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艺术家

第四节 下篇 舍弃

　　[一]爱情

　　这时候，在这颗破碎的心灵中，当一切生机全部被剥夺之后，一种新的生命开始了，万紫千红的春天来临了，爱情之火燃烧得更旺了。但这份爱几乎不再有任何的自私和肉欲的成分。这是对卡瓦列里的美貌的神秘崇拜。这是对维多莉娅·科洛娜的虔敬的友谊，是两颗灵魂在神明方面的激烈相撞。这是他对他的失去父亲的侄儿们的慈父般的爱，是对穷苦人和弱者的怜悯，是神圣的仁慈。

　　米开朗琪罗对托马索·德·卡瓦列里的爱是一般平庸思想——无论是正直的或不正直的思想——所无法理解的。甚至是在文艺复兴晚期的意大利，它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使人气愤的解释；阿莱廷对此大加影射，挖苦。但是，阿莱廷们的辱骂（这总是少不了的）不可能损害米开朗琪罗。“他们以自己那小人之心去度米开朗琪罗的君子之腹。”（米开朗琪罗致某人的一封信中语）

　　没有任何灵魂比米开朗琪罗的灵魂更加纯洁的了。没有任何人对爱情的观念比他的观念更加虔敬的了。

　　“我曾经常听见米开朗琪罗谈论爱情，”孔迪维常说，“在场的人都说他所说的爱情全是柏拉图式的。就我而言，我不知道柏拉图关于爱情都说了些什么，但我很清楚的是，在我和他那么长远那么亲密的交往之后，我从他嘴里听到的只是最可敬的话语，可以扑灭青年人心中骚动狂躁的欲火。”

　　但这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并不存在任何文学气味和冷酷无情：它与一种思想上的疯狂是一致的，这种疯狂使得米开朗琪罗成为他所看到的一切美的东西的奴隶。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此，有一天，他在拒绝他的朋友贾诺蒂的邀请时，说道：

　　“当我看见一个具有点才气或思想的人，一个为人所不为，言人所不言的人时，我便禁不住喜欢上他，于是，我便一心扑在他的身上，竟致不再属于我自己了……你们大家都是那么有才华，所以我要是接受了您的邀请，我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你们每一个人都会窃去我的一部分。即使是舞蹈者和古琴手，如果他们在其艺术中出类拔萃的话，也将会使我受他们的摆布的！我非但不能因你们的陪伴而得到休息，增强体力，平静心情，反而使自己的心灵随风飘荡，无处停息。这样一来，日复一日地我就不知道自己会死在何处了。”（《对话录》，贾蒂诺著）

　　如果说他被思想、言语或声音这样征服了的话，那他将更会被肉体之美所征服！

　　“一张漂亮的脸庞对我来说犹如马刺！世间没有什么能给我这么大的快乐的了。”

　　对于这位俊美外形的伟大创造者——同时又是一位虔诚者——来说，一个美丽的躯体就是肉体“面纱”之下显现的神圣。如同火棘丛林前的摩西一样，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颤抖着走近它。他所崇敬的对象对他来说，真的如他所说是一个“偶像”。他拜倒在它的面前；伟人的这种心悦诚服的谦卑——连高贵的卡瓦列里都看不过去，——在美貌的偶像有着一颗庸俗可鄙的恶魂时——如费博·德·波奇奥——就更加的不可思议了。但米开朗琪罗对此视而不见……他真的是视而不见吗？——他是不愿意看到；他在自己的心中要把构思的雕像塑造完成。

　　那些理想情人中最早的，那些活生生的梦幻中的最早的，是1522年光景的吉拉尔多·佩里尼。后来，米开朗琪罗于1533年又爱上了费隧·德·波奇奥，1544年又爱上了塞奇诺·德·布拉奇。他对卡瓦列里的友情并不是专心一意的，但这友情却是持久的，而且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从某种意义来说，不仅是因他的朋友的美貌，而且也是因为他的朋友的高尚道德。

　　瓦萨里说过：“他爱托马索·德·卡瓦列里胜过其他一切人。卡瓦列里是罗马的一个贵族，人既年轻又热爱艺术；米开朗琪罗在一张硬纸板上为他画过一张真人大小的肖像，——是他画过的唯一的这样的肖像，因为他厌恶画活人，除非此人非常美貌。”

　　瓦尔基补充说：“当我在罗马看到托马索·卡瓦列里先生时，我觉得他不仅仪表堂堂，无与伦比，而且，风度翩翩，思想敏捷，举止高雅，确实值得你爱，特别是当你更加了解他时。”

　　米开朗琪罗于1532年秋在罗马与他邂逅。卡瓦列里对米开朗琪罗那激情的表白的信的第一封回信充满了尊严：

　　“来信收悉，此信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因为实出我之预料。我之所以说‘实出我之预料’，是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收到像您这样的人的来信。至于别人对我的称赞，以及我的那些您所表示极其钦佩的工作，我可以告诉您，它们根本不值得让您这么伟大的无出其右的天才，——我敢说世上再没有第二个如您一样的天才，——去给一个初出茅庐、极其无知的年轻人写信的。可我也无法相信您是言不由衷的。我相信，是的，我确信，您对我的感情只是出于像您这样的艺术之化身的人对于那些献身并热爱艺术的人所必然具有的爱。我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个，而且，就热爱艺术而言，我不逊于任何人。我答应您，我要好好地回报您的爱：我还从未爱过除您而外的任何人，我还从未盼望过除您的友情而外的任何友情……需要我为您效劳时请尽管说，我将永远为您效劳。您忠诚的 托马索·卡瓦列里”卡瓦列里似乎一直都保持着这种既尊敬又矜持的口吻。直到米开朗琪罗临终时，他都一直是忠诚于他的，并且为他送终。米开朗琪罗一直都信任他；他是唯一被认为对米开朗琪罗有过影响的人，而且他难能可贵地始终利用这一点来为他的朋友的幸福与伟大效劳。是他使得米开朗琪罗决心完成圣彼得大教堂圆顶的木制模型的。是他为我们保存了米开朗琪罗为建造圆顶而绘制的图纸的，是他致力于使之付诸实施的。而且，也是他在米开朗琪罗逝世之后，监督后者意愿的执行的。但米开朗琪罗对他的友谊犹如一种疯狂的爱。他给他写了许多狂热的信。他仿佛头埋在灰堆里在向自己的偶像顶礼膜拜。他称他为“一个强有力的天才……一个奇迹……我们的时代之光”；他恳求他“别瞧不起他，因为他无法与他相比，他是没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他把他的现在、他的未来全都赠予他；他补充说道：

　　“我无法把我的过也赠予您，以便更久远地为您效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尽的痛苦，因为未来是短促的：我太老了……我相信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毁坏我们的友谊，尽管我此言甚狂，因为我远不如您……我可以忘记我赖以生存的食粮，但却不会忘记您的名字，是的，我宁可忘记只是毫无乐趣地支撑着我的肉体的食粮，也不能忘记支撑着我的肉体与心灵的您的名字，它给了我那么多的温馨甜美，以致我只要想到您，我就永远不会感到痛苦，不会害怕死亡——我的灵魂掌握在我把它交付于他的那个人的手里了……如果我不得不停止想念他的活，我就会立刻死去。”

　　他赠予卡瓦列里一些精美的礼物：

　　“是一些惊人的素描，以红黑铅笔画的一些绝妙头像，那是他为了教他学习素描特意画的。然后，他还为他画了一幅《被宙斯翅膀举上天空的甘尼米》、一幅《鹰叼其心的提提厄斯》和一幅《法埃东乘太阳战车与酒神节的孩子们一起跌入波河》：全都是最精美、最上乘之作。”

