挥霍无度；另一方面逼迫各级官府强征暴敛，官府则借机巧取豪夺，变本加厉。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掠夺商人入手，因为吃大户的交易成本低，且不容易引起民变。于是，商业的发展总是受到周期性的政治打击，无法持续。

　　官商相助，利益均沾，官员与晋商渐渐地形成了撕扯不开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为晋商的失败埋下了伏笔。由于官宦的深度接触，对官场过于依附，使晋商渐渐失去了特立独行的本色，沦为“不敢对威权说不、又与威权交结、再受威权敲诈”的“弱势群体”。尽管那些身居平遥、祁县、太谷等偏远小城的总号大掌柜们曾经从容地借助官府的力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甚至一度风风光光地遥控朝廷的显贵、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商人。这种深层次的官商勾结注定了当清政府灭亡之时，昔日风光无限的晋商也会随之土崩瓦解的命运。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朝都被推翻了，依附于清廷的晋商还有立足之地么？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商业的发展有其经济学的规律，政权并不能命令经济规律按它的意志运行，违背了规律，再大的辉煌也要“无可奈何花落去”。

　　毋庸置疑，晋商们是聪明的，在大多人选择去适应环境的时候，他们却独辟蹊径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清军入关的经费是靠他们的赞助，清政府的巩固也离不开他们的经济支持，有这样良好的基础，他们在清军入关之后的二百年内，才能游刃有余地游走在商场和官场之间。

　　但正是这莫大的荣耀，让一部分晋商开始忘乎所以地叫嚣‘朝廷离不开我’，这激起了权贵的不安与妒忌。晋商说到底还是商人，有其天真单纯的一面——始终以‘小我’的利益为其价值体现，远没有官场的野心与残酷。他们想得更多的不过是实在的看得见的利益，幻想依靠政府的‘情义’来获取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这是他们与封建政权休戚相关的根源。

　　的确，走官商道路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发达，但是其间充满风险，而且已经严重与道义相背离。赤裸裸的钱权交易，靠钱财发言，实际已是非常单薄脆弱，想玩转官场却最终被官场所玩，想依赖官场的最终被官场所抛弃。

　　鲁迅先生曾拿狮子和肥猪来打比方，他说，动物强壮不一定都是好事，强壮对于这两种动物的命运大不相同。狮子强壮，可以为自己竞争森林之王增添砝码，而肥猪强壮就可能面临屠宰的命运。

　　财富的原罪论告诉我们，财富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来说，也是福祸两重天。

　　资可抵国或富甲一方的大亨并不太多，一旦巨富的声名不慎暴露，并引起朝廷、官府与黑社会的注意，那么灾祸也就跟着找上门来了。你资助也好，捐赠也好，总有喂不饱的狮子在张着血盆大口，不弄到你倾家荡产，人财两空，决不会罢休的。

　　在封建时代，暴富始终是无法治愈的“原罪”。它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血统里带着难以伪装、清洗不掉的悲剧色彩，尽管明清时代的各大商帮试图主动依附传统的伦理体系，与儒家攀亲拉关系来稳固自己的地位。这些在现实世界里追逐铜臭之人，自命“儒商”，并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打出“信义”的招牌。然而，但是，他们所依附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权力体系。无论是以仕进为目标的“捐班”，还是官商勾结以寻求保护，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枷锁。就算他们脸上贴满金子，也不过是为高高在上的权力涂抹一层斑驳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