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恩师

《醒世姻缘传考证》

　　《醒世姻缘传》以前并不知名。20年代初，上海亚东图书馆把它标点重印，已排好六七年了，把清样本留在胡适家，年年催他做序，他因为没有考证出著者"西周生"是谁，未能动手。到1930年夏，徐志摩看了清样本发生兴趣，胡适和他约定合作，于是才把这项工作布置起来。他到北平去做搬家事项时，先请研究小说掌故的孙楷第帮他做搜查关于《醒世姻缘传》有关山东淄川、章邱的材料。第二年初春，胡适已定居北平，亚东图书馆编辑胡鉴初专为《醒世姻缘传))出版事来在胡家，胡适就叫他做聊斋白话文与((醒世姻缘传》比较的工作。我于这年3月，整理完了《胡铁花遗稿》，胡适叫我编辑((聊斋全集》，我也投到这项工作中来。

　　胡适写成(《蒲松龄生年考》后，就接着写这篇大文章《：醒世姻缘传考证》。

　　在六七年前，胡适最初感到要考作者"西周生"是谁，好像大海捞针，无可下手处。他研究了全书的内容，看出((醒世姻缘传》的结构是一个两世的恶姻缘，很像《聊斋志异》里的《江城》一篇。他就抓住这点作为下手处，提出可以推测《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也许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也许是他的朋友这一个假设。他有了这个假设，就想设法证实他，或者否证他。证实的工作很困难，他在那几年里只能用《聊斋志异》和《醒世姻缘传》两部书作比较的研究，想寻出一些"内证"。他所寻出的那些内证也有很值得注意的，但总寻不着有力的证据。直到l929年，他去北平买了邓之诚《骨董琐记》，见着一条记鲍廷博说蒲松龄是《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他认为这是一条古传说的证明，把这条证据列为第一次证实。但鲍廷博的话见于何书，邓之诚已记不得了，列为第一次证实，是有缺陷的。到胡适写成这篇考证后9个月，1932年8月，我才从我父亲所藏《昭代丛书》癸集杨复吉《梦阑琐笔))里寻出鲍廷博话的出处，把此书寄给胡适。他十分高兴，立即写了一篇《后记二》，指出这一条记载的重要"在于证明鲍廷博确指蒲留仙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鲍廷博是代赵起呆刻《聊斋志异》的人，他的话一定是从赵起呆得来的。赵是山东莱阳人，这话至少代表山东人在当时的传说。"他又指出："《梦阑琐笔》的著者扬复吉，乾隆庚寅(1770)举人，辛卯(1771)进士，曾续辑《昭代丛书》的丁、辛五集。据((疑年补录》，他生于乾隆十二年(1747)，死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与鲍廷博(生1728一死l814)正同时，又是很相熟的朋友。《梦阑琐笔》中两次记乾隆壬寅(1782)年鲍廷博到他家中去访他。他记的话应该是他亲自听鲍廷博说的，其时去蒲松龄死时(1715)不过60多年，虽然其中已夹有神话的成分，还可算是很重要的证据。"我认为胡适这条考证是很细密很严谨的。必须这样层层考证，然后才能说明鲍廷博说的话可信，然后才能列为第一次证实。

　　胡适第二项证据，是孙楷第给他找到的证据。孙楷第用《醒世姻缘传》所记的地理、灾祥、人物三项，来和济南府属各县的方志参互比较，证明：书中的地理实是章邱、淄川两县；著书的时代在崇祯、康熙时，至早不得过崇祯；作者似是蒲松龄，否则也必是明清之间的章邱人或淄川人。胡适又据《聊斋文集·纪灾前编》考出作者为蒲松龄及到康熙四十二三年(1703-1704年)尚未完成，以补充孙楷第的考证。

　　胡适第三项证据，是从聊斋的白话词曲里证明《醒世姻缘传》作者为蒲松龄，是胡鉴初给他做的。胡适叫胡鉴初先从《醒世姻缘传》里把那些特别土语录出来，又从十几种聊斋白话曲文搜集土语，用归纳的方法确定他们的意义，然后两者作比较研究，试探这部小说和那些曲文有没有关系。胡鉴初研究得出相同的结论。胡适据来作出他第三项证据。

　　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就是这三项证据。这篇考证，在胡适全部考证工作中是独特的，他没有一篇考证长长不停探索了六七年，没有过一篇考证要人帮助才能写，更没有一篇考证是由集体工作而后完成的。而胡适常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教人，他这篇《醒世姻缘传考证》正是用这个方法。他怎样运用这个方法呢？赵俪生同志在《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一文中指出：

