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艺术家

第一节 序言(1)

　　（第十一版）

　　这第十一版恰逢托尔斯泰诞辰100周年，所以经过了修改润色。其中增加了自1910年起发表的托尔斯泰的通信。作者增加了一整章，用以叙述托尔斯泰同亚洲各国——中国、日本、印度以及伊斯兰国家——的思想家们的关系。他同甘地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全文收录了托尔斯泰逝世前一个月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绘制的“不抵抗主义”的整个计划，印度圣雄甘地后来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力量。

　　罗曼·罗兰

　　1928年8月

　　[一]

　　一个世纪以前，在大地上火光闪亮的俄罗斯的伟大灵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曾经是照耀我们青年时代的最纯洁的光芒。在19世纪末那阴霾浓重的日暮黄昏，它是那抚慰人的星辰，它的目光吸引着、安抚着我们青少年的心灵。在法国，人数众多的人认为托尔斯泰远远不止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朋友，一位最好的朋友，此外，其中的许多人还认为，他是欧洲全部艺术中的唯一的真正的朋友——我愿给这个神圣的回忆带去我的感激和敬爱之情。

　　我学会了解托尔斯泰的那些时日，永远不会从我的思想中磨灭。那是1886年。俄罗斯艺术的美丽花朵在默默地萌芽了数年之后，刚刚在法兰西的大地上绽放。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译本同时在各大出版社竞相出版发行。1885年到1887年，在巴黎出版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童年与少年》、《波利库什卡》、《伊万·伊里奇之死》以及高加索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几个月的工夫，几个星期的工夫，整个的伟大人生的作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新的世界。

　　我刚跨进高等师范学校。我和我的同学们彼此意见相左。在学校的小社团里，聚集在一起的有现实主义的和嘲讽的思想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有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极其狂热的诗人，如美亚雷斯，有忠实于古典传统者，有司汤达的信奉者和瓦格纳的崇敬者，有无神论者和神秘主义者，相互间争吵不休，意见相悖：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对托尔斯泰的爱几乎就把我们大家重新聚在了一起。每个人爱他的原因各不相同：因为各人在其中找回了自我：而对于大家来说，那是一种人生的启迪，一扇向无穷无垠的宇宙敞开着的大门。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外省，来自欧洲边陲的伟大声音唤起了同样的同情，有时是意想不到的同情。有一次，我听见我家乡纳韦尔的一些有产者在异常激动地谈论着《伊万·伊里奇之死》，可他们对艺术从来就不感兴趣，几乎是从不看书的。

　　我在一些卓越的评论家的著作中读到过这样的一种观点，说托尔斯泰的思想精髓是源于我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维克多·雨果。且不说认为托尔斯泰是受乔治·桑（他是不能容忍她的思想的）影响的这种看法之不可信，也不必去否认让—雅克·卢梭和司汤达对他的实际影响之大，反正怀疑他的伟大和魅力是源自他的思想那是很不好的。艺术在其中活跃的思想圈子是最为狭小的。思想的力度并不在思想本身，而是在他所给予它们的表达之中，在个人的特色之中，在艺术家的特征之中，在其生命的气息之中。

　　不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不是输入的——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反正与他的声音相仿的声音还从未在欧洲回荡过。怎么去另外解释我们在听到这种心灵的乐声时所感到的激动震颤呢？这心灵的乐声是我们企盼已久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在我们的情感中，不存在什么追赶时髦。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只是在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之后才了解欧仁-米尔希奥·德·沃居埃的《俄国小说论》那一本书的；他的崇羡在我们看来，与我们的赞赏相比较，显得苍白无力。沃居埃先生尤其是在以文学家的态度进行评论。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是赞赏作品就远远不够了：我们身在作品之中，他是我们的。由于他那炽热的生命，由于他那年轻的心，他是我们的。由于他那嘲讽式的幻灭，由于他那冷峻的洞察力，由于他对死亡的恐惧，他是我们的。由于他对博爱的梦想以及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的梦想，他是我们的。由于他对文明的谎言的深恶痛绝，他是我们的。而且，由于他的现实主义以及他的神秘主义，他是我们的。由于他的大自然的气息，由于他对无形的力的感受，由于他对无限的晕眩，他是我们的。

　　这些作品对于我们来说如同《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于当时那一代人的影响一样：是我们的强与弱、希望与恐惧的明镜。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想调和所有一切矛盾，特别是没有去想把这颗反映宇宙的复杂心灵纳入狭隘的宗教的或政治的范畴，像诸如布尔热那样的人一样，在托尔斯泰死后不久，就把《战争与和平》的这位荷马式的诗人以党派的观点大加批评。仿佛我们匆匆拼凑的小集团能够成为衡量一位天才的尺子似的！……托尔斯泰是否与我同属一个党派，与我何干！难道我要先看看但丁和莎士比亚属于何党何派之后再去呼吸他们的气息和沐浴他们的光华吗？

　　我们绝不会像今天的批评家们那样去想：“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危机前的，另一个是危机后的；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不好的。”对于我们而言，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的整个人，因为我们由衷地感到，在这样的心灵之中，一切都站得住，一切都相关连。

　　[二]

　　我们一直没有加以解释而只是从本能所感觉到的东西，今天必须由我们的理智去加以证实。现在，这长久的生命到达了终点，没有遮拦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变成了思想天空中的太阳，我们就能够这么做了。立刻让我们震惊的是，自始至终，它依然如故，尽管有人想要用藩篱将它一段一段地截开——尽管托尔斯泰本人因为自己是个激情满怀的人，当他在爱的时候，在相信的时候，以为他是第一次在相信，第一次在爱，而且以为他的生命是从这时开始的。开始。重新开始。同样的危机、同样的挣扎，在他心中发生过多少次啊！人们无法谈论他的思想——它从来就不是统一的——但却在谈论那些同样的各种因素在他思想中顽固地存在着，它们时而是同盟，时而又是敌对，但更经常的是敌对。在如托尔斯泰这样的一个人的心灵中和思想上，统一是绝对不存在的，它存在于他自身激情的斗争中，它存在于他的艺术和他的生命的悲剧中。

　　艺术和生命是统一的。就作品与生命的密切联系而言，没有胜过托尔斯泰的人了；他的作品几乎常常具有一种自传的特点；自他25岁起，托尔斯泰的作品就让我们一步一步地紧跟着他那冒险生涯的矛盾经历。

　　自20岁之前开始直到他去世的他的《日记》，以及他提供给比鲁科夫先生的笔记，补足了我们的这种认识，使我们不仅能够几乎逐日地了解托尔斯泰的意识，而且还再现了其天才赖以生根、其心灵得以滋养的那个世界。一份丰富的遗产。十分高贵、十分古老的双重家族（托尔斯泰家族和沃尔康斯基家族），自称可追溯到留里克，家谱中记有亚历山大大帝的侍从，有7年战争中的几位将军，有对拿破仑多次战役中的一些英雄，有十二月党人，有政治流放犯。从家人的回忆录中，托尔斯泰选取了好几个作为《战争与和平》中的最特殊的典型人物，如：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老亲王，系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伏尔泰式的专制贵族的代表；尼古拉·格雷艾里维奇·沃尔康斯基，他母亲的一位堂兄弟，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挂了彩，并从拿破仑眼前从战场上被救了回去，如同安德烈亲王一样；他的父亲，长得有点像尼古拉·罗斯托夫；他的母亲，玛丽亚公主，温柔的丑妇，但眼睛却很美，其善良的心地照耀着《战争与和平》。

