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恩师

鲁迅先生的逝世

　　冯雪峰

　　鲁迅先生就是在他死的头一天，也还是不相信他自己会很快就死的。病的沉重对他的威胁虽然很大，但他的精神并没有被病所征服；他总在计划着工作和战斗，而且只要能起床就工作；乐观的情绪和劳动的热情，是压倒了病给他的忧郁的。

　　在5月和6月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像他自己后来在散文《死》中所说，他大概确实曾经预感到过死的。但他到7月初就有了转机；在健康也逐渐恢复到能够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就又觉得他离开死还是相当的远。我记得在7-8月间，关于死和他病在床上时的某些感想，还常常成为他谈话的资料，而且总以愉快的心情谈到的。在7月问的一个晚上，他又曾经感到胜利她、同时自嘲地说过这样的话："总不至于即刻'翘辫子'了。……我在1927年住在景云里的时候，也生过一回像这回一样的大病，真的昏迷，几乎'翘辫子'了，但一愈就是十年。……那么，总还有十年罢。"("翘辫子"是上海话，死的意思。)说了以后，还大笑起来。

　　《死》的那篇散文中附有七条类似遗嘱的东西，现在是被大家看做真的遗嘱了，我也以为可以看做真的遗嘱。但实际上，谁都了解，鲁迅先生显然不是作为遗嘱来公布的，他只是写他的文章。我现在回想起他写好这篇文章，把原稿给我看，并因了我的意见而改动了两个地方的当时的他的神情来，就觉得他并不是当作遗嘱来公布的，虽然这也就是他的真实的态度，总之，他写的是已经过去了的病中的感想，而不是给将来准备的。

　　他在原稿上改动的两个地方，就是那当作遗嘱的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五条上面；第一条，现在我们读到的是："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一一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这后面的"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一句，原来是没有的。第五条："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一一这里面的"空头"两字原来也是没有的。当时他等我读完了全篇原稿以后，就谈到这七条，精神很好地微笑着说："我倘要真写遗嘱，也就都在这里了。这些倒也都是真话，……说牙眼勿报的人，是不可相信的。"这谈到的是第七条，原文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也谈到了第六条，原文是："别人应许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我当然也不会把他的文章当做真的遗嘱来看，但关于第一条，因为他平日谈到过别人的事情，知道这里还有他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防御的意思，就觉得很有趣地笑着说："如果当做真的遗嘱，这第一条很要紧，国民党有所企图的话，许先生也容易对付了，说是根据遗嘱就是。但是，这只是一面；假如革命的政权来办理丧事呢？那就不能根据遗嘱了。我看，这作为文章发表，是否可把其中'任何人'三个字怎么改动一下，使它更能够表示你的明确的态度。"他笑着说：

　　"那是说，也可以破例了，……看怎么改。"沉吟了一下，就从藤躺椅上站起来，一面说，"加一句老朋友可例外罢"，一面拿笔在原稿上加了上面所说的一句。

　　接着，关于第五条，我也说出了我的感觉，认为容易给人误会，好像一切文学家和美术家，他都看不起似的。他也同意改一下，还和我商量如何改，不一会儿就由他自己想出"空头"两个字来了。这"空头"两个字，他觉得很满意，在原稿上添上了，躺回藤躺椅上去以后，还笑着说："这添得好。只两个字，就将这些人刻画得活灵活现了。这就是住在上海的好处，看多了这类空头人物，才能想到这两个字。"总之，从当时他的这心情看起来，他显然相信离开死是还有相当远的时间的。

　　他的这种精神，也影响他的亲属和朋友；大家虽然都担心他的病，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曾经想到过他会很快就死的。大家只希望他去疗养，觉得他不疗养，那是危险的，但可以说，都没有把危险和死连接起来想过。也许是这样想过的，但我们的感情无形地在阻止我们去明白地严重地这样想。由于他自己坚信不会很快死，也由于我们受了他这种精神的影响，还有当时环境所造成的种种原因，对于他的病的严重性，我们是非常地估计不足的，可以说我们都是很有些麻痹的。如何抢救这个伟大的生命，当时我们都不曾非常积极地想过办法；条件的困难自然是主要的原因，但在他的周围的人，我也自然在内，都多少有以上所说的麻痹，也是原因之一，现在想起来都是应该自责的。

