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

第二十五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明帝国的最高层是一个由皇帝、内阁和司礼监构成的权力三角。

　　皇帝作为三角中的至高点，帝国的一切权力都应该归属于他。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很多时候皇帝对权力的掌控只是象征性的。为什么说他是象征性的？皇帝虽然是三角中的一角，可一旦其它两角抽离而去，帝国的权力架将会陷入崩塌。

　　在这权力三角中，内阁大学士替皇帝思考治国之道，并以代皇帝拟旨的方式来分肥帝国权力这块大蛋糕。最后通过司礼监秉笔的手，使内阁的治国理想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行动；这样一来，司礼监秉笔就有了自己的权限，他既可以让内阁的理想化为泡影，也可以使内阁的理想成为全国一盘棋的统一行动。

　　明朝以前的王朝，大多走的是皇帝和丞相的双核体系。丞相虽然不能完全限制皇权，但最起码可以在皇帝年幼或其他种种原因造成皇帝无法履行职责时，避免皇帝身边的近侍利用皇帝的名义过于干预帝国的行政体系。

　　明朝行政体系的形成，使得帝国的权力核心指针完全偏向内廷，外廷反而成了花瓶似的摆设。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皇帝懈怠于政务，太监擅权时，外廷根本就没有可与之相抗衡的强人能够站出来。

　　虽然帝国在万历年间，曾经出现过张居正这样一个强势内阁，但这种强势并非来自于行政体系本身。它主要还是由于权力系统内部人际关系发挥的作用，年幼的皇帝对自己老师的自然依赖和当时司礼监掌监冯保的通力合作。

　　等到张居正死后，帝国再度陷入内廷为大的怪圈，而外廷再无可与太监们相抗衡的实力。

　　帝国文官集团再无核心可依，彼此互相争斗侵压，限于党争的泥沼难以自拔。文官集团的势力本来就弱于宦官集团，再加上常年内斗，分散力量，就更无法与宦官们抗衡。

　　帝国从朱元璋削夺相权就定下了一个调调，那就是权力要围绕皇帝转，尽可能压低官僚集团的权力值。自明成祖朱棣以后，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而皇帝与朝臣都在行政体系中边缘化，帝国的命脉也逐渐转移到宦官的手中。

　　如果我们把明朝的宦官时代划分界限，王振无疑是第一代宦官之王，刘瑾是第二代，魏忠贤是第三代。

　　朱元璋挂出的铁牌怎会锈迹斑斑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并没有真正染指权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为朱家子孙们赢得这大明天下。当国家建立以后，那些曾经的战友（功臣）业已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权力禁脔又岂容那些宦官们染指？朱元璋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从手握皇权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权力集团的博弈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拔河论。拔河的双方，一头拴着是皇帝，另一头则拴着官僚集团。其实本来与宦官们并无多大关系，宦官充其量在权力系统中也就扮演着“打酱油”的角色。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将权力看护得很紧，他废除丞相制，是因为在他的权力系统中并不需要丞相来平衡权力，他以为凭借自己的一人之力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员拉拽得脚步踉跄。朱元璋的贫农身份，应该属于草根中的草根。

　　不要说是宦官，就是那些长年在权力底层捞油水刮地皮的胥吏对于当年的朱元璋来说也是手握伤害权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刚当上皇帝的前几年，对那些在权力场中“打酱油”的宦官更是严加防范。这时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范围很难越出森严的宫墙之外。

　　洪武十年（1377），有一名老太监，其实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他指出国家即将颁发的公文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朱元璋明明知道这个太监并没有胡说八道，但仍然当即下旨将其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

　　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这名宦官不安于本职工作，越权“干政”了。

　　要知道在朱元璋时期，太监们除了端尿送茶伺候人的机会，是没有任何玩一把权力的机会的。即使是有，也没有人敢去玩。

　　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就曾经专门打造了一面铁牌，悬挂在宫门之上。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以说，此时宦官的权力在明朝跌入了历史的最低谷。朱元璋刻在铁牌上“宦官守则”可不是好玩的，也没人敢玩。

　　朝廷不仅不允许宦官们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其他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置办产业的权力都没有。太监无后，置办产业留与谁？朱元璋还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为鉴戒，他曾经感慨万分：“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

　　朱元璋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时，也对自家后院里的宦官们作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

　　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无论你是皇帝还是草民。等到朱元璋的接班人做了皇帝的时候，权力集团之间的拔河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他的那些子孙发现自己在这样一场权力弈局中，渐渐力不可支，甚至在很多时候皇帝是被官僚集团拖着往前走。

　　就在皇帝累得叫苦不迭的时候，他们转身就发现了站在自己身边那些恭顺有加的宦官。于是皇帝索性将御笔一扔，奏章一推，说了一句：哥几个过来，你们来帮我和这帮吃饱撑得没事干的官员们拔河。由于宦官的加入，这场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拔河就拉平衡了。

　　宦官作为帝国权力高度集中的衍生物，只要皇帝是个权力狂人，喜欢玩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那么权力的运行轨迹早晚还是会走上重用宦官、使刑余之人干政的道路。朱元璋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迂回之路，特别是在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后，对那些开国功臣一次次的杀戮。就是为自己的继任者扫清障碍。

　　当整个朝堂为之一空的时候，他环视四周，能够信任的只有那些朝夕相处的宦官。这样一来，在朱元璋执政的中晚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又重新粉墨登场，在权力的舞台上扮演着干预国家大事的角色。明朝的政治体系其实是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在这种带着平衡和掣肘色彩的刚性权力结构中，文官应该是大明这场权力游戏中的最佳男主角，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文官作为明朝官僚集团中的生力军，把持了权力系统的所有关键点。

　　作为皇帝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突破那些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的270年里，有一大半以上的时间，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强力限制。就是在皇帝权力高度集中的专政时期，在权力场上能够兴风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为历史的看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表象，这种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可表象终究是表象，其本质还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博弈。在这里，无论是皇帝，还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所以我们会在明代看见这样的现象，当文官们意兴阑珊，拢起袖子收回自己的政治主张，明朝的整个政治制度也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关于明代的皇帝、文官、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们面前摆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侧放上9斤的物体，在右侧放上8斤的物体。那么这时候天平就会完全倒向左侧，但如果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那么天平又会完全倒向右侧。

