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

第十三章 谁才是真正王牌

　　如果说这时候建文帝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削藩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在青年皇帝朱允炆还是少年太子的时候，他就对虎视眈眈的藩王叔叔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担忧。

　　他曾经就此事请教过一生什么难事都没难倒的朱元璋，可朱元璋却在这个难题面前显得束手无耻。对付别人，朱元璋有的是手段和办法；而对待自己的子孙，他也会优柔寡断。

　　祖孙俩就这个问题交流了看法，并说了一些诸如“以德怀之，以礼制之”这样务虚的话，最后达成了统一共识，那就是在别无路径可以选择的情况，可以痛下杀手，削地削藩，以兵讨之。

　　如果真像朱元璋预测的那样，自己的子孙走到兵戈相向的那一步，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朱元璋当初封王封地之举，就属于没事找抽型。祸根其实早就埋下，朱允炆不幸当了那个引爆者。由于引爆条件不成熟，最后被爆得死不见尸的人成了建文帝朱允炆。所以说削藩并不是建文帝擅作主张，也不像朱棣后来所指责的违背“祖制”。

　　其实伏笔早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打下，当然朱元璋没有料到的是，暴风雨会来得这样快，这样迅猛。对于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建文帝比谁都清楚。正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来自内心的恐惧，他才觉得削藩大事要非做不可。不但要做，而且要短平快地做。年轻的书生在一帮老书生的协助下走上了义无反顾之路，儒家理想主义的大旗还没有在帝国的上空呼啦啦迎风招展，他们就已经上路了。

　　一切都在表明，建文帝连一分钟都等不了。两大剑术高手过招，讲究的是稳准狠，最忌讳的是心浮气躁。而建文帝既不稳，更谈不上准，狠也欠缺火候。

　　有时候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假设，假如没有黄子澄、齐泰、方孝孺这“三驾马车”，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可历史只有铁板钉钉，容不得半点马后炮。

　　如果能有更多的路径选择，朱允炆还是会走上这样一条路。这和他的人生际遇以及书生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朱允炆生于宫廷，长于宫廷，就像现在的大学生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就参加工作。这样的人就算饱读诗书也会与社会脱节，工作经验接近于零。

　　朱允炆曾经在朱元璋的晚年有过一段见习理政的时光，但是对于帝国的一把手来说，那短暂的实习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朱允炆是个天性温和之人，是个文弱的书生。如果他不是生在皇家，他算得上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好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朱元璋走得很安心，他认为朱允炆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大明王朝带向一个巅峰时期。朱允炆对如何消除诸藩对中央权力的威胁充满了犹豫和疑惑，为此他在登上皇位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寻找自己的政治伙伴。

　　生在帝王家是一个人的幸运，也是一个人的悲剧。朱允炆是个书生，内心的敏感要比一般人来得强烈，正因为强烈，所以也更加痛苦。当他走下朝堂，捧起一本书，四十五角仰望天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政治场上波诡云异，隐藏着多少凶险与杀机。他有幸加入了这场政治的轮盘赌，可他忘了政治有时候翻脸比翻书还快。

　　作为一个帝王，一个错误的决定会要了无数人的命，一个正确的主张也同样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朱允炆亲眼目睹了洪武年间，那大案套要案，要案连大案的连环杀戮。权力就是一把无情刀，而对于朱允炆来说，这把刀不是刺向自己的敌人，就是刺向自己。

　　放眼整个帝国，到底谁人是敌？谁人又是友？长期居于深宫的朱允炆陷入了深深地迷茫。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几乎将开国功臣杀戮殆尽，但他还是为自己的孙子留下了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三个大儒。

　　黄子澄是最先接近建文帝朱允炆的人，不是他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东宫伴读，也就是太子的老师。在中国古代权力系统当中，东宫伴读并不是一个小角色。尤其在帝国命运走到一个转弯地带，他往往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大作用，当然这也和个人能力大小有关。在这个职位上想要默默无闻都很难做到，如果太子能够在将来的某一天顺利继承大统，那么他这个东宫伴读很有可能会拽着新皇的权力尾巴扶摇直上，只手遮天也未可知。

