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

第二十章 与狼共舞的日子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春天，在首辅徐阶的大力荐举下，吏部尚书郭朴和礼部尚书高拱先后进入内阁班子，分别担任武英殿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二人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中都属于能力超拔，才华出众之人，并且为官资历也非浅。尤其是高拱，在裕王朱载垕身旁担任讲官长达九年，与裕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后经严嵩、徐阶等内阁班子推荐，高拱由翰林院侍讲学士升太常寺卿，分管国子监祭酒事宜。高拱离开裕王府，赴任新职的时候，裕王朱载垕居然哽咽不忍别离，给了他丰厚的物质奖赏。高拱虽然离开裕王府，但是府中事无大小，裕王都会派人前去征询他的意见，可见双方的信任指数有多高。

　　嘉靖十三年（1534），26岁的嘉靖皇帝有了第一个皇子朱载基。载基者，承载国家之基业也，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获知皇帝对这个儿子还是有所期许的。可惜的是，两个月以后，这位短命的皇长子就夭折了。

　　就在嘉靖皇帝陷入丧子之痛时，他所信任的道士陶仲文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句：皇子早夭，是因为“二龙不相见”的谶言在作怪。也就是说，太子是一条潜龙，而皇帝是一飞冲天的真龙，二龙相见，必有一伤。时间仿佛也在用事实验证这句话，两年后，嘉靖皇帝又先后生下了三个儿子。分别是二儿子朱载壑，三儿子朱载垕（后来的隆庆皇帝。以及四儿子朱载圳。

　　三年之后，明世宗册立朱载壑为皇太子，朱载垕为裕王，弟弟朱载圳为景王。在这次册立大典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仪式结束以后，太子和裕王回到各自居所打开册宝一看，结果发现他们的册宝拿错了，太子的册宝进了裕王府。后来朱载垕当了皇帝，好事者以此为噱头，说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是因为天意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嘉靖二十五年（1546），太子已经十一岁，官员向皇帝要求太子加冠礼出阁讲学。这在无形之中就触犯了嘉靖皇帝内心对于那条谶言的忌讳，他当然没有同意。不仅严词拒绝，明世宗还对那些疏请的大臣进行了严厉的惩戒，有人因此被充军到边疆。从此以后，太子的出阁问题就成了嘉靖最为忌讳的一件大事，也是引发皇帝和官员冲突的一根导火索。

　　嘉靖皇帝在这个问题上一再纠结，难免会引发朝中大臣们的无限遐想。由于嘉靖皇帝对皇后比较刻薄，大臣们都认为嘉靖皇帝对太子的漠不关心以及后来对裕王、景王的态度都始于他的冷漠无情。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翻阅史料，我们会轻易就找到嘉靖皇帝与皇子之前也存在着浓浓的世俗父亲情。有一次皇太子突然出水痘，皇帝焦急万分，他在宫中不停地祈祷（尽管用处不大）。等到太子病愈，皇帝却累得病倒了。到了皇太子14岁的时候，嘉靖皇帝再也顶不住来自大臣和太后的压力，以及可能出于自己确实对太子的关心，就允许太子出阁讲学。可是在隆重的典礼过后，太子突然病倒，有记载说，太子在病重之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向南跪拜说：儿去矣！然后盘腿而坐，病重身亡。

　　又一个皇太子倒了下去，本来毫无希望的裕王朱载垕就这样依序成为帝国的皇长子，法理上的皇位第一继承人。老天似乎要和他开个天大的玩笑，一直等到朱载垕即位那一天，他都没有尝过当太子的滋味。作为帝国最为尴尬的储君，身份也是最为特殊的亲王，他长时间承受着来自权力系统内部的压力以及精神世界的质疑与煎熬。

　　明朝的官僚集团围绕着皇位继承人废立，从来就没有一天真正消停过。大臣们请求立裕王为太子的奏疏在嘉靖皇帝的案前堆积如山，嘉靖皇帝无法摆脱来自内心的愤怒，他将这种愤怒投射于那些没完没了纠结于皇位继承的言官们。官员们催逼得越紧，他就拖得越发长久。

　　如此一来，就害苦了裕王朱载垕。谁都知道他是理所当然的储君，可嘉靖皇帝对他的冷漠和固执，还是导致了权力系统内部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声音。朱载垕的母亲是杜康妃，皇帝并不喜欢她，而景王朱载圳的母亲卢靖妃，却很受皇帝宠爱。有人不禁据此猜测，嘉靖皇帝是不是打算立景王为太子。难道皇帝是因为碍于帝国的政治体制，怕那些不要命的言官站出来反对，才陷入这种两难境地吗？

