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逃离纳粹党的魔掌
1938年3月9日，奥地利首相舒史克尼格宣布，奥地利政府要在1938年3月12日举行公民投票，看看人民是否愿意维持独立。
1938年3月11日，舒史克尼格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取消公民投票。但是这还不够，在中午他被迫辞职。
弗洛伊德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吩咐女佣去买一份报纸。他儿子马丁后来回忆说道：“爸爸轻轻地从波拉手中接过报纸，看了每个标题，然后用手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
在他的日记上写道：“奥地利完蛋了！”
取代舒史克尼格的是一个奥地利的纳粹党人西史英夸特，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开门让德军进入奥地利。事实上，德国人早就开始进发了。黄昏，先头的坦克车隆隆地驶进维也纳的街道。在许多地方，民众快乐地欢迎德军，许多年以前担任维也纳市长的卡尔卢吉是一个反犹太的家伙，他在背后鼓动人民欢迎德军。
奥地利位于欧洲的正中位置，她又被称为欧洲的心脏和连接西东的十字路口。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纳粹党对此非常了解。
1938年3月12日早上，希特勒亲自到奥地利，显然是基于一时的冲动，决定不设立傀儡政府，而把奥地利并入德国的版图。
如果不是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单位帮助，弗洛伊德获救的机会就很小。
在美国，有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及国务卿柯德尔·胡尔的关注，再加上驻巴黎的威廉·布利特挺身相助，给予弗洛伊德一种个人的保护，最后终于迫使德国人让他离开奥地利。
在英国，钟士与掌玺大臣德拉提及内政部长撒母耳的友谊，为弗洛伊德全家在英国居留的许可铺了一条路。
钟士有效地运用许多人事关系后，于1938年3月15日飞到奥地利。在他到达维也纳以前，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在维也纳的英国大使：“钟士博士非常为弗洛伊德博士的前途担忧。如果他有求于你，希望你鼎力相助，掌玺大臣将会很感激你。”
到维也纳后，钟士首先到精神分析出版社的办公室去。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在那里被捕，办公室正被德国人翻箱倒柜地搜查，显然，出版社不会因为它的国际性特质而逃过灾难。
钟士又赶去柏格街19号，在那里得知，美国人不但机警地知道弗洛伊德的危险，而且已经开始运用所谓“友谊的利害关系”。
利害关系手段的运用，开始于那天稍早。美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威利打电报给国务卿柯德尔·胡尔，要他转达布利特道：“我恐怕德国人不会放过年老带病的弗洛伊德。”胡尔不但立即把消息传给布利特，而且向罗斯福总统报告。总统用他私人的通信网指示胡尔，传令给美国驻柏林的大使威尔逊。
威尔逊还没有回答以前，威利已经向胡尔报告，维也纳的新掌权者已经注意弗洛伊德了。他说：“他的屋子被搜查，金钱和护照已被没收。在搜查时，我们公使馆的两位官员出现，表示‘友善的关切’。从那时开始，弗洛伊德才没有受到骚扰。维也纳的警察总长答应保护他。法国使馆相关负责人也慷慨表示：如果弗洛伊德得到出境许可，法国政府就给他签证。”
事实上，弗洛伊德家老早就被特务人员列为注意的重点之一，他们进入公寓，在门口安置了一个守卫。据钟士说，玛莎的反应是请守卫坐下，因为她不喜欢见到人们站在她家门口。然后她又把她所有的家用钱放在桌上叫他们随便拿，使这些不速之客感到难堪。
安娜领官员到另一个房间，从保险箱内拿出大约6000个奥地利先令。
此刻，房门被推开，弗洛伊德进来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瞪着眼睛看着他们。那些人显然很不安，迅速地走了，但是提出了警告，说他们以后还会再来。
1938年3月17日，在柏林的美国大使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他遵循指示办理的经过。
但是弗洛伊德仍未作出希望离开维也纳的表示，他泰然自若，呈现出一种新的自信，好像他又回到战斗一样，这使钟士的说服工作显得极为困难。
弗洛伊德推托地说他不希望在法国定居，于是钟士说他会想办法使英国接纳弗洛伊德。