　　正因为这种利害关系摆在那里，东宫伴读往往是太子的铁杆粉丝。在太子接任帝国权柄的道路上，他们会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与太子结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亲密关系。而当时的黄子澄与朱允炆就结下了这种非一般的关系，朱允炆有了“难题”，也要去请教黄子澄。

　　有一天，朱允炆坐在明皇宫的东角门，脸上布满了忧愁的神色。这时候，黄子澄走了过来，师生二人就在东角门定下削藩的政治主张。两人当时只是务虚，本没有碰撞出多少智慧的火花，更谈不上具体的实施办法。

　　时过境迁，现在朱允炆已经是大明的皇帝，没有谁能阻挡自己对武力削藩的向往。他决定实施师生二人当年定下的主张，用汉景帝的武力削藩的方式，将分散在藩王手中的权力一一收回。武力削藩不是无理取闹，它需要一个理由。论辈分，这些藩王都是自己的叔叔，他们既没有造反，又不能乱政，虽然有人在背后说他们图谋不轨，可抓不到把柄，也不好削夺他们的权力。

　　建文帝想解决藩王问题，但又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在极小范围内秘密地进行削藩问题的讨论，没想到小范围的活动却引发大范围的关注。朝中那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也参与到削藩的专题研讨中来，由此在帝国的中央权力结构中形成了三方不同的意见。

　　一方削藩强硬派。这一派呈梯队作战模式，在最前方摇旗呐喊的是黄子澄和齐泰等人，而背后谋篇布局的是方孝孺，建文帝则是最大的支持者。按照黄、齐、方三人的意思，既然已经开始磨刀，那索性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藩王势力连根拔除。

　　另一方是削藩温和派。这一派虽然不反对削藩，但他们还是为暴力削藩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他们觉得这些藩王都是先皇的子嗣，做法不可过于冷血。他们不赞成连根拔除，认为可以借鉴汉武帝对待藩王那样实行“推恩令”。也就是在各个亲王原有封国领地上，除了嫡长子继承亲王头衔外，其他的儿子也都给封地和郡王头衔，长此以往，郡王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封地会越来越少，自然力量也就越来越薄弱。这么做既保证了帝国权力根基不会被动摇，同时也保全了皇族之间的亲情。客观地说，这一派提出的方案非常符合实际，且操作性强。

　　还有一方是削藩反对派。这一派的观点也很明确，那就是不但不能削藩，还要对那些藩王们做到有礼有节。这时候舆论大环境已经在逼藩王造反。为了缓和矛盾，建文帝应该立即打消削藩的念头，摆出一副与他们修好的姿态。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户部侍郎卓敬秘密上奏建文帝：燕王雄才大略，极似太祖，且兵精马强，北平又是战略要地，宜及早剪除，杜绝后患。否则，待其准备就绪，浩浩大军建瓴南下，难以挽回危局。

　　建文帝在看完卓敬的奏本后，并无声张。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建文帝削藩的政治谋划还是外泄到了诸藩王那里。由此可见，当时朝廷削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建文帝和三两个君臣之间的谋划，而藩王们在京城的势力已经无孔不入，就算是最高机密也逃不开他们的耳目。

　　朱允炆君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那藏于内廷的窃窃私语还是引发了藩王们极度的不安与警觉。他们并不愿意做待宰的羔羊，更何况他们手里有兵还有枪。你在京城磨刀，我就可以在边疆搞搞军演。藩王们恃仗军事武力，不断地向中央施压。藩王们之间互相串联，众口一致，将矛头对准武力削藩派的主干齐泰和黄子澄。

