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

第十四章 疯子用暗器

　　其实在连续削废五藩时，建文君臣的主要心思一直都放在燕王朱棣的身上。当燕王朱棣为周王议罪书的“回答”上书送达南京时，建文君臣还为此展开了一番热烈地讨论。讨论其实并无新意，无非是揣测其有无不良居心。

　　依照齐、黄二人的意思，对燕王朱棣下手要立足于快，着眼于狠，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不然就会越来越难以应付。

　　建文帝并不是傻子，他当然也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骨子里的文弱和儒生的性格局限束缚了他的手脚。他与那些臣子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毕竟是向自己的亲叔叔动手。于情于理，都难以说服天下人心，他不能操之过急，要一步一步地慢慢来。

　　齐、黄毕竟年长于建文帝，社会阅历也相对丰富，所以他们不停地催促建文帝早早动手。

　　建文帝被催逼急了，也只能无可奈何道：“我一直叫人密切注意北平燕王的动态，可实在找不出任何破绽，我能够以什么罪名来削废他？”

　　齐、黄二人真是被自己的皇帝逼急了，都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关键时刻，朱允炆还在那里不知进退。堂堂帝国的皇帝要给藩王按个罪名，是难事吗？显然不是。先帝朱元璋在这方面不是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吗？有样学样就可以了。

　　按照齐、黄二人的意思：拿燕王给周王议罪书的“回执”来做文章，虽说那份“回执”写得毫无破绽，可文字里还是透出了为周王求情的意思。既然周王有罪，为其求情的燕王又怎能独善其身？就以燕王与周王“连谋”的罪名将二人一并拿下。

　　在传统的专制社会里，对或者错并没有真正的标准与界限，话语权往往是掌控在那些嘴巴大、拳头硬的位高权重者手中。大臣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建文帝却还在犹豫之中。当齐、黄二人提出将燕王与周王一并拿下，朱允炆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

　　碰到建文帝这样优柔寡断的领导，就是上天赐予再好的机会也是白搭。事实上当时齐、黄的建议如果能够被建文帝立即采纳的话，局势对建文朝廷还是很有利的。当时朱棣正在“养病”，建文朝此时动手正好打得朱棣措手不及。

　　当齐、黄向建文帝建议发兵时，朱允炆是这样回答的：“燕王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即使他现在在生病，恐怕朝廷也难以将其拿下（燕王智勇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

　　这真是猛虎虽病，也能吓退活猫。建文帝对燕王朱棣的忌惮到了令自己深感恐惧的程度。忌惮归忌惮，朱允炆还是对燕王大本营北平进行一系列防范性的布防。一是将其困在北京城动弹不得，二是想办法削弱朱棣的兵力。从军事层面上来看，建文君臣对燕王朱棣的防范做得还是很到位的，中央军将整个北平城里三层外三层都控制起来。同时建文君臣以帝国安全的名义，将燕王府的主要兵力抽调出去防范蒙古；按照正常推理，这时候燕王府的兵力是不足为虑的，三个多月后，燕王朱棣起兵的时候手里也只有区区八百人。

　　军事人才的严重匮乏，是削藩战争的最大问题。建文帝新任命的张昺、谢贵和张信三位封疆大吏中前两位无能，最后一个张信后来成了叛徒。建文帝对此人缺乏了解，只是听信大臣的推荐才重用于他。

　　经过洪武时期的血腥清洗，朱元璋留下的武将只有耿炳文和郭英两位侯爷。耿、郭二人戎马一生，能够在朱元璋的铁血酷律之下逃生，可见他们的忠诚度是值得信赖的。

　　如果建文君臣能够在军事的人士安排与布防上多向两位侯爷请教，也许结果就会不一样。虽然朱棣起兵时只有800人，可等到他打出旗号，已经被朝廷调拨给别人指挥的原先他的部下纷纷阵前倒戈，燕王军队由800人直接就发展到几万。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军队的长期上下级隶属关系所积淀的“效应”，决非是一时军队人事调动所能奏效的。所以说，北平布防实际上是等于在向朱棣下宣战书。