　　他还给他寄过一些十四行诗，有时妙笔生花，但经常却是阴暗的，其中有一些很快便在文学圈子中流传，并为全意大利家喻户晓。有人说下面这一首是“十六世纪意大利最美的抒情诗”：

　　“带着您的慧眼，我看到一缕温柔之光，那是我的盲眼所不再能看到的。您的双脚帮我承受了一个重负，那是我那瘫痪的脚所无法再承受的。因您的精神，我感到自己已飞升上天。我的意志全都包含在您的意志之中。我的思想在您的心中形成，而我的话语在您的喘息中露出。孤独时，我如同月亮，只有在太阳照亮它时，人们才能在天空中看见。”

　　另一首则更加著名，是赞颂完美友情的从未出现过的最美的赞歌之一：

　　“如果两个情人中存在着一种贞洁之爱、一种崇高的怜悯、一种同等的命运，如果残酷的命运打击了双方，如果唯一的一种精神、唯一的一种意志主宰着两颗心，如果两个躯体上的一颗灵魂成为永恒，用同一副羽翼把他俩带往天空，如果爱神的金箭一箭穿透并焚烧俩人的五脏六腑，如果一个爱着另一个，而且彼此均不自顾自，如果二人都把他们的欢乐用以渴求二人同样的结局，如果成千上万的爱情不及联系着他俩的爱与信仰的爱的百分之一，那么一个怨恨的举动是否会割裂这样一条纽带？”

　　这种自我遗忘，这种把自我全部融于心上人之中的炽热馈赠，并不是总具有那种宁静清明的。忧伤重又占了上风；而被爱控制的灵魂在边呻吟边挣扎。

　　“我哭泣，我燃烧，我消耗自己，我的心中充满了苦痛……”

　　他在另一首诗中对卡瓦列里说：“你呀，你把我对生的欢快夺走了。”

　　对于这些过于热情的诗，“被爱着的温柔之神”卡瓦列里报之以友爱和平静的冷淡。这种夸张的友谊让他心中隐隐感到不快。米开朗琪罗对此表示歉意说：

　　“我亲爱的神，请勿因我的爱而恼怒，那只是奉献给你身上的优秀品德的，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应该恋上另一个人的精神。我所企盼的是，我在你那俊美的面孔上所学到的，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谁想明白它，先得死。”

　　当然，这种对美的激情只有诚实，别无其他。但是，这份炽热而惶惑、而且不管怎么说都是纯洁的爱之谜，毕竟还是令人不安，并让人头晕目眩的。

　　幸好，有一位女子的平静的爱接替了这些病态的友情——为否认其生命的虚无和建立他渴求的爱而做的绝望的努力。这个女子善解这个老孩童、这个孤苦伶仃地失落于世的人，她给他那颗死灰般的心灵注入一点平和、信心、理智，去接受生与死的悲苦。

　　1533年到1534年，米开朗琪罗对卡瓦列里的爱达到了顶峰。1535年，他开始结识维多莉娅·科洛娜。

　　维多莉娅·科洛娜生于1492年。其父是法布里齐奥·科隆纳，帕利阿诺的富人，塔利亚科佐的亲王。其母名叫阿涅丝·德·蒙泰费尔特罗，是乌尔班亲王费德里戈的女儿。她家系意大利的一个名门望族，是深受文艺复兴光辉思想影响的家族之一。17岁时，她嫁给了佩斯卡拉侯爵、大将军费朗特·弗朗切斯柯·德·阿瓦洛，即帕维尔的征服者。她很爱他，但他却一点儿也不爱她。她不漂亮。人们在那些纪念章上所看到的她的头像，是一张男性化的、有个性的、有点严厉的脸：高额头，长而直的鼻子，上唇短而苦涩，下唇微微前伸，嘴巴紧闭，下巴突出。认识她并为她作传的菲洛尼科·阿利卡纳塞奥尽管措辞委婉，但仍流露出她相貌之丑：“当她嫁给佩斯卡拉侯爵时，她努力地在提高思想天赋，因为貌不惊人，她便钻研文学，以获取这种不像容貌那样会消失的永不会磨灭的美。”——她对智力一往情深。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她写道：“粗俗的感官无力造就一种能产生高贵心灵纯洁之爱的和谐，它们绝对激发不起欢乐与痛苦……闪亮的火焰把我的心升华到那么高，致使一些卑劣的思想会使它恼怒。”——她生就不具有能够使得英俊纵欲的佩斯卡拉爱她的地方。但是，爱的怪诞却使得她天生就是爱他并为之而痛苦的。

　　她确实因丈夫的不忠而非常痛苦，佩斯卡拉连在家里都欺骗她，闹得整个那不勒斯满城风雨。可是，当他1525年去世时，她仍旧痛苦不堪。她躲进宗教里，埋首诗歌中。她遁入空门，先是在罗马，然后在那不勒斯，起先她并未完全与世隔绝：她寻求孤独只是为了沉浸在她对爱的回忆之中，只是为了以诗词歌赋来歌颂爱情。她同意大利的所有大作家都有交往，如萨多莱特、贝姆博、卡斯蒂廖内，而且卡斯蒂廖内还把他的《侍臣论》手稿托付给她，还有在其《疯狂的奥兰多》中称颂她的阿里奥斯托，以及保罗·佐夫、贝尔纳多·塔索、罗多维柯·多尔斯等。自1530年起，她的十四行诗便在整个意大利广为流传，并为她在当时的女人中赢得了唯一的殊荣。退隐伊斯基亚岛之后，她仍在平静的大海里的美丽海岛的孤寂中，歌唱她那蜕变了的爱情，乐此不疲。

　　但是，自1534年起，她完全被宗教攫住了。天主教的改革思想，当时为避免分裂而倾向于复兴宗教的自由的宗教精神，完全地占有了她。我们不知道她在那不勒斯是否结识了胡安·德·瓦尔德斯，但是，她无疑是深受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奥基诺的宣道的影响。她是彼特罗·卡尔内塞基、基贝尔蒂、萨多莱特、高贵的雷吉纳尔德·波莱和改革派主教中最伟大的卡斯帕雷·孔塔里尼红衣主教的朋友。红衣主教孔塔里尼曾经徒劳无益地竭力要促成与新教徒们的团结统一，并敢于写出如下的有力词句：

　　“基督的律令是自由的律令……但凡以一个其本质倾向于恶而且受到种种情欲的驱使的人的意志为准绳的政府，是不能称之为政府的。不！任何主宰都是一种理智的主宰。他的目的旨在通过正确道路指引所有服从于他的人到达他们正确的目的地：幸福。教皇的权威也是一种理智的权威。一个教皇应该知道他的权威是施于一些自由人的。他不得随心所欲地或指挥或禁止或豁免，而只能依据理智的规则、神的训诫和爱（爱是一条把一切引向上帝引向共同的善的规则）的教导去行事。”

　　维多莉娅是意大利最纯洁的意识汇聚的这个理想主义小组中最激越的人中的一个。她同勒内·德·费拉雷，同玛格丽特·德·纳瓦尔保持通信往来；后来变成新教徒的彼尔·保罗·韦尔杰廖称她为“真理之光中的一道”。——但是，当冷酷无情的卡拉法领导的反改革运动兴起时，她陷入一种可怕的怀疑之中。她同米开朗琪罗一样，是一颗激烈但脆弱的灵魂：她需要信仰，她无力抵御宗教的权威。“她只剩下皮包骨了，但仍在守斋，苦修。”她的朋友波莱红衣主教强迫她屈从，强迫她否定自己的聪颖智力。舍身向神，从而使她平静下来。她带着一种牺牲的陶醉这么做了……假如她只是牺牲了自己就好了！她连带着牺牲了自己的朋友们。她连累了奥基诺，她把他的作品交给了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她这颗伟大的灵魂，像米开朗琪罗一样，被恐惧粉碎了。她把自己的愧悔沉没于一种绝望的神秘主义之中：

