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

第十五章 致命的“多米诺骨牌”

　　建文帝派往北平的三位官员就好像这场权力博弈游戏中的“多米诺骨牌”，由三人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决定了这场游戏的输赢结果。张昺、谢贵两人是建文帝手中的牌，不管他们是好牌烂牌，可他们并不具有致命性。而另一个人的存在打破了这种局面，这个人就是北平都指挥佥事张信。毫不夸张地说，此人是这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中最为致命的一张王牌。

　　张信在接到朝廷发来的密令后，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原因是他的母亲说出的一番话在其内心深处起了化学反应。他的母亲说：“你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帝王之气在燕王这边，你不要轻举妄动，搞不好就会遭灭族之灾（汝父每言王气在燕。汝无妄举，灭家族）。”

　　本来张信在这件事上就表现得犹豫不决，母亲的话更动摇了他对建文朝廷的信心。张信是这样考虑的：凭自己的本事想要抓捕燕王，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己可不愿意这么白白去送死。既然不愿去送死，那就只有去送信。

　　主意拿定，张信就偷偷地跑去向朱棣告密。朱棣获知建文帝要对自己下手的消息后，内心惊惧万分，虽说他早有预料，但是内心还存有一份侥幸。如今听了张信的告密，他才真正意识到，该来的已经来到。张信的临阵变节，使得僵持不下的削藩攻坚战在最关键的地方掉了链子。

　　朱棣在送走告密者张信以后，既喜且惊。喜的是张信的告密来得正是时候，正如他对张信所说“生我一家者，子也！”；惊的是他没有想到优柔寡断的朱允炆果真要对自己动手。朱棣找到自己的谋臣道衍和尚，与其商议对策。最好的进攻才是防守，燕王朱棣已经别无退路，为了自己藩王利益，只有起兵对抗朝廷一条路可以选择。胜者为王败者寇。

　　作为建文朝廷派驻地方的军政长官张昺与谢贵调集城里的七卫士兵与屯田军，包围了整个燕王府，切断了燕王府与外界的联系。同时他们将北平的情况拟了一份奏疏送达南京，向建文帝报告情况。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在建文朝廷在北平的最高权力衙门里却发生了一起改变战局命运的怪事。建文帝下达给张昺和谢贵的密诏被人窃取了。

　　经过调查发现，窃取密诏之人是张昺和谢贵手下的小吏，一个是北平布政司吏奈亨，另一个是北平按察司吏李友直。两人将密诏献于燕王朱棣，以图换取荣华。皇帝的密令居然被衙门里的小吏轻而易举地窃得，并送给了对手。由此可见，建文帝在北平的战略部署是多么的失败，既然建文君臣将朱棣视为最大的威胁，可是却安排了张昺与谢贵两个不靠谱的军政长官来掌控北平的局势，这是最为致命的地方。

　　从两人的阅历、能力和威望来看，二人其实是不适合被安排在北平这么一个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龙兴之地。两人把持着北平的军政大权，一个是北平省省长，一个人是北平省军区司令。建文帝看重他们的并不是治军理政的能力，而是他们的忠心。经过洪武年间的血腥清洗，帝国的权力系统并无多少可用之才。在这种情况下，忠心就成为皇帝用人的一项重要参考值。其实说到底，建文帝朱允炆与燕王朱棣都是皇家血脉，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是皇家内部的矛盾。作为帝国的官员们而言，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于建文帝与藩王们之间的矛盾也是抱着无所谓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忠心就变得尤为重要。忠心往往决定自己所站的队伍，也决定着自己的枪口是冲着谁。

　　可忠心无法转换为能力，张昺与谢贵虽然全力对付燕王朱棣，却疏于对自身官府内部的管理与防备。北平军政衙门接二连三出现告密者，这让建文帝所下的密令毫无秘密可言。

　　当时有一个朝廷军队里的士兵，喝得醉醺醺的，到处在找磨刀铺要磨刀。刚巧有个老婆婆看到了，就问他：“你磨刀要干什么？”那个士兵得意洋洋地说“朝廷已经下了密令，要杀燕王府的人。”按照大明帝国规制：亲王地位比天子与皇太子低一等，高于百官。而现在这个士兵居然讲要杀那贵近天子的藩王，老太太听说后吓了一大跳，赶紧将自己所见所闻通过关系转告给燕王朱棣。