　　他不怎么了解他的父母。如大家所知，《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里的那些动人叙述没有多少真实性。他还不满两周岁时，他母亲就去世了。因此，他只是从小尼古拉·伊尔捷涅耶夫的含泪讲述中回想那张亲爱的面庞，那张笑脸在她的周围洒满了欢乐……

　　“啊！要是我在艰难岁月中能瞥见那微笑的话，我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忧愁了……”（《童年时代》第二章）

　　但她把她的坦率无邪，把她的不畏人言以及她讲述自己编造的故事的绝妙天才无疑是传给了他。

　　对于他的父亲，他至少还留有一些记忆。他父亲是一个可爱而风趣的人，眼睛略带忧伤，在自己的庄园里过着一种独立的、没有野心的生活。托尔斯泰9岁时失去了父亲。父亲的死使他“第一次明白了悲痛的现实，使他的心灵充满了沮丧绝望”。——这是儿童与恐怖的幽灵的第一次相遇，他一生的一部分将用来战胜它，另一部分将用来在把它改变形态的同时赞扬它……这悲痛在《童年时代》的最后几章中留下了一些难忘的印痕，但在书中，他把那些回忆移植到对母亲的死和安葬的叙述中去了。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古宅中，他们一共是五个孩子，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于1828年8月28日在这个宅子里出生，直到他八十二年后逝世时才离开。最小的是个女孩，名叫玛丽亚，后来当了修女。（托尔斯泰临死前，逃离了自己的家宅及家人，就是躲到她那儿去的）——四个儿子：谢尔盖，很自私，但很迷人，“他的真诚达到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高度”；——德米特里，热情而内向，后来上了大学，毫无顾忌地信奉宗教，守斋节食，探访穷人，接济残疾人，后来，又以同样的激情放浪形骸，随后又懊悔不迭，为一个与他相好的妓女赎了身，收了房，29岁时患肺痨而死去；——老大尼古拉，兄弟中最受爱戴的一个，从其母亲那儿继承了编故事讲故事的能耐，为人风趣，胆怯，感情细腻，后在高加索当军官，在那儿染上了酒瘾，心中装满基督教的温情，他也常常探访穷人，把自己所有财产全部分给了穷苦人。屠格涅夫说他“在生活中实践着谦恭，而其弟列夫只满足于在理论上发展它”。

　　在这帮孤儿身边，有两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塔佳娜姑妈，托尔斯泰说，“她有两个好品德：镇静和爱”。她一辈子只知道爱。她一直是舍己为人……

　　“她让我知道了爱的精神欢悦……”

　　另一位是亚历山德拉姑妈，她永远地为别人服务，而避免让别人为自己服务，她不雇仆人，最喜欢的消遣就是读圣人传，以及同朝圣者和无邪的人聊天。在这些无邪的男女中，有好几个住在他们家中。其中有一位朝圣老妪，会吟诵赞美诗，成了托尔斯泰妹妹的教母。另一位朝圣者名叫格里萨，只知道祈祷和垂泪……

　　（噢，伟大的基督徒格里萨！你的信仰是那么坚定，以致感到自己在走近上帝，你的爱是那么炽热，以致言语从你嘴里流露出来，而你的理智却无法驾驭。由于你赞颂上帝的庄严，当你找不到词语的时候，你满面泪痕地匍匐在地上！……）（《童年时代》第七章）

　　这所有卑微的心灵对于托尔斯泰的成长的影响，谁能看不出来呢？晚年的托尔斯泰似乎开始显现和实践这些卑微的灵魂。他们的祈祷、他们的爱在孩童时的托尔斯泰的精神上播下了信仰的种子，老年时的托尔斯泰看到这些种子成熟了。

　　除了无邪的格里萨而外，托尔斯泰在《童年时代》里并未提到这些帮助其心灵成长的卑微的人们。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颗童心却通过那本书显露出来，“这颗纯洁的、仁慈的心，宛如一道明亮的光华，永远能从别人身上发现他们最优秀的品质”，这种极其温柔的心啊！当他幸福时，他想到的只是那个他知道其不幸的唯一的人，他为之哭泣，他愿为之献出爱心。他搂着一匹老马，求它原谅他让它受苦了。他很高兴去爱，即使不被人爱也无妨。人们已经窥见他未来天才的萌芽：使他为自己的身世而哭泣的想象；永远试图想象人们在想些什么的他那工作不息的头脑；他早熟的观察和记忆能力；他那敏锐的目光，能在自己举丧桩时，看透别人的面容，知晓别人是真伤心还是假装悲戚。他说，他五岁时就第一次感受到“人生并非一种享乐，而是一种沉重的劳作”。

　　幸好，他忘了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他在用民间故事、俄罗斯的神话和传说、《圣经》故事——尤其是《圣经》里约瑟那高贵的历史，在他晚年时，他仍把它当作自己艺术的楷模——还有《一千零一夜》，编织着自己的梦幻。《一千零一夜》是他每天晚上在祖母家中坐在窗台上，听一个盲人说书人讲述的。

　　[三]

　　他在喀山求学。成绩平平。在说到这三位兄弟时，大家都说：“谢尔盖想干什么都干得成。德米特里想干却干不成。列夫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干不成。”

　　他经过了他所说的“青少年荒漠时期”。荒凉的沙漠，一阵阵狂风猛烈地刮着。关于这一时期，《少年时代》，特别是《青年时代》的叙述中，充满着内心的忏悔。他很孤单。他的头脑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狂热状态。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又为自己找到了并试验着种种学说。他是斯多噶派，对自己进行肉体的折磨。他是伊壁鸠鲁主义者，放荡不羁。后来，他相信了轮回之说。他终于落入一种狂乱的虚无主义之中：他觉得如果自己较快地转变，就可能面对虚无。他解剖自己，自我剖析……

　　“我只想着一件事，我在想我想着一件事……”（《少年时代》第十九章）

　　这种永不停息的剖析，这台推理的机器，这台空转的机器，将成为他的一种危险的习惯，他自己就说，“在生活中经常妨碍他”，但他的艺术却从中汲取了意想不到的养分。

　　在这当中，他丧失了所有的信念：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16岁时，他便不再祈祷，不再去教堂。但信仰并未消亡，它只是潜伏着：

　　“然而，我一直相信某种东西。相信什么？我说不出来。我仍相信神明，或者不如说是我并未否定它。是哪个神明？我不知道。我也不否认基督及其教义；但这种教义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这我却说不清楚。”（《忏悔录》第一章）

　　有时候，他满脑子的仁慈梦幻。他想卖掉自己的马车，把卖的钱分给穷人，还想把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拿出来散发给他们，他想不雇用仆人……“因为他们是同我一样的人。”一次病中，他写了一本《人生规则》。他在书中天真的为自己定下了责任，“研究一切，深化一切：法律，医学，语言，农业，历史，地理，数学，在音乐和绘画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坚信“人类的命运是在于不断的完善之中的”。