　　“您看到了我们处于的那无知的混沌，看到了我前往的那错误的迷宫，看到了那永远在运动着以寻求休憩的躯体，看到了为了找到平和而一直骚动不安的心灵。神愿意让我成为一个无用的人！让我知晓一切均在基督身上。”（1543年12月22日维多莉娅·科洛娜写给莫洛内红衣主教的信）

　　她召唤死神，作为一种解脱，——1547年2月25日，她离开了人世。

　　在她深受瓦尔德斯和奥基诺的自由神秘主义的影响时期，她认识了米开朗琪罗。这个悲伤的、烦恼的女人，始终需要一位向导作为依靠，但同时她又需要有一个比她更脆弱更不幸的人，以便把她心中充满着的全部母爱施于此人身上。她竭力地向米开朗琪罗掩藏自己的烦乱惶恐。她表面上平静，矜持，有点冷漠，她把自己向别人求得的平和传递给了米开朗琪罗。他俩的友谊始于1535年左右，自1538年秋天起，关系便很密切了，但却全是基于对上帝的爱。维多莉娅当时46岁，而米开朗琪罗已六十有三了。她住在罗马平奇奥山脚下的圣西尔韦斯德罗修道院。米开朗琪罗住在卡瓦洛山附近。他俩每个星期日都在卡瓦洛山的圣西尔韦斯德罗相会。阿姆布罗乔·卡泰里诺·波利蒂为他们诵读《圣保罗书信》，他俩一起讨论，葡萄牙画家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在他的四本《绘画谈话录》中为我们保存了这些情景。那是他俩那严肃而温馨的友谊的真实写照。

　　弗朗索瓦·德·奥朗德第一次去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时，碰上佩斯卡拉侯爵夫人正在同几个朋友一起听诵读圣书。米开朗琪罗当时并不在那儿。当圣书诵读完了时，可爱的侯爵夫人微笑着对这位外国画家说：“弗朗索瓦·德·奥朗德想必原本更想听到米开朗琪罗的谈话，而非这个宣道的。”

　　弗朗索瓦深受伤害，抢白道：“怎么，侯爵夫人难道以为我只会画画，其他的一窍不通吗？”

　　“请勿见怪，弗朗西斯科先生，”拉塔齐奥·托洛梅伊说，“侯爵夫人的意思恰恰是说一位画家是样样精通的。我们意大利人是非常敬重绘画的！而她说话也许是想增加您所听到的米开朗琪罗的谈话的乐趣。”弗朗索瓦连声道歉，于是，侯爵夫人便吩咐她的一名仆人：“去米开朗琪罗那里，告诉他我和拉塔齐奥先生仪式完毕之后留在这个小教堂里，这里凉爽宜人；如果他愿意浪费点时间前来，我们将非常欣慰……不过，”她知道米开朗琪罗脾气倔强便又补充说道，“别告诉他葡萄牙人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在这儿。”

　　在等待传话人回来期间，他们在聊用什么法子能让米开朗琪罗谈论绘画，而又不让他看出他们的意图来，因为，如果被他觉察出来，他会立即避而不谈的。

　　“沉默了片刻之后，有人敲门。我们大家都担心大师不会来了，因为仆人这么快就回来了。但是，福星高照，住在附近的米开朗琪罗正在前来圣·西尔韦斯德罗的路上。他是从埃斯基利纳街往温泉方向走，一路上在同他的门生乌尔比诺大谈哲学。送信的仆人在半路上碰上他便把他领了来，此时人已到了门口，侯爵夫人赶忙起身，同他站在那儿单独聊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请他在拉塔齐奥和她之间坐下。”

　　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在他身旁坐下来；但是，米开朗琪罗根本就没有注意他的这位邻座，——这使弗朗索瓦大为不满，面带愠色地说道：“真的，不为某人看见的最佳方法就是直立于此人面前。”

　　米开朗琪罗闻言一惊，看了看他，立即十分谦恭地表示歉意：“真对不起，弗朗西斯科先生，我没有看见您，因为我眼睛只盯着侯爵夫人了。”

　　此时，维多莉娅稍停片刻，用一种我们不敢恭维的巧妙方法开始同他委婉谨慎地东拉西扯，就是不触及绘画。仿佛像是某人在艰难而巧妙地包围一座坚固的城池；而米开朗琪罗则像是一个警惕的、多疑的被围困者，这儿设岗，那儿拉起吊桥，别处埋设地雷，并严密地守卫着各处城门和墙垣。但是，最终侯爵夫人得胜了。说实在的，没有谁能够防得住她的。

　　“喏，”她说，“必须承认，当你用自己的武器，也就是说用计谋，攻击米开朗琪罗的时候，你总是被他击败的。拉塔齐奥先生，我们必须同他谈诉讼案，谈教皇的敕令，然后么……再谈绘画，如果我们想弄得他哑口无言，自己掌握主动权的话。”

　　这种巧妙的转弯抹角把谈话引到艺术上来了。维多莉亚同米开朗琪罗商谈她计划修建的一座宗教建筑，米开朗琪罗立即主动提出要去实地察看，以便绘制一张草图。

　　“我本不敢要求您帮这么大的忙的，”侯爵夫人回答说，“尽管我知道在所有的事情上您都遵从抑强扶弱的主的教导……因此，认识您的人敬重米开朗琪罗本身胜过其作品，而不像那些不认识您本人的人，只尊崇您自己的最弱的部分——出自您手的那些作品。我还要赞扬您常常躲在一边，避开我们的无聊谈话，而且不为所有那些跑来求您的王公显贵们作画，而是几乎把您的整个一生奉献给了唯一的一件伟大的作品。”

　　米开朗琪罗对这番恭维谦逊地颔首致谢，并表达了自己对于闲聊的人与无所事事的人——王公显贵与教皇——的厌恶，他们我行我素，强迫一个艺术家去陪着他们神侃胡吹，却不知这个艺术家已来日无多，都难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接着，谈话转入艺术的那些最崇高的题材，侯爵夫人认真严肃地讨论着。一件艺术作品对于她来说，如同对于米开朗琪罗一样，是一个信德的行为。

　　“好的绘画，”米开朗琪罗说道，“靠近上帝，并与上帝结合在一起……它只是上帝之完美的一个复制品，是它的笔的影子，是它的音乐，它的旋律……因此，画家光伟大和灵巧还是不够的。我倒是认为他的生命应尽可能地是纯洁和神圣的，以便圣灵能指导他的思想……”

　　他们在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的氛围中，在一片庄严肃穆之中，就这么神圣地交谈着，时光慢慢地流逝了。有时候，朋友们更喜欢到花园中继续交谈，如同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向我们描述的那样，“在泉水旁，在桂树的树阴下，坐在靠着长满藤蔓的一堵墙的石凳上”，他们从那儿俯临着在他们脚下延伸的罗马城。

　　这些美好的交谈可惜并未持续下去。佩斯卡拉侯爵夫人所经受的宗教危机使得谈话突然中止。1541年，她离开了罗马，前往奥尔维耶托，后又去维泰尔贝的一座修道院修心养性。

　　“但她常常离开维泰尔贝前来罗马，专程看望米开朗琪罗。他迷恋她那神圣的精神，而她也投桃报李。她收到并保留了他的许多信，封封都充满着一种圣洁而温柔的爱，正像这颗高贵的心灵所能写的那样。”“根据她的意愿，”孔迪维继续写道，“他绘制了一张裸体的基督像。画上的基督离开了十字架，要是没有两位天使各挽住他的一只胳膊，他就会像一具瘫软的尸体似的落在圣母的面前。圣母坐在十字架下，满面泪痕，痛苦不堪，她张开双臂，举向苍天。——米开朗琪罗出于对维多莉娅的爱，还画了一张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像，但那耶稣基督不是死了，而是活着，他的脸转向父亲，喊道：‘哎呀！哎呀！’那躯体不是瘫软的，它在临终前的最后的痛苦中扭曲着，抽搐着。”