　　很多自幼和太监一起长大的皇帝是把太监当成自己的亲人的，就是换了你是皇帝，你是喜欢一个从小到大无话不说，十分听话的玩伴，还是喜欢那些表情严肃，经常批评自己，干涉自己行为的大臣？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选择前者。

　　明朝的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有些确实是故意找茬），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却不允许皇帝干（比如张居正）。于是，皇帝们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让太监去制衡大臣。

　　我们由这个比喻再回到明朝这架权力天平上，在皇帝与文官的权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个后来加上去的砝码。砝码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他往往决定着最后的胜负。宦官通过把自己的砝码投向皇帝，让皇帝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这些自身可以得到巨大的回报。

　　其实在使用宦官这个问题上，打破种种禁令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宦官人数的急剧膨胀上，尤其是到了他统治的中后期，宦官的人数基本上是呈滚雪球状态在增长。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丽国索要二百多名阉人，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

　　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在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就已基本形成定制。

　　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为皇帝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尤其是司礼监，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可以说，司礼监这个职位虽无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贵族势力大，能够分掌中枢大权时轮不到宦官掌权；必须皇帝有较大权力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皇帝有权懒得去碰才使宦官有了可趁之机，朱元璋的那些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回事。经常干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为生猛的莫过于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三十年不上朝。

　　在皇帝不太管国事很懒惰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就归了宦官，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就造成了宦官们身穿“权力马甲”占据着司礼监这一风水宝地，优哉游哉地掌控朝政。既然皇帝不干活总得要有别人来干。于是就有了宦官们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这就等于把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转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个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权力系统还能运转自如，不能不说是政治史上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在那里平衡着权力的天平。

　　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非常孱弱的。这样就失去了权力应有的平衡，大权自然也就被宦官们所接手。再加上宦官掌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权力本身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渗透。但由于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内部蔓延起来，最后扩大到民间。王振时代，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后期，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免祸。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显官要职。和他那张“九千岁”的名片一样，他的权力此时已经炙手可热，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让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实现可能。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个人荣辱，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突破舆论带来的弹性约束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阈值的可能性较小。

　　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做到不需要过多顾虑官员和世俗世界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

　　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行动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受到损害，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走了自取灭亡的下场。所以即便是宦官，从这个意义上受到的制约也很厉害，整个明代真正不顾自己的利害关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惨下场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是少之又少。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从社会的最底层经过奋斗才走向权力的巅峰。

　　对于一个从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草根皇帝，江山得来不易，岂容他人共享权力的果实。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还混入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常见的特务统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王振：“第一代宦官之王”有文化

　　朱元璋挂出的“宦官法则”铁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锈迹斑斑。

　　从永乐朝始，受到朱元璋“宦官法则”压制的宦官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他们的天空开始渐渐有了亮色。有人说，知识改变命运。知识不光改变我们这些平常人的命运，也在悄然改变着宦官的命运。

　　当年朱元璋禁止宦官读书，等到宦官专权，宦官读书就渐渐成了一种制度性的福利。朝廷设有专门的宦官学校，名为内书堂。学校还专门配备翰林院的官员来担任宦官的老师，传授宦官识文断字。在这些有文化的宦官中，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连皇帝也尊他为“王老师”，此人就是大太监王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有文化的王振在正统七年（1442年）公然毁去朱元璋当年禁宦官干政的那块铁牌。他毁牌的理由也给的理直气壮，那就是“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

　　永乐皇帝朱棣和他的父亲朱元璋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悍的两大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他们也在刻意规避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性。

　　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对于那些接近权力核心层的辅官阁臣，他们可以说是防备再防备。比如说在奏章的批示这件事情上，两任皇帝基本上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

　　他们只让那些文官在权力结构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没有真正放权于他们。

　　等到洪熙、宣德两任皇帝以后，这种局面才被生生打破。尤其是票拟制度的产生，更是直接助推了宦官专权。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愿意批阅，只是让内阁大臣们代劳。那些内阁大臣就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的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然后上报给皇帝；待到皇帝审定后，再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所以说票拟制度可以称得上是改变明朝宦官命运的制度。

　　票拟制度为宦官专权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在这项制度中真正捞到实惠的是得到票拟权的司礼监和文书房。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为宦官建制中的两大权力要害部门，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这样一来，在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司礼监就成了权力最为庞大的机构。

　　按照两大部门的职责分工，他们等于是卡在皇帝和大臣权力通道中间的障碍物。

　　对于官员们而言，不管是六部进呈、还是内阁票拟的奏章，或起草的诏令，在交到皇帝手里之前，都要先经文书房的宦官们过目；对于皇帝而言，他所下达的指令，也不能直接送达官员，也要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

　　这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在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们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够事先搞清楚其中的内容，而且内阁大臣们的票拟，只有通过司礼监的审阅后，认为比较靠谱，才能送达皇帝的案牍。

　　明朝本无相，可人们还是习惯把大学士称作“相”，把秉笔太监称作“内相”。

　　如此称呼，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外相和内相们的职责虽然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但是在同皇帝分掌大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内阁与司礼监作为权力结构中的一个群体单位，一般总要设一个政治代表。内阁的代表通常就是首席大学士，而司礼监的代表就是掌印太监。

　　如果皇帝、内阁和司礼监这三方相互制约的势力是均衡的，那么权力的重心就会正好落在权力三角的几何重心上，此时的政治局面就会趋于稳定状态。但在政治运行的常态下，帝国的权力重心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偏移。比如在嘉靖和崇祯时期，刚愎自用的皇帝时时要强出头，内阁与司礼监只好出让自己的权力份额，帝国的权力重心就会自然倒向皇帝一方。