　　他们提醒建文帝，不要受外人蛊惑。他们这么做，也是为将来彻底翻脸寻找一个可以说服天下人的借口，无非就是“清君侧”。为江山社稷计，就要将皇帝身边的小人都除掉。

　　这些藩王们越施加压力，建文帝就愈加坚定他的削藩决心。既然已经箭在弦上，那索性就冲着靶心而去。对于建文帝来说，那些削藩强硬派就是他的政治盟友。在他还未登基的时候，就在试探自己的老师黄子澄。

　　黄子澄虽然只是个儒学书生，但是在宫廷里呆了这么多年，什么场面没有见过。他当然明白在当前的局势下皇帝问这句话的用意何在，建文帝曾经命他与兵部尚书齐泰同参国政。何为同参国政？也就是共同商议国家大事。建文帝重提当年东角门二人密议削藩之事，他很快就领会了其中的深意。

　　黄子澄找到齐泰，他跟齐泰说：“齐尚书，当今皇上年少，在治国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可他的那些叔叔们手握重兵，多行不法，照此发展下去，恐怕我大明危矣。你我都曾受先皇之重托，承蒙当今皇上之厚恩，理应为国分忧啊！”

　　齐泰也是聪明之人，当然能够听出黄子澄说话的意思。他马上回答说：“为子则孝，为臣则忠，你我如今都是大明股肱之臣，就理应要报效国家。只是削藩之事关系重大，处置不当，恐怕会后患无穷。”

　　君臣三人最后经过一番合计，决定先从燕王朱棣的亲弟弟周王朱橚的身上下手。

　　其实黄子澄和齐泰在商议具体削藩时意见还不统一，黄子澄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总体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定要把燕王拉下马来，而到了实际的实施过程中，齐泰主张首先擒燕，黄子澄不仅不同意还发表了上述的高论，这种打草惊蛇的做法居然得到了最高当局的首肯。从后来的种种大政方针的取向看，虽然建文帝是齐黄并用，实际是更倾向于黄子澄的看法，毕竟是东宫的交情在那里摆着。

　　然而，这时候卓敬别有一番议论，卓敬给建文帝上奏折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卓敬的核心在于不动干戈的情况下先以迁徙的办法消祸乱于无形，应该说是相当高明的一招。而这样做理由光明正大，即使燕王一百个理由也不会不同意，更不会拿出祖制靖难的招牌说事。可是，这么一个“天下至计”竟然得不到建文的任何响应。

　　卓敬这个人在当时也应该是天下奇才，就连后来杀害他的明成祖朱棣也不得不承认“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的事实。

　　朱元璋生前对卓敬是非常看好的，可惜建文帝并没有给予他足够的信任。

　　建文帝选择周王作为削藩的第一道突破口，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周王府里有人在这个关节点上站出来告密，周王朱橚在密谋造反。

　　朱橚不是一个懂政治的人，准确地说，他应该更像一个学者型的人物，是植物学家和方剂学家。他曾经根据元朝宫中遗事，写有《元宫词》100章，并参与编写科技著作《救荒本草》。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型的藩王，不专心搞学术研究，偏偏跳出来想要学人家造反。建文帝正愁找不到借口向藩王们下手，那就先拿周王朱橚开刀。

　　建文帝正要准备下手之际，告发之人又提供了一条更为重要的线索：周王要谋反，背后有燕王朱棣在撑腰。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朝廷削藩从周王下手是再合理不过。而朝廷一旦对周王采取行动，这就等于斩断了燕王朱棣的手足。所以建文帝要动周王，按照常理来说，燕王朱棣不会坐视不管。

　　要是朱棣出兵来救，那么他就会背上谋反者的同谋的罪名；如果朱棣不出兵而是出面为周王说情，那也能将其算作同谋。这样以来，无论朱棣怎么做，建文君臣都能够找到收拾他的理由。自古以来，皇帝想要收拾谁，还没有碰上找不到理由的时候。