　　也许现藏于卢浮宫和不列颠大英博物馆中的那两张伟大的《复活》画像也是受了维多莉娅的启迪。——在卢浮宫的那张画上，大力神似的基督愤怒地推开墓穴的石板，他还有一只腿在墓穴中，但却高昂着头，举着双臂，在一阵激越之中，冲向天穹，使人想起卢浮宫中的多幅《囚徒》中的一幅来。回到上帝跟前去！离开这个尘世。离开这些他看都不看的、匍匐在他面前的惊愕的、吓坏了的人！挣脱了这人生丑恶，终于挣脱了！——不列颠大英博物馆的那一张宁静得多。那基督已走出了坟墓：他在飞翔，强壮的身躯在轻抚着他的空气中飘荡着；双臂环抱着，头往后仰，闭目养神，宛如一缕阳光升到光明之中去。

　　就这样，维多莉娅为米开朗琪罗的艺术重新打开了信仰的世界。不仅如此，还激活了他那曾被卡瓦列里唤醒的诗的才华。她不仅在他隐隐绰绰感觉到的启示方面照亮了他，而且还如索德所指出的那样，她为他在诗中歌颂这些启示作出了榜样。维多莉娅的《灵智的十四行诗》正是在他们友谊的初期产生的。她一边写一边把该诗逐首地寄给他的好友米开朗琪罗。

　　米开朗琪罗从中汲取了一种抚慰人的温馨、一种新的生命。他唱和给她的一首漂亮的十四行诗表达出了他的真情感激：

　　“幸福的精灵，以炽热的爱，为我那颗垂危的心保留了生命，而你在钱财与欢乐中，有那么多高贵的人你看不上，唯独选中了我，——正如你从前出现在我眼前一样，如今你显现在我的心灵中。以安慰我……因此，我得到了你的恩泽，它在我焦虑时安抚了我，我要写诗向你致谢。如果我认为以一些可怜的画来偿还你对我的亲切关怀，那简直是狂妄自大，奇耻大辱。”

　　1544年夏，维多莉娅回到罗马，住进圣安娜修道院，直到她去世。米开朗琪罗常去看她。她温情地思念着他，她尽力地在让他的生活有趣点，舒适点，偷偷地送他点小礼物。但是，这个倔老头“不愿接受任何人的礼物”。即使他最爱的人的礼物也不接受，所以他不肯给予她这种乐趣。

　　她死了。他看着她死的，并说了这一句让人动容的话，足见他俩之间的爱有着一种多么矜持的圣洁：

　　“每每想到看着她死而竟然没有像吻她的手那样吻一下她的额头和面孔，我真是后悔莫及。”（据孔迪维记述）

　　“她的死，”孔迪维说，“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痴呆麻木着：他仿佛失去了知觉。”

　　“她把我视作一件奇珍异宝，”稍后他悲伤地说，“我也一样。死神夺走了我的一位好友。”

　　他为悼念她作了两首十四行诗。一首浸满柏拉图精神，是一种粗犷的矫揉造作，一种狂乱的理想主义，宛如一个电闪雷鸣之夜。米开朗琪罗把维多莉娅比作雕塑神的锤子，从物质上砍出崇高的思想火花来：

　　“如果我的粗糙的锤子把坚硬的岩石忽而凿出一个形象，忽而凿出另一个形象的话，那是因为它从握着它、引导它、指挥它的那只手那儿接受了动作。它被一种外在的力驱动着来回动着。但雕塑神的锤子举起来，以自己唯一的力在天国创造自己的美和其他人的美。没有任何一把锤子能够不用锤子而自行创造的；只有它在使其他一切富有生气，因为锤子举得越高，砸下去的力量就越大，而这把锤子举在我头顶，高举在天穹上。所以，倘若神的铸铁场现在能帮帮我，它就能将我的作品臻于完善。迄今为止，在尘世间，那是唯一的一把锤子。”

　　另一首则更温柔，宣布爱战胜了死亡：

　　“当那个把我从哀叹中拯救出来的女子在我面前悄然离世，悄然离开了她自己的时候，曾经认为我们能与她相提并论的大自然落入羞愧之中，而所有见到此情此景的人为之恸哭。——但是，死神今天且莫吹嘘自己熄灭了众太阳中的那个太阳，犹如它曾熄灭了其他的太阳那样！因为爱神胜利了，使她在天上人间，在圣人中间复活了。可恶的死以为把她的回声窒息了，把她的灵魂之美黯淡了。但她的诗词恰恰相反：它们给予她更多的生命，甚过其生前，使她更加光彩照人，而死后，她征服了她未曾征服的天国。”

　　正是在这段严肃而宁静的友谊期间，米开朗琪罗完成了他的绘画与雕刻的最后的杰作：《最后的审判》、波利内教堂的壁画和——终于完成了——尤利乌斯二世陵寝。

　　1534年，在米开朗琪罗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罗马安家时，因为克雷蒙七世已死，他已从所有其他的工作中摆脱了出来，他就想安安静静地搞完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然后，良心上已卸掉了压了他一辈子的重负，可以了却此生了。但是，刚一到罗马，他又让一些新主人的锁链给套住了。

　　“保罗三世召唤他去为他效劳……米开朗琪罗拒绝了，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与乌尔班公爵签约在先，必须先完成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于是，教皇勃然大怒，说道：‘三十年来，我一直有此愿望，而我现在已是教皇，难道还不能满足这一夙愿吗？我将撕毁你签的那份合同，我要你无论如何也得为我效劳。’”（据瓦萨里记述）

　　米开朗琪罗正准备逃走。

　　“他想躲到热那亚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去，住持阿莱里亚主教是他的朋友，也是尤利乌斯二世的朋友：那里紧挨卡拉雷，他本可以在那里安安稳稳地完成自己的佳作。他也想过要隐居到乌尔班去，那儿环境安静，他希望那儿的人因缅怀尤利乌斯二世而善待他。他已经派了一个人去打前站，替他买一幢房子。”（据孔迪维记述）

　　但是，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他又像往常那样没了勇气，他担心自己这么干的后果，他始终怀着那种幻想，——他可以通过某种妥协脱身，——但那永远是个破灭的幻想。他又被套牢了，继续拖着那沉重的负担，直至结束。

　　1535年9月1日，保罗三世下了一道敕令，委任他为圣保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雕刻师和绘画师。早在4月份，米开朗琪罗就接受了《最后的审判》的工作。自1536年4月起到1541年11月，即维多莉娅在罗马逗留期间，他全身地扑在这一创作上。在完成这项巨大的任务的过程中，——想必是在1539年，——米开朗琪罗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腿部受了重伤。“他既痛苦又愤怒，不愿意让医生诊治。”（据瓦萨里记述）他讨厌医生，当他得知他家人中有一位竟贸然地延医求治时，他在他的信中表达了一种挺可笑的不安。

　　“幸好，在他摔下来之后，他的朋友、佛罗伦萨的巴乔·隆蒂尼是一位非常有头脑的医生，而且与他关系很好，因可怜他，有一天便前去他家。敲门时，无人应声，他便径直上楼，挨着房间寻找，一直找到米开朗琪罗正躺在床上的那间房间。米开朗琪罗看见他时，很不高兴。但巴乔却并不想走，直到替他诊治了之后才离去。”（据瓦萨里记述）