　　他考证的主题是《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谁。《醒世姻缘传》是一部以男女婚姻不幸福，悍妇凶残虐待丈夫作为主题的近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关于它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胡适确实只有很少的进行推测的根据，那就是《醒世姻缘传》中的悍妇情节跟《聊斋志异》中《江城》篇的情节太相似了，并且蒲松龄在《江城》篇之外，还写了《马介甫》、《孙生》、《大男))、《张诚》、((吕元病》、《锦瑟》、《邵女》等一系列悍妇的故事。据此推测，《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可能是蒲松龄，或者是他的朋友。这是"大胆的假设"，接着就二步步地"小心的求证"了。第一步是从邓之诚《骨董琐记》里找到一条札记，说清中叶刻书家鲍廷博说过蒲松龄除《聊斋》之外，还有《醒世姻缘传》一种著作。第二步，孙楷第帮助他从地理、灾祥、人物三方面看，《醒世姻缘传》中的场景，不出山东淄川、章邱两县。第三步，又陆续发现了蒲松龄的17种通俗曲文，胡鉴初帮他归纳出《姻缘》和曲文中共同使用了大量的山东淄川一带的很奇特的土语，如"豁出去"作"出上"、"狂张"作"乍"等等。最后一步是罗尔纲帮他查到鲍廷博的话的出处，是杨复吉的《梦阑琐笔》(见《昭代丛书(癸集)》)。这样通过以胡适为首的不少人的集体查证，终于落实了《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大体就是《聊斋》作者蒲松龄。

　　胡适怎样提出"大胆的假设"，又怎样进行"小心的求证"，赵俪生同志这一段话说得最分明的了。

　　胡适对他这篇考证十分欣赏，"认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个实例"，"给将来教授思想方法的人添一个有趣味的例子。"他在引首里，把古人那两句："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改作："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

　　回乡省亲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聊斋全集》的编辑工作，到l931年秋天便做完了。就在这个秋天里，先嗣母林老孺人来信说她常常有病，叫我回家一行。我把这个情况向适之师说了。

　　适之师也主张我回去。当我理好行装，想到一年半来适之师和江冬秀师母待我的恩礼，不免唏嘘。他们爱护我，体恤我，把我当作他们的子侄一样看待，尤其使我感激的，我在师家不过是一个抄写人员，地位十分低微，而师家却常常是名流满座，在那种场合下，我这个既敏感又偏狭的人，不免会起自卑感。适之师却早为我顾到这点，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我这个无名无位的青年人，我也不致于太自惭渺小。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请去作客。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我是个拙于言词的人，几次走到适之师和师母面前，要说半旬感激的话都说不出来，我只好写了一封信，送到适之师书桌上去，略表我的微忱。第二天适之师看见了，他回我一封信说：

　　尔纲弟：

　　我看了你的长信我很高兴。我从前看了你做的小说，就知道你的为人。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些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你觉得家乡环境不适宜你做研究，我也赞成你出来住几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

　　(一)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

　　(二)我每月送你40元零用，你不可再辞。

　　(三)你何时能来，我寄100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我用了这些"命令词气"，请你莫怪。因为你太客气了，叫我一百分不安，所以我很诚恳地请求你接受我的条件。

　　你这一年来为我做的工作，我的感谢，自不用我细说。我只能说，你的工作没有一件不是超过我的期望的。

　　我当时盛满一腔感恩的热情，带着那珍贵无比的"不苟且"三字的师教，依依不合地拜别师门。

　　我本预定过了春节就回师家。到除夕那天，族兄国香(尔禁)回里任县立贵县初级中学校长，约我帮他接收，留我做教员。当我在大学读书时，先嗣母就希望我毕业后回家乡教书，这时更要留我在家乡工作了。我不忍过佛慈母的愿望。因此，就留在贵中当教员。……

　　适之师自始就以不苟且的精神教我，到我回到故乡来仍旧叮咛我要继续这种精神。族兄国香先生又是个办事认真的人，所以我们在贵中两年，还算有点小成绩，至今还给许多同学怀念着。当时因为我的家庭不愿意我远离，所以适之师来信叫我在家乡安心工作。但是，我总觉得我在茫茫的学问大海里，找不到归宿，不免焦急着。

　　本来我在大学里，对中国上古史曾做过点探索，写了一篇《春秋战国民族考》。到了适之师家，便打算跟着这篇考证去进一步探索，预备要写一部《春秋战国民族史))。我根据的史料以《左传》为主，并参考《世本))、《竹书纪年))、《国语))、《战国策》、《史记))以及《五经》、《诸子))各书。这年夏历除夕，适之师为着要慰藉一个在过年的辰光正在思家的游子的寂寞，那天晚上，特地叫我到他的书房去细细问我的研究情况。我将写成的两章请他看。适之师看了说：

　　"你根据的史料，本身不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史料来写历史，那是最危险的，就是你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助你。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我听了适之师的话，好似给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来一样，把我要研究春秋战国民族史的心灰了。但要换过方向去研究中国近代史，究竟选择哪一个题目呢？因为在大学里对中国近代史的生疏，教我茫然不知所措。适之师这一个黑夜明灯般的指示，一直到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缘，才把我引到研究太平天国一个中国近代史的专题方面上去。

　　这能不说是一件太偶然的事吗？那是193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整理家中藏中，忽然在那尘封已满的旧书堆中翻出一册《光绪贵县志》的残本，我随手翻开来看看，那正是纪事部分，一开卷就在《纪事寇略》里看到一篇张嘉祥传。