最后弗洛伊德终于提出问题的症结：离开祖国，就好像一个战士抛弃他的岗位。
钟士反驳说：不是弗洛伊德离开奥地利，而是奥地利抛弃了他。他终于恍然大悟，同意离开维也纳。
钟士回到伦敦后，弗洛伊德居留在英国的问题终于顺利解决了。他和掌玺大臣及撒母耳的交情都派上用场。
至1938年4月中旬，似乎只有一个难题要克服。威利通知柯德尔·胡尔说：“弗洛伊德离境的事因为他的出版社破产而暂时不能发给签证。希腊的公主在这里极力为弗洛伊德奔走。她可能会承购出版社。弗洛伊德打算在英国定居。”
所谓“破产”，显然是在弗洛伊德领到离境许可证以前，向他敲诈最多金钱的方法，因为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已经接收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出版社的财产。
1938年5月初，以金钱交换离境许可证的问题仍然呈焦灼状态，在柏林的威尔逊通知柯德尔·胡尔道：“到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官员总会询问弗洛伊德的案子。处理这件事的盖世太保总是会说：‘警察当局并没有再反对弗洛伊德的出境，所有的公文已经准备就绪了！’”
他又说：“但是弗洛伊德的离去之所以搁延，是因为他大约欠他的出版者32000先令，现在弗洛伊德正和债权人商量解决的办法。”
他继续推论：“弗洛伊德有足够的钱去偿付债权人，但是他们还没有谈妥价钱，只要这项交易完成，弗洛伊德就可以自由地离境。”
最后，这笔敲诈的款项是由希腊公主玛丽·波娜帕特捐出来的。
1938年5月5日，弗洛伊德的小姨明娜被允许离开维也纳前往英国。一周后，弗洛伊德写信给在英国的儿子恩斯特说：“在这悲哀的时候，有两个希望支持我继续前进：一是和你们重逢，另外是自由而死。有时候，我把自己和《旧约圣经》中的老雅各相比，他年纪那么大了，还被他的儿子们带到埃及去。”
10天以后，弗洛伊德的大女儿玛西黛和她的丈夫获准离开，而弗洛伊德还得留下一个星期。最后，一切必需的文件都备齐了，盖世太保装腔作势地带给弗洛伊德一份公文要求他签名。
公文上写道：
政府公平合理地对待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在这份公文上签完字，然后说了一句挖苦的话：“我可以满心欢喜，快乐地将‘盖世太保’推荐给任何人了。”
1938年6月1日，万事俱备。6月2日，弗洛伊德收到奥地利当局给他及他妻子和小女儿的最后解放令。第二天，弗洛伊德离开几乎80年来一直是他家乡的维也纳，首先搭乘“远东号快车”到巴黎，同行者有玛莎、安娜、两个女佣和一位医生。
那天晚上，他们离开巴黎，搭乘晚上的渡轮到英国。在伦敦，恩斯特已经为他的父亲安排好了住处。钟士也已经做好他的预备工作。德拉瓦伯爵也已经安排好给予弗洛伊德一行人以外交人员的礼遇，因此他们在伦敦和多佛都没有遭到行李检查和其他的例行手续。钟士甚至成功地避开了许多不可避免的新闻界的注意，用他自己的汽车接走了弗洛伊德夫妇，在记者闻风赶来以前他们已经躲避开了。
弗洛伊德还有一年多可活，对他这么一个80多岁、疾病缠身的老头儿来说，日子显得非常艰难。在那几个月里，至少有一部分肉体上的痛苦被他在英国受到的热烈欢迎抵消了。欢迎他的人，不仅仅是一般的人士，更有承认他的正式医学界人士和犹太人团体。
1938年，玛莎在写给仍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家的姐妹们的信中称：
每天我们都收到许多欢迎他的信。虽然我们来到这里才不到两个星期，但即使信件上不注明街道地址，只写“伦敦，弗洛伊德”也照常能寄得到。想想看，伦敦市有1000万居民，这不是很奇怪吗？
没有安娜的帮忙，弗洛伊德真不知该怎样去应付如潮水般涌进家来的信件。有些信是朋友们写来的，另外有许多则来自完全陌生的人，他们只是希望问候他或索取签名。当然，也有些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古怪的人、傻瓜、信教着迷的人”写来的信，他们从《圣经》上抄录下些许救恩的句子，想要劝弗洛伊德相信以色列人的命运将得以挽救。
1938年6月23日，来了一群使他特别高兴的访客。他们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们，带来学会的会员录，请他签名。
弗洛伊德无法亲自到学会的总部，会员录送到他面前的这项荣誉在过去只有英国国王才能享有。他告诉齐威格说：“他们留下一册复制本给我。如果你来这里，我可以将牛顿和达尔文的签名指给你看。”
1938年7月，弗洛伊德又开始工作了。他现在所做的是“归纳精神分析的教义，而且以最精简的形式和最不含糊的字句来叙述它们。它的用意自然不是强迫别人相信或是引起盲从。”