　　朱棣见到建文帝对北平城进行层层布防，心中还是有所恐慌的。朱棣身边虽然没有“三驾马车”，却也笼络了一批高人。其中有和尚道衍（俗名姚广孝）、算命先生袁珙、金忠等。这些人的社会身份虽然都是来自于江湖，可他们的智谋却丝毫不逊色于建文帝身边那“三驾马车”。

　　北平城的局势对朱棣十分不利，城内城外全在朝廷的掌控之中。朱棣想要摆脱这种困境，可是双方实力上的悬殊，让他有想法却没办法。和尚道衍等人的建议是，先放下皇叔的架子，学会低调做人。对外规规矩矩遵纪守法，暗地里厉兵秣马伺机而动。

　　北京城里刀已出鞘马也上鞍，虽然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可生活在南京城里的建文皇帝还是知晓了一切。原因是有人告密。告密者是朱棣的小舅子，明朝开国大将中山王徐达的大儿子徐辉祖。徐辉祖以探亲的名义去过几趟北京城，他觉察出了燕王府里弥漫着的杀气。他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告诉了建文帝，并提醒皇帝要有防范之心，应对之策。

　　建文元年（1399）正月，燕王府长史葛诚来南京奏事。建文帝将其拉拢，并让他返回燕王身边作为朝廷的内应。建文帝加强对北平和燕王府的侦查、监视等类的谍报工作，内部有葛诚内应，外面又命刑部侍郎暴昭、夏原吉等人作为采访使分巡天下。

　　建文帝的间谍战和巡视，还是起到了震慑作用。燕王朱棣能够感觉到刀锋掠过脖颈的丝丝寒意，这种寒意让他不敢存有丝毫的懈怠。

　　这是一场紧张又激烈的政治场上的心理战和谍报战，谁将笑到最后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心理素质、个人性格和时间等诸多因素。

　　对于朱棣来说，从北京到南京，千里之外也挡不住权力路径之上的步步惊心，危险无处不在。他如果一味地采取守势，那么最后只能是坐以待毙。

　　考虑了很长时间，朱棣决定以攻为守。决定亲自前往南京一趟，摸摸对方的底细。按照朱元璋定下的祖制，地方藩王在没有得到皇帝允许的情况下是不能随便离开自己藩地的。朱元璋在他的遗嘱中曾经立下规定“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就连朱元璋驾鹤西去时，藩王们也不能前去送行，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尽孝举哀。

　　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正式改元，各地藩王以此为由纷纷前往南京朝贺，朱棣也趁此机会随行前往。燕王府的文武官员们百般劝阻，认为燕王此去京师无异于狼入虎口。但是朱棣还是一意孤行，其勇气可嘉。

　　这一年的三月，朱棣来到皇城南京。朱允炆在奉天殿接见了他，叔侄二人相见，并无多少真情流露的唏嘘感叹。燕王朱棣叉着腿傲慢地站在大殿上，向着端坐御座上的侄皇帝拱手致敬，作为君臣见面的礼节，双方的寒暄也只是点到为止。

　　朝中大臣们无法接受朱棣这种藐视建文帝的做派，从燕王踏入皇城的第一步，这些人就横竖看其不顺眼。朱棣从洪武门进入皇城，以君王的威仪走过皇帝专用御道。他站在奉天殿上向建文帝拱手示意，不行叩拜之礼。这哪里是君臣见面？简直就是江湖男女平辈人。

　　监察御史曾凤韶实在看不下去，就上呈奏疏：按照大明高皇帝祖训规定，亲王来朝在大殿之上要行君臣之礼，回到皇宫里才行长幼尊卑之礼。燕王目无君皇，违反祖制，如此下去，国将不国。为严肃纲纪，臣奏请皇帝治燕王以“大不敬”之罪。

