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遭到纳粹党的迫害
1926年，弗洛伊德70岁生日时，奥地利官方首次承认弗洛伊德。奥地利广播系统发布了有关他的生平和工作的纪念演讲。
他对于这次庆祝活动百感交集，他写信给打算来维也纳为他祝寿的女婿哈伯斯塔特道：
你不必因为听说我已经老了，而且身体也不太健康而惊讶。目前我在疗养院接受心脏治疗，他们说那并不严重，但是需要做这种治疗。他们答应我这个月就可以出院，但是我知道，我身上大大小小的病，将不容易继续做艰难的工作了。
尽管弗洛伊德怀疑自己的健康情形，但是他在70岁大寿来临前那段日子里精神相当愉快。
他写信给撒母耳说道：
我已经继续开始做一些工作。我每天得花五六个小时来为病人治疗。学生们和病人们都假装不知道我的病。我偶尔写些论文，我作品的全集已经完成了第一卷。
现在我好像是一个名人，路经维也纳的作家和哲学家们都来看我，和我讨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以我为荣，把我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无论如何，我没有理由抱怨或恐惧地看着我自己的生命将结束。经过长期的穷困后，我现在能毫无困难地赚钱了。
弗洛伊德在格隆德西听到了自己获得歌德文学奖的消息。他对这项荣誉有着复杂的感情，那是诗人帕克伊特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才说服歌德基金会通过提名的，奖金每年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市颁发。
弗洛伊德告诉帕克伊特说：“我还没有被公开的荣誉宠坏，因此已习惯没有它们也过得下去。”
弗洛伊德对纳粹党的崛起，首先是出奇地沉默，当希特勒的胁迫将人们的噩梦变成现实后，他说了一句话：“谁能预料什么会成功，什么会有结果呢？”
当局势越来越坏时，他的反应一半是充满哲学味道，一半是不相信。
事实上，有许多合理的原因使弗洛伊德应该为未来恐惧。至少从1873年的经济大危机开始，他就曾经体验到维也纳的反犹太人运动，而他也曾亲眼目睹了1914年德国的侵略。
在“团体心理学”中，他明白地显示出他深切了解乌合之众如何被野心家煽动利用。
但是，当别人警告他将有“焚书”事件发生时，他似乎仍然不太在意。
1933年5月10日，40000个柏林人兴高采烈地看5000名佩戴着纳粹党标志的学生在柏林歌剧院前焚烧2000本书，包括了爱因斯坦、汤姆斯曼、雷马克、兹伟克以及弗洛伊德的书。弗洛伊德的书最后被扔进火堆时，学生们大骂他的书会破坏人类的心灵。
弗洛伊德对一位朋友表示有种无奈的惋惜：“有幸我的书和大师的作品能够一同火葬。”又向另一个人表示自己应该庆幸不是活在中世纪，现在人类的文明意识大有进步了，不然被烧的不光是他的书，还会有他本人。
弗洛伊德不愿意把对他个人的威胁看得很严重，因此迟迟没有做任何逃避行动。1933年春天起，朋友们相信希特勒一有机会，就会吞并奥地利，于是纷纷请他出国到他们那里去避难，建议他移居瑞士、法国、英国或美国，甚至西班牙籍的诗人波维达和一群同情他的作家邀请他到阿根廷。
对这些人的好意，他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逃走，我不相信这里有任何的危险。”
弗洛伊德只有在1934年时，曾向兹伟克承认，最坏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不过他表示，自己将一直守在维也纳，除非希特勒的暴政真的来临。
1934年2月，奥地利多佛斯首相镇压了一次社会党的政变，国家的政权移到右派以后，弗洛伊德开始怀疑他在奥地利的前途。但是如果他离开奥地利会被人认为是畏缩，是从战斗中撤退，只有在情况最严重时才能采取这个步骤。
他很不像一个接近80岁的病人，他认为他一旦离开奥地利，就不能行使原本的最大效能的影响力。
希特勒被国会授予无限的权力后不久，德国的精神分析师就面临了痛苦的问题。然后，德国吞噬了奥地利，占据了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许多欧洲人也遭遇同样的问题——是移居而离开“第三帝国”的控制比较好呢，还是留下来，以一种与敌人合作的态度，屈服于纳粹党统治下的命运呢？真是让人左右为难！
除了弗洛伊德自身的危险外，对于“精神分析”来说，麻烦的第一个前兆是，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德国政府禁止外国人担任任何医学会的高级行政人员。
希特勒在1933年获得政权以后不久，德国精神治疗学会便改组成为“精神治疗国际总医学会”。当时的会长克瑞舒曼辞职抗议，因为在新的政权下精神分析的实施将受纳粹党的控制。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将从学术和专业范围沦为纳粹的工具。