　　因此，他的逝世，大家都觉得非常意外的。以我自己来说，在他死后几天，我都觉得他并没有死，一直到他出殡后，才在感觉上觉得他是真的死了。

　　10月17日下午，他曾出外看朋友，途中受了风；但晚上他还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到深夜热度又高起来，疲劳到不能支持，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写完。到l8日早晨4点钟前后就开始不停止的气喘，病即刻转为剧烈了。

　　l8日下午，我去看他时才知道他的病已转为剧烈；我上楼去，他直坐在藤躺椅上，只是气喘；见我去，曾想向我说话，我连忙摇手，因为他那时说话是十分困难的。我看他自己也很焦急。我在那里坐了有二十多分钟，见他只是气喘；偶尔看我一下，他那表现出肉体的疲乏和痛苦的眼睛，好像是说："想不到，突然就这样严重了。"这时候，许广平先生和别的人，都只能依照鲁迅先生自己的意思，依赖一个长期给他看病的日本医生的诊治；只希望先把气喘止住，然后再想其他的办法。

　　到晚上八九点钟，我再去时，他已经静卧在床上；气喘已因为打了强心针和室内装了氧气机而减低了。日本医生在那里，没有离开；我请人转问医生，究竟怎样，他回答说，只要能够过得了这个晚上，就可以有转机。那天晚上，我我也曾经和别盼同志研究过，想请宋庆龄先生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我们又都相信这个晚上是能够过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当晚11点前我再去，请许广平先生再问医生，回答是同样，要看今天晚上。在l2点前我离开时，许广平先生送我到楼下，暗暗地流着眼泪对我轻声说："我很怕……

　　"我仍以坚信的态度对许广平先生说："度过这个晚上，明天再请别的医生试试看。"但许广平先生后来告诉我，当晚十一二点时鲁迅先生的两脚温度已经很低了，所以她当时有可怕的预感。我当时看见她忧愁很深，还对她说过这样的话：

　　"你在周先生面前要竭力表现得坚强；你是知道他的性情的，即使万一……他看见你强，也就安心一些了。"后来许广平先生告诉我，她是竭力做到表示坚强这一点的；她不曾'在他面前流过一滴眼泪。

　　19日早晨5点多时，我接到了周建人先生的电话，说情况很坏了。我知道，如果不是太严重，周建人先生是不会打电话给我的；因此，我也立刻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宋庆龄先生。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已经断气三十多分钟了。

　　不久宋先生也就到了，当即商量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治丧委员会发出了讣文给各报记者。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丧委员会里面的，此外是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茅盾等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当时除了一个报纸曾经披露过一次以外，其他报纸都不敢披露；后来，我看见别人记录鲁迅先生丧事的文章，也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列入，这是因为当时上海是在反动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的缘故。第二天，我党中央的吊唁的电报就到上海了；同时，我党中央曾经代表人民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去一个电报，要求国葬鲁迅先生，并要求明令撤销对于他的著作的禁令，这个电报也有一个副本发到上海来，但这两个电报当时也都不可能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曾照我党中央所主张的做，并且还派了特务分子监视鲁迅先生的丧事。对于鲁迅著作的禁令也始终未曾撤销过。我是遵奉我党的指派去参与丧事的处理的，但我只能藏在周建人先生的家里同沈钧儒先生以及许广平先生、周建人先生等商量问题，连出殡我都不可能参加。