　　帝国权力系统内的这种猜测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于法理认可的继承人朱载垕相当不利。这种猜测很容易就导致权力系统内部的派系之争，官员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倾轧。明朝并不缺乏誓死维护体制的大臣，而且这种人还相当的多。但是也不排除有人在这场储君之争中捞取个人私利，转而帮助景王夺权。严嵩父子在没有倒台之前，就一直处于这种摇摆不定中。在官员的撺掇之下，景王朱载圳也是蠢蠢欲动。

　　嘉靖皇帝的所作所为似乎也在助长皇权之争，他命令大臣为景王选择藩地，最终确定为湖广德安府。他并没有为裕王选择就藩的地点，而是将其留在京都，这基本上算是宣告了朱载垕的储君地位。

　　虽然景王并不甘心就此退出这场游戏，但是在大臣们一再要求下只好原则性地选择去了自己的藩地。所幸的是，没过多长时间，景王朱载圳病逝于就藩之所，整个帝国都似乎为之松了一口气。有人说，嘉靖皇帝偏向景王，其实这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嘉靖皇帝在听到景王的死讯后，在徐阶面前长叹道：此子素谋夺嫡，今死矣。

　　事已至此，即使嘉靖皇帝私下再怎么看不惯裕王的行事作风，即使朝臣们心底再怎么怀疑裕王的智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替补队员都没有的情况下，裕王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裕王虽然没有被正式册立，但实际已与储君无异。向高拱示好，就等于向裕王示好。裕王继承大统后，持有这份好感的人便可持续地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在时人眼中看来，徐阶所走的这步棋还是靠谱的。

　　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徐阶愈发强烈地感觉到，让高拱入阁是上帝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高拱恃才傲物，对他这个首辅兼恩人全无半点感激之意，反而处处喜欢与其争锋。

　　隆庆皇帝朱载垕主政期间是居于嘉靖和万历之间，可以说是帝国皇权递延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人物。

　　朱载垕从父亲嘉靖皇帝朱厚熜手中接过权柄，已经是30岁的成年人。由于他的生活长期置于嘉靖皇帝的阴影笼罩之下，人生难免处于一种灰色状态。

　　作为皇长子，朱载垕并没有早早地就被立为太子，而在其成长过程中，嘉靖皇帝也没有表现出对其高看一眼的恩宠姿态。就算后来朱载垕被立为太子，他也没有如我们想象得那样享受到一个太子应该享有的待遇。从表面上看来，嘉靖皇帝对于自己将来的接班人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度。以至于有官员私下里议论，朱载垕只是一个挂名太子，最后能不能顺利完成权力的交接还是未知数。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隆庆皇帝在其心理甚至生理上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隆庆皇帝本来就不是一个心智聪慧之人，按照大学士高拱后来的回忆：皇帝是个智力平平、笨口拙舌，优柔寡断，经常沉默不语的人。正因为如此，有的大臣甚至以为皇帝是一个哑巴，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患有轻度的精神失常。历史并没有为隆庆皇帝朱载垕留下多少篇幅，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既没有证据表明，他是英明果断的明君贤主；也同样没有证据表明，他就是一个智力迟钝的精神病患者。

　　文官们有时会拉他参加一些场面盛大的典礼中，想让皇帝在百官万民面前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但是朱载垕的表现往往让他们大失所望，因为隆庆皇帝压根就不愿做一个场面上的政治人物，他甚至不把在这种场合该说的套话说完，就让大学士们代他发言。

　　或许是误打误撞，也或许是故意为之。隆庆皇帝朱载垕这种无心插柳的执政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收到的实际效果超过了正德、嘉靖两位前辈。隆庆皇帝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无能或不愿干预朝廷具体事务的超然态度，使得他手下那些有能力的文官们放手去行使朝廷赋予的正式权力，将诺大的一个帝国治理得井然有序。

