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恩师

回忆梁宗岱

　　罗大冈

　　如果我记忆正确，梁宗岱先生(1903-1983)翻译法国诗人梵乐希(瓦雷里)

　　的《水仙辞》，发表在《小说月报》上，那年，我还是个高中学生。《水仙辞》

　　原诗高洁的意境，梁先生译笔的华丽，当时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我选择了法国语言文学作为学习的专科，和梁译《水仙辞))的艺术魅力给我的启迪多少是有关系的。

　　梁译《水仙辞》的发表，不但对于像我那样一个普通中学生曾经产生不小的影响，而且在当时中国文艺界也是一件引起广泛注意的事，从此，梁宗岱的名字渐渐地为国内爱好外国文学的青年们所企慕。

　　1932年我第一次和梁宗岱先生晤面。那时，他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教授，虽然年龄还只有二十九岁，而我已经二十三岁，却只是中法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由于准备写毕业论文，不知道选什么题目好，我很想拜访一次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梁宗岱先生，向他请教。于是就请我的朋友卞之琳做介绍人。卞当时是北大英文系学生，可能旁听过梁教授的课，所以认得他。梁教授同意接见我，到约定的日子，卞之琳领着我这个土头土脑寒伧胆怯的学生去拜访梁教授。

　　记得那时梁宗岱先生住在胡适家中的一个独门独户的偏院。他一人住一间宽大的花厅。好像把原来的隔墙拆除了，用苇席隔成若干小间，包括梁教授的书室，卧室，餐室，会客室等。我和卞之琳在会客室里坐了一阵子，等候梁教授从外边回来。不多久，从院子进来了一位身材颀长，风度翩翩的青年人。卞之琳站起来介绍："这位是梁教授；这是罗大冈……"我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正襟危坐，恭听梁教授的教言。没有想到，他一开口就问我："你们中法大学的女生谁最漂亮？"我不觉为之一愣，结结巴巴地回答不上来。这时梁教授脸上露出嘲笑的神气，也就不坚持非要我回答他的问题。后来我明白了，风流倜傥的梁教授要考验我，看我的反应是否灵敏，心情是否开朗，配不配研究法国文学。很显然，他对于我愚钝神态大为失望，断定我不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好材料。所以关于我写什么毕业论文的问题，他已经不感兴趣，随便谈了几旬别的事。最后他嘱咐我要认真地听中法大学一位刚刚从法国回来的女博士的讲课。这位女教授据说是专精法国现代文学的，让我去听她的课。对于我写论文有好处。谈话继续不下去了，我就站起来告辞。

　　自从那次晤面之后，几乎有五十年之久，我没有再见到梁宗岱先生，没有通信，没有任何联系，既无工作上的关系，也无私人往还。

　　1978年11月，在广州召开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会上成立了全国性的外国文学学会。到会的各地代表有二百人左右，梁宗岱先生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我从北京到达广州，向大会报到那天晚上，听到梁宗岱先生就住在同一个宾馆，就和二三人熟人，到梁先生房间里去拜访他。他已经上床休息了，听见有人去看他，他和我们招呼了一下，没有下床，似乎很疲乏，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他，匆匆退出来了。如果不是事先了解情况，我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位躺在床上的白发老人，就是我在l932年见到的翩翩年少，风流倜傥的梁宗岱。当然，我自己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已经成了龙钟老汉。难怪梁先生和我相见时根本想不起来我是什么人。我告诉他："我是罗大冈，中法大学的学生，梁先生记得吗？"他面部毫无表情。很显然，在他脑子里，连我姓名也没有留下丝毫影子。

　　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这也说明，虽然梁先生是我的同行和前辈，我是晚辈，可是我们两人之间一直没有交往关系。

　　在那次会上，他和我分在同一个小组，常有见面的机会。在闲谈时，他告诉我们，最近若干年来，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用在酿造药酒的工作上。这是一种梁氏祖传的秘方，效果非凡，可治百病。将来出名之后，必将震惊世界，他的目的在于济世，丝毫没有沽名牟利的意图，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他的。如果不出于崇高的动机，他完全有条件度清闲舒适的暮年，没有必要倾家荡产，整天为他的药酒操心。

　　大会结束，大家分手时，梁先生向几个熟友，每人赠送梁氏药酒一瓶，我也得到一瓶。从广州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受了风寒，身体不适，于是打开梁先生的秘制药酒来喝。火车还没进入河北省界，那瓶已被喝干了，虽然我在平时是没有喝酒习惯的。

　　1979年在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时，我听说梁宗岱先生也来开会了。

　　但是没有机会碰见他。

　　以上就是我和梁宗岱先生全部交往过程。合此而外，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他毕生的经历和事业我一无所知。但是我一向佩服他的文采和才华。听说他写过许多旧体诗，我没有见过。他的法国语言文学的造诣是很高的。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在法国留学时，曾经读到梁先生和法国作家若望·普来伏斯特(190l-l944)合译的陶渊明诗选，精装一大册，有法国诗人瓦雷里（即《水仙辞》的作者梵乐希)的序言。这部法译陶诗，是我见到过的法译中国古诗中，质量比较好的。1981年冬我在巴黎访问了罗曼·罗兰夫人。罗兰夫人拿出她整理好的一大捆中国青年在数十年中给罗曼·罗兰写的信给我看。在那些信中，我发现了几封是梁宗岱先生手写的倍。他的法文写得也比一般中国人来信的法文水平似乎高明一些。瓦雷里在梁译陶诗的序言中，也提到梁宗岱的法语说得比较精练。这都说明梁先生在外语方面的才能。

　　前两年，北京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问起梁宗岱译的法国十六世纪著名思想家散文家蒙田的随笔选。他说译得很好，可惜选得太少。我说我很惭愧，由于久居海外，对国内译界情况所知甚少，没有看到梁译蒙田随笔选，但是，由此可见梁宗岱选择法国作家是很有眼力，很有学问的，而时下许多人，争先恐后抢译外国时髦作家，置古典作家于不顾，即使这个作家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而中国没有人介绍过。

　　可惜梁宗岱先生未能将毕生精力集中在文艺工作，包括外国文学介绍工作上，否则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一定更大。

　　1983年梁宗岱逝世后，他的忠心耿耿的夫人甘少苏女士，一到处搜集资料，准备给梁先生写传记，一再来信催促我写一点关于梁先生的回忆。我对梁先生所知甚少，本来是没有条件写回忆的。但是梁夫人的一片热忱感动了我，我勉强写了一点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不加修饰，不讲求文采，聊供梁夫人参考，略表我对于一位同行的老前辈的尊敬之意。

　　1984年12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