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恩师

藏书

　　到北平后，胡适叫我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开书箱，把书取出来安排在书架上。先摆书架，客厅后过道大约摆3架，大厅把书架围成书城，胡适书房也摆3架，总共给；20架。

　　胡适每天指点我摆书，把书摆好了，他就可以随手取阅。他没有叫我编目，却叫我要本本都检阅过，凡没有写书头的，都要补上，以便一眼就看清楚。胡适记性非常好，哪一部书放在哪一架哪一格都记得清清楚楚，全部的书目大都在他的脑中。书房那3架是空架，留作放手头用的书。迁平后在北平7年，逐渐买的书就放在那里。

　　许多人都问过我胡适的藏书，我说除预备写中国哲学史的书外的都缺乏，他们都感到奇怪。石原皋《闲话胡适))记胡适的藏书说："研究学问的都爱藏书，胡适更甚，他的藏书很多，约有40书架。不是事实。他预备写中国哲学史的书确是很多的，《道藏))就有一部，连清代不算著名的经学家王闯运的丛书都收有。但是文史的书却很缺乏，史部只有一部殿本《廿四史》，编年类((资治通鉴))，政书类((文献通考》等一本都没有，却例外竞有一本《大清律例》，那是他研究((红楼梦》时特地买的。文集部连《昭明文选》、《杜工部集》、《苏东坡集》都没有。胡适很重视清末小说家吴沃尧的著作。他说吴沃尧的《九命奇冤》

　　是中国小说史上一部划时代著作。但他却没有李葭荣((我佛山人传》(吴沃尧，广东省南海县佛山镇人。李葭荣这篇《我佛山人传》，就是吴沃尧传。)和吴沃尧《李伯元传》，这两篇重要传记还是我从我父亲的书中找到寄给他的。1931年冬，我在广西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便是得到我父亲的书才能工作的。但到1934年春重来北平时，在胡适家中要继续研究，却一本有关的书都没有。我所经历的情况，具体地说明了胡适文史书籍的缺乏。1923年3月，胡适应清华即将留学的几位学生之请，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有《九命奇冤》小说，而没有《资治通鉴》。梁启超见了，以为"岂非笑话"。梁启超还不知道在胡适的藏书中并没有《资治通鉴》哩。胡适童年在老家时，便看了《资治通鉴》，此书所记范缜《神灭论》，使他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却没有购买这部书。

　　胡适不用卡片，他看过的书籍凡是有用的地方，都用红、黄、蓝三色纸条夹在那里，到了要用时，一翻就得。有一次，那是1934年秋天，我写成《水浒传与天地会》那篇论文后，送他请他看。他看完后，带我至大厅靠东边一个书架前，举手把放在架上那套《大清律例》取下来，抽出一册，在有蓝纸条夹的地方翻开，就指出一条史料叫我加上，说："你据《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说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成立于康熙初年甲寅(1674年)，还须有坚强有力的证据为之证明。这条康熙年间定的严禁异姓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律例，便能证明天地会确实成立于康熙初年，你把它加上去。"我照他的指示加了上去才发表。几十年来都推翻不了，到70年代，台湾学者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已完全证实。胡适不用卡片，只用三色纸条就能记牢，这已经奇了。他没有研究过天地会，他翻阅《大清律例》来研究《红楼梦》时，却能注意到与他研究无关的事件，并且已隔十多年，还能牢牢地记着它，这就更难于理解。胡适的天赋卓绝，这又是一个具体的事例。

　　胡适不求藏书，更不谈版本，他只是为他的应用而买书的。但他却藏有一部明刻本《欢喜冤家》，已经破损了，书贾用最好的纸张把它装裱起来，胡适把它锁在书房藏要件的高柜内，秘不示人，有一天，我正在过道的书架理书，忽然，外面走进一个人，我还未见人，就闻大声嚷："适之！适之！你有好书不给我看！"胡适听闻了，在书房里哈哈大笑。我看这人，就是胡适好朋友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好书"，便是这部《欢喜冤家》。曾经帮助过胡适做《醒世姻缘传考证》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著名的学者孙楷第，在他所著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据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补充本)《欢喜冤家》条里，还说未见明刻本，可知孙楷第也不曾得见过胡适这部藏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