　　在明代，先后出现过三次宦官专权，除了后期的魏忠贤，前面还有刘瑾和王振。这三次宦官专权，具备了一个相同的条件：那就是皇帝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就急需一位值得皇帝信任的宦官作为权力经纪人。

　　由于司礼太监所处的特殊位置，为他们充当政治代理人提供了便利。

　　作为皇帝合法的代笔人和帝国权力三角中的重要一角，司礼太监不需要调整政治结构就可以完全胜任皇帝的政治代理人。另一方面，司礼大璫一旦成了独裁政治的代理人，他就可以将皇帝的身份和批朱大权叠合在一起，这样一来，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值会迅速膨胀。

　　这时候，作为权力三角另一角的内阁已经无力与之抗衡了，只能被动应付，或者主动缴械，依附过去。王振和刘瑾专政时期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明朝的宦官人数到底是多少？史料并没有做出精确的统计。但是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人数呈直线上升的态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种统计说是7万人，还有一种说是10多万人）。比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朝廷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在明朝的三次宦官弄权中，虽然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对于帝国造成的影响却各不相同。

　　按照三人出场时间的先后来划分，王振应该算是帝国权力经纪人中的一号人物。

　　王振是儒生出身，年轻的时候虽然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连个秀才的资格都没有捞着，史称“九年无功”。愤怒的书生在郁闷之余就干了些违法之事，因此被充军。就在王振陷入人生低谷之时，明成祖朱棣准备招收一批儒生教授宫女文化知识。对于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好机会。

　　可王振却在机会面前做了短暂的犹豫，这是因为报考需要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报考者须是净身之人，因为这个职业要常年与宫女打交道，皇帝又怎能放心一个不净之人。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王振最终选择了净身入宫。在权势与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之间，显然前者更具诱惑力。在王振看来，一个得不到权势的男人要比一个做不成纯爷们的男人来得更加痛苦。

　　对于对于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这是一场人生的赌局；对于整个帝国来说，一个人的选择往往会在不知觉中改变一个时代的运道。

　　古代读书人通常会将“修身齐家治天下”作为人生的至高理想，就算走到无路可走，也九死不悔。王振有勇气将自己逼入宫门，绝不仅仅是为了身上衣和口中食，更不是为了洗刷一个罪犯的耻辱。作为一个文人，他更希望触手可及帝国的政治权力中心。

　　对于读过两本圣贤书的王振而言，他当然知道宦官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虽然太祖皇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涉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严刑峻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道。

　　王振从迈入宫门的那一刻起，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盘算如何在帝国权力场上实现个人的理想。机会随着宣宗朱瞻基的上位如期降临，朝廷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

　　王振本来就是读书人，具备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从内书堂宦官中脱颖而出。

　　宣宗朱瞻基非常欣赏王振身上的文人气质，就任命他为东宫局郎，专门伺候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祁镇，宫中人都当面称呼他为“王先生”。

　　朱祁镇此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王先生”就这样成了他人生中的启蒙老师。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启蒙老师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往往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等到朱祁镇当了皇帝，王振就直接越过排名在他前面的几位老资格太监，成了司礼监掌印。王振的强大支配力不仅影响了朱祁镇个人，并且通过朱祁镇将这种影响力直接导向明朝的国政。

　　明宣宗临终前为朱祁镇留下了五位辅政大臣，他们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其实帝国的真正掌舵之人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是个贤德之人，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

　　明英宗即位时还是不满十岁的孩子，不具备指定权力经纪人的资格。而此时的王振还算是个循规蹈矩的太监，时常当着“三杨”的面敦促明英宗多读圣贤书，做个有作为的君主。王振所做的表面工作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就连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不仅发出感叹“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

　　王振暗地里大肆排斥异己，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禁军都督，掌控禁军军权。气得张太皇太后当着明英宗以及五位“辅政大臣”的面，要将其赐死。在朱祁镇和大臣杨士奇等人求情下，王振才算逃过一劫。似乎有所预感的张太皇太后警告皇帝和众位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

　　等到明英宗年龄稍长，张太皇太后已死，“三杨”也先后去位，大太监王振才算真正迎来自己事业的春天。

　　朱祁镇非常尊敬自己的启蒙老师，甚至有些害怕，就是他后来当了皇帝还称呼王振为“王先生”。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祁镇对“王先生”产生了精神上的依赖。这种依赖与权力大小无关，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缘分。从后来明英宗对王振非同寻常的恩宠来看，两人之间有着君臣、师生和朋友之间的三重关系。

　　王振掌管司礼监后，充分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信，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方式，逐步掌控了中央朝廷。为了试探自己手中的权力究竟有多强大，王振在京城朝阳门外专门筑起一座点将台，请明英宗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要在接受检阅。从表面看是王振陪同明英宗阅兵，其实王振在这里玩的是狐假虎威的把戏。他想通过收取兵权，实现与帝国文臣集团分庭抗礼的政治理想。

　　没过多久，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因为明英宗年纪尚幼，只是个对权力一知半解的半大孩子，一切机要朝政都被他的“王先生”所把持，为了在权力系统能够树立起威信，王振利用一切机会打压朝臣。朝廷中凡是与他有过节的官员，不是被撤职，就是发配充军。一些王公大臣见风使舵依附于王振，并尊称他为“翁父”。皇帝的老师，其他人称呼他为父亲，按道理说也不算吃亏，不过认太监作父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此时的王振已经进入一个事业的巅峰期。

　　王振由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落魄文人，在割去胯下之物后，居然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华丽转型。然而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当年的书生意气，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已经变成了乱天下的权力角逐。王振命人私下损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在帝国的权力之路上实现弯道超越。

　　王振在帝国权力系统只手遮天，种种恶行结下累累恶果。比如说不择手段打压与他政见不和的大臣，将其下狱或者迫害致死。大肆卖官鬻爵，在帝国权力系统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

　　对于明朝宦官来说，他们更多时候像是被强行拉上皇帝政治战车的一拨人。其中的大部分并非天生的奸邪小人，而那些道德至上的帝国文官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就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只不过宦官大多出生低贱，由于身体上的残疾导致的心理问题让他们的行为显得比较偏激，更容易被人们反感。