　　隆庆皇帝在位前后只有短短的六年时光，这倏忽而过的六年时光是帝国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谁也不会料到，就是这样一个在官员看来类似精神病人的隆庆皇帝，居然在自己短暂的政治生命中，开启了帝国的第二次中兴，第一次是弘治中兴。每个男人在青春期的时候，都玩过骑自行车双手撒把的刺激性游戏。双手离开车把，自行车依旧会稳稳地向前行驶。权力上的双手撒把游戏，隆庆皇帝并不是首创。他的父亲嘉靖皇帝朱厚熜也是一个痴迷于此的高手，在其当政的四十五年时间里，竟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达十七年之久，可谓疯狂至极。可让人不解和惊叹的是，帝国的权力运行机器好像在故意证明就算没有皇帝的操作，它照样能够运转如风，甚至在某些时候做得比那些勤政之君更好。

　　隆庆皇帝的执政风格，在无形之中为他幼小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的执政理念种下了善根，树立了一个道德标杆。可以说，由于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班子，足以应付朝廷事务，因此，冲龄即位的万历，虽然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皇帝的权力，但仍能依靠强大的文官班子来治理帝国，不致于发生统治危机。这种做法虽然没有导致帝国的权力架崩塌，但它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隆庆皇帝显然对帝国的政治制度和自己的能力有着清醒地认识，他既做不到像孝宗那样一心扑在工作上，又同样无法做到像武宗那样离经叛道和世宗那样刚愎自用。我始终怀疑他是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要知道在他的权力系统内部，活跃着当世几位顶尖高手，他们俨然就是文官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无论是大学士徐阶，还是紧随其后的高拱和张居正，哪一个不是精明强干又野心勃勃的政治狂人。他并不想让自己卷入皇帝与文官无休止的争斗中去，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才使得隆庆皇帝在位期间，以隐形人的姿态示人。他从来不做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卷入皇家和文官的权力纷争当中。

　　因为权力中心的下移，最有可能出现以下的两种情况。一是帝国的中央权力系统由数位权臣共同掌权，其后果是极易引起文官之间的倾轧或党争，并由此影响到朝政。二是在中央权力格局中出现一位大权独揽的权威型人物，并由他以皇帝的名义来行使皇帝的大部分行政权力，就像万历初期的张居正那样。

　　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会同样带来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如何保证这位文官独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权为自己的圈子或个人谋取私利，甚至威胁皇帝的地位，动摇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这位文官独裁者的权威一旦失去时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后果。

　　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六年时间里，他所推行的政令可以用“简单”二字来形容，这主要和他隐形的执政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朱载垕并不像他的父亲嘉靖皇帝那样喜欢干一些炼仙丹集青词玩弄女性的荒唐之事，应该算得上是一位还算靠谱的君主。也许是性格使然，隆庆皇帝在执政方面表现出柔性有余，刚性不足的缺憾。如此一来，在其执政期间，帝国的权力运行为后世埋下了太多的伏笔。

　　比如说辅政的各大臣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这就是朱载垕的隐形权力留下的祸患。

　　皇帝既然喜欢当甩手掌柜，这就为那些内阁官员的明争暗斗腾出了巨大的空间。官员之间的争斗变得尤为激烈，就连宫中那些掌权的太监也都裹入其中。先是隆庆元年（1567年）高拱罢相，徐阶作为首辅挤走了高拱。不久后徐阶自己也被时势淘汰出局。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内阁迎来了一场大风波。吏部尚书杨博致仕，朱载垕召高拱复入内阁，兼掌吏部事。从此内阁和吏部的大权就集中到高拱一个人手里，他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内阁大学士，也就是首相。

　　高拱能够入阁，完全是宫中太监从中周旋的结果。朱载垕是个宽厚之人，但是因为他和大臣平日里联系极少，所以在关键时刻能够左右他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往往是那些伺候在身边的内监。隆庆初年最得朱载垕信任的太监是滕祥、孟冲、陈洪，这帮人有事没事就喜欢领着朱载垕吃喝玩乐，消磨皇帝的意志。

　　这难免会让人联想起，唐文宗时期的当权宦官仇士良，这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将坏事做尽，却依然能够享受到皇家的最高礼遇。他在晚年向身边的太监们传授秘诀时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新唐书·仇士良传》）。仇士良在这里就是告诫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侍候皇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闲着，要让他一天到晚追求吃喝玩乐，不要给他读书问政的时间。皇上不管事，凡事全靠身边的太监，那么宠信和权柄也就也就自然落在了太监的身上。