　　建文帝所下的密令居然成了北京城里公开的秘密，建文朝廷在北平的政治阵营已经千疮百孔。北平的空气陷入一种凝固状态，建文帝与燕王朱棣谁也不清楚对方到底何时才能翻出那张决定输赢的底牌？

　　朱棣不敢贸然动手，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过大。燕王府的兵力基本上全给朝廷抽调走了，朱棣让他的死党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张玉和燕山护卫千户朱能，立即率领仅有的护卫兵800人迅速来护卫燕王府。

　　与此同时，张昺和谢贵为了忠实地执行建文帝的密令，不伤害朱棣和他的家眷，他俩先下令给军中将士，把燕王府围得水泄不通，做好进攻的准备，然后又叫人将建文帝的诏令搭在弓箭上射入燕王府，其上面写着朝廷要逮治的燕王府官属。这里明明是燕王朱棣谋逆，为什么朝廷不逮主犯而要先抓“从犯”呢？

　　因为自朱元璋起明朝就形成了这样的规制：一旦亲王犯事，就要惩治他王府的官属，按照朱元璋的强盗逻辑，他的儿子没学好完全是王府里官属没有引导和辅助好的缘故，所以治罪要先治王府的官属。朱允炆忠实地执行这一祖制，这才有张昺与谢贵射箭“劝降”之举。

　　再说此时燕王府内的朱棣着实也被朝廷的这种攻势吓着了，他知道整个北平城已全在张昺和谢贵他们控制之下，自己现在是插翅难飞，危在旦夕，如果以自己现有的力量与朝廷的军队硬拼无疑是以卵击石，但总不能坐以待毙啊。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朱棣突然对外宣称他的病好了，燕王府上下忙碌起来，朱棣要接受内外百官的祝贺。在此之前，他已经派人将自己病愈的“喜讯”通报给张昺与谢贵，并告诉他们，朝廷要缉拿的“案犯”已全部被逮好了，请两位朝廷大员前去燕王府拿人。张昺和谢贵最初怕这里面有诈，不肯去。朱棣又派中使到张、谢官衙去，向他们出示了朝廷要缉拿的燕王府属员名单，并告诉他们说：“案犯全绑好了，只等两位朝廷大员前去清点。”此时，张、谢二人开始动摇，最终还是跟着朱棣的来使走了。

　　当张昺和谢贵来到燕王府门口时他们又开始犹豫了，燕王府的兵丁见到此状，赶紧“迎接”，还十分“热情”地邀请两位封疆大吏进入燕王府内去清点。张、谢大摇大摆地跨入了燕王府的大门，直接走到了第二道门，就在这时，守护在第二道大门的燕王府兵士突然出来挡住了张、谢去路，大声喊道：“燕王殿下在上，闲人不准入内！”这是官场上的套话，其潜台词是提醒来者，你们得给我放明白一点，眼下要见的是尊贵的燕王。张、谢当然懂官场上的这一点，他们相互看看，然后继续往里走。

　　这时，院里的朱棣见到张昺和谢贵进来了，他笑容可掬地拄着拐杖，颤颤微微地站了起来。朱棣叫人给他们敬酒，但张、谢以公务在身无法喝酒为名，执意不肯接受。于是朱棣又拿起西瓜，啃了起来，脸上渐渐地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张昺和谢贵发现了情势不对，连忙起身准备告辞。朱棣随即将手中的西瓜往地一扔，破口大骂。朱棣话音刚落，埋伏的刀斧手们就冲了上来，其实他们一直等候朱棣事先跟他们约好的暗号，见到朱棣把西瓜扔地，他们就一拥而上，迅速把张昺和谢贵给捆住了。这时又有燕王府的护卫将葛诚和卢振也押了上来，原来葛诚和卢振这两位忠于朝廷的燕王府“内奸”早已被觉察出来了，朱棣一直装作浑然不知，就等着一起收拾了。

　　燕王府内大殿上，朱棣发出了令人恐怖的奸笑，并下令动手。这边命令刚下，张昺和谢贵两个人头就滚落在台阶下了。可怜这两位建文朝的重臣、北平军政要员还没完全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已经命赴黄泉了。