新任命的德国空军部长的堂弟戈林教授实际控制了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他通知所有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以后将是大家的信仰基础；同时清除犹太籍的会员，会员的所有活动以及研究方向将由纳粹党掌握。
这个时候，逃离德国的人渐渐增加，而弗洛伊德和他女儿安娜以及在伦敦忠贞不二的钟士，开始为不再能够在“第三帝国”执业的精神分析师们找寻新的工作岗位。马克斯·艾丁顿和另外两位犹太难民，终于在巴勒斯坦创立精神分析学会。
弗洛伊德的一些同事渡过大西洋，并在未来的10年内把精神分析的主流从欧洲移到了北美洲。还有许多人希望在英国定居，而钟士不得不告诉他们，甚至于一些英国的精神分析师，都没有足够的生意，所以即使新来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职业分析师的机会仍然很小。
当这些阴影扩大时，弗洛伊德既苦于精神分析在欧洲的前途，又苦于癌症的折磨。他的医生们借着手术和激光光线以及任何其他可以阻止癌症顽敌前进的武器，不懈怠地奋战着。
马克斯·舒尔是弗洛伊德的私人医生。更多的手术依次出现，舒尔医生不得不让他的病人清楚地知道，癌细胞的成长和发炎是由尼古丁引起的。
弗洛伊德从不怀疑死亡是生命的结局，但是对于畸形精神现象更广泛也更复杂的谜团更加地怀疑了。
这期间，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里写道：
我不是一个完全的怀疑论者。我对一件事完全有把握，即使有些事情是我们现在不能了解的。
在20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继续怀疑那些他仍然焦急地排除在精神分析主义之外的主题。此外，他自己一直在和口腔癌疾病战斗，这加强了他对世界尤其是精神分析前途的偏见。
弗洛伊德的态度，在1936年庆祝他80岁生日时表露无遗。窦史万首先读了一篇文章以后，弗洛伊德的反应是：“我很高兴听到你美丽的辞藻、你的博学、你广泛的取材以及你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技巧。真的，一个人可以容纳无休止的赞美。”
在伦敦，弗洛伊德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外国会员。他的名字被著名的天文学家何若德·杰佛瑞和精神病学家阿德林提出，而且还得到曾参加过1908年萨尔斯堡大会的威佛瑞·特络特的支持。
在维也纳，心理学机构的教师研习会不知道该如何庆祝弗洛伊德的生日。最后，有人建议他会欣赏从山里采撷的一束花，于是一个职员去收集了一大把黄色樱草花。他们派一个17岁的女孩子送给弗洛伊德。
出乎女孩子的意料，弗洛伊德请她进去坐，亲自谢谢她，而且强调他非常欣赏他们的盛情。
但是弗洛伊德知道，尽管他有着许多荣誉，他仍然是在逆水行舟。
这之后，弗洛伊德在给兹伟克的信中写道：
你知道吗？我的朋友，即使我的维也纳同事，也只是表面上对我恭维，背地里和我背弃。
在这封信中，他还说，教育部部长的确正式地恭贺他，但是教育部部长却又威胁奥地利的报纸，如果他们报道这条消息，报社就要被查封。
1936年年底，弗洛伊德必须经历另一次他称为“普通的”手术，而这次却引起不平常的剧痛。他在给兹伟克的信中写道：
因为这场手术，我必须取消我的工作12天，我痛苦地躺下，热水瓶放在沙发椅上，什么也干不了……
哎呀！真的是太痛苦了！
但是，在弗洛伊德写完信后不久，当新年开始以后，他又恢复了工作。
1938年2月，他在写给艾丁顿的信上，仍然对政治情况抱着乐观的态度。
他在信中写道：
虽然看德国最新的事件，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企图如何。
但是我们勇敢而诚实的政府，目前更生龙活虎地捍卫我们，抵抗纳粹党。
他对于这次庆祝活动百感交集，他写信给打算来维也纳为他祝寿的女婿哈伯斯塔特道：
你不必因为听说我已经老了，而且身体也不太健康而惊讶。目前我在疗养院接受心脏治疗，他们说那并不严重，但是需要做这种治疗。他们答应我这个月就可以出院，但是我知道，我身上大大小小的病，将不容易继续做艰难的工作了。
尽管弗洛伊德怀疑自己的健康情形，但是他在70岁大寿来临前那段日子里精神相当愉快。
他写信给撒母耳说道：
我已经继续开始做一些工作。我每天得花五六个小时来为病人治疗。学生们和病人们都假装不知道我的病。我偶尔写些论文，我作品的全集已经完成了第一卷。
现在我好像是一个名人，路经维也纳的作家和哲学家们都来看我，和我讨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以我为荣，把我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无论如何，我没有理由抱怨或恐惧地看着我自己的生命将结束。经过长期的穷困后，我现在能毫无困难地赚钱了。