　　但丧事进行还算是胜利的，因为鲁迅先生自己的世界性的地位与声誉，到底使国民党反动派不敢乱来；而公开出面主持的是宋庆龄先生、蔡元培先生(他们两人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领袖，鲁迅先生的战友)、沈钧儒先生(他是当时上海各界人民救国会的领袖)等，同时上海的进步人民的力量也究竟还是不小的。当时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那么严重，特务分子到处散布着，而到万国殡仪馆去瞻仰遗容和出殡送到墓地的群众是那样的多，就是一个明证。

　　是的，当时我们一方面非常担心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来捣乱，所以并没有怎样号召广大群众来瞻仰遗容与参加送殡，以免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有所借口来进行破坏；但一方面却看见群众自动来瞻仰遗容和送殡的是如此的多，觉得这也正是爱国群众力量的一次检阅，因此那几天我们参加治丧工作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在进行一次斗争。一一大概就是这种胜利的心情支配了我们，我觉得在那几天中不但我忘记了悲哀，连许广平先生和周建人先生等也似乎忘记了悲哀。

　　就是由于这种心情，以及我在l8日的晚上都还相信他不会很快就死的那种心理，我在感觉和感情上就总觉得他并没有死。几天中我参与着治丧的事情，也仿佛只是在进行一件和鲁迅先生有关的、我很愿意做的工作一样。可是，当出殡以后，许广平先生等回来，告诉了我墓前大会胜利地开成了的事情以后，我觉得丧事是完全告结束了，这时我就开始感觉着真的悲哀了。

　　当晚我睡在床上，脑子里动不动就浮上他平日谈话时的那种笑容与笑声来；而这样地回忆了几次以后，又想起他的逝世的消息震动了'全国的进步青年和人民的事情来，也想起在上海瞻仰遗容与送殡的群众是这样多的事情来，觉得这总是实实在在的、不能不相信的事情，那么，他的死也是实实在在的，不能不相信的了；我对我自己说："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这是已经证明了的事情，这也就是我所能了解的他的死。"第二天我一个人去看了他的坟墓。第三天，我就因事被派到扬子江上游的某地去；当大约过了十天我事情完了回上海的时候，我是坐的民生公司轮船的所谓大菜间的舱位，在那喝茶和用餐的大菜间，桌子上有和报纸等放在一起的一本新出的画报，里面登有鲁迅先生的遗容和出殡时盛况的照片，一个国民党军官在看着。他突然抬起头来对着我一一我正坐在他对面喝茶一__好像非要我相信不可似的说："鲁迅是一个危险分子。他不是共产党，你枪毙：我！"然后把那画报推向我这一面来让我看。听他的口音，这一个生了气的军官好像是湖北人。

　　我没有怎样去理他，他也并没有一定要人回答的意思；但我禁不住微笑起来了。

　　当然，眼前这个渺小的反动军官，是不足道的。不过，这时候，我自然就会想得远一些，觉得鲁迅先生不仅生前使敌人害怕，就是死后也还使敌人害怕的，所以我微笑了。

　　从他死后，一直到现在，动不动就浮上我的脑子来的，除出他平日谈话时的笑容与笑声外，还有他走路时的姿势和背影。在我认识他的这近十年间，我只知道他穿的是橡皮胶底的黑帆布鞋，不管热天寒天；他走路略带八字步，可是一步一步非常稳固，好像每一步都先做稳了中国拳术上所说的马步那样；同时他是目不旁视的，更是从不回头顾盼。的确，他走路的这种坚实的姿势，也是非常性格化的；在他生前，我不很注意，在他死后，譬如他下葬的第二天我去看了他的坟墓回来的路上，我就清楚地看见这个身材不高大的人在前面这样在走着；那天坐在轮船上也这么看见；从此，我只要想到他，就总看见在我前面有这么一个背影。这是，我相信，谁都会看见的，因为这个人总是在我们前面在走着，从封建社会的"叛臣逆子"到无产阶级的坚决战士；从不回头，而每一步又都好像先做稳了马步，准备随时和人殴斗似的在走着。

　　是的，凡是死后而仍活在人民心上的人，都是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背影的人。

　　1952年五一劳动节夜写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