　　但是，在少年人的热情、强烈的性感和巨大的自尊心的驱动之下，不知不觉地，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转了方向，丧失了无私的特点，变得实用和物质化了。如果说他想使自己的意志、肉体和精神臻于完善，那是为了征服世界，为了获得爱戴。他想讨好别人。

　　这并不容易。他长得十分丑陋：脸又长又厚又粗犷；头发很短，向前盖着，使额头显得很低，两只小眼睛深陷在阴暗的眼眶里，严峻地盯着别人；鼻子宽阔；嘴唇厚而前伸；耳朵大大的。因为无法改变这张丑脸，——他小的时候，因它而引发了几次绝望的危机，——他便自称要实现当个“体面人”的理想。这种理想，因为要做得和其他的“体面人”一样，竟致把他引向赌博，疯狂地借债，彻底地放荡。

　　一件东西永远地救了他：他那绝对的真诚。

　　“您知道我为什么爱您胜过爱别人吗？”涅赫留多夫对他的朋友说，“您具有一种惊人的、罕见的品质：坦率。”

　　“是的，我总是说出连我自己都羞于启齿的事情。”

　　在他最放荡不羁的时候，他也总是用一种无情的敏锐在判断自己。

　　“我完全像个牲畜似的活着，”他在其《日记》中写道，“我是完全堕落了。”

　　而且，他还用他那爱分析的怪癖，详细地记下了自己错误的根由：

　　1.犹豫不决或缺乏魅力；——2.自欺欺人；——3.操之过急；——4.知耻而不改；——5.脾气坏；——6.惶惑；——7.模仿性；——8.心猿意马；——9.不动脑子。

　　这同样的判断方面的独立精神，在他上大学时，就已经用于对社会习俗和知识迷信的批判上去了。他蔑视大学教育，拒绝认真地研究历史，因思想的大胆放肆而遭校方处罚。在这一时期，他发现了卢梭，看到了他的《忏悔录》、《爱弥儿》，他为之倾倒。

　　“我向他顶礼膜拜。我把他的肖像纪念章像圣像似的挂在脖颈上。”（《与保尔·布瓦耶先生的谈话》，1901年8月28日《时报》）

　　他最初的几篇哲学文章就是对于卢梭的评论（1846年至1847年）。

　　然而，因厌倦了大学和“体面人”的生活，他回到家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住在乡间（1847年到1851年）；他又同百姓们接触了；他自称是前来帮助他们的，要成为他们的恩人和教育者。他这一时期的经历在他最初的几部作品中的一部——《一位绅士的早晨》（1852年）中已有叙述。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其主人公是他最喜爱用的名字——涅赫留多夫亲王。

　　涅赫留多夫刚刚20岁。他抛开了大学学习，献身于农民。他努力地为他们谋福利已有一年了；而且，在一次到村中去探访时，我们看见他受到了冷遇，受到了根深蒂固的猜忌，遇到了因循守旧、无所用心、下流无耻、忘恩负义。他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了。他心灰意冷地回来，心里想着自己一年前的梦想，想起自己那慷慨的热情，想起自己的理想——“爱与善是幸福，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的真理”。他觉得自己吃了败仗。他羞愧而厌烦。

　　“他坐在钢琴前，双手下意识地在按着琴键。弹出了一个和音，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他开始弹奏起来。和音不完全是规则的；它们经常是平凡到庸俗的程度，表现不出任何音乐才华来；但他在其中找到了一种无法确定的、忧伤的乐趣。每遇和音变化时，他就心跳不已，等着新的音符出来，并通过想象模模糊糊地去补足那缺陷。他听到合唱、乐队……他主要的乐趣便来自想象的被迫活动，它虽无关连但却以惊人的明晰向他显示出那些过去和未来的最多变的形象和情景……”

　　他又看见他刚刚与之聊天的下流的、猜忌的、撒谎的、懒惰的、冥顽的农民们；但这一次他所看到的他们，是他们的好的一面而不再是坏的一面；他以爱的直觉深入到他们的心中；他在他们身上看出了他们对压迫着他们的命运的忍耐和避让，看出了他们对一切不公的宽容，看出了他们的家庭和睦以及他们对往昔的那种因循守旧的和可怜可悲的眷念。他让他们回想起劳累但健康的好好劳动的时日……

　　“这真美。”他喃喃道……“我为什么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呢？”（《一位绅士的早晨》全集第二卷）

　　整个托尔斯泰已经存在于这第一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中了：他目光敏锐，想象持续不断。他以一种无瑕疵的现实主义在观察人们；但当他一闭上眼睛，他又进入梦幻之中，进入对人类的爱之中。

　　[四]

　　然而，1850年时的托尔斯泰可没有涅赫留多夫那么有耐心。亚斯纳亚让他失望；他对于百姓们同对于精英们一样的厌倦了；他的角色压迫着他：他已无法承受。此外，他还被债主们追逼着。1851年，他逃往高加索，躲入军队里，藏在他那已当了军官的哥哥尼古拉身边。刚刚进入安宁平静的山里，他便精神抖擞起来，他又寻找到了上帝：“昨天夜里，我几乎一宿未眠……我在向上帝祈祷。我无法描绘我在祈祷时所感受到的情感之温馨。我背诵了通常的祷文，然后我就久久地祈祷着。我向往着某种非常伟大、非常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说不出来。我想让自己同神明融为一体，我企求宽恕我的过错……可是不，我不企求这样，我感到，既然它赋予了我这一恬静的时刻，那就是说它已宽恕我了。我在企求，而同时我也感觉到，我一无所求，而且我不能，也不会请求。我感谢它，但不是用言语，也不是在思想中……一小时刚过，我便听到罪恶的声音。我梦想着光荣和女人，渐渐地睡着了：这比我强有力得多。——管它哩！我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一刻的幸福，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伟大的这一刻。我想祈祷，但我不知如何祈祷；我想弄明白，但我又不敢。我把自己交给你的意志处理。”（《日记》）

　　肉体未被击败（它从未被击败）；情欲和上帝间的争斗在心中秘密地继续下去。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记下了吞食他的那三大恶魔：

　　1.赌瘾：有可能战胜。

　　2.肉欲：有能力战胜。

　　3.虚荣：最难战胜的恶魔。

　　在他幻想着为他人而生活，为他人而献身的时候，肉欲或轻浮的念头缠绕着他：某个高加索女人的形象使他魂牵梦绕，或者“如果他左边的胡子翘得比右边的高点儿，他会感到沮丧”。——“没有关系！”上帝就在那儿，他再也不离开他了。斗争本身的骚动也孕育良多，所有的生命力都因此而受到激越。

　　“我认为我曾经想去高加索一游的轻浮念头是上苍给予我的启迪。上帝的手指引了我。我因此而不断地感激它。我感到自己在这里变得好多了，而我坚信，我可能遇到的事情都将对我有益，因为是上帝自己的意愿使我……”（致塔佳娜姑妈的信，1852年1月）