　　“大不敬”是封建制度下的“十恶”大罪之一。一旦罪名坐实，就可能会落得满门抄斩。从朱棣南京觐见的整个过程来看，他的“大不敬”是板上钉钉的事，满朝文武官员都可以站出来做目击证人，以这个理由除掉燕王易如反掌。可建文帝并不这么想，他在读完曾凤韶的弹劾奏疏后，只是轻轻说了一句：“燕王是我的亲叔叔，无需深究。”

　　既然建文帝不想借此机会除掉朱棣，那就只好再想想别的办法。户部侍郎卓敬给皇帝朱允炆上了一道密奏，提醒建文帝不要放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提议将燕王从他长期盘踞的北平调离，将其迁徙到南昌一带。

　　密奏里的原话是这样的：“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南昌以绝祸本。”就是说，燕王和先帝朱元璋很像，胸中韬略远胜于他人。将此人放在北平这样的龙兴之地，就等于为大明帝国埋下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卓敬的密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说是一个一石三鸟之计。既可以避免以“大不敬”罪名整治燕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以免除建文帝背上迫害皇叔的恶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消除燕王之患。就是这样一个一石三鸟之计，还是没有得到建文帝的支持。建文帝在看了密奏后，对卓敬说：“四叔燕王是朕的至亲，我不能这么做。”

　　卓敬还不死心，继续规劝道：“陛下与燕王虽是叔侄关系，但是叔侄关系怎得上父子关系。隋朝皇帝杨坚与杨广是父子关系。杨坚年老的时候，有人跟他说，您的皇太子杨广在调戏你的爱妾，杨坚就动了杀杨广的念头，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杨广已经获悉了这个信息，先下手为强，将亲生父亲杨坚给杀了。父子关系尚且靠不住，更何况你们之间的叔侄关系！”

　　建文帝听后半天才冒出来一句话：“卿休矣。”言下之意，你们大臣们不要再逼我做不伦之事，我意已决。

　　等到朱棣平安回到北平后，建文帝才意识到，曾经有一份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摆在面前，可自己不懂得珍惜。虽然他又是派官员到北平去巡视民情，监视燕王动态；又是想办法削弱燕王的兵力，但是除掉燕王的最好机会已经流失。

　　建文元年（1399年）五月，朱元璋周年祭奠。按照皇家的规定，皇子皇孙都要前往南京参加祭祀大典。朱棣刚刚从建文帝眼皮子底下逃过一劫，他没有勇气再去冒一次险。而南京方向这时候也不断传来风声，建文君臣因为放走他正后悔着。

　　朱棣自己不愿再去一趟南京，可先皇的周年祭总要有人代表自己前往。自己不愿到场，那么他的儿子们就必须去参加，不然事情就闹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长子朱高炽就带着两个弟弟前往南京参加朱元璋的祭祀大典。

　　儿子们前脚刚跨出北平，朱棣这边就对外称病。等到朱元璋祭祀大典结束，燕王的病情传得越发严重。朱高炽三兄弟到了南京后不久，朱棣的奏疏也送达建文帝的手上：燕王病重，恳求建文帝能够恩准三个儿子回北平见其最后一面。

　　朱棣这一招用得极为巧妙，既可以弥补先前决策上的失误；又可以摸清建文君臣的底数。如果建文帝扣押了他的儿子们，那么中央朝廷就会失去舆论的主动权；如果朝廷放人，那么朱棣也就达到了保全儿子的目的。

　　建文君臣在面对这样一份乞子回藩的奏书，也是莫衷一是。有人主张将朱高炽三人扣下来，留作人质，以此来挟制朱棣。黄子澄认为，将朱高炽三兄弟扣留，反而会授予燕王把柄，如果对方以此为藉口起兵，那么中央朝廷就会失去舆论上的主动权。不如先放三人回去，借以打消燕王的顾虑，然后再找机会收拾他。