　　综观整个明朝将近300年的历史，其中不乏有祸国殃民的坏太监，也有为君分忧的好太监。但有一个历史事实让我们不容回避，那就是无论他们如何猖獗，都没有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了国家大权，甚至可以立废皇帝，俨然就是国家最高的权力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是皇帝要动手干掉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就可以搞定（明武宗），就像孙猴子本事再大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当然作为皇帝的老师，王振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替明英宗分忧。王振虽然性格偏狭隘，经常利用一切机会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可就算是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王振，也并非坏的一无是处。

　　王振曾经提议朝廷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以减轻地方农民负担。在排除异己的同时，他也大行反腐倡廉之风。帝国重臣“三杨”中的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在反贪风暴中落马，得到查处。

　　王振还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地界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在边防军备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允许他们返回军队戴罪立功，使边关增加了数万兵员。正统九年（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

　　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帝国忠良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股肱之臣，但其中不乏奸邪之徒。王振安插于权力系统的大小亲信，其中既有不学无术者，也有治国的能臣。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王振作为一名读过书的儒生，虽然机缘巧合披上了太监的权力马甲，可他的骨子里还或多或少保留几分儒生的气度。国子监祭酒李时逸因事开罪王振，被判罚被戴重枷“罚站”。他的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意替自己的老师受罚。

　　王振在了解情况后，发出感叹“我还不如一娃娃”，然后当即释放了李时逸。

　　大理寺少卿薛瑄本来是王振的老乡，就因为不肯依附王振，就被王振派人逮入锦衣卫诏狱，准备将其秘密处决。王振家老仆人却向王振说情，说薛瑄在“蔚州老家”广有声誉。王振闻言后感叹道“是我忘本了”，当即将薛瑄释放。

　　正如柏杨先生所言，王振的出现使帝国走进中国历史“第三次宦官专权”的时代。说句公道话，虽然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前已经在走下坡路，但还没有走到生死存亡的不堪境地。在王振的撺掇之下，明英宗领着百余名文武百官和50万战斗力打问号的军队上路了。

　　这种权力赛道上的“过山车”游戏终于酿成了捅破天的恶果，王振不但连累堂堂帝国皇帝成了蒙古人的俘虏，本人也直接死在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中。

　　明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将王振斩杀于战场上。

　　后来明英宗靠着“夺门之变”推翻景泰帝复辟，当他念及“王老师”的种种好处，居然下诏公祭，为王振招魂厚葬。并把京城智化寺专门用来祭祀王振，并在巨匾上亲题“精忠”二字，对大太监王振的一生作了总结。

　　刘瑾：“第二代宦官之王”的一滴眼泪刘瑾的眼泪，依照我们的惯常思维，它更接近于鳄鱼的眼泪。可再恶毒，在权力世界再强大的人也有他脆弱的时候。《明史纪事本末》里记载，大太监刘瑾曾经在权力极盛之时当着下属的面哭得一塌糊涂。

　　一代权宦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毫不掩饰内心的脆弱，而且是边泣边诉：“从前宫里人（太监）担心受外臣欺凌，就推举我与他们抗衡。我舍身豁了出去，因此得罪的人太多了。如今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真不知自己将来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刘瑾的眼泪在这里并非作秀，也许他早已预料到自己将会迎来一个惨淡收场的结局。

　　刘瑾本不姓刘，祖上姓谈，是陕西省兴平人。他在六岁以前便净了身，投靠了一个姓刘的太监才得以进宫，因此就改了刘姓，连他的父亲也改名刘荣。正德三年（1508年），他的父亲刘荣被封为后府都督同知。

　　刘瑾在景泰年间刚进宫时，只是乾清宫中一个普通的厮役（“答应”）。明孝宗在位时，刘瑾曾经犯了宫内的规矩，差一点被处死，后来侥幸逃过此劫。否极泰来，随后他由权宦李广引荐，转到东宫侍候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

　　正德初年，和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太监共有八人，他们分别是马永成、谷大用、丘聚、刘瑾、张永、高凤、罗祥、魏彬，人称“八虎”或“八党”。八个太监与皇帝同榻共眠，成天用鹰犬、歌舞、角觝等玩物引诱十五岁的小皇帝，想方设法满足少年人喜欢逸乐的癖好，由此博得皇帝的宠信。

　　太子朱厚照即位初期，刘瑾还只是一个掌管钟鼓司的太监，在“八虎”中的排名并不显山露水，甚至有些靠后。

　　以“八虎”为首的太监将明武宗的生活搅和得鸡飞狗跳，他成了真正的傀儡皇帝，皇权被置于太监的掌控之下。这一点引起外廷官员的极度不安与反感，针对日趋抬头的宦官势力，帝国官僚不得不有所行动。

　　对于官员的谏言，明武宗根本听不进去。有时候朝官们盯紧了，盯烦了，朱厚照只是表面接受，可暗地里依然故我。有一次，皇帝暗中支使宦官敛财一事被阁老们从中梗阻，朱厚照拍案而起，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着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人怒斥道：“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言下之意就是，不要动不动就说太监的不是，你们这些朝臣也没有几个是好东西。

　　正德元年（1506年）冬天，一场文臣与太监之间注定无法避免的生死对决就这样爆发了。外廷官员联合起来想要一举铲除“八虎”，以清君侧。这次事件是刘瑾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也迎来了帝国的第二次宦官时代。

　　这次事件的带头大哥是户部尚书韩文，他率先发难，五府六部各衙门官员联名上疏谏劝明武宗。在这次官员反“八虎”行动中，内阁、部院、科道等各级权力机构的官员达成统一共识。

　　这次统一行动是文官为了争取自己利益合法化所采取的必然措施，他们不能坐等宦官的势力做大。那样的话，他们的利益就将趋于边缘化。

　　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宦官的骄横是因为皇帝对文官控制能力不断减弱造成的。皇帝对宦官的重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也是宦官势力得以壮大的根本原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反“八虎”的舆论浪潮中，有一个人起草的奏疏让皇帝读得“惊泣不食”，差点走向精神崩溃。此人就是当时的文学名士李梦阳，他是替户部尚书韩文拟草的弹劾奏章。