　　这是大地回春的感恩圣歌。大地鲜花盛开。一切都好，一切都美。1852年，托尔斯泰的天才绽放了最初的几朵鲜花：《童年时代》、《一位绅士的早晨》、《入侵》、《少年时代》；他感激使他充满灵感的上苍。

　　[五]

　　我的童年的故事开始于1851年秋的蒂弗里斯，于1852年7月2日在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结束。甚是奇怪的是，在那使人怦然心动的大自然的氛围中，在崭新的生活里，在战争的惊心动魄的危险中，一心想要发现一个不能不了解的富于特色和激情的世界的托尔斯泰，在这第一部作品里，开始对往事进行回忆。但当他写《童年时代》时，他正在患病，军队事务突然停止了；在长期休养的闲暇中，孤独而痛苦的他，极其伤感，往事便不由得浮现在脑海里。经历了近几年的颓废而紧张疲惫的日子之后，能重温童年那“美好的、无邪的、诗情画意的和快乐的时期”，重塑一颗“善良的、多情的、会爱的童心”，他觉得非常之甜美。总之，托尔斯泰此时此刻，怀着青春的热情和无穷的计划，怀着循环式的诗情想象的特点（他很少酝酿一个孤立的题材，他的那些大部头只是他从未能实现的博大精深的历史画卷的一部分，历史长链中的一截儿），把他的《童年时代》只看做他的《人生四部曲》的第一篇而已，它本该包括进去他在高加索的生活，并且无疑应以通过大自然获得的上帝的启示为终结的。

　　后来，托尔斯泰在叙述这部有助于他成名的《童年时代》时，态度非常的严厉。

　　他对比鲁科夫先生说道：“它太差了，太缺乏文字的诚实性了！……简直无可取之处。”

　　这只是他自己的一种说法。未署作者名的原书稿寄给了有名的《现代人》杂志，立即被刊登出来（1852年9月6日），并获得一致好评，欧洲的所有读者都表示认同。但尽管它那诗一般的魅力，它那细腻的笔触，它那微妙的情感，我们还是明白它为什么后来让托尔斯泰十分不快。

　　它使他不快的原因正好是它使其他人喜爱的那些同样的原因。必须指出的是，除了在某些地方人物的记述和极少的篇幅中有着吸引人的宗教情感或感情的现实意味而外，托尔斯泰的个性在其中的表露非常之少。书中弥漫着一种温情轻柔的感伤，为后来的托尔斯泰所一直反感的，也是他在其他的小说中所摒弃的。那种幽默和那些眼泪，我们是熟悉而又熟悉的；它们源自狄更斯。他在其《日记》中指出，在他14岁到81岁之间最喜爱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影响巨大”。他在高加索时又读了这部著作。

　　他还指出了另外两位对他影响较大的作家：斯特恩和特普费尔。他说道：“我当时深受他们的启迪。”

　　谁会想到《日内瓦短篇》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第一模型呢？但是，一旦知道了，就能在《童年时代》的叙述中重新找到被移植到一种更加贵族化的秉性中的那种热情而狡黠的纯朴。

　　因而，托尔斯泰在其初期就是众人所熟悉的一个面孔。但他的个性特征很快便得以确定。没有《童年时代》那么纯粹而完美的《少年时代》（1853年），显示出的是一种更新颖的心理，一种对于大自然的极其强烈的情感，以及一颗狄更斯和特普费尔深感忧虑的被折磨的心灵。在《一位绅士的早晨》（1852年10月）中，托尔斯泰的那带有其观察的深刻敏锐和对爱的崇信的性格特征好像很明显地形成了。从他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所描绘的一些农民的出色肖像中，人们已经发现《民间故事》中最美丽的描写之一种的雏形：那位养蜂老人（《两位老人》，1885年）即为一例。在那棵桦树下的矮小的老人，双手张开着，眼睛仰望着上方，光头在太阳下闪亮，在他的周围，金色的蜜蜂飞舞，并不蜇他，在他头顶形成一个王冠……

　　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则是那些直接反映其当时激情的著作，如《高加索纪事》。其中第一篇《入侵》（1852年12月24日完稿）中的壮丽景色令人叹为观止：一条河边，群山中的日出；以极大的渲染手法描绘出的声和影的惊人的夜景；当远处积雪山峰在紫雾中消失时，夜归的士兵唱出的美丽歌声在清新的空气中飘荡的美景。《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位典型人物已在其中初试生活了：赫洛波夫上尉，真正的英雄，他打仗绝非兴趣所致，而是因为那是他的职责，他是“那些纯朴的、平静的、令人用眼直接看着十分简单而惬意的面孔之一”。他笨拙，不灵活，有点傻乎乎的，对周围的一切很漠然，在战斗中，其他所有的人全改变了，唯独他仍依然故我；“他完全像人们总见到的那样：同样平静的动作，同样平稳的声音，天真而呆滞的脸上的同样的朴素表情”。在他身边，那位中尉在扮演着莱蒙托夫的主人公，心地善良，但却装出粗野蛮横的样儿来。而那个可怜巴巴的矮个儿少尉，初次参战，兴奋异常，既可爱又可笑，见到谁都想扑上去拥抱一下，最后却无谓地被杀死了，如彼加·罗斯托夫。在这幅图景中，托尔斯泰的影子显现出来，他在观察着，但并未参与到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中去；他已经让人听见了他的反战的呐喊：

　　“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在这片繁星点缀的广袤天空下，人们难道不可以安适地生活吗？他们在这里怎么会保存着一些凶狠的、复仇的情感，保存着消灭同类的狂怒呢？人类心中所有恶的东西都应该在与大自然接触时消失掉，这是善与善的最直接的表现。”（《入侵》，全集第三卷）

　　这一时期因观察而写下的其他高加索纪事只是后来在1854年到1855年才经过加工写成的，如《伐木》，系一种准确的写实，有点冷峻，但却充满了对俄罗斯军人心理的奇特记述——是为了未来的一些记述；——1856年，他完成了《在小分队中和一个莫斯科熟人的相遇》，描写了一个失意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是一个放荡的下级军官，怯弱，酗酒，还爱说谎，他连想都不敢想会被杀死，就像被他蔑视的士兵似的死去，士兵们中最差的也要比他强过千百倍。

　　在所有这些作品之上，群山的第一道山脉的最高峰兀立着，那是托尔斯泰所写的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的青春赞歌，是高加索的颂诗——《哥萨克》。白雪皑皑的群山在晴朗的天空下蜿蜒巍峨，那如诗如歌的壮美洋溢在全书之中。因它那天才之花的绽放，这部小说是独树一帜的，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青春的强大神威，永不能复得的天才迸发。”多么雄伟的青春之泉！爱情在狂涌！