此外，在美国和英国，精神分析正要被广泛地应用，那是弗洛伊德始料不及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几个月以后就要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的交战国都聘用精神分析专家，为他们自己的心理战运动提出建议，也分析敌人的心理战。
弗洛伊德的学生恩斯特·克里斯就要在英国组织一个特别的政府机构，分析德国人的广播，后来在美国也这么做。战争一开始，使用精神分析专家治疗战争伤患的范围，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广泛得多。
弗洛伊德安下心来写《精神分析大纲》。他重复各种基本的理论，以“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结构来叙述，而且在许多地方暗示他有新观念要详细地阐述。不幸的是，他永远无法实现了！
1938年9月底，弗洛伊德搬到位于马斯斐德花园的一幢宽广的老宅中。这时候，他的家具和私人收藏物已经从维也纳运到了。因此，安娜和女佣能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重建”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书房。
她们把家具放在同样的位置，把同样的雕像和画放在桌子上，这使弗洛伊德备感亲切。
这是弗洛伊德最后的家。弗洛伊德自己只在这里消磨了最后的10多个月，他的妻子和小姨继续住在这里，分别于1941年和1951年去世。
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大多数的近亲都安全了——大女儿玛西黛和她丈夫以及马丁和恩斯特两家人都在英国，奥利佛一家人在法国。而弗洛伊德的另一个女婿哈伯斯塔特带着他的儿子于一年多前从汉堡移民到南非；他的弟弟亚历山大不久就到了加拿大，并在那里终其一生。
但是有一个阴影一直笼罩着弗洛伊德，他为“4个年纪都在75岁至80岁之间的老女人”忧虑——他的4个仍住在奥地利的妹妹。在离开维也纳以前，弗洛伊德和亚历山大给了她们16万先令（以当时的汇率，大约相当于32000美元或8000英镑），除非钱被德国人没收，否则足够她们用上好一阵子。
无论如何，他曾设法接她们去法国，但是没有成功。弗洛伊德死前不知道，他4个高龄的妹妹已被纳粹党驱逐出维也纳，而且都死在了集中营里。
到了1938年秋天，弗洛伊德的精力已经所剩不多。他把它花费在他最后一篇震撼人心的论文的写作上，那就是《摩西与神教》等3篇论文和几年前写的序文。
早在1909年，弗洛伊德告诉荣格，他注定要去开拓精神病学的应许之地“约书亚”。而弗洛伊德本人就像摩西一样只能远远地观望。
在奥地利作家舒尼兹勒写信庆贺弗洛伊德70岁生日以后，弗洛伊德在回信中写道：
在感情上，犹太人的归属仍然对我非常重要。
我永远对我的种族有血浓于水的感情，我也如此教导我的儿女们……
但是，希特勒掌握政权以后，犹太人是“人类中最另类和邪恶的民族”的理论甚嚣尘上，弗洛伊德开始疑惑：“什么是真正构成犹太民族的本质？它在历史上如何发展？为什么犹太人经常受人压迫？”
据《圣经》中记载，由于移居到埃及的犹太人劳动勤奋，并且以擅长贸易著称，所以积攒了许多财富。这引起了执政者的不满。
另外加之执政者对于以色列人的恐惧，所以法老下令杀死新出生的犹太男孩。摩西出生后其母亲为保其性命“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
后来被来洗澡的埃及公主发现，带回了宫中。摩西长大后一次失手杀死了一名殴打犹太人的士兵，为了躲避法老的追杀，摩西来到了米甸并娶祭司的女儿西坡拉为妻，生有一子。
摩西一日受到了神的感召，回到埃及，并带领居住在埃及的犹太人，离开那里返回故乡。在回乡的路上，摩西得到了神所颁布的《十诫》，即《摩西十诫》。摩西最享盛名时期很可能是公元前13世纪，因为普遍认为“出埃及记”中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就死于公元前1237年。因为他的名字来自埃及语而不是希伯来语，意思是“儿童”或“儿子”，从他出世不到500年中，摩西为所有的犹太人所敬仰。
至公元后500年，他的名气和声望同基督教一道传遍欧洲许多地区。100年以后，穆罕默德认为摩西是真正的先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摩西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成了受人敬仰的人物。
摩西在他死后3000多年的今天，仍同样受到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的尊敬，甚至还受到许多无神论者的尊敬。
