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逻辑

第十九章 “京”字招牌的硬度

　　作为官员来说，个人的仕途命运，抛去个人因素之外，很多时候被规范在制度设定的大框框里。这个框框就是所谓的古代官僚制度，制度里的那些法律条文对官员有着很强的约束力。但是，在制度运行的层面之下，还存在着一些不被制度约束的行为方式，并且约定俗成地成为官场中的灰色地带。很多时候，这些灰色地带在有意无意之间会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京官们的升迁。

　　按照常理，吏部提拔官员最看重的应该是这个官员的能力。但对于京官来说，并非如此，资历才是他们混迹官场的不二法门。

　　从一个官员的资历，吏部就可以掌握他的为官经验以及取得功名的先后。我们都知道，资历是最不靠谱的东西。比如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些机关干部的资历很多时候是靠一杯茶、一张报纸泡出来的，与能力大小是不成正比的，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官还是碌碌无为，混日子而已。可是在清朝，“资历”是衡量京官最重要的一项硬性指标。尤其在一些地位显贵，政务又不怎么繁忙的清要衙门将此看得更为重要，比如说翰林院、都察院、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等等。

　　在光绪年间曾做过内阁中书的朱彭寿说：“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为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分，登堂拜见，执礼惟谨。至其他各署，则但以同辈相称矣。”

　　这种论资排辈的做法，在客观上营造了官员晋升的公平环境。当然这种公平只是相对的，论资排辈虽然不能保证良币淘汰劣币，但至少可以让京官们安于本分，心无旁骛地干工作。

　　乾隆年间有的京官根本不愿意空降到地方上任职，他们宁愿碌碌无为地老死在京官的任上。纪晓岚就曾经书挽联嘲讽道：“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

　　当然在这些重资历的衙门中，官员的升迁速度也要比其他衙门来得快。

　　京官里权重位显的官员毕竟只是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常年待在职微官轻的岗位上，即便如此，也无人敢小视他们。就拿“内阁中书”这个职位来说，官阶虽然只有区区的七品，却是一个很实惠的官职。因为经过一定的年限，“内阁中书”就可以拥有在官场进退自如的资格。既可以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这样正五品的地方实职，又可以被保送充任军机处章京，为接下来平步青云打下扎实的基础。有诗云：“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

　　像内阁中书这样职卑位尊的京官打着一个“京”字招牌，就可以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内阁大学士”这样的实权人物，礼拜为老师，再以师生关系得到推荐拔擢，获得更多的升迁机遇。

　　“六年俸满放同知”，就可以由七品直接晋升为五品，羡煞了多少地方官员。要知道当时全国的州县数以千计，那些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员，以知县为最多，但知县的品级很低，只是一个七品卑秩。知县的顶头上司知府是四品，上下级之间相差有三四级之多，这三四级中的官都是些府丞、通判、同知等副职，知县根本瞧不上眼。如果一个知县想要直升为像知府这样的正印官，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往往做了几十年的知县也难望“四品黄堂”。

　　在京城当官，因为大家都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博生存，不论官级大小，除了皇帝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就拿当时的中央六部来说，任尚书、侍郎堂官的，其下属司员郎中、员外郎、主事见到他们时，只是抱拳一揖为礼，而一、二品大员的堂官则必须以起立致意的方式来还礼，官衔再大也不能坐在那里充大爷。

　　曾国荃攻克金陵后封了伯爵，有一段时间内调为兵部尚书。因为他是从军队起家的，当时军队里的领军者很会摆谱，与做京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一位司员手持文书来汇报公事，施过一揖之礼后，曾国荃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那位司员也有文人的傲骨，将手中文书往曾国荃面前一扔，用言语教育了自己的上司一顿。官当得再大，也要懂得礼数。

　　作为行伍出身的曾国荃哪里受得了这个气，自知干不了这一行，不到一个月便要求外调到地方任职，仍去地方做他的巡抚总督。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僚队伍并不是凝固的，而是像流水一样始终处于流动状态。这种流动并不仅仅限于京官各衙门之间，也存在于京官与外官之间。乾隆年间，官员内升外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则：凡御史、郎中、员外郎以道府用，主事、评事、博士等小京官以直隶州知州、同知、通判等缺用，而赞礼郎、读祝官中监生出身者须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历俸三年）、办事明白才能达到保送资格。此外，部曹、即郎官可以外出督学，内阁学士、侍郎可以用为巡抚，尚书用为总督等等。

　　但是，对于京官与外官的选用标准，在制度与操作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刚开始，朝廷在京官的使用上，主要还是局限于京城各衙门内部之间互相调剂，理由是京官不熟悉地方民情，只能在京城各衙门里混饭吃。

　　到后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康熙帝的观点是：“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这句话表明了皇帝对于京官的态度，那就是京官应该做官员的表率，做地方官员的榜样。

　　随着执政者态度的转变，国家制度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地方的七品知县可以调迁为京官里的七品主事，将地方才品兼优的官员调任京城任职。