　　杀了张昺、谢贵，接着又把屠刀指向了葛诚、卢振等人，朱棣尚不解恨，此时他兽性大发，尤其是对葛诚和卢振两个“内奸”恨之入骨，于是他又下令将葛诚、卢振两家给灭族。

　　朱棣的暴行一下子震慑了众人，但就在节骨眼上有两个不怕死的书生出来极谏朱棣，一个是燕王府伴读余逢辰，安徽宣城人，因为供职于燕王府，他才来到了北平。此人不仅有学问，而且品行也端正，朱棣开始时对他很信任，但后来因为要密谋造反，他就一直背着余逢辰，想尽办法做好保密工作。然后无论怎么保密，毕竟同在一个燕王府内，余逢辰最终还是听说了朱棣他们的异谋，他找了好多的机会，竭力规劝朱棣不要干出那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来，但每次都被朱棣敷衍过去。余逢辰终于明白：朱棣压根儿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当得悉朱棣将要起兵谋反的消息时，余逢辰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国家一旦有难，他将必定为国殉节。

　　余逢辰的家信写好寄走没多久，就上演了这出“西瓜宴”，朱棣连杀朝廷命官，余逢辰感到该是自己尽职的时候了，于是他就出来反复劝导，甚至泣谏燕王千万不要“君父两负”，但已经“中了邪”的朱棣哪儿听得进这种书生的“腐言”，反而觉得耳根难受，一怒之下将余逢辰也给杀了。

　　杀了一个书生余逢辰，朱棣本以为这下可全镇住了，可没想到又冒出了一个不要命的书生杜奇来。要说这个杜奇，在大明朝历史上并没有多大的名气，但他是当时北平城里有名的才子，燕王听说杜奇名气大，为了使自己的造反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他就将杜奇请到了自己的燕王府里来，但使朱棣大跌眼界的是这个杜奇可也是正人君子，他来了燕王府看到了朱棣他们密谋的竟是“十恶不赦”的罪孽，他不仅不为朱棣出谋划策，反而竭力劝谏朱棣不要干出那种千古骂名的恶事来，朱棣早就听够了余逢辰的“腐言”，没想到又来个不要命的“腐儒”，他顿时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将杜奇也给杀了。

　　在专制社会里，帝国的君王们往往是踩着别人的尸骨而登上万人景仰的宝座。朱棣就是这么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杀了一个又一个，他正在兴头上，意犹未尽，于是就下令杀向燕王府外面。

　　再说燕王府外那些奉命包围燕王府的官军，和那些随同张昺、谢贵一起来到燕王府前的护卫兵士，他们一直在外等候着张、谢两位大员下达命令，压根儿就不知道燕王内发生的一切。等到太阳西下时，还不见张昺、谢贵出来，一些心急的兵士就开始偷偷地溜了，一些留下来的兵士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刻，突然间看见燕王府的城头上有人挑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出来喊话了：“张昺、谢贵假传皇上圣旨，谋害燕王。今已被燕王斩首示众！将士们，你们千万不要再受蒙蔽了，大家都没事了，赶快回去，燕王就赦你们无罪；如果有人胆敢抗令不尊，燕王说了，要灭他的九族！”

　　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一下子将燕王府外的朝廷官军全给怔蒙了，有反应快的兵士赶紧逃命，也有的放下了武器，剩下一些想抵抗但还没来得及抵抗的，一刹那间全成了朱棣亲兵的刀下之鬼。

　　北平都指挥使彭二得悉朱棣公然举兵反叛的消息后，马上披上铠甲，跨上战马，奔驰在北平的街头，大声高喊：“燕贼谋反了，跟我杀贼者，有赏！”这一喊很快聚集了1000来号朝廷官兵，他们在彭二的带领下，向燕王府的端礼门发起了进攻，但因为都是临时凑合起来的，组织性差，很快就被朱棣的亲兵们被打垮了。

　　此时天色已暗，尽管张昺与谢贵这两位北平最高朝廷命官被杀了，但整个北平城还是掌控在建文朝廷官军的手中，尤其是北平城的那九个门都被守得严严实实的，如果不把它们一口气拿下来，以往所有的努力都会徒劳。

　　朱棣与手下主要干将张玉、朱能等人商议决定，乘着黑夜给九门守军发动了突然袭击，一夜之间整个北平城的八个城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了”，到天亮时只剩下一个西直门还在朝廷官军手里。至此，整个北平全部被朱棣占据，一夜之间，建文朝廷在浑然不觉中丢了一个北方至关重要的军事重镇。