　　“我在爱，我深深地在爱！……勇士们！善良的人们！……”他反复地说着，而且很想哭泣。为什么？谁是勇士？他爱着谁呀？他不太清楚。（《哥萨克》，全集第三卷）

　　这种心灵的陶醉在无节制地流淌着。主人公奥列宁如同托尔斯泰一样，重回高加索，探寻冒险生活；他爱上了一位哥萨克年轻女子，陷入种种相互矛盾的希望之中。他时而在想，“幸福就是为他人而活着，就是自我牺牲”，时而又想，“牺牲自己那是很愚蠢的”；于是，他几乎与那位哥萨克老人叶罗什卡同样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上帝创造一切就是为了人类的欢乐。没有什么是罪恶的，那是在拯救灵魂”。那他还需要想什么呢？只要活着足矣。生命是整个的美，整个的福，那强大的、普遍存在的生命：生命就是上帝。一种狂热的自然崇拜在煽惑并吞噬他的心灵。奥列宁在森林中迷了路，“周围尽是野生植物，无数的野兽和飞鸟，成群的飞虫，草木幽暗，空气芬香温热，浊流在叶下淙淙流淌”，就在离敌人埋伏点不远处，他“突然感到一种无缘无故的幸福，他按照儿时的习惯，画着十字，开始感谢某个人”。他像一个印度托钵僧人似的满意地说，他独自一人迷失在这吸引他的人生漩涡之中，到处潜伏着的一些看不见的生物此刻正在窥伺着他的死，那成千上万的小虫在他身边嗡嗡地叫着：

　　“过来呀，过来，伙伴们！那就是我们要螫的人！”

　　显然，他很清楚，在这里他不再是俄罗斯绅士，不再是莫斯科上流社会中的人，不再是某某人的朋友或亲戚，而只是一个生物，如蚊蚋，如雉鸟，如雄鹿，如现在在他周围生活着、游荡着的那些生物。

　　“我将像它们一样生活，一样死亡。而青草将在上面生长……”

　　他的心里充满欢乐。

　　在青春的这一时刻，托尔斯泰生活在人生的力和爱的狂热之中。他搂抱住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大自然中，他倾泻，他麻痹，他激越他的忧愁、他的欢乐和他的爱情。但这种浪漫的陶醉从未损害他目光的敏锐。只在这首炽热的诗中才有如此强烈的景色描写，以及真实的人物刻画，在其他作品中则是很少见的。自然与人之间的对立是该作品的精髓，也将是托尔斯泰整个一生的思想中最喜爱的主题之一，他的信条之一。这种对立已经使他找到《克勒策奏鸣曲》的某些严酷的语调，用以斥责人间的喜剧。不过，他对自己所爱的人们也同样是真实的；大自然的生物、那位美丽的哥萨克年轻女子和他的朋友们，他都目光敏锐地对他们的自私、贪婪、欺诈、恶习加以痛斥。

　　高加索尤其向托尔斯泰揭示了他生命中的宗教根源。人们没能足够地阐释这种真理精神的最初昭示。他自己也是一再要求严守秘密之后才向他青年时代的密友、他年轻的姑妈亚历桑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吐露的。在1859年5月3日的一封信中，他向她发表了他的“信仰声明”，他写道：

　　“小时候，我不加思考，只是带着热情和感伤在信仰。十四岁左右，我开始思考人生；因为宗教与我的理论不很协调，我便把毁灭宗教看做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行为……在我看来，一切都是清楚的，符合逻辑的，分门别类的；可是对于宗教，却一点地方也没留给它……后来，人生不再赋予我任何秘密的时刻到来了，但自此，它也就开始失去它的全部意义了。那时候——那是在高加索——我是孤独而不幸的。我付出了我精神的全部力量，如同一个人一生只能这么做一次的那样……这是殉道和至福的时期。在此前或此后，我都从未达到如此高的思想境界，我只是在这两年中才看得如此地深透。我那时所发现的所有一切都将成为我的信念……在这两年的持之以恒的灵智活动中，我发现了一条简单的、古朴的真理，不过是我现在才知道而谁也不知道的真理：我发现有一种不朽，有一种爱，人为了永远幸福应该为别人而活着。这些发现令我惊讶不已，因为它们与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再深入探寻了，开始在《福音书》中去求索。但收获甚少，我既没找到上帝，也没找到救世主，更没找到圣事，什么都没找到……不过，我仍在竭尽全部的灵魂之力去找，去找，去找；我哭泣，我折磨自己，我只求得到真理……这样一来，我孤独地同我的宗教呆在一起了。”

　　[六]

　　1853年11月，对土耳其的战争爆发了。托尔斯泰先被征召到罗马尼亚军团，然后去了克利米亚军团，并于1854年11月7日随大部队到开拔到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激情和爱国心。他勇敢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经常身处险境，尤其是在1855年的四五月间，他三天中就有一天在第四炮台轮值。

　　一连数月地生活在一种接连不断的紧张和恐惧之中，与死神面对面，因此，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复活了。他和上帝在交谈。1855年4月，他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一段祷文，感谢上帝在危险之中保佑他，并祈求上帝继续保佑他，“以达到我尚不了解的生命的永恒的与光荣的目的……”这个生命之目的，绝非艺术，而是宗教。1855年3月5日，他写道：

　　“我已被引至一种伟大的思想，我感觉自己能够奉献我全部的生命去实现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就是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基督的宗教，以便通过宗教把人类团结起来。”

　　这将是他晚年的计划。

　　然而，为了避开周围的景象，他又开始了写作。在隆隆的炮声中，他又怎能找到必要的思想自由来创作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时代》呢？这本书写得很凌乱，而它的凌乱以及有时出现的带有司汤达式的层层剖析的某些抽象分析，是他写书时的条件造成的。但人们赞赏他对一个年轻人脑子里的模糊梦幻与思想的冷静而深刻所进行的探索。该书是一种罕见的心灵披露。而且，有时候，在春季城市的美景中，在忏悔的叙述中，以及为了突然想起的罪恶而奔向修道院去的叙述中，充满着多少的清新诗意！一种狂热的泛神论调给了他书中的某些篇章以一种抒情美，其笔调令人想起《高加索纪事》来。譬如，那夏夜的一幕：

　　“皎洁的新月那平静的光芒，闪烁的池塘。一棵棵的老桦树，枝繁叶茂，月光下的一面呈铝白色，背着月光的一面的树影遮蔽着树丛和大路。鹌鹑在池塘后面的叫声。两棵老树轻轻相触时的难以辨出的沙沙声响。蚊子嗡嗡；一只苹果落在枯叶上面；一只跳到平台石阶上的青蛙，绿绿的背部在一缕月光下闪亮……月亮在上升；它悬于空中，清辉遍洒：池塘愈发地清晰明亮；暗处变得愈发地暗黑，亮处则愈发地清亮……而我，微不足道的小虫子，已经被笼罩在人间一切热情之中，但因有爱情的巨大力量，我觉得此时此刻，大自然、月亮和我，我们已经融为了一体。”（《青年时代》第三十二章）

　　但眼前的现实比对往事的梦怀更加的直接；它毫不通融地让人注意。《青年时代》因此而未能完成；而副连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防御工事的掩体里，在隆隆的炮声中，在他的连队里，观察着活着的人和垂死的人，在他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的难忘的叙述中记下他们的和他自己的焦虑悲凉。

　　这三篇纪事——《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尔》——通常是被笼统地用同样的观点加以评论的。然而，它们之间却是迥然不同的。特别是第二篇，在艺术情感上有别于其他两篇。其他两篇中以爱国主义为主导，而第二篇中却有着一种不可改变的真理在飘荡着。