　　有人将仇士良这一套经验称之为“迷龙术”，可见随着年代推移，宦官们的心机越来越深。凡事只要用心，裤脚管下的虱子早晚也会爬上头顶。而仇士良那一套免费教材——“迷龙术”也因此成为宦官成功创业的必修科目。

　　徐阶显然没有将这帮“迷龙术”的传人放在眼里，最终吃了亏。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被强行离职退休，便是因为和太监关系紧张，导致滕样、孟冲、陈洪等一帮太监在皇帝面前集体中伤。等到高拱入阁以后，文官集团与太监的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尽管如此，可仍然无法圆满地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司礼掌印太监出缺时，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谁料高拱推荐陈洪。等到陈洪出缺时，高拱再次绕开冯保，推荐了孟冲。几次三番，冯保在失望之余更加仇恨高拱。这也为后来，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对付高拱，埋下了伏笔。

　　高拱重新入阁以后，张居正处在了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一边是自己的老师徐阶，一边是权力新贵高拱，自己夹在中间，所走的每一步都要步步惊心。热衷权力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但是要想让权力之花常开不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高拱对于张居正，固然感到威胁，但是张居正对于高拱，也时时感到危险。“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合内阁的主旋律。传闻徐阶的儿子送三万两银子给张居正。在大学士的朝房里，高拱看见张居正，便半真半假地问起这事。因为是当着众人的面，让张居正有些下不了台。他当时脸色就变了，然后极力否认。经过这样一番剖白以后，高拱才出面予以澄清，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如此一来，这件事才算勉强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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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在帝国的最高权力中枢机构里，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就剩下了两大高手。那就是高拱和张居正。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将会是帝国文官集团中的最佳拍档。所有的人都看好的事情，并不代表即成事实。所谓拍档，往往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至少有一个人并不认为权力中央可以容纳下两大高人的存在，此人就是张居正。

　　在张居正看来，帝国的官场就像是一个炫目的舞台，而他却又是个不喜欢跳“双人舞”的演员，他要把所有的聚光灯的光芒都集中他一个人的身上。在官场打拼多年的张居正也明白这个道理，要实现第一男主角的梦想，那就要将高拱挤出权力舞台的中央，可这又谈何容易？

　　高拱在帝国权力核心层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大臣们也都唯马首是瞻。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期盼着帝国的权力系统能出现张、高二人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的美妙画卷。

　　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而且是非常要好的那种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官场需要朋友，需要那种真正能够抛去利害计算的朋友。

　　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朋友，但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无论是性格还是人品，可以说都是两个世界的人。高拱比张居正整整大了十二岁，通过科举登第进入仕途也早六年。在讲究权力排序的年代里，高拱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前辈。

　　帝国的文官在起步阶段都与科举制度有着密切关系，逢进必考。建国初期，朱元璋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本意就是为了加强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但这种制度一旦付诸实施，实际上控制所有举子命运也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帝国的人才选拔权仍然掌握在文官自己的手中。皇帝其实是很想将这种选拔权揽过来的，比如说殿试就是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的举行意在告诉天下文人，只有皇帝才是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终极推手。

　　在殿试结束而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被录取的三等举子前面一律冠以一个“赐”字，分别为“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出身”。然而殿试毕竟是一个形式。参加殿试的资格是先通过由礼部官员负责的会试。凡通过会试者一律参加殿试并一律保证通过，皇帝只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要取得会试的资格，则必须通过由文官主持的各省乡试。而乡试资格的获得，则是通过府县的考试而成为秀才。

　　在这层层的考试中，主考文官对士子的政治命运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取代皇帝而操持着人才选拔的大权。在应考者方面，除了对主考者心怀感激而结成师生盟谊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观念，即认为自己获得迈向政坛的通行证，完全凭的是自己的运气和才学。换句话说，科考的成功者认为他们获得仕途的通行证，并不应当感激皇帝，而应归功于个人的努力。在帝国科场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缘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都被放到最后一位，所以更谈不上对皇帝这位殿试主持者的感激之情了。

　　正因为科考如此直接地影响着知识阶层的政治命运，而科考的通过又完全凭借个人的才学和运气，这样，知识阶层在步入仕途以后，自然就认为有理由控制社会的部分权力。而科举这种选拔政治人才的方式又为从知识阶层中产生的文官集团攫取社会权力提供了便利。

　　那些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乡”（同乡考生）关系，同姓考生之间结成的同宗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会为帝国文官集团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提供了保障。