　　这个李梦阳并非籍籍无名的小角色，由他起草的奏章，文风犀利，直击要害。

　　这已经不是李梦阳第一次拟草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奏疏，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就因为奏疏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史称“应诏上书”。

　　当时李梦阳写的是一篇长达五千言的《应诏上书稿》，在那篇奏疏里，李梦阳将国家弊政概括为二病、三害、六渐。奏疏中重点弹劾的是皇后张氏（后来的太皇太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骄纵犯法”之事，结果身陷牢狱。等到他出狱后，在路上遇见身为外戚高官的张鹤令，他扬马鞭打落其两齿，可见这是一个不畏强权的“直臣”。

　　如今“八虎”祸乱朝廷，李梦阳卷土重来。连皇后的弟弟都敢痛骂，何况几个宦官。

　　对于李梦阳这样的“直臣”，皇帝是既爱且恨。爱是因为他的确是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才当的“直臣”，恨是因为他的“直”往往会伤害到皇帝的颜面，无视皇权的威仪。

　　李梦阳这次起草的奏疏是《劾宦官状》，矛头直指刘瑾等八个妖孽太监。这是一篇怎样的奏疏，居然能让皇帝读得痛哭流涕，茶饭不思。在这里摘录其中一段，让我们来领略一下明朝高级言官的功力。

　　“臣等伏睹近岁以来朝廷日非，号令欠当，自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癯，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等，造巧伪Y荡上心，或击毬走马，或放鹰逐犬，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狎昵蝶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今照马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将来无所忌惮，为患非细。伏望陛下奋刚断、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将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

　　就是上面这段文字让明武宗读得“惊泣不食”，要知道明武宗少年登基，哪里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又加上个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年轻的皇帝为自己刚刚即位就深陷权力泥沼而无力挣脱，感到恐慌才会“惊泣不食”。

　　这份奏疏如果只是李梦阳一个人的意思，也不足为惧。李梦阳只是捉刀之人。奏疏下面的署名之人是以韩文为首的帝国大佬们，其中不乏阁老、九卿等重臣。

　　没有哪一个皇帝愿意与他人共天下，可很多时候在权力的三方博弈中，皇帝只会选择其中一方作为自己的权力经纪人。这种权力博弈中的联合奉行的是“偏弱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皇帝作为恒量，常常会联合势弱一方来打压势大的另一方。

　　为了保全八虎，妥善应对帝国官员的滔天舆论，明武宗提出把“八虎”安置于南京。这引起了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官员的极力反对。他们知道，这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等到朝廷舆论休止，刘瑾等人又会卷土重来。依照刘健等人的意思，这帮祸乱帝国的妖孽之徒都应该处死。

　　官员的意思由太监王岳传达给了明武宗，王岳虽然也是太监，却是“倒虎派”成员。

　　得到消息的“八虎”惊恐之余，赶忙商讨应对之策。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利益股份，已经尝到权力甜头的“八虎”岂能坐以待毙，他们公推“巧佞狠戾，敢于作恶”的刘瑾作为他们的权力经纪人，去夺取太监最高权力机构——司礼监的位子，以借助皇帝的势力与帝国官僚集团分庭抗礼，以便“脱祸固宠”。

　　本就对朝政就心生厌倦的正德皇帝无法忍受朝臣们一天到晚在自己耳边喋喋不休，索性任命刘瑾掌司礼监，连同治理国家的大权也一并交了出去。刘瑾掌权之后，对那些反对过宦官的帝国官员进行彻底的清算。

　　群臣的弹劾不但没有让刘瑾有所收敛，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权力斗志。

　　刘瑾开始为自己晋升司礼监展开拉票活动，他私下对其他宦官同仁们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只要你们投我的票，让我掌权司礼监，我就会为你们摆平那些文官。

　　刘瑾又在皇帝面前为自己打广告：“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

　　鬼迷了心窃的明武宗并不认为刘瑾是在吹牛，反而认为刘瑾是个有胆识的职场达人，越发信任于他。此时明武宗朱厚照长年居住于豹房，豹房成了一座离内廷最近的别宫。在这里，皇帝可以摆脱来自于帝国臣工的约束，除了上朝和游戏人生之外，朱厚照会将大部分时间都留在豹房，包括批阅奏章。

　　在明武宗的权力庇护之下，“八虎”虽受惊吓，却毫发未伤。在这次事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刘瑾。经过“八虎”的公推公选，皇帝最后的民主集中，刘瑾成了帝国第二代的宦官之王。

　　皇帝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团营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军队，分别把守要害地方。于是乎在一夜之间，宫廷的机要、特务及警卫，统统落入“八虎”之手。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帝国的政治形势就发生了惊天逆转。朝臣们实指望能够联手将“八虎”踢出中央朝廷，结果却成全了这帮宦官。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刘瑾更是坐上了宦官的头把交椅。

　　内阁大学士刘健等“倒虎派”官员见无力挽回败局，只好明哲保身。他们纷纷向皇帝提请辞职，以避其锋芒。这样一来，刘瑾刚好可以利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代皇帝起草圣旨，逼迫这帮“倒虎派”官员致仕（退休），退出这场权力博弈。

　　在明武宗的权力庇护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倒虎派运动”以失败收场。

　　当天，内阁大学士刘健和谢迁先后离任。内阁只剩下了一个李东阳。随后，刘瑾安排“自己人”吏部尚书焦芳进入内阁。而文官担心内阁为刘瑾所控制，推举刚直敢言的吏部侍郎王鏊随同入阁。

　　经此一役，大太监刘瑾一跃成为帝国权力的真正操盘手；经此一役，朝臣们也心灰意冷。皇帝宁愿与他们这帮文官翻脸无情，也不愿意与宦官决裂；宁愿与那帮宦官逍遥快活，也不愿意听他们这些文官一天到晚絮絮叨叨。