　　黄子澄以遣归其子的方式来稳定朱棣，当然这也正中朱棣的下怀。朱棣父子相聚，大喜道：“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矣！”

　　建文帝听从了黄子澄的意见，放朱高炽三兄弟回北平。建文元年（1399）六月，燕山护卫有个小军官百户倪琼向建文帝上奏，告发燕王朱棣属下的两个官校于琼和周铎在暗中为朱棣招兵买马，图谋不轨。建文帝立即下令将于琼和周铎火速逮捕，并押送到京师南京来进行审讯。审讯结果，两个官校交代出燕王朱棣私下招兵买马意图不轨。

　　为了获得实情，建文帝去向左都督徐增寿求证。徐增寿是徐达的二儿子，即为朱棣的二舅子，又是朱棣的铁哥儿们。徐增寿在听建文帝讲已经有人供出朱棣密谋造反的事实以后，他巧舌如簧地跟建文帝说：燕王与先帝〈这里指朱标，朱允炆登基以后，将父亲朱标追尊为兴宗孝康皇帝〉是亲兄弟，他贵为亲王，已经富贵之极，又是你的亲叔叔，怎么可能还会起来造反！（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

　　建文帝也拿不定主意，最后下诏令将燕王朱棣严责一通。仅仅限于责备，并无实质性的举措。这样又一次白白地浪费了削藩的良机。

　　建文帝的诏令受到的唯一效果就是，燕王朱棣再也坐不住了。他的那些不轨行为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只所以没有大张旗鼓是因为他清楚双方的实力对比。如果贸然起兵，只会自取灭亡。思量来思量去，朱棣决定在前面装病的基础上再做疯，以此来迷惑朝廷。

　　堂堂的藩王为了保全自己，也顾及不上颜面二字。他不再是个体面的藩王，俨然就是一个丐帮弟子，疯疯癫癫，蓬头垢面，有时倒地便睡，一睡就好几个小时，有时胡言乱语，大呼小叫，见到别人在吃东西，他就伸手去抢。甚至有史书记载，处于癫狂状态的朱棣居然当着女人的面撒尿，毫无羞耻之心。

　　建文元年六月的一天，北平布政使（相当于北京市市长）张昺和都指挥使（相当于北京市军区司令）谢贵亲自到燕王府里摸底。在燕王府中他们见到了疯疯癫癫的朱棣，当时北平正是炎热的夏季，朱棣披头散发，身披破布袄，抱着火炉正在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真冷啊！真冷啊！”朱棣见到二人，像见了陌生人。

　　他们将所见到的一幕奏报建文帝，燕王朱棣疯了。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不仅整个北平城的人都这么认为，就连建文帝也被蒙蔽了。就在满城都在流传燕王疯了的消息时，有人却提出了质疑，燕王不是真疯，而是在装疯。提出质疑的人是燕王府的长史葛诚，此人是建文帝安插在燕王身边的一个“线人”。

　　葛诚将自己收集到的证据秘密呈报建文帝，没等建文帝做出判断，装疯的朱棣就自动露出了马脚。

　　为了摸清建文帝和中央朝廷的态度，朱棣派遣护卫百户邓庸到南京奏事，以收集情报。真搞不清楚朱棣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毋庸置疑这是一招臭棋。邓庸刚进南京城，就被朱允炆抓了起来。抓他的理由很简单。夏天抱着火炉喊冷的朱棣还知道向皇帝奏事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燕王是在装疯。

　　一番刑讯之下，邓庸就全招了。建文帝这才意识到燕王已经在步步逼近，意欲不轨。自己不能再被当傻子蒙蔽，朱允炆发出密敕，令北平方面的张昺、谢贵抓捕燕王府官属；同时密令北平都指挥佥事张信捉拿燕王朱棣本人。燕王朱棣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对手，在北方边疆与蒙古人交手了十几年，从战火硝烟中一路摸爬滚打走过来。朱允炆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势力，他以为单凭北平那几个平庸的朝廷大员就能摆平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