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恩师

一个榜样一篇宣言

　　--追悼朱佩弦(自清)先生

　　一年来我们正因为朱先生的勇敢抗争和精彩言论，而不断赞叹着，前月，却忽然得了他的死讯。朱先生虽然是因为病而去世，可是，它唤起我们惊诧和悲悼的程度，并不下于闻一多先生的意外凶耗。"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朱先生的话)

　　过去一个多月中，在许多朋友口头上，在许多杂志、报章上，都听到、看到关于对朱先生的哀悼言辞。他的死，在今天的文化界，的确是一个冲击，一阵不小的灾害！这不是站在一些私人的交谊上看，也不是单站在文艺和学术发展的立场上看。朱先生在今天全国人的眼里，是深切地关联着整个人民解放的大业的。他是"人类解放战争中的一员勇士"(H·海涅的话)。因此，哭朱先生的声音，正和哭闻先生的具有同样的意义。

　　在这里，没有多余的篇幅和心情来详述朱先生的学艺及生平。我只想说一说，朱先生晚年的行谊的意义。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朱先生的最重要的一点。

　　朱先生晚年的行谊，给今天中国上层知识分子一个榜样。他郑重地指示他们一一路只有一条。

　　我们都知道，朱先生向来是很少过问政治的作家兼学者。不错，他不是没有血气的人。例如在段祺瑞屠杀执政府门前请愿民众的时候，他就写过严厉控诉的文字。在那篇文章的结尾，他说："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一一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最后大声地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何等悲愤，而且带着煽动性！可是，一般地说，在过去相当长时期中，他确实只在自己的岗位上尽着职责。像抗战初期那样全民族心脏正在沸腾的时候，朱先生好像也没有表现出怎样激昂的行动。这甚至引起一些青年们的误解。一位当时在清华读书的青年朋友，就向我表示过不满意他的这种冷淡行为。当然，这不是说朱先生一向对于当前社会、政治的大事件，没有相当的了解。这一点，有许多和朱先生比较接近的朋友是能够替他说明的。但是，在这方面，他很少明显奋跃的表现，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可是，复员以来，他激昂了！对于那些"看不顺眼的事情，都站出来说话"(叶圣陶先生的话)。如果以前他的正义感是蕴藏在胸里的，或者偶然才一度外露的，现在它都突出地表现在行为上，而且是继续不断的。同时在讲堂上，在论著上，他不再宽容地称许那些象征派或别的艰涩纤仄的诗歌。他强调严肃，强调人民的立场。他赞扬朗诵诗，赞扬口号标语，赞扬直截新鲜的快板。他指出文艺的方向决定于社会、政治，指出当前的文艺在矛盾中发展。

　　这个转变是相当重大的。怪不得他的名字要被列入了逮捕者的黑名单，而那些自外于时代或别有心肠的所谓学者、教授之类要说他的"闲话"了。

　　朱先生是个虚心客气的人，可是，他却不是随便的、依违两可的。他是柔中有刚的人，是胸有定见的人。他是慎重而又坚决的。他的转变绝不是偶然冲动或凑凑热闹。我们不知道在他决定过问社会、政治事情之前，是否像闻一多先生那样，经过整个星期的闭门沉思。但是，我想，至少他是认真考虑过来的。

　　只要看他一开步走，就一步迫紧一步，再没有什么犹豫或反颐，事情不是很可以了然么？而直到最后，他还是那么坚强的。临终前对他夫人说的话，就是一个明证。"择善而固执之"，正是说的朱先生这类人了。

　　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对我们说明了什么呢？它雄辩地说明了：在今天，知识分子只有一条道路一一就是和人民结合！朱先生去世前二十天在"中建"编辑人所主办的座谈会上，关于"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发言，已经简要地提到这点。他说："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闲帮凶，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所谓"向下的"，就是投入人民的队伍。拿他们的好恶做好恶，拿他们的利害做利害。向他们学习，为他们奋斗。和他们同甘苦，共祸福。这就是近代一般社会先觉者所走的道路，也就是朱先生自己晚年所选择的道路。走这样道路的知识分子，必须坚决地抛弃过去的自己，割断许多陈旧的关系。有胆气抛弃一切，才能重新获得一切。这不只是一种背水阵。这是从烈火中更生的凤凰；是中国神话上说的，那剥去旧皮再变青年的"脱蜕人"。朱先生自己用他的行为证明了。对于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一一特别是那些学者、教授等上层人物，他是一个榜样，一篇宣言。他是一面旗子，一个指示路向的箭头。谁要是对他闭上眼睛，塞住耳朵，谁要是忽略了他的指示和呼唤，谁就是放弃了自己，放弃了自己和历史的关联，谁就要成了时代的落伍者或叛徒。因为朱先生的行为，是根据历史的大意志抉择的，同时它就是人类最明智的抉择。在今天我们的面前，正确的道路，只此一条，别无分岔！朱先生就是那个"打前站"的人。