　　“如从前尤利乌斯二世那样，保罗三世常来看米开朗琪罗作画，还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来时都由其礼仪长比阿奇奥·德·切塞纳陪同。有一天，教皇问切塞纳对作品的看法”，瓦萨里记述说，“切塞纳是个非常迂腐的人。他声称在这么庄严的地方画那么多的不成体统的裸体画是有伤大雅的。他还补充说道，这种画只配装饰浴室休息厅或旅店。米开朗琪罗心里憋着一肚子气，等切塞纳离开之后，凭着记忆把他画进画里，把他画成判官米诺斯的样子，呆在地狱里，双腿被一条大蛇缠住，置身于一群鬼怪中间。切塞纳便去教皇面前抱怨。保罗三世打趣地说：‘要是米开朗琪罗把你放在炼狱里的话，我还能想点办法把你救出来，但他把你放在了地狱里，在那里我可无能为力：进了地狱，就没有任何赎罪的办法了。’”

　　切塞纳并非唯一一个认为米开朗琪罗的画有伤大雅的人。意大利正在装假正经；而且，当时离韦罗内塞因其《西门家的基督的最后晚餐》之有伤风雅而被送上宗教裁判所的时间不远了。看到《最后的审判》时，大叫有伤大雅的不乏其人。叫喊得最厉害的是拉莱廷。这个淫秽大师竭力在给贞洁的米开朗琪罗一些廉耻教育。他给米开朗琪罗写了一封无耻的伪善的信。他指斥他在表现“一些连妓院都要脸红的东西”，而且他还向刚成立的宗教裁判所揭发米开朗琪罗不虔诚。他说，“如此这般地亵渎他人的信仰比自己不信教更加有罪”。他恳请教皇把壁画毁掉。他在指控米开朗琪罗是路德派的同时，还卑鄙地影射他道德败坏，而且，为了置他于死地，还指控他偷了尤利乌斯二世的钱。这封卑鄙无耻的信把米开朗琪罗心灵中最深刻的东西——他的虔诚、他的友谊、他的荣誉感——玷辱殆尽。对于这样的一封信，米开朗琪罗读的时候不禁报之以轻蔑的一笑，并且伤心地哭了，但他并未给以回击。无疑他想到了自己在提到某些敌人时以不屑一顾的神情说的：“他们不值得回击，因为战胜他们毫无意义。”而且，当阿莱廷和切塞纳对他的《最后的审判》的看法占上风时，他也并未有任何的反应，未做任何事情去加以阻止。当他的作品被当做“路德派的垃圾”时，他也什么都没说。当保罗四世要把壁画弄掉时，他也一声不吭。当达尼埃尔·德·沃尔泰尔根据教皇的命令给他的英雄们“穿上短裤”①时，他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当人家问他的意见时，他毫不动气地带着讥讽与怜惜的口吻回答说：“请禀告教皇，这是小事一桩，很容易整顿的。但愿教皇也把世界给整顿一下：整顿一幅画是费不了多大的事的。”——他很清楚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热烈的信念之中，在与维多莉娅·科洛娜的宗教谈论之中，在这颗洁白无瑕的灵魂的庇护之下，完成这件作品的。若是捍卫自己的英雄思想所寄托的贞洁的裸体人物，以抗御伪君子们和卑劣灵魂的肮脏猜测和影射，他会感到羞惭的。

　　当西斯廷的壁画完成时，米开朗琪罗终于认为自己已有权弄完尤利乌斯二世陵寝了。但贪得无厌的教皇要求这位七十高龄的老人绘制波利内教堂的壁画。他差点儿就要从用于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的雕像弄走几尊，用到他自己的小教堂的装饰上去了。米开朗琪罗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人家同意他同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签了第五份也是最后一份合约。根据这个合约，他正在交付已完成的雕像，并雇了两名雕塑家来结束陵寝的工作：这样一来，他便永远摆脱了他的任何其他责任了。他的苦难尚未结束。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一味儿地逼他还清他们声称以前支付给他的钱。教皇让人告诉他别去想这件事，专心一意地搞他的波利内教堂的壁画好了。米开朗琪罗则回答说：

　　“但是，我们是用脑子而不是用手去画的，不考虑自己的问题的人是丢人的，因此只要我心里有事，我就什么好的东西都搞不出来……我整个一生都曾与这个陵寝拴在了一起；我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去在利奥十世和克雷蒙七世面前为自己辩白；我被自己那太认真的良心给毁了。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我看见不少人每年能弄到两三千埃居；可我呢，我玩命地努力在干，最终还是受穷。而且，还被人当做窃贼！……在人们面前（我不说是在神的面前），我自认为是个诚实的人；我没有骗过任何人……我不是个窃贼，我是佛罗伦萨的一个有产者，出身高贵，是一位体面人的儿子……当我不得不同这帮混蛋抗争的时候，我最终变成了疯子！……”

　　为了赔偿他的对手们，他亲手完成了《积极的生命》与《凝思的生命》，尽管合约上并没强迫他这么做。

　　最后，尤利乌斯二世陵寝于1545年1月在温科利的圣彼得大教堂落成。原先的美好计划还剩下什么——只有《摩西》了，它以前只是个细部，现在变成了中心。一个伟大计划的讽刺画！

　　至少，终于结束了。米开朗琪罗从一生的噩梦中摆脱出来了。

　　[二]信仰

　　维多莉娅死后，米开朗琪罗本想回到佛罗伦萨，以便“让自己那把老骨头在父亲身边歇息”，但是，在毕生都为几位教皇效劳之后，他想把自己的风烛残年奉献给上帝。也许他这是受了他的那位女友的怂恿，也许他是想了却自己最后的意愿中的一个。1547年1月1日，维多莉娅·科洛娜死后的一个月，米开朗琪罗确实被保罗三世的一纸敕令委任为圣彼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受命全权修造这座建筑物。他并不是绝无难色地接受下来的；而且也不是因为教皇的一再坚持他才决定把他还从未承担过的最重的重担压在自己那七十高龄老人的肩上的，而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一个义务，一项神的使命：

　　“许多人认为——而且我也认为——我是被上帝安置在这个岗位上的，”他写道，“不管我有多老，我也不愿放弃它，因为我是由于怀着对上帝的爱服务了一辈子的，而现在把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为了这项神圣的使命，他没有接受任何报酬。

　　在这件事情上，他又与不少的敌人交过手，如瓦萨里所说的“桑迦罗派”，以及所有的管理人员、供货商、工程承包商等，他揭发了他们的营私舞弊，但桑迦罗对此却始终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瓦萨里说：“米开朗琪罗把圣彼罗从窃贼与强盗的手中解救了出来。”

　　敌人们联手反对他。为首的是厚颜无耻的建筑师巴乔·比奇奥；瓦萨里指斥他偷了米开朗琪罗，并伺机取他而代之。有人散布谣言，说米开朗琪罗对建筑一窍不通，完全是在浪费钱财，一个劲儿地在毁坏前人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行政委员会也在反对米开朗琪罗，于1551年搞了一次以教皇主持的慎重调查；监工们与工人们都跑来指证米开朗琪罗，他们受到萨尔维亚蒂和切尔维尼两位红衣主教的支持。米开朗琪罗几乎不愿申辩：他拒绝一切辩论。他对切尔维尼红衣主教说：“我不必非要把我应该做或想要做的事告诉您或任何其他的人。您的任务是监督支出。剩下的事只与我个人相关。”他一向十分骄傲，难以对付。从不肯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对他的那些总是在抱怨他的工人，他回答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抹灰，凿石，锯木，你们就做你们的事，执行我的命令好了。至于想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你们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因为这有损于我的尊严。”

　　多亏了历任教皇的恩宠，他才压住了被他那一套激起的仇恨，否则他一刻也别想得到安宁，因此，当尤利乌斯三世去世，而切尔维尼成为教皇时，米开朗琪罗就准备离开罗马了。但马尔赛鲁斯二世登上教皇宝座不久便与世长辞，由保罗四世继承了他。米开朗琪罗重新获得教皇的庇护，继续在奋斗着。如果放弃这个创作，他会认为是有失颜面的事，而且他也担心自己无法超生。