　　周王朱橚和哥哥朱棣是由马皇后收养的，在藩王当中，他和自己的哥哥燕王朱棣年龄是最长，资历也是最老的。亲兄弟之间的关系要比其他的兄弟关系亲一层，朱橚与朱棣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说的。有了朱棣的撑腰，朱橚并不安心只做一名学习型藩王，他居然也动起了做皇帝的念头。

　　朱橚在暗中做起了准备，打算找个时机造反。可还没等他付诸实施，一场大灾难正悄然来临。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亲儿子朱有爋会告他谋反。按照大明的规制，周王的大儿子朱有爋被立为世子，也就是未来周王府惟一合法的继承人。可作为周王的次子朱有爋并不这么认为。他听人说了，最近建文朝廷正准备对尾大不掉的诸藩王下手了，自己何不乘机去上告，将父亲周王朱橚的不轨谋反行为全部讲给朝廷听。这样既可除掉兄长及其支持者父亲周王，自己就可以稳稳地坐上周王府第一主人的位置。

　　周王次子朱有爋上告周王谋反，建文朝廷听说后喜出望外，这样的事情来得太及时了。

　　建文君臣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派曹国公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带兵北上，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给周王朱橚来他个突然袭击，确保削藩能够首战告捷。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这是帝国新旧权力集团交替的时间段，虽然用的还是洪武的年号，但这时候建文帝上台后已经有三个月了。建文朝廷放出风声，说是接到北方密报，蒙古地区的一些北元残余势力最近有南向的迹象，为加强北方防务，防止北元的南侵，今朝廷决定派李景隆为大将军，率军北上。

　　客观地说，建文君臣唱得这出戏并没有跑调。李景隆的军队是一路向北，周王朱橚没有什么疑心，因而也就没有做好负隅顽抗的准备。但当李景隆的军队经过开封，快要走过时，他们突然转向，迅速包围了周王府。

　　周王朱橚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做了俘虏。李景隆马上取出皇帝朱允炆的诏书，当众宣读。接着就将周王府一行人押往京师南京，周王及其诸子被废为庶人，流放到荒远的云南蒙化并被关押起来。

　　建文帝削藩首战告捷，给当时建文朝的政治带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也表明了建文帝是一个很有抱负、很有作为的帝王。

　　建文帝废了周王，马上就将周王所犯的罪行写成敕书，然后颁给诸王，让他们来给周王议罪，这一招也的确够狠的。谁说书生不懂得治国谋略，建文帝此举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一是拿祖制来压服藩王。按照祖制：藩王有罪，皇上主持，诸王集体议定；

　　二是博取天下人的信服。向天下公开周王的罪行，昭示皇帝武力削藩并不是师出无名，而是周王造反，逼我动手；同时也在敲山震虎，让其他藩王都要循规蹈矩，没事不要学周王自取灭亡；

　　三是敲山震虎。建文帝拿周王开刀，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他以此来试探燕王朱棣的反应。

　　京城的暗哨不断传递来皇帝要削藩的消息，而朱棣在北方的风沙中睁着头狼似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京城的方向，他的心比北方的冬天还要冰冷。从北京到南京，千里的路程难道自己这一辈子都无法逾越吗？

　　他想不到的是，一身书卷气的朱允炆下手会这么狠，刚上台就要自己的叔叔们开刀。周王朱橚已经被拉下马，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作为诸藩之首，他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这场劫难的。

　　回想起三个月前父皇朱元璋刚死时，文弱的朱允炆戒备森严，就连他们这些藩王叔叔回去奔丧都不让带军队，谁知道那份所谓的遗嘱是不是朱元璋钦定的。

　　朱棣无数次地在自己的内心做过算计，在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博弈中，可以说是步步惊心。如果真要与朱允炆撕破脸皮，也不是现在。抵抗中央，那就是造反，就是全民公敌。不光要具备一定的军事武力以外，还要出师有名，否则他朱棣就可能成为千夫所指的乱臣贼子。失道寡助，这仗还没等到开打就已经输了七分。更何况他的三个儿子这时候还在南京为朱元璋守孝，等于是留在朱允炆身边做人质。现在出兵，搞不好就赔了儿子又折兵。

