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恩师

回忆当年竺校长

　　谈家桢

　　竺可桢先生是一位学问渊博、胸襟开阔、气质高超，且能容纳各派人才的伟人。因此，各方著名学者，都愿意前来浙大与他共事；并愿聚在他的周围，为完成"办好浙大"这个艰巨而光荣的目标奋斗。后来不少同事，因事离校，但这般"凝聚力"依然存在，还是保持联系，相互关心，还像欢聚共事一样，各自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我是怎样与竺先生相识的？我是一个从教会学校出身的学生，但是我只信科学而不信仰宗教。1936年，我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就想回国，早些参加祖国的科学家行列，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而奋斗！由于我的导师坚留，推迟了一年。l937年秋又获博士后学位，我决定回国了。当时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要我返校任教，我不想去，我嫌那里"洋人"味道太重了。我希望能够到一所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大学里去，扎扎实实地搞一些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那时在旧社会里，派系林立，壁垒森严。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大学生想进国立大学任教，确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事也溱巧，我的一位留美同学，他是在东南大学毕业的，知道我这情况以后，就替我写信给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推荐，不久，竺可桢校长代表浙江大学给我寄来了聘书，聘我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每月薪金300元大洋，这样崇高的职位和优厚的薪金在一个年仅28岁的回国留学生来说，确是不易得到的。为什么竺校长对我这样优厚？我不是他的学生，更不是他同乡亲戚；推荐给他的那位留美同学(朱正元先生)也不是竺先生的及门弟子，仅是一般的师生关系。从这一点看，司以说明：竺先生是"任人唯才"，而是不讲派系的，所以他把像我这样一个"外来人"也聘进来了。后来我还听说；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等也都由他聘来浙大，并且都得重用，可见他聘用教会学校。出身的教授，并非仅我一人。

　　竺先生对待自己的门生，校友却比客卿教师要严格得多了。浙大迁到遵义时，这时有相当多的一批留学德国和英美的浙大校友回国了。这些校友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且获博士学位。竺先生认为他们是在本校毕业的，回母校任教要求从严，这样可以使人信服。这些博士因此一律先给讲师待遇，满一年后，再升为副教授。如著名教授徐瑞云、江希明、刘馥英等都是如此。但是他对获博士回来的非浙大校友，则一律以副教授名义聘任起薪。有人说："竺先生来浙大就任校长，他带来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且付以大权。"这是事实，但却是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东大来的教授，绝大部分是极为宝贵的人才。如胡刚复、王季梁、梅光迪和张其昀等都是举国著名的学者，别校想聘也聘不到喱！

　　浙大为什么不要？竺先生在东南大学时，已经深悉他们的学行水平，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公正的人，也都懂得中国有句古话"内举不避亲"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唯才是用"。当时浙大数学和生物等系由于教授阵容比较坚强，早已驰誉海内，其余诸系如物理、化学、史地、外文等系，都是在这些教授来浙大后发展起来的，而且办得十分出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系。又如浙大的有些职位，如总务长、分校主任、附中校长等等，遵照当时国家规定："都要由教授来兼任"。浙大教授都喜欢搞教学和科研，不甚乐意担任行政；可是这些工作却要人来承担。怎么办呢？竺先生往往是带有一半命令的方式委请当年在东大读过书的及门弟子兼任。如胡家健教授之任总务长，朱正元教授之任附中校长和储润科教授之任永兴分校主任等等就是如此。可是他在聘用这些东大门生之中，偶然也有个别不符合要求的，竺先生总是严肃地对待，请他另去高就，这是尽人皆知的。有些人对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先生有意见，认为他是才大气粗；但我认为；他是竺先生的总参谋，他对浙大的西迁，从考察迁徙点到搬迁定居和理学院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竺先生犹如元帅，他饶有帅才；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胡先生是他的好参谋，为之拾遗补缺。而胡先生却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人不服，唤他为"胡刚愎"，可是他是一个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竺校长出任校长，是十分珍重原校的元老教授的。他出任时确曾把前校长郭任远遗留下的一些镇压学生的"党棍"给辞退了，把不称职的教职员调换了岗位；同时又引进了原东南大学任教时的不少同事和学生，这样在浙大就出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流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这些事，我是这样认识的。在这校事纷纭，快刀斩乱麻的时候，竺先生却把反对郭任远而辞职的蔡邦华、张绍忠、束星北、何增禄等等著名教授都请了回来，并且一一委以重任。

