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孙子兵法》的影响
孙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战功以外，更主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论兵、论政的篇章，其中尤以流传下来的《孙子兵法》最著名。
《孙子兵法》十三篇，集中、完整地体现了孙武的军事谋略思想。
孙武的军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
孙武在其兵法中科学概括和总结了异常丰富、多方面的哲学道理，从而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并列地位，被并称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颗明亮的星体。
孙武的军事理论并非没有缺点、错误，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七个时期。
远古至春秋是孙子兵法的孕育产生时期。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也有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
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为是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
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巅的阶石。
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
当时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
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
另外，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
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在中国而没有产生在外国，之所以产生在春秋时期而没有产生在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战国至秦汉是孙子兵法的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
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朝廷对兵法秘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
到了战国时期，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当时达到了家家都有《孙子兵法》的地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
另外，孙武的后人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孙子“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的作品，并被放到了《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
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
第一次是在汉高祖时，时间大致在高祖六年至高祖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进行了整理。
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由军政扬仆再次进行了整理。
第三次是在汉孝成帝时，由任宏进行整理，当时的所有兵法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的首位。
这三次的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至隋唐是孙子兵法削繁和注释时期。
曹操当时写了《孙子略解序》，对《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进行了批评。
不过曹操只选了其中的十三篇进行了注解，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孙子兵法十三篇得以广泛流传，其余的篇目因为没人关注，陆续散佚丢失了。
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
曹操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曹操的评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
总体上说，这个时期的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
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
例如唐代的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用《遁甲》对《孙子》进行注解，成为一家言。杜牧的注解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
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
宋代是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用七书作为考试内容。
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
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
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
《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
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
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校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
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
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明清是孙子兵法的阐发和考据时期。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
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
李贽主张把《七书》与《六经》合为一体，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熔兵学、儒学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
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
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人。
孙星衍等人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民国是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
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
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
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
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是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
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
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
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
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
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影响巨大，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还早2300年。
它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后世的兵书大多受到它的影响，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孙子兵法》也在越南、朝鲜、日本、以色列乃至英、德、俄等国广泛流传。
据粗略统计，迄今为止，《孙子兵法》在世界上已有汉、日、英、俄、朝、意、德、捷、罗、希伯来、丹麦、希腊、西班牙、阿拉伯、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19种语言的近800种版本。
《孙子兵法》荣膺“世界第一兵书”“兵学圣典”的美誉，孙武本人也被世界各国的兵家学者公认为“东方兵学鼻祖”。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孙子兵法》列为教材。
据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孙子兵法》的意义，不仅仅是一部军事著作，它更代表着炎黄子孙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根基、源泉。
国人尊孙子为“兵圣”，而以色列当代战略学者克里费德之言可以代表国外的总评：“所有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是最好的，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只能屈居第二。”
在现代，孙子兵法的作用远远不再局限于一本军事著作的范畴，它还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我们办起事来多几分智慧，少走些弯路。
§§附录
《孙子兵法》十三篇，集中、完整地体现了孙武的军事谋略思想。
孙武的军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
孙武在其兵法中科学概括和总结了异常丰富、多方面的哲学道理，从而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并列地位，被并称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颗明亮的星体。
孙武的军事理论并非没有缺点、错误，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七个时期。
远古至春秋是孙子兵法的孕育产生时期。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也有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
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为是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
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巅的阶石。
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
当时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
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
另外，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
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在中国而没有产生在外国，之所以产生在春秋时期而没有产生在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战国至秦汉是孙子兵法的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
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朝廷对兵法秘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
到了战国时期，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当时达到了家家都有《孙子兵法》的地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
另外，孙武的后人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孙子“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的作品，并被放到了《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
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
第一次是在汉高祖时，时间大致在高祖六年至高祖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进行了整理。
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由军政扬仆再次进行了整理。
第三次是在汉孝成帝时，由任宏进行整理，当时的所有兵法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的首位。
这三次的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至隋唐是孙子兵法削繁和注释时期。
曹操当时写了《孙子略解序》，对《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进行了批评。
不过曹操只选了其中的十三篇进行了注解，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孙子兵法十三篇得以广泛流传，其余的篇目因为没人关注，陆续散佚丢失了。
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
曹操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曹操的评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
总体上说，这个时期的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
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
例如唐代的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用《遁甲》对《孙子》进行注解，成为一家言。杜牧的注解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
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
宋代是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用七书作为考试内容。
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
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
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
《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
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
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校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
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
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明清是孙子兵法的阐发和考据时期。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
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
李贽主张把《七书》与《六经》合为一体，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熔兵学、儒学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
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
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人。
孙星衍等人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民国是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
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
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
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
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是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
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
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
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
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
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影响巨大，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还早2300年。
它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后世的兵书大多受到它的影响，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孙子兵法》也在越南、朝鲜、日本、以色列乃至英、德、俄等国广泛流传。
据粗略统计，迄今为止，《孙子兵法》在世界上已有汉、日、英、俄、朝、意、德、捷、罗、希伯来、丹麦、希腊、西班牙、阿拉伯、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19种语言的近800种版本。
《孙子兵法》荣膺“世界第一兵书”“兵学圣典”的美誉，孙武本人也被世界各国的兵家学者公认为“东方兵学鼻祖”。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孙子兵法》列为教材。
据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孙子兵法》的意义，不仅仅是一部军事著作，它更代表着炎黄子孙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根基、源泉。
国人尊孙子为“兵圣”，而以色列当代战略学者克里费德之言可以代表国外的总评：“所有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是最好的，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只能屈居第二。”
在现代，孙子兵法的作用远远不再局限于一本军事著作的范畴，它还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我们办起事来多几分智慧，少走些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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