　　正德元年（1506年）十一月，已经当上司礼太监的刘瑾开始实施他的“权力清盘”计划。他将户部尚书韩文、户部郎中陈仁，还有李梦阳等反对派人士全部清理出中央朝廷。

　　为了架空皇帝的权力，夯实自己手中的权力。刘瑾在这里使的是“迷龙术”，让皇帝沉迷玩乐，无所作为。

　　“迷龙术”可以说是太监专权成功的不二法门，这套理论的创建者应该是唐文宗时期的大太监仇士良。仇士良专政期间，曾经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可以说是坏事做绝。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权力场上的常青树，尽享皇恩厚礼。他在晚年向其他太监们传授秘诀时说：“侍候皇上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闲着，让他追求吃喝玩乐，不要给他读书问政的时间。皇上不管事，凡事就全得全靠太监，这样一来，宠信和权柄就飞不走了（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刘瑾尽得前辈“迷龙术”的精髓，他领着皇帝沉迷玩乐，无暇他顾，然后又在皇帝玩性正浓时递上一沓沓的奏章让他批阅，搞得小皇帝极为不爽。每每冲着刘瑾吼道：“朕要你干什么用？怎么老是拿这些东西来烦朕？”

　　刘瑾只好打着替皇帝分忧的旗号，顺势将批阅奏章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上，在不自觉中就成了皇权代理人。他掌权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53位朝臣列为“奸党”，清理出中央权力机构。由此刘瑾步入了自己权力生涯中的巅峰时期，将帝国的权力运转纳入自己的游戏规则。

　　在畏惧和讨好双重心理作用下，帝国各级官员向皇帝奏事，都要先将章奏送达刘瑾处，具红揭，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称白本。刘瑾经常将奏章带回私人居所，与同党商量着批阅。这一时期对官僚奏议的批答，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刘瑾的执政理念。

　　刘瑾在权力上的肆意妄为，使得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同时代的文人王世贞在其所著的《国朝丛记》里将其形容为‘站的皇帝’。原因是刘瑾擅权时，群臣上朝面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向东北一揖，因为刘瑾这个‘站的皇帝’立在那里。还有同党在背地里称他为“小太祖”。

　　刘瑾擅权期间于明朝典章制度颇多更张，时人谓其乱制。在刘瑾倒台以后，帝国从上到下来了一场大清算。在这次清算中，对刘瑾所乱之制进行了统计。史料记载“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由此可以推算，刘瑾的改革措施至少有八十五条，大多集中在人事、财政、军事等方面。

　　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的记载里面，粗略了解刘瑾在政治上的一些作为。刘瑾是个崇尚严刑峻法的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打击政敌不择手段。在其专政期间，争议最大的就是“罚米例”，有人认为是刘瑾独创。

　　其实“罚米赎罪条例”还真不是刘大太监的专利，它是明朝建制以来赎罪制度中的重要一款。洪武年间，官员拿到的薪俸都是本色米，罚俸实际上就是罚米。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定下“罚米赎罪”条例，除死罪外的其他罪行都可以“罚米赎罪”。后来，赎罪制度也可以用于死罪犯，当时规定犯死罪者可以缴纳一百石大米，送至边疆要塞充作军粮。运送过程中，国家不提供运费及口粮，死罪犯自备米三十石，死罪即可豁免。

　　正德初年，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为了缓解帝国的财政危机，刘瑾主持了盘查核实全国各地仓储的运动。平允而论，刘瑾希望通过盘查达到“使边储充实，国库足用”目的也是明显的。在这种情境下，刘瑾采取各种措施，包括“罚米赎罪”以弥补国家财政亏空也是合乎情理的。

　　对于刘瑾来说，盘查仓储有很大的利己成分在里面。同时他还可以借助“罚米例”的手段达到打击朝臣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由此可见“罚米法”并非刘瑾创设，而刘瑾的“罚米例”，其实是对帝国赎罪制度中“罚米赎罪条例”的滥用。

　　刘瑾当权期间，为了限制其他宦官的势力，还搞了个内厂，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视其他太监主管的东厂、西厂。

　　厂卫是明代特务政治的工具，是皇帝的耳目和爪牙。东厂、西厂和大内行厂（内厂）的头目，基本上都是由司礼监太监充任。当时的“八虎”马永成和谷大用分别掌管东厂、西厂，而他们又与刘瑾产生了矛盾。随着文官集团的败退，宦官集团内部因为权力分肥也出现了分裂。

　　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刘瑾又在京师荣府旧仓地（即四司之一的惜薪司）另设内行厂，自成系统，侦缉范围比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三个特务机构还要大，除监察臣民外，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也在监察之例，权势居东、西厂之上，用刑尤为酷烈。

　　刘瑾专权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三年多时间，正史对其列出的罪名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大条。一是收受贿赂，二是残害官员。尤其是前者让他在死了五百年后，还能创造一个世界之最。

　　在《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50个世界级“千年最富”的排行榜上，大太监刘瑾赫然在列。报纸是这样介绍的：刘瑾是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他滥用职权，聚积了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而被处死。

　　应当说，中世纪政府的运作，除了有正式权力的推动，还要有非正式权力的辅助。行贿是非正式权力运行的润滑剂，他在将帝国的权力系统涂抹上一层灰色的同时，也在用这套生存规则推动历史的发展。也就是说“政以贿成”并非是行政体系走向衰落之后才会有的现象，它贯穿帝国的始终。那些帝国官员或太监为了能够得到当权者的提拔重用，往往都会采取金钱战术。这也成为刘瑾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刘瑾到底聚集了多少财富呢？华尔街所依据的数字，也是最大的数字，即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华尔街把明朝的一两（36.9克）误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将刘瑾的家产低估了7.5万公斤黄金，150万公斤白银。

　　与刘瑾同时代人陈洪谟的《继世纪闻》和郎瑛之的《七修类稿》两部史稿，都详细记录下这个数字。这几个作者都是明朝人，而且还都不是小角色。其中陈洪谟在刘瑾死时只有36岁，中进士十余年，曾经当过刑部和户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退休。