　　据说，俄国皇后读了第一篇纪事之后哭了，而沙皇则在赞叹之中下旨把它译成法文，并把作者调离危险区。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在这里只准激越爱国主义和战争情怀。托尔斯泰刚刚入伍；他的热情保持不变；他沐浴在爱国主义之中。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中尚未窥见野心与自负，也未窥见任何卑微的情感。这对于他来说是一首伟大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的英雄们相比拟”。此外，这些纪事没有任何想象的痕迹，也无任何客观表现的尝试；作者漫步城市；他清晰地在观察，但叙述方式却缺少洒脱；“你们看……你们走进……你们注意到……”这是夹杂着对大自然的美好印象的大的纪实。

　　第二幕则完全不同：《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自卷首起，我们便可读到：

　　“数千个人类的自尊心在这儿相碰撞了，或者在死亡中消失了……”

　　稍后，又可读到：

　　“……由于有许多的人，因此也就有许多的虚荣心……虚荣，虚荣，到处是虚荣，甚至在坟墓门前！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殊病症……为什么荷马的人物和莎士比亚的人物谈论着爱情、光荣和痛苦，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却只是一些虚荣者与赶时髦者的无穷无尽的故事？”

　　纪事不再是作者的简单叙述，而是直接地把激情与人展示出来，所以它把英雄主义下面隐藏着的东西全都披露了出来。托尔斯泰那犀利而深邃的目光在他的战友们的心灵深处搜寻着；在他们心中以及在他自己的心中，他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到临头尚在继续演着的人间喜剧。特别是恐惧，被他指明了，被他揭去了面纱，被他赤裸裸地暴露了。这挥之不去的恐惧，这死亡的阴影，被他以一种可怕的真诚毫无顾忌、毫无怜悯地剖析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抛弃一切感伤，如同他鄙夷不屑地指出的，那是“一种空泛的、女性的、假惺惺的同情”。他的剖析天才在他少年时期已露出端倪，有时还几乎带有病态，但它从来没有比描写普拉斯胡辛之死达到更尖锐、更惊人的强烈程度。其中有两整页是在描写炮弹落下尚未爆炸的那一秒钟内，那不幸的人心灵之中所发生的情况，——还有一页是描写炮弹炸响之后，“他被当胸炸着而立刻死去”，那一刹那间心中的所思所想。如同演出中间乐队休息时那样，在这些战斗场面里，一片明媚的大自然展现出来，阳光穿过乌云，白昼的交响曲在壮美的景色中回响，尽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其中战死。基督徒托尔斯泰忘了他在第一篇纪事中的爱国主义，他在诅咒那大逆不道的战争：

　　“这些人，是一些基督徒，他们在宣扬爱与牺牲同样伟大的法律，他们同时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在给予他们生命的同时又在每个人的心灵中投进带着惧死情感的对善与美的爱的那个上帝面前，竟然不下跪忏悔！他们不像兄弟那样流着幸福与欢乐的眼泪互相拥抱！”

　　在结束这篇语调尖刻到他的其他作品尚未见到的纪事时，托尔斯泰疑惑顿生。他这样说错不错呀？

　　“一种可怕的疑惑在压迫着我。也许不该把这些说出来。也许我所说的是那些可恶的真理之一。这些真理无意识地藏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不该表达出来，免得造成不利，如同酒糟一样，千万别去搅动，否则把酒给弄坏了，哪里是必须避免表述的罪恶？哪里是应当仿效的美的表白？谁是坏人？谁是英雄？大家都是好人，大家又都是坏人……”

　　但他又自豪地镇定下来说：

　　“我的这个短篇中的主人公，是我全身心地热爱的，是我想尽力表现其全部的美的，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美的，这是真理。”

　　读了这几页之后，《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这正是今日俄国社会所需要的：真理，真理，自果戈理逝世之后，在俄国文学中所剩无几……您带给我们艺术的那个真理在我国是完全崭新的。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担心时间和人生的怯弱以及对围绕着我们的所有一切的装聋作哑会像对付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那样把你收拾了——我担心它们会把您身上的精力磨灭光。”

　　但这并不可怕。时间虽能消磨掉一般人的精力，但却反而能增加托尔斯泰的精力。不过，在当时，祖国遭受的困难、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使他怀着一种痛苦怜悯的情感懊悔自己的太严酷的坦率。在第三篇纪事——《1855年之塞瓦斯托波尔》中，在叙述参加赌博的军官的争吵时，他突然停住了，说道：

　　“我们在这幅画像前赶快把幕拉上吧。明天，也许就在今天，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将愉快地迎向死亡。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蕴藏着伟大的火花，它将会使他们成为英雄。”

　　如果说这种顾忌丝毫没有减少纪实的力量，但对人物的选取已较好地显示了作者的同情了。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及其英勇陷落，在两个动人的、自豪的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他们是两兄弟，哥哥是科泽尔特佑夫上尉，与托尔斯泰有点相似之处；弟弟是个旗手，叫沃洛加，生性胆怯但热情，爱狂热地自言自语，爱梦想，常常无缘无故地流泪，是温情的眼泪，是怯懦的眼泪，刚到防御工事中非常恐惧（可怜兮兮的他还怕黑，躺下时总要把头缩在军大衣里），常常因为自我孤独感和他人的冷漠而闷闷不乐，后来，当庄严的时刻到来时，他却笑对危险。后者属于一组充满诗意的少年人（如《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加，《入侵》中的少尉），他们心中充满了爱，欣喜欢笑着去打仗，突然间，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夭折了。兄弟二人是同一天——守城的最后一天——战死的。小说就在字里行间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怒吼的那几句话中结束了：

　　“队伍离城而去。眼望着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每一个士兵心中都满含着一种难以表述的悲痛，叹着气，向敌人伸出拳头。”

　　[七]

　　一年里，托尔斯泰在这座地狱之中触摸到了激情、虚荣和人类痛苦的深层处，当他从这地狱中走出来时，他于1855年11月，又回到了彼得堡的文人们中间，对他们有着一种厌恶与轻蔑的感觉。他觉得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是委琐的，虚假的。这些人，远远望去，只觉得像是一种艺术光环中的人物——如他曾赞赏并把他的《伐木》刚刚题献给他的屠格涅夫，——走近了看，他感到一种悲哀的沮丧。1856年的一幅画像画着他置身于他们中间，画上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在其他人的随意态度中间，他那悲苦严峻的神态，他那瘦削的脑袋，他那深陷的双颊，他那双僵直地搂住的胳膊，十分显眼。他身着戎装，站在这些文人身后，如同苏亚雷斯风趣地写的，“他不像是这伙人中之一员，倒像是在看押着他们：他好像正要把他们押回牢房里去”。

　　然而，大家都殷勤地围着这个年轻同行，他拥有双重的光环来到他们中间：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曾经在读塞瓦斯托波尔纪实时流着泪喊“乌拉”的屠格涅夫，友爱地向他伸着手。但他俩话不投机。如果说他俩都用同样清晰的目光观察世界的话，那么他们在自己的观察中加进了各自敌对的心灵色彩：一个是嘲讽的和激动的，爱恋的和幻灭的，是崇尚美的；另一个则是粗暴的，自傲的，为道德观念所苦恼，背负着一个隐而不露的神明。