　　朱先生怎样能够果决地走上这条道路呢？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寻思的。

　　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极尽了限度的黑暗和残酷；另一方面，是崇高的理想在爆响，在闪光，在发出爽朗而诱惑的笑。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一特别是参与过"五四"文化革命的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学者一在这种太过分明的对照局面中，在这种太过沉重的压迫力量下，他们不能够再"蒙在鼓里"，或者保持一种"距离"，火已经烧到眉毛了。要就是任他活活烧死；要就是提起水桶，和人们一道扑火救灾。总之，最后的抉择到临了，连犹豫的时间差不多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势下，一部分作家、学者、教授们，明智地决定了自己的新岗位，并勇猛地挥刀作战。这正是顺情合理的事情。

　　可是，光光指出这点，还不能充分说明我们所要说明的事实。今天解放区外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在客观的社会的原因(包括出身阶级等)之外，还有那些属于主体的个人的原因。大体上说，历史是公平的。可是，去接受和履行历史意旨的人，却各具着种种不同的条件，这就多少增减或决定了他的接受力、实行力。最重要的自然是各人出身的阶级。此外，还有许多因素，纵使重要性比较差些，可是也不能轻视。好像个人的气质、性情和平日为人、治学态度等(这些，如果追究起来，自然往往渗透着社会的、阶级的因素的血液，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在一定限度下的相对独立意义)，都是很有关系的。在那首要因素大体相似的时候，这种因素就要显出它的相当重要性。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今天许多出身、教养等相似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革命或实践革命的行为上，为什么会有那样明显的分歧或迟速。决定和影响我们行为的性质及程度的因素，是简单的，而又相当繁复错综的。我们固然首先要辨别轻重，可也不能够只满足于那种粗枝大叶的理解。

　　朱先生由一个自由主义的，不太过问政治的作家、学者，在很短的时期内变成了集体主义的、革命的斗士，在今天中国非自由区的社会里，并不是怎样平常而容易的事情。在大的夸观的条件之外，朱先生个人主体的优异因素，不能不说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在已经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里多少说到一些。这里不妨来点补充或发挥。朱先生晚年能够走进那种境界，并且演了很成功的脚色，在他个人的因素上，自然也不是很简单的。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种注重事实、不断求进步的精神和态度。因为他一双慧眼不断地盯着事实，所以他不自造幻想，或者给别人的谎话所欺骗。他说过，有位朋友看了他的诗篇《战争》，说他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他对这话的解释，是自己简直没有做诗人的资格。我的解释却是另一样。我以为这正表明他有高强的对客观的注意力和批判力。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头脑是那么清醒的。这样一个人，活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怎能够不严肃地去明辨是非、剖别善恶呢？那使他做不成抒情诗人的因素，到底却使他成为斗士了。但是，如果朱先生只限于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那么，他理解现实、批判现实的力量诚然是有了，可是还未必能够决然投身革命的事业，并且竭力去协助这种事业。因为这并不是轻易的事情，它需要相当重大的牺牲。它是一种艰苦的战斗。战线有两条：

　　一条是外在的；另一条是内在的。和地狱样的恶环境战斗已经够危难了。而跟本身长期形成的思想、习惯和趣味等作对，更是一个险恶的战斗！朱先生一方面在战斗，一方面却说出了他的体验："知识分子的既得利益，虽然赶不上豪门，但生活到底比农人要高。……要许多知识分子每人都丢开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他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坦白！他所以能够这样，就由于他平日所养成的那种不肯"自划"，不肯自满的精神。位置不能限制他，名誉不能限制他，年龄一一甚至于疾病、恐怖也不能够叫他停下来。"天行健，志士前进不息。"因此，他才能够走出自己的阶层，在人民事业的队伍中前进。从学艺上说，他才能够客观地批评过去的成就，勇敢地颂扬新生的东西。他才能够赞成雅俗的界限撤消，只剩下共赏的局面(大众化)。他才能够不以欧化的盆景为满足，而进一步去看重那些改造民间形式的创作。总之，他不把自己缚在过去的柱子上，因此，他才能够跟着时代的"飞腿"向前。看呀，多少学者、教授在当前社会的旋风闪电中，感到头晕眼花，不知所向，甚或昏迷倒地，一瞑不醒！因此，我们不能不更感叹朱先生的明智和豪勇了！

　　1948年9月21日于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