　　这样一组数字，究竟能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就此来做一个横向比较。

　　在刘瑾所生活的年代，帝国的财政年收入是白银200万两；与这个数字相比，刘瑾的财产相当于帝国150多年的财政收入。七十多年后的张居正通过十年改革为帝国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国库存银也不过1250万两；与这个数字比，刘瑾的财富足足是它的25倍。如果按照1两白银大约折合人民币400元来算，刘瑾的个人资产高达1200多亿人民币。

　　史料记载，正德初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地界查勘。就在他办完公差的返京途中，在自己乘坐的船上自杀。由于事发突然，等到身边的人反应过来，周钥只剩下一口气。他身亡前没有留一句话，却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

　　刘瑾当权期间，一手抓权一手抓钱，但凡有京官奉使出差，他都会狠狠地敲上一笔竹杠。对于当时的京官来说，能够出趟公差，就等于获得一次敛财的机会。刘瑾在这里玩得是权力分肥，既然我给你权力，我给你下去发财的机会，那么我就应该分润利益。当时官员凡进京朝见皇帝，或从外地出差归来，都得先见过刘瑾，送上份厚礼，才能去见皇帝。布政使上京送礼的分例是两万两，拿不出来的，就先在京师借，然后回到地方上设法偿还，时人称为“京债”。

　　当时的兵科给事中周钥到淮安出公差，返京也要按规矩向刘瑾送厚礼。淮安知府赵俊本来答应借给周钥“千金”，以应付刘瑾。可是突然变卦，这让周钥无计可施。眼看京城将至，周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只好自杀。

　　处理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那位出尔反尔的赵知府被押送京城问罪。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影响自然很不好。刘瑾的党羽张彩是较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对刘瑾说：如今人们送给您的财富，并不都是私财，往往先借贷京师，然后回去后又动用官库中的银子偿还。您何必搜敛怨恨、遗留祸患呢？

　　刘瑾深以为然。他早已不缺银子了，安全却越来越可宝贵。这时候，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恰好按照老规矩纳贿来了，刘瑾揭发检举了他们的行贿行为，将他们全部治罪，给自己换来了拒贿一次的名声。随后，刘瑾派遣十四位给事中和御史下去，严格盘查各地官库。官库的银子早被刘瑾等人抽亏空了，如何经得住那些鹰犬的严查？于是，各地政府争相厚敛百姓，弥补亏空，就像吴思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个过程假如反映到账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杂簿”，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杂入”，填补正簿中的“杂出”。而刘瑾等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

　　刘瑾也不是生来就如此贪婪，作为一个无家无业的太监，财富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又有多少世俗意义呢？刘瑾的胃口是被那些奔波在权力之路上寻找终南捷径的帝国官员们一点点喂大的。

　　根据史料记载，第一个送刘瑾大额贿款的人是右都御史刘宇。正德元年（1506年）岁末，刘宇通过大学士焦芳的引荐搭上了刘瑾这条权力线。刘宇很是大方，出手就送了刘瑾上万两的银子（折合400万人民币）。这是刘瑾“初通贿”，也就是说这是他收的第一笔上万两银子的贿赂。

　　对于一个“初通贿”者来说，对贿赂的期望值肯定是比较低的。上万两的贿银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也难怪刘瑾会问：“刘先生何厚我。”言下之意，我们之间并无深交，你怎么下这么大的血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权与钱的交易永远是一种非常态下的常态投资。

　　这一万两银子就像是一个炸药包，直接轰开了刘瑾在财富面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刘瑾虽然在帝国的官场混了几十年，可在权力寻租的官场潜规则面前并无多少实战经验。他当然知道权力是有价的，但却不一定清楚到底价值几何？

　　也许在此之前，他收到的不过是一些成百上千的贿款，甚至有些帝国官员送他一个小礼品，就可以享受到他的权力庇护。正因为他不懂行情，以致于刘宇奉上万两银子时，才会表现如此。

　　金钱所到之处，帝国的权力之门洞开。刘宇在成为刘瑾“阉党”的核心成员后，仕途通畅，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是仅次于太子太师的至尊头衔。刘宇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大肆受贿，因为在此之前，他的权力成本付出太多，所以他必须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收回成本，获取利润。

　　在他当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职官员根本不如武官来钱快，不免慨叹：“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刘瑾的权力保鲜期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就走向速朽，明武宗朱厚照开始对刘瑾的独断专行渐生不满。他有意起用与刘瑾素有嫌隙的张永，试图对刘瑾进行权力制衡。

　　正德五年（1510年）春天，世居甘肃的安化王朱寘鐇以刘瑾乱政为名，举兵造反。

　　朝廷派杨一清前往讨伐朱寘鐇，又同时派宦官张永监军。杨一清早就有心除掉刘瑾，当他得知张永与刘瑾之间存在矛盾，就利用张永斗刘瑾，发动宦官斗宦官。

　　当平叛任务结束，正德皇帝设宴犒赏张永等人。就在这次宴席上，张永献上朱寘鐇讨伐刘瑾的檄文，并揭露了刘瑾所犯下的十七宗罪。在听完张永的汇报之后，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刘瑾负我。”

　　几天之后，正德皇帝就下令逮捕刘瑾，执行任务的就是宦官张永。张永不敢稍有怠慢，急匆匆率禁军包围刘宅，将刘瑾逮捕。

　　刘瑾入狱后，张永和阁臣李东阳担心他再度复出，于是一再奏请皇帝抄没他的家产。估计他们已摸清底细，只要刘瑾的财产数目被公诸于世，这个帝国巨贪绝对难逃一死。一切不出所料，当朝廷果然搜出刘瑾五年来苦心经营的那座金山银山，以及一大堆证实他谋反的违禁物品。皇帝的小宇宙彻底爆发了，他命三法司、锦衣卫会同百官，在午门外对刘瑾进行公审。