　　托尔斯泰尤其不能原谅这些文人的是，他们自以为是一个精英阶层，是人类的尖尖。他在对他们的憎恶中注入了一个贵族和军官对放荡的平庸作家的傲岸。他“本能地反对一般人全都承认的判断”，他自己也承认，这也是他的性格特点之一。对人的猜疑，对人类理性的潜在的蔑视，使得他到处去探究自己或他人的欺骗和谎言。

　　“他从不相信别人的真诚。他觉得一切道德激情都是虚假的，而且他还习惯于用他那十分深邃的目光去逼视他觉得没有说真话的人……”（屠格涅夫语）

　　“瞧他听人说话的样子！瞧他用深陷于眼眶中的灰眼珠直视对话者的样子！他那紧抿着的嘴唇含着多大的嘲讽！”（格里戈罗维奇如是说）

　　屠格涅夫说，他从未感到有什么比他那犀利的目光，再加上两三个令人暴跳如雷的恶毒字眼更让人难堪的了。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分别之后，他们平静下来，并竭力地还对方以公道。但是，时间使得托尔斯泰同他的文人圈更加的疏远。他无法原谅这些艺术家口是心非，一面过着堕落的生活，一面又在宣扬所谓的道德。

　　“我深信，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恶劣的，没有品德的，比我在军中的漂泊不定的生活里所遇到的那些人低级得多。可他们对自己却很有信心，沾沾自喜，好像完全健康的人一样。他们让我恶心。”（《忏悔录》，全集第十九卷）

　　他同他们分手了。然而，他在一段时间里仍保留着他们的那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他的傲岸在其中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回报颇丰的宗教；它能为你提供“女人、金钱、荣誉……”

　　“我曾是这个宗教中的高级神职人员之一，享受着惬意的很有利益的生活环境……”

　　为了更好地投身其中，他退伍了（1856年11月）。

　　但是，像他这种性格的人是不可能闭着眼睛的。他相信进步，他愿意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词意味着点什么”。去外国——法国、瑞士和德国。1857年1月29日到7月30日的一趟旅行使这一信念倾倒了。1857年4月6日在巴黎看到的一次行刑“向他显现出进步的迷信之虚幻……”

　　“当我看到身首异处，头落到篮子里时，我的全身都感觉到，任何有关现存秩序有道理的理论都无法证明这种行为是正确的。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依据某种理论而认为这实属必要的话，我却认为这是很坏的，因为决定善或恶的不是人们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忏悔录》）

　　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他看见寓居于施威策尔霍夫的英国富人们不愿施舍一个流浪的小歌手，他便在《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中写下了他对所有那些在自由派们看来十分宝贵的幻想表示了他的蔑视，并对这些“在善与恶的大海上想画出几条想象的线条来的人”嗤之以鼻。

　　“在他们看来，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制是恶。这种梦幻般的认识毁去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谁能向我明确指出何谓自由，何谓专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善与恶互不共存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身上只有一个永不犯错误的指引者，那就是鼓励我们相互亲近的无处不在的神明。”

　　回到俄罗斯，回到亚斯纳亚，他又开始关注农民了。这并不是说对民众已不再抱幻想。他写道：

　　“民众的辩护者，说民众有良知的人，都白费口舌了，民众也许真的是正直者的集合体，但他们只是在庸俗可鄙的方面是团结的，这只是表示出人类本性中的弱点和残忍”。（《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

　　因此，他所启发的并不是民众，而是每个人的个人觉悟，而是民众的每个儿童的觉悟。因为这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一些学校，但却并不太知道要教些什么。为了获得一些经验，他于1860年7月3日到1861年4月23日，第二次游历了欧洲。

　　他研究了各种不同的教育体系。不用说，他后来把它们全都撇弃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中，他明白了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他觉得可笑的学校之外，通过报纸、博物馆、图书馆、大街、生活等他称之为“无意识的学校”或“自发的学校”进行的。自发的学校是与强制性的学校相对立的，他认为后者是不祥的，愚蠢的，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想创办的、试着创办的就是这种自发的学校。他的原则是自由。他不允许一些精英——“享有特权的自由阶层”——把他们的学识和错误强加于民众，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民众。他们没有这个权利。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方法，在大学里从来就无法造就“一些人类所需要的人，而造就的却是一些腐败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僚，官僚教授，官僚文学家，或者一些毫无目的地挣脱了自己的原有环境的人——青少年时期就被惯坏了的、在人生中找不到方位的人，如一些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应该让民众说他们需要什么！如果他们并不在乎“知识分子们强迫他们学习的读和写的技巧的话”，他们是自有其道理的：他们有别的更加迫切更加合理的精神要求。试着去弄明白他们的需求并帮助他们去实现这些需求吧！

　　像一位革命的保守者（托尔斯泰一直就是）的这些自由理论，托尔斯泰在努力地把它们在亚斯亚纳付诸实践，他不像是他的学生们的老师，而更像是他们的同学。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地在农业种植中引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精神。1861年他被任命为克拉皮夫纳县的地方仲裁人，他保护民众与地主和国家的滥施淫威相抗争。

　　但是，别以为这种社会活动使他得到满足，并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他仍旧继续受到种种敌对的情欲的支配。尽管他有了这种社会活动，但他始终喜爱社交，他需要社交。隔三差五地，享乐又攫据着他，或者是好活动的兴趣又袭上心头。他甘冒生命危险跑去猎熊。他常常去豪赌。他有时甚至还受到他所蔑视的彼得堡文学圈的影响。从这些歧途中走出来之后，他因厌恶而陷入危机之中。这一时期的作品令人遗憾地留有艺术的和精神的游移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1856年）有着一股典雅、自负和浮华气味，托尔斯泰对此也很反感。1857年写于第戎的《阿尔贝》是绵软无力的，怪兮兮的，毫无他所固有的那种深度和精度。《记数人日记》（1856年）虽更动人，但显得仓促，似乎反映出托尔斯泰对于自己的那份厌恶。他的化身——涅赫留波夫亲王——在一个下流处所自杀身亡：

　　“他拥有一切：财富，声望，思想，灿烂的希望；他没有犯过任何罪，但他却做了更糟糕的事：他宰杀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方向，甚至并不是有什么强烈的情欲，而是缺乏意志所致。”

　　死亡的迫近都没能使他改变……

　　“同样的怪诞轻率，同样的犹豫不决，同样的思想轻浮……”

　　死，在这个时期，开始缠绕着托尔斯泰的灵魂。《三个死者》（1858—1859年）已经预示《伊万·伊里奇之死》中对于死亡的阴沉的分析，预示着死者的孤独以及他对活着的人们的仇恨，还有他的绝望的呼号：“为什么？”三个死者——富婆、患痨病的老驿站马车夫和砍倒的桦树——的这“三部曲”是有其伟大之处的；人物形象的刻画细致入微，形象比较生动，尽管这部被过于吹捧的作品结构有点松散，桦树的死也缺乏增加托尔斯泰的景物描写之美的那种确切的诗意。从总体上看，我们尚不知是为艺术而艺术占上风呢还是道德意图占上风。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1859年2月4日，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莫斯科协会的新会员演说词中，他大肆宣扬为艺术而艺术；而协会会长霍米亚科夫在向他这位“纯艺术的文学代表”致意之后，则提出了捍卫社会与道德的艺术问题，对他加以驳斥。

