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恩师

竺可桢先生二三事

　　3月7日是竺可桢先生的百岁诞辰之期，我与他共事十余年，相知甚深。许多往事，常常使我难以忘怀。

　　那是1937年的秋天，我在美国摩尔根实验室完成了博士学位以后，又遵照了导师杜布赞斯基的要求，再留下来，随他搞了一年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再也不愿意留在美国了。我急于要回国的的原因是：中国已开始r神圣的抗日战争，我应该回到祖国去，增加一分力量。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也需要发展遗传科学。

　　我早点回去，可以早点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遗传教学和研究人才。

　　可是在那个时期：封建思想十分顽固地控制着全中国。各大学派别森严难越。我是一个在教会学校中长大的学生，我的关系体系是属于教会这一个系统的。可是我不想再回到教会办的大学中去。我希望能找到一所学术空气浓厚的国立大学去，因为那里的学生清贫好学，容易培养，毕业以后又容易直接参加国家建设。可是我无法越过这条鸿沟，走不进国立大学去。

　　我正在苦恼无路之时，我的一位留美同学朱正元先生(他是东南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他们的系主任胡刚复先生在浙江大学担任文理学院院长)说替我写一封信去试试，时隔不久，回信来了，中附竺可桢校长的聘书，让我立刻返国，到浙大去。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我毅然回国了。

　　我到浙大任教那年是28岁，听说是最年青的教授了。当时竺可桢校长批给我的待遇是：二级教授，工资三百元。真算是重金聘请了。为什么待我独厚？是不是他对任何外国回来的博士都如此优待呢？我起初不知道。后来我看那些从东南大学或中央大学毕业，而且也是从美国或德国获博士学位回来的他的过去门生，都给副教授待遇。而对浙大本校毕业，也是从国外获博士学位回国的则一律先给一级讲师起用(到一年以后如果成绩好再提升副教授)。这情况当然会引起本校毕业的一些同学的不满，有个别的人向竺校长提意见。可是他说："校友回母校服务，理应低于客校前来者。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得。"所以浙大同仁，谁都知道竺先生一向是待人宽、责己严，对待关系越深的教师，要求越严，而且待遇也越低。只有这样才能信服于人。有个别业务上不能适应的门生，在他了解以后都毫不客气地把他们辞退了。而我为什么能定级这样高呢？后来我知道，因为我在摩尔根实验室获博士后又研究一年，有一个"博士后"的学位，所以比一般的外校博士又高了一级。

　　我到浙大以后知道，浙大是一所重视学术科研的好大学。浙大本身并不缺乏教授，特别是浙大的生物系，已经有了不少著名的教授了，如贝时璋先生等都早已在浙大了。可是竺可桢先生知道我是搞遗传学的，他希望摩尔根的学说也能在浙大生根发展，这时他不但对我如此，对别人也是一样，不久园宗洛教授又被他请到浙大来，也在生物系任教。生物系如此，其他系也是如此。可见当时的浙大在竺先生主持下，真是哲彦济济学人荟萃了。当时的学术之盛也可想而知。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李约瑟博士就是看到了这种情况，才赞美地说："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那时候，我们随浙大西迁，边逃、边迁、边上课。实验、上课都在破庙里，大家都是地瓜(山芋)充饥，青灯照明。在那种情况下，哪里谈得上舒适。可是我们大家心情很舒畅。那时候竺可桢也和我们一样同甘共苦，所以我们大家愿意跟着他同舟共济。我的一些最重要研究论文就是在那穷乡僻壤的湄潭唐家祠堂中研究出来的。我的一些卓有成就的学生，也是在那里培养出来的。我今天回顾我的一生，最宝贵的时期，就是在浙江大学任教的这个时期，而这个时期的舒畅心情与环境的形成，是与竺可桢先生的努力分不开的。那时期，竺先生自己也搞科研，他以行动带动全校。

　　我们这些与竺可桢先生共事过的教师，都愿凝聚在他的周围，一起办教育和搞科研。即使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许多单位和学校常常以高职位高薪水来浙大聘我们。可是我们这些同事，就是情愿受苦，也不愿意离开。这又是为了什么？我的一生中见过许多大学校长，可是像他这样具有凝聚力的校长，还没有见过。我在年青的时候，最崇敬的校长是蔡元培先生。他那兼容并蓄的胸襟、广罗人才和尊重人才的精神，使北京大学在文化运动中一直站在最前哨，最终还掀起了"五四运动"。可见他多么伟大。可是我未见过蔡先生，我是从学习他的事迹中，敬佩他的。我常常在想，竺可桢先生是可以与蔡先生相比的两位好校长。因为蔡先生所具备的，竺先生几乎全都具有，而竺先生所处的年代，是乱世，情况更加艰巨了。在那样的环境里，他既要支持大家参加民主运动，又领导大家开展自由学术活动，是多么不容易啊！

　　竺先生胸襟开阔，气度恢宏，是我们这些人难以相比的，他学识渊博，作风平易，永远是我的学习榜样。最使我不能忘记的就是那次我被全国李森科学派包围之时，是他在北京为我不平地说："对待学术研究怎能把政治连在一起？

　　"他的一句话，对我有多么大的作用啊！

　　总之，竺先生是我毕生最难忘的校长、教师和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