　　另外在官员的选用上，京官与外官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京职各衙门事务，是处于一种集体办公的环境中，京官虽然在能力上有着高下之分，但有一项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习之法度”，也就是他们必须是熟悉国家行政条例的办公型人才。而外官则不同。“道府州县等官，刑名钱谷责成一身，兼以沿河沿海苗疆烟瘴等缺”。地方官府衙门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要求他们熟知民情，具有解决刑名钱粮能力的综合型管理人才。

　　相比之下，那些能够独当一面、独立解决问题的地方官要比京官更为难得。所以，在对内外官员选用的具体操作上，无论是主管铨选的吏部，还是把握用人大权的皇帝，往往都没有拘泥于制度上的条条框框。

　　就官僚制度而言，那些身处不同衙门里的官员往往会面临不同的升迁际遇。凡是经过科举考试，捐纳或原官起复具有升迁资格的候补官员都要到吏部听候铨选。吏、礼二部的司员，除了进士可以授主事、参加国家特考的贡生可以授小京官外，其余都是由举人、贡生和监生花钱捐纳入官。另外吏部在掣签选官的时候，也不得将吏、礼二部纳入其中。

　　这里所谓的掣签选官是明朝万历年间，由吏部尚书孙丕扬所创立的选官制度。具体操作方法就是以竹签预写所选机构地区及姓名等，打乱后置入筒中，遇上朝廷选用官员，皆由选人自掣，有点撞大运的成分。清朝沿用此制，外省官员分散任用，由吏部掣签分发各省。

　　在官员选用上，户、兵、刑、工四部与吏、礼二部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其余四部虽然比不上吏、礼二部进步得快，但在京官这个群体中也属于佼佼者。不要说部与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就是同一个级别的官职也会分个三六九等和好坏优劣。

　　作为京官，最应该修炼的本领是熬资历。熬的是时间，熬的是资格，能够熬出头的就可能成为大京官或者地方大员，但是大多数人在这条路上耗尽一生，也难以有所作为。

　　比如说清朝京官中的侍郎就是在六部熬资历的典型代表，他们一般都是先从工部起步，然后调任兵部或者刑部，再转礼部、转户部，最后升迁至吏部。工部侍郎转任兵部侍郎，级别和待遇都没有变，从表面来看是“调任”，但在京官的圈子里却被视之为“升任”。因为工部管理的是工程建筑，虽然手里握有工程项目和工程款项，可与其他几个部门比起来，还是稍逊一筹。兵部掌管着天下的兵马，战时多事，和平时期又无事可做；刑部掌管着司法刑狱，因为刑部官员拥有合法伤害权，所以也就拥有了为自己造福的权力；礼部掌管的是意识形态，负责文教，本应是清水衙门，不过重要的是他们负责科举考试，所有想要进入官场的读书人都无法避免地要和礼部打交道；户部就更不用说了，户部又称为“富部”，他们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和开支，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能够卡住命脉的人往往处于权力的核心阶层，另外官家制度的运行也离不开户部真金白银的支持。

　　吏部考核天下官吏，把持着官员进退升降的大权，这是官僚集团最为在意、也最为敏感的权力。根据清朝六部官员的升迁路径，我们可以按照六部实际权力的大小将其排列出来：工部＜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吏部。清朝吏部、户部尚书和侍郎进入军机处的可能性最大，礼部次之，而工部侍郎几乎没有进入的可能。由此可见，同级官僚不同权，更不同命。

　　在京官中还有一部分没有进士身份的京官，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曾经供职于这些衙门的工作经历，通过科举考试来取得进士功名，然后获得跻身于更高权力地位的资格。为了不当一辈子文吏，在仕途上可以走得更高远，他们在取得京官的职位后，接下来还会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以取得进士的光环。也恰恰是在这些人中，不仅中进士的比例高，而且成绩名列前茅的也不在少数。当然这与他们小京官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这些小京官都是从各省国子监的生员选拔出来的尖子生，礼部官员登记造册后奏请皇帝。这些各地的尖子生要会考于保和殿，称为朝考。通过朝考者就可以在京城衙门谋个实职。

　　选拔者中很多人都是当地的名士，早已进入国家的人才贮备（登朝籍）。他们参加进士考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些殿试读卷的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为同乡老辈。本来就是“老相识，老熟人”，知根知底，考试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从雍正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1733-1904）这一百七十余年间，五十七次会试中由中书和小京官考取前四名者共计六十八人（引自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二）。

　　而且，到了清末，翰林等文学侍从的优势地位也发生了转变。翰林等官不再居于官场上的显位，主要是由于六部司员都可以通过掏钱捐纳取得，录用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正规。就像现在的大学扩招，其结果就是让大学这块金字招牌变成破铜烂铁。

　　由此可见传统的官僚体制在运行到一定的阶段后，已经处于无法调解的矛盾状态之中，愈陷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