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恩师

初入师门

　　1930年初夏，我快要在上海中国公学毕业了。由于我已坚决地选择了研究历史的路，就把我的志愿写了一封信，去请求校长胡适之师帮助我。适之师得了我的信，复我一封短信说："此间并无历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远在北京，大图书馆此间亦甚少。"问我每月需要多少钱，期望多少，叫我告他一个大致，他当为我想法子。

　　过了几天，适之师到学校，我去校长室见他。他见了我，就说："我知道你，你去年得到学校奖学金，你的文化史论文很好。我读了你的信，很明白你的情形。你毕业后，如果愿意到我家来，我是很欢迎你的。"原来文化史课程是适之师教授的；适之师做中国公学校长，他想要养成一种朴实勤学的风气，在1929年春学校就颁布一种奖学金条例，全校每年以成绩最优的5个学生应选。

　　我在这一年的夏天，侥幸首次得到此项奖学金，所以适之师：还知道我这个在学校里无声无息的一点不活跃的学生。我当初只希望适之师介绍我人研究院，而今却出我的望外。适之师叫我到他家去，使我得置身在一位当代大师的家庭，终日亲炙师教。我当时听了适之师的话，真是说不尽的欢喜！

　　到了6月初间，行过毕业典礼，我离开了那滨江临海的母校，在一个南风薰薰的夏天初夜，到沪西极司斐尔路49号甲适之师的府上去。那天晚上，适之师恰巧宴请张菊生(元济)先生。张先生是戊戌维新的要人，政变后创办商务印书馆，乃中国出版界一个大元勋。适之师把我介绍给张先生，在我面前，一位年高德劭神采奕奕的长者向我还礼，使我肃然起敬。这一个初进师家之夜，与张菊生先生会见的一件事，对我的生命发生了影响。因为我在1925年暑假得了一场大热症，出医院后，因无钱未能遵医嘱服培补品，到秋天开学时不能上学，只得回我的家乡广西贵县(今改为贵港市)。因晕船呕吐虚脱，到家后病更重，接着患神经衰弱、胃病等症，中间有过一段严重的时期，自己以为生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到1929年以后，虽然身体已经有点康复的样子，但死亡的阴影还始终威慑着我。我怕提到一个死字，我怕看见棺材。后来适之师看出了我这种怕死的心理，他就把张菊生先生做个榜样来教训我说："你见过张菊生先生的。

　　他青年时也很多病，因为善于保养，所以现在到了高年，身体：还很好。一个人要有生命的信心，千万莫要存着怕死的念头。怕死的人常常不免短命，有生命自信的人，精神才会康健的。"我自从听了适之师这次劝诫以后，每逢遇到心理发生怕死的恐怖，就立刻想到那天张先生给我的印象，叫我多增加一次生命的鼓舞力，到了1934年我健康恢复了。

　　我在适之师家的工作，是辅助祖望、思杜两弟读书和抄录太老师铁花(讳传)先生(1841-1895)遗集。祖望、思杜都能自学，我只是辅导而已，每天主要工作却是抄录铁花先生遗集。铁花先生一生，东北到了吉林边疆，南到海南岛，东到台湾，足迹所至，对地理学上多所订正。他又是一位精干廉明的人，光绪间中俄交涉、中葡交涉、黄河河工、中日战争诸役，铁花先生均与其役。此外在广东时北往韶关，西往梧州考察关税，南往海南岛检阅军队。在台湾时，巡阅全台军政，凡所经历，都有文书报告政府，并有日记详载其事。故铁花先生全集，除了地理学的论文有其学术上的价值外，其全部记载，乃光绪间一部有关外交的、内政的、军政的、河工的史料。他的全部遗集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类，约有80万字。要抄录这部巨著，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因为铁花先生太忙了，在他的底稿上，东涂西改，左添右补，煞是难看。抄写的人，除非十分小心，并且有耐性，不然是抄不下去的。有时还得用校勘方法，如在抄申禀时遇到哪里的字句实在看不清楚了，就得拿书启或日记里面那些记同一事件的部分来对勘，方才可以寻得他改削的线索出来。因此，这一部巨卷，适之师搁置了许多年还不曾找到一个适当的人去整理，到我来了，才交我抄录。我伏案做了这一件繁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