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恩师

忆西谛先生

　　吴晗

　　西谛先生离开我们3周年了，他那天真的面容，爽朗的笑声，历历如在目前。

　　我和他相识快30年了，30年前，我还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念书，他是燕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在清华兼两点钟课，我听了他的课，从此便相识了。

　　西谛先生那时候已经出版了他所著的文学史，和鲁迅先生合作搞笺谱，名气很大。但是，他从来没有架子，既没有我们清华某些镀过金的洋教授威风，也没有那时候社会上有些自命为大学者的不可一世的神气。他和谒可亲，谈话时总是笑，特别对青年人，只要有一长可取的，便加意鼓励，总是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这两句话，后来竟成为他的口头禅。在他逝世前不久，在缅甸国庆的酒会上，他、夏衍同志和我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因为前些日子我发表了《谈烟草》一文，夏衍同志也发表了谈花草果木的文章，谈话自然地集中在这个方面，西谛先生在谈话中又接连地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我们还故意和他开玩笑。谁各道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谈话呢！

　　我是他的学生，可是他从不以老师自居，而以志同道合的朋友待我。

　　1933年秋天，西谛先生创办《文学季刊》，约了几个人作编辑，我记得其中有巴金、冰心、朱自清等人，我那时才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一，因为经常在《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写些文章，也把我约上了，大家一谈，都很赞成，刊物便办起来了，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他也夸奖说："好极了！好极了！"相反，清华的有些教授看了，却不大以为然。有一个老教授曾对我说："你研究《金瓶梅》，讲清时代也就算了，何必讲时代背景呢？"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话里有话，原夹那个时代是不许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但不许讲，连时代背景这类也是忌讳的，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我是个穷学生，无事不进城，有事进城，也上不起饭馆吃饭。有一次进城。

　　办完事，等回校的公共汽车，在东安市场旧书摊徘徊，忽然碰见西谤先生，他也在买旧书，一见面便问："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请我到五芳斋吃饭，记得这次吃了鲥鱼是生平第一次吃。两人边吃边谈，天南海北，谈得溅个边。从此便越发熟了，见面无所不谈了。

　　过了几个月，西谛先生离开燕京，到上海去了。1937年，日本帝国生义侵略中国，芦沟桥事变，占领北平。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昆明开学。我先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后来又回到清华，长住昆明，和西谛先生的来往便中断了。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将介石政府连战连败，对敌屈辱，一味退让，对内却磨刀霍霍，掀起几次反共高潮，和全国人民为敌的丑恶面目逐步暴露的时候，我们在昆明创办了《民主周刊》，西谛先生在上海也创办了((民主))。道路相隔几千里，却不约而同，在两个地方同时办了反对蒋介石、呼吁民主、要求和平的刊物，我和西谛先生虽然没有通信，这两个刊物却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

　　1946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了，三校师生都复员北上，我也取道上海回到北平。一到上海，首先去拜访西谛先生，一见面高兴极了，除了叙述日伪统治上海时期，他的困难遭遇以外，还谈了当前的工作。

　　他说《民主》不准备再办下去了。要取得民主，实现和平，得采用另外一个方式。他已经参加了民主促进会，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此外，在学术工作方面，他正在编辑《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几十年来搜集了不少资料，要做一个初步总结，便利研究历史的人们。他的书房里，书都让了位了，一格格摆满古代陶俑，主要是唐代的陶俑，有几个特别精美的三彩陶俑。他又指着连声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为了购买这些陶俑和必要的资料，他欠了不少债。在编辑过程中，他自己奔走，请人照相，自己动手剪贴资料，写说明，一个人单干，他说：

　　"这是手工业方式，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说了又笑了，接着又谈到在抗战前，他曾特地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了傅斯年，要求看一看殷墟和其他考古资料，谁知道竞被一口拒绝，不能看，"你看，发掘经过多少年了，自己不研究，也不许人家研究，不止是资本垄断了，连学术也垄断了。这就是国民党！不如此又怎么叫国民党呢？"说时很气愤，说完，他又笑了，接着说：

　　"总有这一天，这些被长期封存在库房里的资料会重见天日的，会有这一天！"我说："是的，不要很久，会有这一天。"也正在这时候，国民党通过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用美国飞机、美国军舰运输国民党军队，源源北上，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和军事进攻相配合的是政治恐怖，7月11日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接着在15日又暗杀了闻一多。形势很紧张。我在上海，和同志们一道，参加了反蒋、反内战的斗争，到同济大学、大同大学、中教联，小教联作报告，欢送到南京请愿的代表和游行，西谛先生再三告诉我："要警惕啊，提防有尾巴！"并且详细描述了自己在上海多年来和特务斗争的经验，他对这些人，也有一句口头禅，那就是："坏极了！可恶极了！"西谛先生的爱和憎是非常分明的。

