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恩师

回忆黎锦熙先生

　　钟敬文

　　今年春间，我在写作一篇纪念"五四"学术活动的论文(题目：《"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是准备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五四"7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因为论文里涉及当时的统一国语和言文一致等问题，我重新披阅了黎锦熙先生的力作《国语运动史纲》。

　　这部刊行于半个世纪以前(1934年)的、四百余页的学术史著作，它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资料翔实而丰富。黎先生是我国国语运动热心的提倡者和参与者。许多事情和有关资料，是他的亲身经历或参与制作的。他又是那些资料(包括事件记录)劬勤的辑录者和保存者。好象他一开始参加这项工作，就存心准备写作这样一部学术史似的。它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多少方便！我就是在这点上从心底感谢他的。

　　如果一部学术史著作，它的长处只在于资料的丰赡和可靠，还不能就算是好著作。写作这种著作，须要有比较高明的见解，就是过去学者们所强调的"史识"。在这点上，黎先生也是没有愧色的。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当行的语言学家、国语言学家，而且也具有时代的民主思想和推进民智的用世热忱。加以文字表达上的清晰条理和优雅诙谐，这就自然要使我们读者大得好处和深感愉快了。

　　在这段时期里，我还读了黎先生那篇冠在《重印胡适国语文学史讲义》

　　之前的《代序》(致张陈卿、李时、张希贤等书)。这篇28页的长序，同样使我读了感到愉快。因为它不但给与我以有关的知识，也使我了解到黎先生在文学史方面的学养和见解，体味到他鼓吹白话文学的热情。

　　总之，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对于这位已故的前辈有着深一层的认识，因而也更加怀念起他来。

　　我跟黎先生相识和共事，虽然是在全国解放初期，但是，知道他的名字以及诵读他的著作，却远在20年代中期。记得他那部在学界很有影响的《新著国语文法》，我不仅读过了，并且曾经用它去教学生。我仅有的一些关于国语文法的知识，主要还是从它那里得来的。我后来离开故乡广东，在杭州等地工作，又陆续读过他的一些关于语文改革、罗马拼音及修辞学等的论文。尽管严格地说，我们不算同行，但他无疑是我敬重的一位学界前辈。

　　1949年夏天，我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后，有些广东的同志，希望我跟他们一道随军南下。我因为要在北京创立研究民间文艺的机构(该机构于次年春成立，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在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所以没有成行。不久，我新认识了叶丁易同志。他是一位进步的年轻的学者和作家，曾经去过解放区，这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为了想使该系增添一些新的力量，约我和黄药眠同志到该系共同工作，我们答应了。当时黎先生任北师大校委会主席兼中文系主任。他约我和药眠面谈。地点是西单西头的"大地"(俄国式餐厅)。丁易同志当然也在座。黎先生初次给我的印象，是身材短小，面庞瘦削而微黑，但双眼奕奕有神。他的语言略带湘音，使我想起另一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满口流利的京音来。黎先生对药眠和我约略提到授课的科目和时数，显出他是一个有行政经验的精明的学者。

　　在这次餐桌上的谈话里，有一件事当时很使我感到诧异。那就是要我开设"方言调查"课的问题。当时，黎先生谈到我将来所授的科目，他希望开设一门"方言调查"之类的功课。我当然谢绝了。他也没有勉强我。但是，我心里总不免觉得怪异。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希望中文系里有较多的同事来开语言学方面的功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一向是搞文学的，特别是搞民间文学的，历年所发表的文章，除了文学和民俗学外，也很少涉及其它学科。这点，他大体是应该知道的(即使我自己或丁易同志没有作过明白介绍)，为什么他老先生竞提出那样的要求呢？产生误解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经过反复思考，我忽然领悟过来了。

　　事情的来源大概是这样的。本世纪20年代中期，我常在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和((国学门周刊》发表关于民间文学的文章。有一次，在《歌谣》上看到毛坤先生所译的P．马伦笃夫《现行中国之异族语及中国方言之分类》(该刊89号，《方言研究号》，l925.5)的论文，我觉得文中关于我国地理及方言分布的话，跟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况有出入，便写信给译者，指出不妥的地方。译者写了承认错误的回信，并把它跟我的原信，用《关于中国方言之分类的讨论》

　　的题名一齐发表于《国学门周刊》第6期。当时北大是中国新文化活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它的出版物，较早的如((新潮》，稍后的如《国学季刊》以及((歌谣》周刊((国学门周刊》等，在国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黎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虽然他努力的是语言方面)，并且住在北京，当然是看到我和毛坤同志讨论方言的信的。因此，认为我在这方面也是个行家，所以在20多年后请我在他主持的中文系里教书时，便想了起来，并希望为系里开设这类的科目。

　　从上面的叙述看，这无疑是一场误会。但是，它是何等值得思索，乃至于怎样值得感谢的误会120多年前，一个刊物上所登的通信，黎先生竟铭记在心，历久不忘，这岂仅仅是记性过人而已。从我这方面说，当时还不过是一个有心向学的青年，学识的浅薄自不待言。一时偶然写发的短信，竟引起这位前辈的注意，以至于在长久之后，见面时向我提出开设这方面专课的希望。这是多么使我激动和感谢的呢！

　　黎先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我们想起他就禁不住向往和思念之懈。他人去了，学术的业绩和学者的风范存在着。我诚恳希望这永远生活在年青一代学者们的心灵中，体现在他们的彳亍动土！

　　黎老是不死的！

　　1989年9月12日作于北师大小红楼，时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