　　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废夺周王，建文削藩开始，到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燕王朱棣公然反叛，建文削藩宣告失败，经过历时一年的惊心动魄的削藩与反削藩之后，明王朝步入了你死我活的皇位争夺大战——“靖难之役”。

　　1402年，燕王朱棣带领军队进入南京城，称帝，从此明朝的历史翻开了属于永乐时期的一页。与此同时，明朝中央的政治权力体制也随着这位新皇帝的诞生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永乐皇帝朱棣认为在其父朱元璋搭建的权力框架之内，不可能再产生出强有力的辅政机构。他决定不完全拘于朱元璋的那一套，在权力的一亩二分地上，他要再搞出点新的花样来。

　　即位不久，他就“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但这时候还没有打破六大部门分权制衡的权力分配体制。因此，内阁的参政议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权力集散失衡所造成的潜在危机，却并未从根本上打破旧有的权力格局。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六部长官和内阁成员共同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只是朱棣在遵从祖制的前提下做出的一种权变。

　　永乐皇帝开始尝试性地让这些大学士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置。虽然他们的官阶只有五品，没有部下，没有统辖机构，甚至没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可以说是既无宰相之名，又无宰相之实。但并不排除这些人不是权力系统中的红人，因为他们全部是围着皇帝转的人，是皇帝的亲信近臣，每日侍奉于皇帝身边，奔走于殿阁之下，特别是可以参与国家政务，貌似宰相。

　　为了避开宰相这个已经变得不祥的字眼，加上其名称为“入值文渊阁”，又在内廷办事。所以人们含混地称之为“内阁”，算是有了内阁制的大模样。

　　我们知道一种体制的好坏，效果究竟如何，一方面取决于这种体制本身是否严密完善，另一方面取决于那些高层权力拥有者的识见、谋略、态度和活动。二者同样重要，有很多时候，前者还要受制于后者。体制的不完善或漏洞可以通过政治高层的具体行动或临时政策来设法弥补，体制缺陷带来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具体努力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

　　开始参政议政拥有一定实权的大学士虽然事权不明，与部臣、宦官之间却也从未发生类似后世那样的严重权力冲突。因为永乐只让大学士做自己让他们做的事情，严令大学士和六部发生其他关系，他以此防止造成权责不清引发冲突，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但他和他的父亲朱元璋都没有学过哲学，不明白这个世界，不是静止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士们开始兼任各部尚书、侍郎之职——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长、副部长职位，有的还具有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或从一品的少师、少傅、少保等崇高荣衔，权力地位不断提高。他们虽然不能到兼职的各自部门里去实地任职，也不能干预各部事务，名义上仍然只是皇帝身边的侍从顾问之臣，但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他们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权威。如人事推荐与任免建议、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等。他们真正的权威，则来自宣德年间所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票拟”之权。

　　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里面暗含了帝国官场运作的大部分奥秘。

　　这里涉及帝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方式与程序：在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是汇集到通政司（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这个机构是中央联系地方的纽带。通政司将文书登记在册，录下副本，随后又转到内阁，由大学士（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的封面上，送呈给皇帝作最后的批示，这就是票拟的整个过程。皇帝的御批通常使用朱笔，所以，又叫“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记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分发再下发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求遵照执行。

　　所以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那些掌握了票拟权的大学士就等于掌控了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中央六部。也等于同时掌握了票拟和批红在内的这种官家权力机器运转方式与程序。它带来的恶果也随之显现。当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正式成为首席大学士时，“首辅”之称谓便随之产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认同。首辅没有宰相之名，也没有宰相行政号令、任免官吏之实。但当他深受皇帝信任时，却可以垄断票拟之权，并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将属于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相当大程度地转移到自己手上。此时，其令人畏惧的威力，甚至远远超过了以往真正的宰相，这可能是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朱元璋以为他的那些后世子孙会像他学习，人人争做劳模，靠着不眠不休“白加黑、五加二”的精神把朱明王朝推向千秋万世。可惜的是他的子孙们虽然流淌着他的血，却没有继承他的革命意志。他们渐渐丧失了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和兴趣，他们最后索性将专属皇帝的“批红”大权，交给了身边宠幸的宦官们，也就是说首辅手中的票拟之权也同时失去了效用。皇帝和满朝文武就这样被架空权力，朱明王朝在一帮阉人的胡作非为之下，跌跌撞撞，一路踉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