　　对于坚持职守，没有离开的浙大"元老"，如郑晓沧、贝时璋、陈建功、苏步青、李寿恒、吴馥初、周厚复、王国松等等各教授则一一拜访，聘任原职。其中李寿恒教授聘为工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为农学院院长，张绍忠教授为教务长，郑l晓沧教授为研究生院院长等等。这许多老教授在竺先生任职期间，都能通力合作，发挥十分巨大的作用。竺先生在杭外l，三顾茅庐，还拜访了老校长邵裴子先生，恳请他回浙大主持文科各系。多次访谒马一浮先生，请他出山，来浙大讲学。这都可以说明竺先生对前辈或同辈元老与教授的崇敬与器重了。

　　竺先生还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美好的学术研究环境，那是杭战时期，浙大搬迁在偏僻的贵州湄潭荒远的小县城里。那里没有电灯，大家都用油盏灯燃着灯草点亮，工资因战争总打折扣，而物价又不断上涨，生活比较清苦。可是浙大师生都是以校为家，兢兢业业，心境都很舒畅。就我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这湄潭工作的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先生，因为他为我们教师创谴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有时我和同仁王淦昌、苏步青等教授欢聚的时候，回忆那时情景，大家都兴奋地说"在湄潭，是我们滠难忘的时刻。"他们的一些重大成就，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湄潭参观时，他看到我们在这些土房子里研究出来的震动国外的学术论文，深为感动；并感叹地赞美我们说："东方的浙江大学可与西方的剑桥大学媲美！"竺先生离开浙大以后，去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但是他对浙大同仁还是十分关心的。我们每次去北京参加会议，他总是召集我们一起去团聚。他十分关心我们的工作和成就。在广州举行"科学规划讨论会"上，他集合了与浙大有关的师生65人欢聚，同时还为苏步青先生祝寿；一个老校长还得比他小12岁的一位同事的生日，真是难能可贵，这也可见他对学术和学者的关心。建国以后，我所研究的遗传学，一度受到苏联学派李森科等的排挤，诬为反动伪科学，不准在大学中再教这门课。1957年教授评级时歧视我而未评我一级教授。同时，还强迫我去跟那位没有文化的"中国李森科"去"学习"。这些情况，后来被竺先生知道了，我是批判对象，他却为我不平。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中，他对人说：

　　"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对学术研究怎么可以带政治帽子？"在那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已是噤若寒蝉，他敢于出来，为坚持真理讲话，我是终生难忘的。

　　缅怀故人，我是深切地感到我们真正需要继承竺先生的遗风啊！我参加大学教育工作已60年了。纵观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我深深地认识到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两个人；其一蔡元培先生，另一位就是竺可桢先生了。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的派系束缚而广罗人才，去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他们自己，则是学有专长，学识渊博。他们非但自己进行学术研究，还能够领导学者们开展各项学术研究。他们不但十分关心别人的研究环境，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借用几句古话，他们的品格是发强刚毅，学识则溥博渊泉，修已是齐庄中正，对人则宽厚有容。"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磨而不磷，涅而不镏。"真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蔡先生之与竺先生相比，蔡先生主持北大时期，是在和平时期，而竺先生接长浙大时期，正好是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其困难程度当比和平时期要困难得多。竺先生自奉清廉，与浙大师生同甘共苦。学校西迁泰和时，竺夫人病危、病故，他都不能很好照顾料理，他为浙大师生安危，继续到处奔波。全校师生无不感动，凄然泪下。在这民族抗战危急存亡这秋。办好这样一所不断般迁流亡中的国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们研究如何开展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希望各有关方面，大家都来总结竺先生的办学经验，要大书特书他的事迹。不仅如此，最最重要的是多启发一些领导人像竺先生那样把周围的人才都凝聚起来，把学校办好。如今全世界各个先进国家，都在提倡教育兴国，都已感到不抓教育是不行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年(1988)在皇家学会年会上讲："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国家，必定走向死亡。"她对全国科学家讲这些话，是表示她的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在他的总统宣誓大会上也发誓要当一名"教育总统"。他也知道，不抓教育也不行了。我们国家是文明古国，重视教育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可是近代比这些国家差多了，如果再不急起直追，就危险了。但是怎么赶呢？我认为竺先生的办学是个好榜样，值得举国上下向他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