《摩西与神教》在1939年3月初，分别在荷兰和德国出版。
1938年3月11日，舒史克尼格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取消公民投票。但是这还不够，在中午他被迫辞职。
弗洛伊德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吩咐女佣去买一份报纸。他儿子马丁后来回忆说道：“爸爸轻轻地从波拉手中接过报纸，看了每个标题，然后用手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
在他的日记上写道：“奥地利完蛋了！”
取代舒史克尼格的是一个奥地利的纳粹党人西史英夸特，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开门让德军进入奥地利。事实上，德国人早就开始进发了。黄昏，先头的坦克车隆隆地驶进维也纳的街道。在许多地方，民众快乐地欢迎德军，许多年以前担任维也纳市长的卡尔卢吉是一个反犹太的家伙，他在背后鼓动人民欢迎德军。
奥地利位于欧洲的正中位置，她又被称为欧洲的心脏和连接西东的十字路口。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纳粹党对此非常了解。
1938年3月12日早上，希特勒亲自到奥地利，显然是基于一时的冲动，决定不设立傀儡政府，而把奥地利并入德国的版图。
如果不是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单位帮助，弗洛伊德获救的机会就很小。
在美国，有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及国务卿柯德尔·胡尔的关注，再加上驻巴黎的威廉·布利特挺身相助，给予弗洛伊德一种个人的保护，最后终于迫使德国人让他离开奥地利。
在英国，钟士与掌玺大臣德拉提及内政部长撒母耳的友谊，为弗洛伊德全家在英国居留的许可铺了一条路。
钟士有效地运用许多人事关系后，于1938年3月15日飞到奥地利。在他到达维也纳以前，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在维也纳的英国大使：“钟士博士非常为弗洛伊德博士的前途担忧。如果他有求于你，希望你鼎力相助，掌玺大臣将会很感激你。”
到维也纳后，钟士首先到精神分析出版社的办公室去。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在那里被捕，办公室正被德国人翻箱倒柜地搜查，显然，出版社不会因为它的国际性特质而逃过灾难。
钟士又赶去柏格街19号，在那里得知，美国人不但机警地知道弗洛伊德的危险，而且已经开始运用所谓“友谊的利害关系”。
利害关系手段的运用，开始于那天稍早。美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威利打电报给国务卿柯德尔·胡尔，要他转达布利特道：“我恐怕德国人不会放过年老带病的弗洛伊德。”胡尔不但立即把消息传给布利特，而且向罗斯福总统报告。总统用他私人的通信网指示胡尔，传令给美国驻柏林的大使威尔逊。
威尔逊还没有回答以前，威利已经向胡尔报告，维也纳的新掌权者已经注意弗洛伊德了。他说：“他的屋子被搜查，金钱和护照已被没收。在搜查时，我们公使馆的两位官员出现，表示‘友善的关切’。从那时开始，弗洛伊德才没有受到骚扰。维也纳的警察总长答应保护他。法国使馆相关负责人也慷慨表示：如果弗洛伊德得到出境许可，法国政府就给他签证。”
事实上，弗洛伊德家老早就被特务人员列为注意的重点之一，他们进入公寓，在门口安置了一个守卫。据钟士说，玛莎的反应是请守卫坐下，因为她不喜欢见到人们站在她家门口。然后她又把她所有的家用钱放在桌上叫他们随便拿，使这些不速之客感到难堪。
安娜领官员到另一个房间，从保险箱内拿出大约6000个奥地利先令。
此刻，房门被推开，弗洛伊德进来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瞪着眼睛看着他们。那些人显然很不安，迅速地走了，但是提出了警告，说他们以后还会再来。
1938年3月17日，在柏林的美国大使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他遵循指示办理的经过。
但是弗洛伊德仍未作出希望离开维也纳的表示，他泰然自若，呈现出一种新的自信，好像他又回到战斗一样，这使钟士的说服工作显得极为困难。
弗洛伊德推托地说他不希望在法国定居，于是钟士说他会想办法使英国接纳弗洛伊德。
最后弗洛伊德终于提出问题的症结：离开祖国，就好像一个战士抛弃他的岗位。
钟士反驳说：不是弗洛伊德离开奥地利，而是奥地利抛弃了他。他终于恍然大悟，同意离开维也纳。