　　对这项任务，“我是违心地承担下来的，”他说，“八年来，我在各种各样的烦恼与疲惫之中徒劳地在消耗自己。现在，工程进展得很顺利，都可以造圆顶了，如果我此刻离开罗马，那这一杰作将功亏一篑，对我来说，那将是莫大的耻辱，而且，对我的灵魂来说，也将是一个很大的罪孽。”（致其侄儿利奥那多的信，1555年5月11日）

　　他的敌人们根本就没有放下武器；斗争一时间带有一种悲剧的色彩。1563年，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工程中，米开朗琪罗最忠实的助手比尔·吕伊吉·加埃塔被诬告盗窃，被投进监狱；而工程总管切萨尔·德·卡斯泰尔迪朗特被人刺杀。米开朗琪罗为了报复，便任命加埃塔接替切萨尔。可行政委员会赶走了加埃塔，任命了米开朗琪罗的敌人南尼·迪·巴乔·比奇奥。米开朗琪罗勃然大怒，不再去圣彼得了。于是，流言四起，说他被解职了；而行政委员会又让南尼替代他，南尼立即以主宰自居了。他打算干脆让这个病重垂危的88岁的老人感到厌烦丧气。但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对手。米开朗琪罗立即前去晋见教皇；他威胁说，如果不还他以公道的话，他就离开罗马。他要求重新调查，证明南尼无能外加撒谎，把他赶走。这是1563年9月，他去世前的四个月的事情。——因此，可以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不得不同忌妒与仇恨进行斗争。

　　我们也不必为他鸣不平。他善于自卫；而且，在他行将就木之时，他也能独自——如他以前对他弟弟乔凡·西莫内说的——“把这帮畜生打得落花流水”。

　　除了圣彼得的那件大作之外，其他的一些建筑工程也占满了他的晚年时光，譬如朱庇特神殿、圣玛丽亚·德利·安吉利教堂、佛罗伦萨圣洛朗教堂的楼梯，皮亚门，特别是像其他计划一样流产了的大计划之一——圣乔凡尼教堂。

　　佛罗伦萨人曾要求他在罗马建一座他们的教堂；科斯梅公爵还就此亲笔写了一封恭维他的信给他；米开朗琪罗因对佛罗伦萨的爱而怀着一种年轻人的激情去搞这一建筑。他对自己的同胞们说：“如果你们按我的图纸施工的话，那么无论罗马人还是希腊人也都永远无法超过的。”据瓦萨里说，这种话他以前或以后都从来不说的，因为他极为谦虚。佛罗伦萨人接受了他的图纸，没有作任何的改动。米开朗琪罗的一个朋友，蒂贝廖·卡尔卡尼在他的指导之下，做了教学的一个木质模型。瓦萨里说：“这是一件极其罕见的艺术品，无论在美的方面，富丽堂皇和风格各异方面，人们都从未见过一座同样的教堂。建设开工了，花费了五千埃居。后来，资金短缺，只好停工，米开朗琪罗简直痛不欲生。”该教堂最终也未能建成，连那木质模型也不知哪儿去了。

　　这便是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一次艺术上的失望。他怎么还会在临死之前抱有幻想，以为刚开始的圣彼得大教堂将会建成，他的佳作中会有一件彪炳青史呢？即使他本人，如果是自由的话，他也许都会把它们毁掉的。他的最后一件雕塑——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基督下十字架》——的故事就表明了他对艺术已经到了多么不关心的程度了。如果说他仍继续在雕塑的话，那已不再是出于对艺术的信仰，而是由于对基督的信仰，而且因为“他的精神与他的力量已无法阻止他去创作”。但是，当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时，他就把它给毁掉。“如果不是他的仆人安东尼奥哀求他把它赏赐给他的话，他本会把它彻底毁掉的。”这便是米开朗琪罗接近死神时对其作品所表现出的冷漠感情。

　　自从维多莉娅死了之后，再没有任何伟大的爱照亮他的人生了。爱已远去：

　　“爱情的火焰没有在他的心中存留，最糟的病痛（衰老）始终在驱走最轻微的病痛：我已折断了灵魂的翅膀。”（《诗集》81）

　　他失去自己的兄弟们和最要好的朋友们，卢伊吉·德·里乔于1546年去世，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死于1547年，他的弟弟乔凡·西莫内死于1548年。他同他最小的兄弟吉斯蒙多一向没有多少来往，后者也于1555年去世了。他把他对家庭的粗暴的爱转移到他的已成孤儿的侄儿侄女们的身上，转移到他最喜欢的弟弟博纳罗托的孩子们身上。他们是一男一女，侄女名切卡（弗朗西斯卡），侄儿叫利奥那多。米开朗琪罗把切卡送进一座修道院，替她支付食宿费用，还常去看她；当她出嫁时，他把自己的财产分了一份给她做嫁妆。——他亲自负责利奥那多的教育，其父死时，他才九岁。一封封语重心长的信往往让人回想起贝多芬同其侄儿的通信来，表现出的是一种竭尽父责的严肃。但并不是说他就不常发脾气了。利奥那多常惹他伯父发火；米开朗琪罗也常常耐不住性子。侄儿那歪七扭八的字就够让米开朗琪罗气坏了的。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尊敬：

　　“每次收到你的信，还没有看，我就非常的生气。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学习写字的！毫不用心！……我相信你就是给世界上一头大蠢驴写信，也会多用点心的……我把你上一封信扔进火炉里了，因为我没法读下去，所以我也没法回你的信。我已经跟你说过，而且不厌其烦地一再地说，我每次收到你的信，还没看就先来气。你干脆别再给我写信算了。如果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你就找个会写字的人代笔吧，因为我的脑子里还有别的事要考虑，没工夫去辨认你那胡涂乱画的字。”

　　生性多疑，再加上兄弟们令他失望，更加使他的疑心病加重，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个侄儿的谦卑恭顺的爱已不抱多大的幻想了：他觉得侄儿的那份情感是冲着他的钱来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他的继承人。米开朗琪罗也毫不客气地向侄儿挑明了这一点。有一次，米开朗琪罗旧病复发，生命垂危，他得知利奥那多跑来罗马，并做了一些有失检点的事情；米开朗琪罗怒不可遏地冲他喊道：

　　“利奥那多！我病倒了，你却跑到乔凡·弗朗切斯科先生家去探听我都留下了点什么。你在佛罗伦萨，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你不能跟你的亲人撒谎，也别学你父亲的样儿，他竟然把我从佛罗伦萨自己的家中赶走！要知道，我已立了一个遗嘱，上面没有你的份儿。所以，去同上帝在一起吧，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也永远别再给我写信了！”

　　他的这种愤怒并未太触动利奥那多，因为往往随后便是一封封慈爱的信和礼物。一年之后，受了三千埃居馈赠的许诺的诱惑，他又跑来罗马。米开朗琪罗见他对金钱如此情急，非常伤心，又写信给他：

　　“你这么心急火燎地跑来罗马，我不知道如果我一贫如洗，为吃喝发愁时，你是否也会这么快地跑来看我！……你说这是出于对我的爱才跑来的。——是的！这是蛀虫之爱！如果你真爱我的话，你就会给我写信说：‘米开朗琪罗，您留着那三千埃居，自己花吧，因为您已经给了我们太多了，已足够了，您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比财富更加宝贵……’——可是，40年来，你们吃我的用我的，但我却从未从你们那儿听到过一句好听的话……”