　　高拱非常欣赏这个小老弟，在工作接触过程中，高拱如此评价张居正“年少聪明，孜孜向学”。对于如此好学之人，高拱将自己在官场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用高拱的话说，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在乎师友之间”。直到徐阶将高拱排挤出内阁，下野回老家赋闲，两个人还书信往来不断。很显然高拱并没有因为张居正作为好朋友没有替他说情而产生怨气。随着高拱的复出，事实上是主持中央全面工作。他的复出其实是张居正从中斡旋的结果，由此高拱对张居正就更加高看一眼。

　　复出后的高拱，当涉及到帝国的大政方针和干部任用等大事，他都会和张居正商量着来。两人携手，开启了为时十多年的隆（庆）万（历）新政。但是这种来自于表面的琴瑟和弦，却无法掩盖权力阴影下的暗流涌动。从高拱复出之日起，张居正就已经在为自己留后路。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内阁是没有人事任免的职责和权力的。帝国重要官员的任免，按照制度是不允许内阁干预的。但是高拱作为帝国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又是吏部部长。双重权力赋予一个人的身上，可见高拱的权限有多大。

　　张居正并不是真的盼望高拱复出，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早就想成为内阁的一把手了，而且这种争先进位的信念从来就不曾动摇过。两个人的蜜月期虽然很长，但还是迎来了分崩离析的那一刻。

　　高拱在一些官员的任命上，充分征求张居正的意见。在这些任命的官员当中，其中也有张居正推荐的人选。高拱在人事任免上征求张居正的意见，这等于是赋予了张居正一定的人事权力。如此一来，那些想要提拔重用的官员就会跑到张居正那里活动活动，大家都知道高拱是个不容易变通之人，很难做通工作。而张居正作为高拱的政治盟友，是个懂得攻守进退之人。

　　当时帝国的官场上流传着一些话，某某人得到职位，那是张居正向高拱推荐的结果。还有某某人为什么丢了职位，是因为高拱不满意，而张居正再三求情，可是高拱就是不听。无风不起浪，有传言的地方就有人心向背。

　　这个传言真真假假，那些受到提拔的人觉得张居正才是他们恩人；而遭到撤职或者降级的人，也对张居正心存感激。也就是说，好人都让张居正当了，恶人都让高拱当了。

　　张居正和高拱的分歧也正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官场内部开始流传张居正接受跑官人的贿赂的言论，高拱也是从别人口里听到的。其实这不难理解。即使都是权力高层，谁没有一些耳目啊？况且在那个时候，像高拱、张居正这种级别的官员，都当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副主考。既然如此，谁没有几个门生？

　　高拱虽然没有就这些传言作出针对性的措施，但是在态度上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此以后，高拱也就很少再与张居正共同研究干部问题了。张居正是一位精算得失而后才肯出手的人，在他与高拱之间，他做过一个衡量。想轻易取代他的生死之交兼领导高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一点上，张居正非常清楚，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张居正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可高拱能够抓住的把柄实在是少之又少。

　　高拱是个才干超群的官员，在任期间政绩斐然。准确地说，明朝中期的改革实际上是从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开始的。换句话说，隆庆时期实为大改革的始创期，也为万历时期的改革奠立基础和确定政策走向的关键性时期。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高拱在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帝国官员中喜欢不喜欢高拱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高拱的执政能力。还有就是高拱的意志力非一般人可比，金钱美女糖衣炮弹是很难将其打垮的。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高拱和隆庆皇帝的私人感情，皇帝对他的信任完全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

　　事实证明，君臣之间建立起来的私人感情，既成就了高拱，也同样害了高拱。但是在高拱发迹之初，这种勾连关系是高拱的一笔雄厚的政治资本。不管官员如何看待，至少在隆庆皇帝眼里，高拱是个集人品、学识、能力、功勋于一身的文官楷模，是帝国百年不遇的大才之人。这是隆庆皇帝在公开场合说的话。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如此公开褒扬一个官员。可以说，这是帝国建制以来，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在隆庆皇帝的心目中，高拱作为一个帝国官员是无可挑剔的。

　　在皇帝心目中的高拱，与在百官心目中的高拱是截然不同的。高拱同时期的史学家王世贞在其所著的《高拱传》中如此评价道，“高公持正，而暗于事几”；“性刚而机浅”。也就是说高拱身上所表现出来刚性过头，柔性不足的个性让人不容易接近。