　　一年之后，1860年9月19日，他亲爱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痨在耶尔病逝，他悲痛欲绝，竟致“动摇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并使他唾弃艺术：

　　“真理是可怕的……无疑，只要存在想知晓真理并说出真理的愿望，人们便竭力地去了解它并说出它来。这是我的道德观中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这是我将要做的唯一的事情，但不是在你们的艺术形式之下去做。艺术就是谎言，可我不能再爱美丽的谎言了。”（1860年10月17日写给费特的信）

　　但是，不到半年之后，他在《波利库什卡》中又回到了“美丽的谎言”了。该书也许是除了他对金钱和金钱之万恶的诅咒而外，最没有道德意味的作品了。这是纯粹地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然而，它也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指责它的是过于丰富的观察、足以写一个大部头的丰富素材以及结尾的残酷和开始的幽默之间的过于强烈而又有点残酷的反差。

　　[八]

　　在这一过渡时期，天才的托尔斯泰在摸索，在怀疑自己，他似乎很激动，“没有很强烈的激情，没有主宰意志”，如同《记数人日记》中的涅赫留波夫亲王。但在这一时期，他却创作出了他此前从未创作过的最精粹的作品——《夫妇间的幸福》（1859年）。这是爱情创造的奇迹。

　　多年来，他一直是别尔斯家的好友。他相继爱过这一家的母女四人。最后，他真正爱上的是二女儿。但他不敢承认这一点。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还是个孩子：她刚刚才满17岁，他却已30多了，他看自己像是个老头儿，已无权把自己那疲惫、污秽的生活与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了。他隐忍了3年。后来，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讲述了他是如何向索菲娅·别尔斯求爱以及她是如何回答他的——他俩用一点铅粉在一张桌子上撒出了他们不敢启齿的词的第一个字母。犹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似的，他强烈地想把他的《日记》交给他的心上人，以便她完全了解他过去的丑事；而索菲娅则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一样，为此而深感痛苦。1862年9月23日，他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在已经过去的这3年之中，在创作《夫妇间的幸福》一书时，这桩婚姻已经在诗人的思想中铸就了。3年来，他已经提前经历了那尚未被知晓的爱情的难以言表的日子，以及爱情已经被发现的醉人的日子，还有那期待之中的神圣话语悄悄倾诉的时刻，和为了“一去不复的幸福”而流泪的时刻；接着是新婚燕尔，爱情的自私，“接连不断的无缘无故的欢乐”；再后来便是疲乏，隐隐的不快，单调生活的烦闷，两颗慢慢在分离和疏远的结合在一起的心，对于少妇而言的危险的世俗迷恋（卖弄风情，忌妒，无法挽救的误解），于是，爱情结束了，失去了；最后，温柔和凄楚的心之秋来临了，重现的爱情的面孔是苍白的，衰老的，因泪痕，因皱纹，因对种种磨难的回忆，因对互相伤害的懊恼，以及因虚度的岁月而更加凄婉动人——随后便是夜晚的宁静，从爱情转向友情，从激情的浪漫转向母爱的庄严过渡……应该到来的一切之一切，托尔斯泰都提前梦想过，体味过。而为了更好地体验这一切，他还在她——他的心上人的身上体验过。小说的情节在一个女人的心中展开，并由她来讲述，这是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作品中唯一的一次。讲述得多么的细腻啊！罩着一块纯洁面纱的心灵的美……这一次，托尔斯泰的剖析抛开了他那有点过强的光；它没有狂热地拼命要披露真理。内心生活的秘密让人去猜测，而不是吐露出来的。托尔斯泰的心灵和艺术温和了。形式与思想达到和谐的均衡：《夫妇间的幸福》有着拉辛式的作品之完美。

　　托尔斯泰所深切受到其温馨与麻烦的婚姻，应该是他的救星。他慵懒，患病，厌烦自己，厌烦自己的努力。紧接着最初几部著作的辉煌成功之后的是评论界的寂然无声以及公众的冷漠。他高傲地装出高兴的神情来。

　　“我的名声大失人心，这曾使人郁郁寡欢。现在，我平静了，我知道我有话要说，而且我有力气大声地说。至于公众，他们愿怎么想就怎么想吧！”（1857年10月《日记》）

　　但他是在自吹自擂：对自己的艺术，他并没有把握。无疑，他是自己的文学工具的主宰，但他并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正如他在谈到《波利库什卡》时所说：“这是一个知道掌握自己的笔的人遇到个题目就写的连篇废话。”他的社会事业失败了。1862年，他辞去了地方仲裁人的工作。同年，警方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进行搜查，把一切都翻了一个遍，最后查封了学校。当时，托尔斯泰不在场，他太疲劳了；他担心会得痨病。

　　“仲裁纠纷对我来说太艰难了，学校工作又是那么没有头绪，为了教育他人而不懂装懂的那份尴尬比我感到的那强烈的厌恶，凡此种种，弄得我病倒了。如果对于我来说没有生活那尚未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家庭生活——让我看到光明的活，我也许早就陷入我十五年后几乎陷入的绝望之中了。”（《忏悔录》）

　　[九]

　　起先，他怀着在一切事情上所付诸的那种激情享受着家庭生活。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他的艺术的个人影响是十分宝贵的。她很有文学天分，如她所说，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因为她把丈夫的事业放在心上。她同他一起工作，她记录下他的口述，誊清他的草稿。她竭力地保护他不受其宗教魔鬼的侵扰，这可怕的幽灵已经在不时地吹拂着艺术死亡的气息。她还竭力地把他的门对社会乌托邦关闭。她在激发他身上的创作天才。不仅如此，她还用她那女性的心灵带给这个天才新的丰富的源泉。除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中的一些漂亮身影而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的存在，或者有也是处于次要地位。在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的影响下写成的《夫妇间的幸福》中，女人出现了。在随后的那些著作中，少女和女人的典型大量涌现，并有着一种热情洋溢的生活，甚至胜过男人的生活。我们愿意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仅充当她丈夫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的原型，而且由于她的倾诉以及她的独特的视觉，她可能还是他的一个可贵的和谨慎的合作者。我觉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某些篇章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

　　多亏了这段姻缘的恩泽，托尔斯泰在十年或十五年中品尝到了一种他久违了的和平与安全。于是，在爱情的呵护下，他得以悠然闲适地去幻想并实现其思想的杰作，那是凌驾于19世纪全部小说之上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1864年至1869年）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年至1877年）。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的最浩瀚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众多的人物和激情涌动其中。在波涛汹涌的人类的汪洋大海中，一颗灵魂威然雄踞着，在镇定自若地鼓动着和阻遏着暴风雨。在凝视默想着这部著作时，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荷马和歌德，尽管精神和时代都大不相同。然后，我看出，在托尔斯泰创作的那个时期，他的思想确实是从荷马和歌德那儿汲取了营养。而且，在他归纳各种不同的文学题材的1865年的笔记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1805年……》（即《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二部分）归于同一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