　　利奥那多的婚姻大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让伯父及其侄儿操了六年的心。利奥那多很温顺，为了遗产而哄着伯父；他听从伯父的一切安排，让他帮他挑选、商谈或拒绝，他自己则似乎毫不介意。而米开朗琪罗反倒十分积极，好像是他自己要娶亲似的。他视婚姻为一件严肃的事，其中的爱情不爱情的倒是无所谓。而且，穷富也不太计较：重要的是人品好，身体健康。他提出一些生硬的看法，毫无诗情画意，极端而肯定：

　　“这是终身大事：你要记住，丈夫和妻子之间一定得相差十岁；你要当心，你所选择的那个女子不仅人品要好，而且要身体健康……别人跟我提了好几个：有的我觉得不错，有的则觉得不行。如果你相中了哪一个，你就写信告诉我，我将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你选择哪一个是你的自由，只要她是良家女子，有教养，而且不在她有多少嫁妆，没有反倒更好，——那样，日子反而过得安生……有位佛罗伦萨人跟我说，有人跟你提起吉诺里家的一位姑娘，说你也中意。我倒是不太满意，因为她父亲看中的是你的钱，要是他能替他女儿置办得起嫁妆，他才不会把女儿许给你哩。我希望想把女儿许给你的人是看中你的人而不是你的钱……你唯一必须考虑的是对方的灵魂与肉体是否健康，是否出身良家，是否人品端庄，还得知道其父母是何许人也，因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要费点神思去找一个受穷时不以洗洗涮涮、料理家务为耻的女子……至于相貌，因为你也不是佛罗伦萨最英俊的年轻男子，所以也别太认真了，只要她不是残废或丑八怪就可以了……”多方寻求之后，似乎终于找到了那稀罕尤物。但是，到了最后时刻，却发现对方有一个让他不得不另作考虑的缺点。

　　“我获悉她视力很差：我觉得这可不是个小缺陷。因此，我什么都还没有答应。既然你也什么都没有允诺，我看，如果你的消息千真万确的话，这事就算了吧。”

　　利奥那多灰心了。他很惊讶他伯父为什么那么坚持要他结婚。

　　“没错，”米开朗琪罗答复侄儿说，我是希望你结婚，因为你结婚了，我们家的香火就不至于断了。我很清楚，即使我们的香火断了，世界也不会毁灭，但是，每一种动物都在努力地繁衍。因此，我希望你结婚生子。

　　最后，米开朗琪罗自己也觉得烦了；他开始感到非常滑稽了，怎么总是他在瞎忙乎，而他的侄儿利奥那多却好像无所谓似的。他宣布他今后不再掺和这事了：

　　“六十年来，我一直在操心你们的事；现在，我老了，我得想想自己的事情了。”

　　正在这时候，他得知他侄儿刚同卡桑德拉·丽多尔菲定了亲。他很高兴，他祝贺他，并答应给他一千五百杜卡托。利奥那多结婚了。米开朗琪罗写信去向新郎新娘祝福，并答应送卡桑德拉一条珍珠项链。他尽管很高兴，但仍提醒侄儿说，尽管他不很清楚这类事情，但他觉得利奥那多本应在把那女子领到家来之前，很明确地处理她所有有关金钱的问题，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总存在着一颗不和的种子。信末，他又写上了下面这句挖苦嘲讽的劝告话：

　　“喏！……现在，好好地生活吧，但你得好好想想，寡妇的人数总是多于鳏夫的人数的。”

　　两个月后，他寄给卡桑德拉两枚戒指，而不是他曾许诺的珍珠项链。一枚戒指上镶有钻石，另一枚上镶着红宝石。卡桑德拉为表示感谢，给他寄了八件衬衣。米开朗琪罗写信去说：

　　“衬衣很漂亮，特别是布料，我非常的喜欢。但是，你们如此破费，我却不高兴，因为我什么都不缺。代我谢谢卡桑德拉，告诉她若要什么尽管来信，我可以给她寄我在这里所有能找到的一切，无论是罗马出的还是别处生产的产品。这一次，我只寄一个小玩意儿；下一次，我尽量寄点她喜欢的东西去。不过你得告诉我她喜欢什么。”

　　不久，孩子们相继诞生了：老大叫博纳罗托，是照米开朗琪罗的意思取的；老二叫米开朗琪罗，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1556年，老伯父还邀请年轻夫妇前来罗马他的家中。他总是与他们同欢乐共悲伤，但却从不允许他的家人管他的事情，包括他的身体方面的问题。

　　除了与家人的联系而外，米开朗琪罗也有不少著名的、高贵的朋友。尽管他脾气暴躁，但要把他想象成像贝多芬似的多瑙河的一个农民，那可就错了。他是意大利的一个贵族，文化素养很高，又是名门世家。从他少年时在圣马可花园与洛朗·梅迪西在一起玩耍时起，他同意大利的最高贵的爵爷、亲王、主教以及作家、艺术家交往频繁，关系密切。他常同诗人弗朗切斯科·贝尔尼切磋；他同贝纳代托·瓦尔基有书信往来；他同卢伊吉·德·里奇奥及多纳托·贾诺蒂作诗唱和。人们在收集他的谈话录，收集他关于艺术的深刻见解，收集他关于没人像他那么透彻了解的有关但丁的看法。有一位罗马贵夫人曾经写道，当他愿意的时候，他是“一位温文尔雅、风度迷人的绅士，是欧洲几乎见不到与之相比拟的人”。在贾诺蒂和弗朗索瓦·德·奥朗德的谈话录中讲到了他的彬彬有礼和交际习惯。在他写给亲王们的某些信件中，人们甚至可以看出，要是他愿入朝为官的话，他必定会是个完美无缺的朝臣。社交场合从未拒绝过他，而是他总在与之保持距离。他只要想过一种风光的生活，那绝对是不成问题。对于意大利来说，他是其天才之化身。在他艺术生涯的末期，他已是伟大的文艺复兴的最后的幸存者，他在体现着文艺复兴，他独自一人就代表着整整一个世纪的荣光。不光是艺术家们认为他是个超凡入圣之人，就连亲王们也在他的威望面前俯首致意。弗朗索瓦一世和卡特琳娜·德·梅迪西都向他表示过敬意。科斯梅·德·梅迪西想委任他为元老院议员；当米开朗琪罗来罗马时，他平等相待，让他坐在自己身旁，与他亲切交谈。科斯梅之子，堂·弗朗切斯科·德·梅迪西，把红衣主教帽脱下拿在手里，接见了他，“对这位旷世之才表示出无限的敬意”。人们对他的天才与对“他崇高的道德”一样的表示崇敬。他的晚年所享有的荣光可与歌德或雨果的相媲美。但他是另一类人物。他既无歌德那种对获得民望的渴求，也没有雨果那份资产阶级的尊敬，——他对世事，对现存秩序的态度是自由的。他蔑视荣耀，他蔑视上流社会；如果说他为教皇效劳，“那是迫于无奈”。他还毫不掩饰，“他连教皇都觉得讨厌，他们有时在同他说话时，并派人找他时，都让他恼怒”，而且，“他还不顾他们的命令，不高兴时，就是抗旨不遵”。

　　“当一个人天生如此，而且也由于其所受教育，使他憎恶繁文缛节，蔑视虚伪时，你也没有道理不让他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如果他对你无所求，也不想跻身你的圈子，那你去干扰他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让他屈就于这些无聊的事，非要把他拉到这个社会中来呢？此人并非什么高人，他只想着自己的才华，而不愿媚俗。”

　　因此，他与社会只有着不可避免的那些联系，或者纯属知识方面的关系。他不让世人接近其隐私；而教皇、亲王、文人和艺术家们在他的生活中并不占有什么位置。即使对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他有着一种真正的好感，那他们之间也极少有持久的友情的。他爱他的朋友们，他对他们慷慨大度，但是他的坏脾气、他的傲岸、他的疑惧，使他经常把最要好的朋友变成死敌。有一天，他写了如下这封漂亮而悲伤的信：