　　在与阁臣同僚相处的过程中，高拱锋芒毕露的傲慢常常会让人陷入难堪的境地。尽管他并无半点恶意，但这种性格还是会让人感觉到不快。这是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不应该具备的性格缺陷，也可以说是大忌。

　　高拱这一秉性的延伸便是其没有城府、不谙权术的表现。这样的人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很容易就会落入别人的圈套，遭人暗算。与性直坦率的高拱相比，张居正可谓擅于心计，老谋深算。

　　高拱既然是隆庆皇帝心目中的一哥，那么张居正就是其心目中那个最佳的副手人选。隆庆皇帝希望张居正能够做好高拱的助手，最好不要有其他非分之想。可张居正偏偏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要去实现。

　　如果我们非要找出高拱和张居正有什么志同道合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在张居正看来，高拱走得未免太远了。高拱要开海运，那闭关锁国的国策还要吗？一旦国门洞开，那帝国的权力系统就乱了套。张居正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他表面上又不能公开反对。在张居正看来，高拱所采取的战略属于软弱政策，如果任其推行下去，必是养虎为患。而张居正本人却是真正的强硬派，他主张在帝国的权力系统内实行铁血政策来实现政治的稳定。

　　至于其他方面，比如高拱的施政纲领是把除弊放在第一位的，而除弊的方略，就是推行改革。推行改革的结果就是常常忽略“祖制”，这也是张居正所不能认同的。

　　基于以上因素，张居正下决心要整垮高拱，并且能够取而代之。唯有如此，他才能让自己的政治蓝图在帝国的版图上得到实现。

　　帝国的权力中枢舞台之上只能留下一个人独舞，那些听上去很美的音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和谐。曾经可以畅谈人生理想，工作上互帮互助的朋友也将一拍两散。

　　先说高拱。他曾经希望能和张居正在大明权力中枢的舞台上共舞一番。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高拱已经明显感觉到，张居正并不是自己的最佳拍档，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踩在一个步点上。张居正始终没有按照主旋律在跳，人家是一个人在玩“独舞”。

　　高拱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应该多拉一个帮手在身边，或许这样可以掣肘张居正。高拱拟了道奏疏，要求再提拔些年轻干部，充实到内阁领导岗位上。当然，这道奏疏是高拱和张居正商量过后联名上奏的。

　　张居正对高拱的做法非常不满意，他虽然不喜欢“双人舞”，但是更不喜欢“多人舞”。既然如此，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还会联署签名上上奏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程序如此。如果张居正不联名，那不就公开和高拱叫板了吗？这不符合张居正的行事风格。况且张居正对于这道奏疏的最后结果，已经事先预料到了。因为这道奏疏的批示，也是张居正草拟完成的。

　　不出所料，这道奏疏果然被隆庆皇帝毫不留情地驳回。不是张居正能掐会算，而是他抓住了隆庆皇帝的工作方式。隆庆皇帝疏于朝政，不太愿意看官员的奏折，更不想自己动脑筋甚至动手去做批示。

　　通常情况下，奏折都是交由内阁去拟好批示，然后再交由他身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照着内阁拟好的底子代皇帝用红笔批示下发。然而只一次，皇帝没有交内阁拟批示，而是直接批了。这就给了张居正可乘之机，他偷偷事先拟好了批示，派人交给皇帝身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太监照着誊抄了一份。

　　张居正拟草，太监誊抄的这份批示的大致意思是，你们两个人能力强，我信任你们，不需要再充实人了，有你们两个人就足以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高拱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皇帝既然这么说，他也无话可说。在关键时刻，向张居正伸出援手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在这件事上，张居正做得并不牵强。他会让皇帝觉得这个批示不错；让高拱也无话可说。任何人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高拱心里明白，张居正这样做隐含着深谋远虑。他知道现在张居正与冯保内外勾结，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整垮自己。就连高拱也在事后发出感叹，张居正这套官场手法“其谋至深”。

　　如果我们把张居正比作一种动物，他应该像一头狼。英国动物学家绍·艾利斯说过：“在所有哺乳动物中，最有情感者，莫过于狼；最具韧性者，莫过于狼；最有成就者，还是莫过于狼。”凭着高拱和隆庆皇帝的私人关系，本不应该让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得逞。张居正之所以有把握赢下这场牌局，就是因为他像狼一样了解自己的对手，了解高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