　　朱允炆想借着周王之事激怒朱棣，这一切并没有逃过燕王朱棣狼一般犀利的眼睛。

　　正在朱棣如坐针毡之时，南京方面已经将周王的罪诏送到了他的手上。他读出了罪诏的弦外之音，每个字都像插在自己心头的一把刀。

　　朱棣酝酿了很长时间，决定以儒制儒。既然自己的侄皇帝任由一帮儒生摆布，动不动扛出儒家大旗，那自己索性就和他玩一场以儒制儒的好戏。

　　朱棣在给呈给建文帝的敕书中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如果周王所作所为形迹暧昧，希望陛下能够念及亲情，将其饶恕，以此来成全骨肉之恩；如果周王造反之事已经坐实，先帝早已定下的祖训，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希望陛下能够能够遵照祖制，识大体顾大局。（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明太宗实录》卷1））

　　这句话显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建文帝看了这封敕书之后，念及骨肉亲情，竟然萌生了不再削藩的念头。

　　朱允炆的文弱个性又一次暴露无遗，他将治国当作三岁孩子过家家，想玩就玩，不想玩就不玩。要知道当时的政治斗争已经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只是对立双方还没有撕破脸皮而已。一旦停下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帝国权力核心层已经摆明了削藩的态度，这时候忽然罢手，朱棣和其他藩王又怎能信服。他们只会认为这是缓兵之计，更大的风暴将会随之袭来。

　　在这个问题上，黄子澄和齐泰二人还是还是看得很通透。无论最后的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拉弓就没有回头的箭。他们反复地规劝建文帝：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建文帝迷乱的心又逐渐坚定起来，将削除不法藩王的行动进行到底，剪除藩王集团的势力。

　　建文朝廷投入无限的热情来对待削藩这件事，官员也纷纷找机会站出来告发诸藩王所犯下的不法之事。当然这些官员也不是满嘴跑火车，那些雄霸一方的藩王很多时候也的确过于嚣张。当年朱元璋为了保障自己后人的福利待遇，在帝国的体系中有要求：藩王的地位虽然皇帝和皇太子，却比那些帝国官员们的地位要高多了，也就是说这些帝国官员往往受制于藩王。

　　在如此高下悬殊的权力体制面前，帝国的权力枷锁对于藩王们来说，往往是形同虚设的。朱元璋如此袒护自己的子孙，那么官员们也不愿意没事给自己找事。藩王常常作出僭越帝国法度之事，所辖地区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如今建文帝“开门纳谏”，而且纳的都是检举藩王的谏言。官员们放下先前的心理负担，纷纷出来检举和揭发。

　　京官们忙着从地方收集情报，地方官员也没有闲着，整个大明权力系统弥漫着削藩前的紧张空气。于是有告齐王的，有告岷王的，还有告湘王的。湘王朱柏也是个文雅的读书人，性情收敛，并不招惹是非。这次也被人告发，一时又无法为自己澄清。觉得自己身为藩王，地位尊贵，哪里能够受得了狱史的羞辱。读书人犯起，思忖再三，关起家门自焚而死。

　　在朱允炆看来，不管你是安分守己的藩王，还是包藏祸心的藩王，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帝国的一把手他所关心的只是分封制的存与废，只要分封制一日不根除，藩王们就有拥兵自重的资本。对于帝国中央权力集团来说，这样就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分封制的废除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一旦发动起来，就要考虑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在建文帝削藩之前，至少他应该考虑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不是所有的藩王都要削废？第二，削废藩王如果分批进行，那么谁先谁后？第三，削废是一削到底，还是浅尝即止？

