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代的记忆愈想愈多,多得我的读者,可能不想:再读下去,对不起得很,让我再讲一二位忘不了的老师和同学,早点结束这段漫长的回忆。
沈绍年先生是老先生沈九香的侄辈,教我们数学和体:澡,他带领我们到后大院操场上,自己就像一只猴子,纵力一跃就两手攀上了树桠杈,在我们这没有体育设备的操场给我们做示范。为此他好像也不过比我们大一点的小伙子,可是他凶。我们学校老师要打手心的,我记得被他打过一次。不知怎么的,我在大课堂的课桌空行里穿行过去,一只手闲着,就顺便一个个摸摸别的小朋友的脑袋玩玩。他远远坐镇在上,看在眼里,便叫我去,叫我到旁边小自修室去拿一块戒尺来,这戒尺不到一尺长,方方的一条老梨花木条,我奉命取来交给他,不知他要派什么用途。这一下不得了,他叫我伸出那只摸过小朋友脑袋的手,在我的小掌心里狠狠打了五下。现在小学生虽苦,恐怕尝不到这味道了。
他打得我火烧火辣的痛,掌心像馒头一样的红肿起来。我没哭只回到坐位上用另一只手拼命的摩擦痛处,摩得麻木了,痛也就减轻了。这天下课回家,我在母亲那里只是郁郁不乐,却没有诉说实情。一诉,我得挨骂,总之,是我太顽皮了。有一句话,叫"先生打,买仔打。"本来家长给学校缴了学费,是叫先生打手心的。他不怕孩子手痛,却不许我们用小刀子割小院大梧桐的树干。两株梧桐树直挺挺窜过院顶,不但落下桐子,是我们吃零嘴的佳品,用小刀在树干上割一道缝,过一夜就会长出闪亮的树胶,很好玩。这行动被他发现了,他问:
"甩小刀子割它,它痛不痛。,'他还教我们英文课,原来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县里的教会办了一个小学,马上请他去当校长,我们的英语不是必修课,是凭志愿于下午上他当校长那学校去上课的。父亲在上海知道我们有英语课,来信叫必修,我也只得跟学英语的同学去上课。而一方面却竭力鼓捣,"这是一种南蛮夹鸟舌之音,我们堂堂中华民国人,学这干么99于是我的英语没上进,与这位先生是有关系的c更奇怪的,他是一位基督教徒,我去上海当学徒,后来回家探亲,他就像朋友一般向我讨教上海的繁华景象,问我:"嫖过长三堂子没有?"我摇摇头:"没嫖过。"他奇怪了,"到了上海还有不去嫖堂子的。"。可见他对上海最高的向往就是嫖堂子了。而他实际却是严肃的清教徒,一校的校长。
最后讲一位老师,比我们高年生大不了多少岁,刚从杭州师范出来,暂时留家乡短期担任了国文教师,他一来第一课给我们讲了韩愈的《送董绍南序》,全是选文,又讲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使我们进入了经史之外的别有洞天,使我喜欢了他--本来因为他年纪太小而有点瞧不起的小先生。
这小先生叫杨井眉,后来他去上海汇划钱庄当了信房先生,就是专门司笔墨的,和我后来最要好的朋友应修人是同事,他们几个人五四以后发起办了读书会,小图书馆,发展到成了全国读者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他是最老发起人之一。可惜当我参加时,他已不在,而且听说他很年轻就去世了。
说不准,如果他还留着,我们会一起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老师中还有一位辛亥革命以前已经剪掉辫子的临时代课先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我们硬叫他在黑板上把片假名写出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并在我们的课本上各人请他用片假名拼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书,抗战前,我回家还发现过一本。
1989年病中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