钟士回到伦敦后，弗洛伊德居留在英国的问题终于顺利解决了。他和掌玺大臣及撒母耳的交情都派上用场。
至1938年4月中旬，似乎只有一个难题要克服。威利通知柯德尔·胡尔说：“弗洛伊德离境的事因为他的出版社破产而暂时不能发给签证。希腊的公主在这里极力为弗洛伊德奔走。她可能会承购出版社。弗洛伊德打算在英国定居。”
所谓“破产”，显然是在弗洛伊德领到离境许可证以前，向他敲诈最多金钱的方法，因为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已经接收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出版社的财产。
1938年5月初，以金钱交换离境许可证的问题仍然呈焦灼状态，在柏林的威尔逊通知柯德尔·胡尔道：“到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官员总会询问弗洛伊德的案子。处理这件事的盖世太保总是会说：‘警察当局并没有再反对弗洛伊德的出境，所有的公文已经准备就绪了！’”
他又说：“但是弗洛伊德的离去之所以搁延，是因为他大约欠他的出版者32000先令，现在弗洛伊德正和债权人商量解决的办法。”
他继续推论：“弗洛伊德有足够的钱去偿付债权人，但是他们还没有谈妥价钱，只要这项交易完成，弗洛伊德就可以自由地离境。”
最后，这笔敲诈的款项是由希腊公主玛丽·波娜帕特捐出来的。
1938年5月5日，弗洛伊德的小姨明娜被允许离开维也纳前往英国。一周后，弗洛伊德写信给在英国的儿子恩斯特说：“在这悲哀的时候，有两个希望支持我继续前进：一是和你们重逢，另外是自由而死。有时候，我把自己和《旧约圣经》中的老雅各相比，他年纪那么大了，还被他的儿子们带到埃及去。”
10天以后，弗洛伊德的大女儿玛西黛和她的丈夫获准离开，而弗洛伊德还得留下一个星期。最后，一切必需的文件都备齐了，盖世太保装腔作势地带给弗洛伊德一份公文要求他签名。
公文上写道：
政府公平合理地对待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在这份公文上签完字，然后说了一句挖苦的话：“我可以满心欢喜，快乐地将‘盖世太保’推荐给任何人了。”
1938年6月1日，万事俱备。6月2日，弗洛伊德收到奥地利当局给他及他妻子和小女儿的最后解放令。第二天，弗洛伊德离开几乎80年来一直是他家乡的维也纳，首先搭乘“远东号快车”到巴黎，同行者有玛莎、安娜、两个女佣和一位医生。
那天晚上，他们离开巴黎，搭乘晚上的渡轮到英国。在伦敦，恩斯特已经为他的父亲安排好了住处。钟士也已经做好他的预备工作。德拉瓦伯爵也已经安排好给予弗洛伊德一行人以外交人员的礼遇，因此他们在伦敦和多佛都没有遭到行李检查和其他的例行手续。钟士甚至成功地避开了许多不可避免的新闻界的注意，用他自己的汽车接走了弗洛伊德夫妇，在记者闻风赶来以前他们已经躲避开了。
弗洛伊德还有一年多可活，对他这么一个80多岁、疾病缠身的老头儿来说，日子显得非常艰难。在那几个月里，至少有一部分肉体上的痛苦被他在英国受到的热烈欢迎抵消了。欢迎他的人，不仅仅是一般的人士，更有承认他的正式医学界人士和犹太人团体。
1938年，玛莎在写给仍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家的姐妹们的信中称：
每天我们都收到许多欢迎他的信。虽然我们来到这里才不到两个星期，但即使信件上不注明街道地址，只写“伦敦，弗洛伊德”也照常能寄得到。想想看，伦敦市有1000万居民，这不是很奇怪吗？
没有安娜的帮忙，弗洛伊德真不知该怎样去应付如潮水般涌进家来的信件。有些信是朋友们写来的，另外有许多则来自完全陌生的人，他们只是希望问候他或索取签名。当然，也有些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古怪的人、傻瓜、信教着迷的人”写来的信，他们从《圣经》上抄录下些许救恩的句子，想要劝弗洛伊德相信以色列人的命运将得以挽救。
1938年6月23日，来了一群使他特别高兴的访客。他们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们，带来学会的会员录，请他签名。
弗洛伊德无法亲自到学会的总部，会员录送到他面前的这项荣誉在过去只有英国国王才能享有。他告诉齐威格说：“他们留下一册复制本给我。如果你来这里，我可以将牛顿和达尔文的签名指给你看。”
1938年7月，弗洛伊德又开始工作了。他现在所做的是“归纳精神分析的教义，而且以最精简的形式和最不含糊的字句来叙述它们。它的用意自然不是强迫别人相信或是引起盲从。”
此外，在美国和英国，精神分析正要被广泛地应用，那是弗洛伊德始料不及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几个月以后就要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的交战国都聘用精神分析专家，为他们自己的心理战运动提出建议，也分析敌人的心理战。