　　在公审当天，刘瑾故作淡定，用一种极其傲慢的姿态凛然面对审讯他的官员：“公卿多出我门，谁敢审我？”你们这些人都是我提拔的，哪里有资格来审判我。

　　不久前刚刚被刘瑾提拔为刑部尚书的刘璟第一个将头垂了下去，其余百官也纷纷躲闪着他的目光。只有驸马都尉蔡震站出来说：“我是国戚，并非出自你的门下，该有资格审你了吧？”随即命人左右开弓地扇他的耳光，同时厉声说：“公卿皆为朝廷所用，还敢说是你的人？说，你为何私藏盔甲和弓弩？”

　　如果私藏兵器，意图谋反的罪名坐实，刘瑾就死定了。对于皇帝来说，贪污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可谋反却是不可恕的。

　　虽然说刘瑾坐地贪赃成了“千年巨富”，可最后真正要他命的还是权力场上的游戏规则。

　　几天之后，刘瑾的心腹党羽焦芳、刘宇、张彩、刘璟等60余人全部遭到逮捕。我们来看一看在刘瑾的这张权力大网中，究竟网住了多少条大鱼。其中内阁大学士3人，北京及南京六部尚书9人、侍郎12人，都察院19人，大理寺4人，翰林院4人，通政司3人，太常寺2人，尚宝司2人等等。

　　作为刘瑾的党羽，这些网中之人或被诛杀，或被下狱，或被贬谪，或被罢黜。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整个帝国朝堂几乎为之一空。

　　值得一提的是，刘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受到的是古代刑罚中的超豪华待遇——凌迟处死。据说刽子手对刘瑾施刑整整用了三天，从头到尾共剐了他3357刀。

　　刘瑾到底因何被杀并不没有多少深究的意义，他的死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充当皇帝的权力代理人，或生前，或身后，都很难落得好下场。造成皇权代理人可悲结局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代理人作为一个政治角色，形式与内容太不统一。

　　虽然说皇帝需要内廷的宦官势力来制衡外廷官员，可是当皇帝发现像刘瑾这样的大太监手中握有的权力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时候，帝国的当家人就会毫不犹豫将其连根拔除，然后去重新扶持另一个权力经纪人。不仅宦官的命运如此，就连那些帝国权臣最后面临的结局也大抵如此，明中后期的内阁首辅就没有几个笑到最后的。

　　矿监是财经帝国结成的权力怪胎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春节刚过，明神宗朱翊钧就突发重病，眼看将要命不久矣。于是他急召大学士、首辅沈一贯进宫交代后事。

　　在这次君臣见面的过程中，明神宗提到了朝廷下派矿监到地方收矿税之事。他说，原来设矿监收矿税也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大殿维修需要钱。现在可以停下来了，派出去的太监也都召回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万历皇帝是源于良心的发现，还是顾惜自己身后的声名，抑或是对因果报应的忧惧，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决定撤回矿监税使，以此来终结为害帝国多年的矿税之祸。

　　口说无凭，明神宗还亲笔写了一张谕旨当场交给沈一贯。沈一贯压抑住内心的喜悦，只等第二天颁诏天下。可等到漫长的一夜过后，沈一贯就再也笑不出来了，他愤怒了。

　　第二天，万历皇帝的病突然好转。作为臣子的沈一贯本应该为君王龙体康复而感到高兴，他的愤怒又是从何而来？原来否极泰来的万历推翻了前夜自己亲手拟定的谕旨，皇帝说话不算数了。明神宗生怕沈一贯抢先颁布出去，连续派出二十多名太监向沈一贯索要谕旨。

　　太监到了沈一贯那儿，值班的官员坚决不同意，君无戏言，既然说了，我们就下发。

　　这时候来追缴圣谕的宦官一拨接着一拨，前后有20多人。宦官们磕头出血，请求沈一贯把圣旨交回去。无奈之下沈一贯只好交还圣旨。

　　皇帝说话如同儿戏，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两天后，朱翊钧又给内阁重新下了一道谕旨：“朕前日头晕目眩，召卿面谕之事，且矿税等项，因两宫三殿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见今国用不敷，难以停止，还着照旧行，待三殿落成，该部题请停止，其余卿再酌量当行者拟旨来。”帝国正在用钱之际，又怎能取缔矿税，撤回矿监？除非皇帝将死，脑子不好使了，才会犯下前日的错误。

　　对于朝臣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朝令夕改。

　　这里提到的矿监，是万历时期权力结构中涌现出来的权力新贵。这些人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宦官，是皇帝派往地方督领开采金银等矿的的宦官。与早期的宦官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此时的宦官分工呈多元化趋势。由于分工不同，宦官的权力格局也不仅仅限于皇宫内院。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宦官，更像是中央驻地方税务部门的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找人开矿或者是为别人开矿办理手续，从中抽取高额利润。

　　宦官越过宫墙本就是僭越大明祖制，如今他们又被明神宗指派到地方揽矿敛财，这更是一件疯狂之事。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万历皇帝全权接手帝国大权。没过多久，大明王朝的财政出现了严重亏空。

　　导致明朝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庞大的皇室俸禄开支，拖垮了中央财政。明朝的皇室宗亲，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明朝刚建国的时候，朱元璋的子孙还不是很多，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生息，皇室人数越积越大。人一多张嘴吃饭的就多，由此宗禄就成为大明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当时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

　　也就是说，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够皇室宗亲所需粮米的一半。在这里还没有加上朝廷官员们的俸禄和官兵的军饷，没有加上并不代表不用出。

　　二是运行庞大的权力结构，让帝国财政步履维艰。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也就是在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机构，各有一帮官员。这样就导致机构臃肿，官员队伍庞大，各项俸粮达到了数千万，而十三布政司和南北直隶额派的夏税秋粮2668万石，出多入少。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王府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塞地区缺军饷，各省缺廪俸。

　　三是万历时期的建设和开发，拖死了帝国财政。万历末年，由于皇家大兴土木，导致内府经费吃紧。没有办法，只好暂时挪用济边银来补充亏空。

　　明朝的皇帝很讲究自己的居住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