　　“可怜的忘恩负义者天生如此，如果你在他危难之中帮助他，他就说他先前就帮助过你。如果你给他工作做，以表示你对他的关照，他就声称你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你对这工作一窍不通。他所得到的所有恩惠，他都说成是施恩者不得不这么做。而如果他受到的恩惠非常明显无法否认的话，忘恩负义者便久久地等待着，等到他受其恩的那个人犯下一个明显的错误，他就有借口说他的坏话，用不着再感激他了。——人们总是这么对待我来着；然而，没有一个艺术家有求于我而我不是真心实意地有求必应的。可后来，他们竟借口我脾气古怪，或者说我患了癫狂症，便大说我的坏话。即使我真的患了疯病，那也只是伤害了我自己呀！他们就这么对待我：好心没有好报。”

　　在他自己家里，他倒有几个比较忠实的助手，但多半是平庸无能的人。有人怀疑他是有意选些平庸之辈，好把他们当作驯服的工具，而非合作者，——不管怎么说，这倒也言之成理。但是，孔迪维说：

　　“许多人说他不愿教自己的助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他很愿意教他们。不幸的是，命中注定他所教的人不是无能之辈，就是虽有能力但却没有恒心，刚学了几个月，就不知天高地厚，俨然是个大师了。”

　　不过，毫无疑问，他要求自己的助手的第一条就是绝对的服从。他对于桀骜不驯者毫不客气，而对谦虚与忠诚的徒弟则宽大为怀。懒惰的乌尔巴诺“不愿好好干”，——而且是不无道理，因为他一干，就因笨手笨脚而把密涅瓦教堂的《基督》弄坏，难以修复。他有一次病了，受到米开朗琪罗慈父般的照料；他称米开朗琪罗“如同最好的父亲一样的亲爱的人”。——彼特罗·迪·贾诺托被他“视为儿子”。——西尔维奥·迪·乔凡尼·切帕雷洛从他那儿出去替安德烈·多里亚干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要求米开朗琪罗重新收留他。安东尼奥·米尼的感人故事是米开朗琪罗对其助手宽宏大度的明证。据瓦萨匡说，米尼“是他的徒弟中有毅力但不聪明的一个”，他爱上了佛罗伦萨一个穷寡妇的女儿。米开朗琪罗按照他父母的意思把他从佛罗伦萨调开。安东尼奥想去法国。米开朗琪罗送了他好多作品：所有的素描、所有的纸样、《丽达》以及为作此画所作的全部模型，有蜡制的也有陶制的。安东尼奥带着这些馈赠走了。但是，打击米开朗琪罗的计划的厄运更加凶猛地打击了他的那个卑微朋友的计划。安东尼奥去巴黎，想把《丽达》献给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不在巴黎；安东尼奥便把《丽达》存放在他的一位意大利朋友朱利阿诺·博纳科尔西那儿，便回到他居住的里昂去了。几个月后，他回巴黎来时，《丽达》不见了：博纳科尔西把它卖给了弗朗索瓦一世，钱他自己得了。安东尼奥气疯了，没有经济来源，又无力自卫，流落在这座异国的城市里，终于在1533年年底，忧伤而亡。

　　但在他所有的助手中，米开朗琪罗最喜欢，而且因为他的爱护而名垂青史的是弗朗切斯科·德·阿马多雷，绰号乌尔比诺。自1530年起，他便为米开朗琪罗工作，在米开朗琪罗的指导下搞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米开朗琪罗对他的前途十分关心。

　　“我死后，你怎么办？”米开朗琪罗问他。

　　“我将为另一个人工作。”乌尔比诺回答。

　　“噢，可怜虫！”米开朗琪罗说，“我想拉你一把。”

　　于是，他一下子拿出两千埃居给他：出手这么大方，只有皇帝和教皇方可比拟。

　　（据瓦萨里记述）

　　但乌尔比诺却死在了他之前。他死的第二天，米开朗琪罗写信给他侄儿说：

　　“乌尔比诺昨日下午四点去世了。他的死让我悲痛不已，心如刀绞，我要是同他一起死反倒好受一些，因为我太喜欢他了，而且他也应该得到我的爱：他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贞不贰的高尚的人。他的死让我觉得活不下去了，让我心绪永难平静。”

　　他的痛苦难以言表，三个月后，在他写给瓦萨里的那封有名的信中更加令人伤心落泪地流露出来：

　　“乔奇奥先生，我亲爱的朋友，我已无心写信，但为复您的信，我简单写几句吧。您知道，乌尔比诺去世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残酷无比的剧痛，但也是上帝给我的一大恩泽。之所以说是恩泽，是因为他在世的时候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他死时却教会我不必忧心忡忡而是企盼着地去死。他在我身边呆了二十六年，我一直都觉得他为人忠实可靠。我让他致富了；而我原指望他养老送终的，可他却走了；我别无指望，只能希冀在天国重见他了。赐给了他幸福之死的上帝明显地表示了天国是他的归宿。对于他来说，比死更痛苦的是把我留在了这个欺瞒的世界，留在了无尽的烦恼不安之中。我自身的最精美的部分已随他而去，留下的只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在他的这种极大的悲痛之中，他请求他的侄儿前来罗马看望他。利奥那多和卡桑德拉对他的悲痛感到惴惴不安，连忙赶来，发现他已虚弱不堪。乌尔比诺死前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他，其中有一个还取了“米开朗琪罗”作为自己的名字，他从托孤的重任中汲取了一种新的力量。

　　他还有一些怪诞的朋友。因他生性执拗，对社会的种种限制有一种逆反心理，所以他喜欢结交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往往头上长有反骨，不拘小节，是一些与一般人不一样的人。有一个叫托波利诺的，是卡拉雷的石匠，“他幻想自己是个出类拔萃的雕塑家，所以每艘载满大理石开往罗马的船上，他都要塞上他雕刻的三四件小雕像，令米开朗琪罗笑破肚皮”。——还有一个叫梅尼盖拉的，是瓦尔达诺的画家，“不时地跑到米开朗琪罗那儿去，求他为他画一张圣洛克或圣安东尼，然后他着上色，卖给农民。而连国王们都难得其画的米开朗琪罗，却扔下手头活计，按照梅尼盖拉的要求替他作画，其中有一幅上乘之作——《基督受难图》”。——还有一个理发师，也喜欢画，米开朗琪罗便为他画了一幅《圣弗朗索瓦受刑》图。——他的一个罗马工匠，是为尤利乌斯二世陵寝干活儿的，因为言听计从地听命于米开朗琪罗的指教，竟然在大理石中自己也不相信地就雕出了一尊美丽的石雕像来，因此而自认为一不留神倒成了一名大雕塑家了。——此外，还有那滑稽的金匠皮洛托，外号拉斯卡；懒散的怪画家英达科，“他讨厌作画，倒喜欢神侃”，他老爱说“总是干活儿不知玩乐不配当基督徒”；特别是那个滑稽可笑而无伤大雅的朱利阿诺·布贾尔蒂尼，米开朗琪罗对他特别重要。

　　“朱利阿诺天性善良，生活简朴，没有邪念，米开朗琪罗非常喜欢他。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爱自己的作品了。但米开朗琪罗却认为这是好事而非坏事，因为他自己就因常常不能自我满足而十分痛苦……有一次，奥塔维亚诺·德·梅迪西要朱利阿诺替他画一张米开朗琪罗的肖像。朱利阿诺便开始画了；他一句话不说地让米开朗琪罗坐了两个小时之后，突然冲他喊道：‘米开朗琪罗，你来看，你起来呀，你相貌的主要部分我已经抓住了。’米开朗琪罗站了起来；但当他看见那幅肖像时，大笑着对朱利阿诺说：‘你搞什么名堂？你把我的一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