弗洛伊德的学生恩斯特·克里斯就要在英国组织一个特别的政府机构，分析德国人的广播，后来在美国也这么做。战争一开始，使用精神分析专家治疗战争伤患的范围，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广泛得多。
弗洛伊德安下心来写《精神分析大纲》。他重复各种基本的理论，以“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结构来叙述，而且在许多地方暗示他有新观念要详细地阐述。不幸的是，他永远无法实现了！
1938年9月底，弗洛伊德搬到位于马斯斐德花园的一幢宽广的老宅中。这时候，他的家具和私人收藏物已经从维也纳运到了。因此，安娜和女佣能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重建”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书房。
她们把家具放在同样的位置，把同样的雕像和画放在桌子上，这使弗洛伊德备感亲切。
这是弗洛伊德最后的家。弗洛伊德自己只在这里消磨了最后的10多个月，他的妻子和小姨继续住在这里，分别于1941年和1951年去世。
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大多数的近亲都安全了——大女儿玛西黛和她丈夫以及马丁和恩斯特两家人都在英国，奥利佛一家人在法国。而弗洛伊德的另一个女婿哈伯斯塔特带着他的儿子于一年多前从汉堡移民到南非；他的弟弟亚历山大不久就到了加拿大，并在那里终其一生。
但是有一个阴影一直笼罩着弗洛伊德，他为“4个年纪都在75岁至80岁之间的老女人”忧虑——他的4个仍住在奥地利的妹妹。在离开维也纳以前，弗洛伊德和亚历山大给了她们16万先令（以当时的汇率，大约相当于32000美元或8000英镑），除非钱被德国人没收，否则足够她们用上好一阵子。
无论如何，他曾设法接她们去法国，但是没有成功。弗洛伊德死前不知道，他4个高龄的妹妹已被纳粹党驱逐出维也纳，而且都死在了集中营里。
到了1938年秋天，弗洛伊德的精力已经所剩不多。他把它花费在他最后一篇震撼人心的论文的写作上，那就是《摩西与神教》等3篇论文和几年前写的序文。
早在1909年，弗洛伊德告诉荣格，他注定要去开拓精神病学的应许之地“约书亚”。而弗洛伊德本人就像摩西一样只能远远地观望。
在奥地利作家舒尼兹勒写信庆贺弗洛伊德70岁生日以后，弗洛伊德在回信中写道：
在感情上，犹太人的归属仍然对我非常重要。
我永远对我的种族有血浓于水的感情，我也如此教导我的儿女们……
但是，希特勒掌握政权以后，犹太人是“人类中最另类和邪恶的民族”的理论甚嚣尘上，弗洛伊德开始疑惑：“什么是真正构成犹太民族的本质？它在历史上如何发展？为什么犹太人经常受人压迫？”
据《圣经》中记载，由于移居到埃及的犹太人劳动勤奋，并且以擅长贸易著称，所以积攒了许多财富。这引起了执政者的不满。
另外加之执政者对于以色列人的恐惧，所以法老下令杀死新出生的犹太男孩。摩西出生后其母亲为保其性命“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
后来被来洗澡的埃及公主发现，带回了宫中。摩西长大后一次失手杀死了一名殴打犹太人的士兵，为了躲避法老的追杀，摩西来到了米甸并娶祭司的女儿西坡拉为妻，生有一子。
摩西一日受到了神的感召，回到埃及，并带领居住在埃及的犹太人，离开那里返回故乡。在回乡的路上，摩西得到了神所颁布的《十诫》，即《摩西十诫》。摩西最享盛名时期很可能是公元前13世纪，因为普遍认为“出埃及记”中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就死于公元前1237年。因为他的名字来自埃及语而不是希伯来语，意思是“儿童”或“儿子”，从他出世不到500年中，摩西为所有的犹太人所敬仰。
至公元后500年，他的名气和声望同基督教一道传遍欧洲许多地区。100年以后，穆罕默德认为摩西是真正的先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摩西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成了受人敬仰的人物。
摩西在他死后3000多年的今天，仍同样受到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的尊敬，甚至还受到许多无神论者的尊敬。
《摩西与神教》在1939年3月初，分别在荷兰和德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