　　可是朱允炆的削藩却是乱拳打死老师傅，毫无套路可言。首先，最应该削的偏偏不敢碰；其次，赶上谁就削谁，毫无计划性；再有就是削与废同时进行。不止是削去军权，就连藩王本人也废为庶人。“庶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而在明朝时期，“庶人”专门指那些被废的皇族。藩王们本来都是朱元璋的皇室血脉，可建文帝却要削其权，夺其皇籍，直接将他们贬为“庶人”。周王被废，就叫“周庶人”；代王被废，就成了“代庶人”。

　　朱允炆就这样毫不客气地将自己的皇叔们都扫地出皇室，将他们从藩王直接贬为普通老百姓。这种做法显然是防卫过当，夺权本来就已经触动到了藩王们的利益底线，如今又加了一道削夺皇籍，更是让藩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时之间，帝国上下满城风雨，人心思动。

　　这种做法最为直接的效果，就是把所有藩王的力量都推到了燕王朱棣那边去。

　　从建文帝上台后的第三个月削夺周王开始到建文元年六月岷王朱楩被废，在这短短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建文君臣使出连环杀招削夺五王。

　　建文朝的政治权柄虽然有“三驾马车”拖着前行，却也只是虚幻之象。此时的帝国人事结构存在着很大的漏洞，配置极不合理。无论是齐泰、黄子澄，还是后来的方孝孺，他们都不具备军事才能，用兵对他们来说只能是纸上谈兵。建文帝也是一个书生，四个书生合在一起，顶多是一群书生。

　　一帮书生对波诡云谲的帝国权力斗争不娴其道，最终只能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建文帝的软弱及其智囊决策层的偏激，让削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准星。面对多项选择，无论是建文帝还是他的智囊团都缺少真正理性而智慧的判断，原本主动的优势就这样转化为劣势。

　　建文君臣动手削藩的速度并不算太慢，在朱元璋死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建文帝就示意黄子澄和齐泰等人研究此事并且付诸于行动了。但让人费解的是，太祖宾天，诸王奔丧，对于建文帝君臣来说，这本来是朱元璋在冥冥之中为他们创造的一个大好机会，可建文帝却轻易放过了这样的机会。

　　建文帝朱允炆明诏诸王不得来京奔丧，燕王朱棣走到淮安之地又折回了北京。建文集团白白流失了一个大好机会。

　　实际上，朱允炆本人不是没有考虑到利用诸王来京的机会削夺他们的权力，主要是他的削藩思想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左半边脑考虑的是夺去诸王手中的兵权，右半边脑又不想丢了皇族亲情和皇家的脸面。这种纠结的心态贯穿了建文帝削藩的整个过程。

　　如果建文君臣能够利用朱棣等人来京奔丧的机会，将各路藩王一举拿下，也就没有后来的征战杀伐，皇权易主。可建文帝朱允炆并不想惊动皇祖的陵寝，他更没有勇气去打破儒家信奉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再联系到建文帝后来讨伐燕王时所下的明令：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便会知道建文帝的主导思路是，削藩可以，但是要让我就此背负道德恶名则不可。

　　建文帝虽然有憾于藩王的权力之于中央集权的威胁，然而，他并不想使自己复古的思想流于叶公好龙的形式，他试图通过仁政和说教来掩盖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的铁血政策。

　　在武力削藩行动之前，建文集团存在着从谁身上先下手的问题。实事求是，齐泰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但最终建文君臣还是认同了留下巨大后患的黄子澄方案——吃柿子专挑软的捏，首削最大敌人——燕王的弟弟。在发出信号后，并没有马上对朱棣动手，给予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终至灾难降临。这是建文朝削藩开始时两个最大的失误。

　　建文君臣怕朱棣，但又没办法绕过这道坎，一次次削夺朱棣的兄弟藩王，一次次地打草惊蛇，毒蛇在草丛里蛰伏着，也在暗中涌动着，建文帝与蛰伏的朱棣接着就要开始更多的较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