　　1948年8月间，我又到上海来了。原来准备第二天就趁飞机到香港，和在香港的朋友们一道进入解放区的，不料当天报纸登载了到香港买飞机票得凭相片的消息，香港是去不成了。当天晚上西谛先生就来看我，并立刻用电话通知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朋友家吃晚饭，商量办法，这次我在上海停留了个把月，他谆谆告诫，行踪一定要严守秘密，切不可以在公开场合露面。有一次，他陪我买一支自来水笔，铺子里问要不要刻名字，我说要，提笔刚写了吴字上半的口字，西谛先生立刻抢笔过去，代我写了"辰伯"二字，还白了我一眼，意思是怪我太粗心了。

　　他知道我在等待机会进入解放区，又不能出来活动，十分无聊，就把他编辑的《玄览堂丛书二集》和《明季史料丛书》送给我，要我宁可在家读书，不可出门。通过他，叶圣陶先生、周予同先生、王伯祥先生还陪我逛了一趟苏州。

　　1949年初，北平解放了，我回到了北平。不久，西谛生生也到北平来了。

　　久别后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我们同住在北京饭店。有一天晚上，大家谈得高兴，一瓶酒喝完了，又到外面买了10斤酒，统统喝光。

　　此后，见面的机会多了，谈天，访古，买旧书，经常在一起，有一次，为了寻找明景泰帝的坟墓，我们两人在西郊南郊找了一天，后'来毕竟在颐和园附近找到了，重新修缮，建为公园。记得有一次一起到琉璃厂，赵万里先生也同去，看到一本好书，赵先生要替北京图书馆买，西谛先生也抢着买，结果还是被西谛先生买了，他对旧书是有选择的，第一要插图本，第二是有关戏曲的，第三是小说，只要是他所没有的，便千方百计想法买，价钱贵一些也不在乎，以此，不少爱买旧书的朋友们，对他颇有些意见。他也知道朋友们有意见，笑着对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以后还不是国家的。"果然，他逝世以后，全部藏书一万五千多种都归了北京图书馆。

　　他藏书之多，我是知道的，这些年来，他收到一些好本子。也经常找我欣赏。但是，他住的地方并不宽敞，除书架上的书以外，大部分都装在箱子里，并且还有一部分寄存在上海。最近读了他的((西谛书目》共27册，没有分类，是找人按摆书的地方和书箱藏书编列的，题签《西谛书目》是他的亲笔，中间也有个别地方经他改动。细读之后，才知道他的兴趣很广。藏书中主要类别有戏剧、小说、画谱、宝卷、弹词、考古、金石、文集、诗集、词集、目录、方志、丛书等等，而以戏剧、小说、插图本书为最精。除此而外，他也注意社会经济史料，例如抄本的《光绪十九年嵊县保甲烟户丁口册》、((贵阳府属道里册》、《都匀府亲辖村寨道里册))、《平越府属、梨平府属物料价值》、和刊本的《北新关商税则例》、《闽海关常规则例》、《同治十年广和号刊丸散膏丹集录》等等。

　　这15000多种书，是他一生节衣缩食，四处搜访，集一生精力得来的。他为国家积累了这笔财宣，对国家对人民作出了贡献。

　　3年前，在缅甸使馆酒会之后，知道他出国去了，也和往常一样，以为不久可以回来。谁知不多几天后，在北京车站上，碰见夏衍司志，他容色惨白，低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振铎死了。"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一时被这消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见报，才知道飞机失事的详情。30年的老师和朋友，就此永别了！经常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关心我、鼓励我的同志，就此永别了！

　　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也参加了送葬行列，送到墓地，眼看他骨灰下葬，

　　但是，纪念文字总是写不出来。因为一提笔就难过，就流泪，写不下去。这么一个体格健壮，永远乐观，生龙活虎般的人，怎么能忍心写他死去呢？3年了我没有写文章。

　　我每一次进历史博物馆，总是想到西谛先生，他要活着，该是如何喜悦。

　　我每一次参观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也不由不想到西谛先生，他要活着，该是如何喜悦。

　　同样，我每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收藏家捐献给国家以名贵图书和器物的消息，也不由自主地想到西谛先生，他要活着，该是如何喜悦。

　　西谛先生，你的藏书已经成为全民的财产了。你的未竟的事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继承着。我想，你要是知道了，也还会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的。

　　我们就以此告慰你在天之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