　　张嘉祥是清朝道光末年贵县大盗，我儿时曾听叔曾祖母邓太老孺人说过他做强盗时的故事。他后来受招安，改名国梁，做到江南提督。统兵围困太平天国的国都，兵败战死。他是清朝方面著名的大将。这篇传记全文如下：

　　张嘉祥，广东高要县人，初至贵县，在水源街全昌咸货铺雇工。旋辞出，往石罅，捉牛皮铺荣利之子勒赎。荣利赴县告，县令杨曾惠仅循例出票，不严拘，因得漏风。道光二十五、六年，嘉祥寓刘公圩，开卖洋烟馆，常从大岭、平村、博合，大滩往来，交结谢江殿、苏三等贼，以打劫为生。二十九年，官兵进剿。嘉祥屯扎甘塘，听盛总戎招抚。随与城东门外惯贼王亚壮串通，挟制富户，派出钱银，令其恶党守街，强取团练大炮。越年，县令张公汝瀛莅任，成大团，嘉祥船经过，绅士逼缴回原炮，遂往南宁。

　　我读了这篇传记，立刻使我想到晚清古文家薛福成也有一篇张嘉祥传，那是在他的《庸盒笔记》里的。因在书架上取来，翻开那篇《张忠武公逸事》来看，说：

　　张忠武公国梁，初名嘉祥，广东高查县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侠，跅弛不羁。年十五，之粤西，从其叔父学贾，顾心弗喜也。日与轻侠恶少游，其党有为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杀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盗薮……

　　顷之，盗魁病死，群党推嘉祥为盗魁……兵吏为所执者皆礼而遣之，且具书自陈不得已为盗状，苟蒙宥赦，愿尽死力……

　　我们将这两段记载两两对照，相差何其远！《贵县志》记的张嘉祥是一个掳人勒赎的强盗，薛福成记的张嘉祥却是一个被迫上梁山的好汉。我们究意相信哪一方面的记载呢？

　　我认为要知道张嘉祥是否被迫上梁山，应该查当时广西的吏治情况如何。

　　因此，我就动手去查几部清代道光、咸丰间的文献。我看见了两篇重要的史料，一篇是龙启瑞的《上梅伯言先生书》，一篇是严正基的《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这两篇史料，告诉我们知道广西自道光十六年(1836年)梁章钜做巡抚时起，十多年来，做一省长官的巡抚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以文酒征逐为豪举，他们对地方惩办盗案的属员，目为俗吏，或加以摈斥。于是做州县地方官的，看出上司的意旨，只好纵盗养奸讳匿不报，遂造成后来广西群盗如毛的局面。启瑞是临桂人，翰林院侍讲，道光三十年(1850年)丁父忧回籍，咸丰元年(1851年)，总办广西团练正基是奉旨来广西办理粮台的大吏。他们所说这种情况，是很可信的。故可知《贵县志》所说张嘉祥掳人勒赎，事主赴告，县令杨曾惠仅循例出票，不严拘，因得漏网的话，才是当时广西州县地方官的作风。而薛福成所记"张嘉祥任侠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盗薮"的话为失实。自从那天起，我就喜欢专选择道光、咸丰两朝文献，做我公余阅览的读物。于是渐渐地引起了我对太平天国史事的兴趣，因此把家中的藏书有关太平天国的都搜集在一处。

　　我记得当时只有道光、咸丰、同治三期的((东华录》，扪虱谈虎客编的《中国近世秘史》，其中收有《李秀成供》、《满满记事》及太平天国故事若干篇，《文艺杂志》节录的张德坚《贼情汇纂》，《曾文正公全集》，((胡文忠公全集》，《皇朝续经世文编》等几部书。我就从这样贫乏的设备里面，开始我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适之师教我懂得怀疑，教我要疑而后信，而引动我开始太平天国研究的动机，便是由于怀疑薛福成所述张嘉祥故事的传说，结果，史实给我证明了薛福成记载的虚谬。这一件事对我以后研究太平天国史有至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太平天国史事，当时官书野乘已经传说纷绘，加以清季有一班人又特意伪造太平天国文献借来鼓吹革命。所以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史，除非先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具有辨伪的功力去从事鉴别史料，考证史事，恐怕不免堕于五里雾中，难见真面目。我一开步走就存着怀疑的态度，我觉得我的步伐不会走错。以后我怀疑洪秀全与朱九涛的关系，怀疑洪大泉，怀疑石达开的诗文与其出身等等，都是继续这个步伐进行的。其后几年，我把我的怀疑一一的考证出来了，便在太平天国史上开了一种辨伪考信的风气，一点一滴地把太平天国史上的伪传说、伪文件逐步推翻去。这一点小小的工作，都从适之师给我的训练，给我的教训得来的。

　　1933年春，我仍在贵中教书，那时候，贵县成立一个修志局纂修县志。局长龚雨庭(政)先生知道我正在探讨太平天国史。他聘我做特约编纂，专负责关于贵县太平天国史迹的咨询。局中搜集有20多种广西各府州县方志，还有一些与太平天国史有关的书籍。我得阅读了这批书籍。当时我一边教书，一边就根据我见到的材料，动手去写一部《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和十几篇辨伪的札记。等到文章脱稿时，已经到年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