弗洛伊德在格隆德西听到了自己获得歌德文学奖的消息。他对这项荣誉有着复杂的感情，那是诗人帕克伊特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才说服歌德基金会通过提名的，奖金每年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市颁发。
弗洛伊德告诉帕克伊特说：“我还没有被公开的荣誉宠坏，因此已习惯没有它们也过得下去。”
弗洛伊德对纳粹党的崛起，首先是出奇地沉默，当希特勒的胁迫将人们的噩梦变成现实后，他说了一句话：“谁能预料什么会成功，什么会有结果呢？”
当局势越来越坏时，他的反应一半是充满哲学味道，一半是不相信。
事实上，有许多合理的原因使弗洛伊德应该为未来恐惧。至少从1873年的经济大危机开始，他就曾经体验到维也纳的反犹太人运动，而他也曾亲眼目睹了1914年德国的侵略。
在“团体心理学”中，他明白地显示出他深切了解乌合之众如何被野心家煽动利用。
但是，当别人警告他将有“焚书”事件发生时，他似乎仍然不太在意。
1933年5月10日，40000个柏林人兴高采烈地看5000名佩戴着纳粹党标志的学生在柏林歌剧院前焚烧2000本书，包括了爱因斯坦、汤姆斯曼、雷马克、兹伟克以及弗洛伊德的书。弗洛伊德的书最后被扔进火堆时，学生们大骂他的书会破坏人类的心灵。
弗洛伊德对一位朋友表示有种无奈的惋惜：“有幸我的书和大师的作品能够一同火葬。”又向另一个人表示自己应该庆幸不是活在中世纪，现在人类的文明意识大有进步了，不然被烧的不光是他的书，还会有他本人。
弗洛伊德不愿意把对他个人的威胁看得很严重，因此迟迟没有做任何逃避行动。1933年春天起，朋友们相信希特勒一有机会，就会吞并奥地利，于是纷纷请他出国到他们那里去避难，建议他移居瑞士、法国、英国或美国，甚至西班牙籍的诗人波维达和一群同情他的作家邀请他到阿根廷。
对这些人的好意，他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逃走，我不相信这里有任何的危险。”
弗洛伊德只有在1934年时，曾向兹伟克承认，最坏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不过他表示，自己将一直守在维也纳，除非希特勒的暴政真的来临。
1934年2月，奥地利多佛斯首相镇压了一次社会党的政变，国家的政权移到右派以后，弗洛伊德开始怀疑他在奥地利的前途。但是如果他离开奥地利会被人认为是畏缩，是从战斗中撤退，只有在情况最严重时才能采取这个步骤。
他很不像一个接近80岁的病人，他认为他一旦离开奥地利，就不能行使原本的最大效能的影响力。
希特勒被国会授予无限的权力后不久，德国的精神分析师就面临了痛苦的问题。然后，德国吞噬了奥地利，占据了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许多欧洲人也遭遇同样的问题——是移居而离开“第三帝国”的控制比较好呢，还是留下来，以一种与敌人合作的态度，屈服于纳粹党统治下的命运呢？真是让人左右为难！
除了弗洛伊德自身的危险外，对于“精神分析”来说，麻烦的第一个前兆是，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德国政府禁止外国人担任任何医学会的高级行政人员。
希特勒在1933年获得政权以后不久，德国精神治疗学会便改组成为“精神治疗国际总医学会”。当时的会长克瑞舒曼辞职抗议，因为在新的政权下精神分析的实施将受纳粹党的控制。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将从学术和专业范围沦为纳粹的工具。
新任命的德国空军部长的堂弟戈林教授实际控制了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他通知所有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以后将是大家的信仰基础；同时清除犹太籍的会员，会员的所有活动以及研究方向将由纳粹党掌握。
这个时候，逃离德国的人渐渐增加，而弗洛伊德和他女儿安娜以及在伦敦忠贞不二的钟士，开始为不再能够在“第三帝国”执业的精神分析师们找寻新的工作岗位。马克斯·艾丁顿和另外两位犹太难民，终于在巴勒斯坦创立精神分析学会。
弗洛伊德的一些同事渡过大西洋，并在未来的10年内把精神分析的主流从欧洲移到了北美洲。还有许多人希望在英国定居，而钟士不得不告诉他们，甚至于一些英国的精神分析师，都没有足够的生意，所以即使新来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职业分析师的机会仍然很小。
当这些阴影扩大时，弗洛伊德既苦于精神分析在欧洲的前途，又苦于癌症的折磨。他的医生们借着手术和激光光线以及任何其他可以阻止癌症顽敌前进的武器，不懈怠地奋战着。
马克斯·舒尔是弗洛伊德的私人医生。更多的手术依次出现，舒尔医生不得不让他的病人清楚地知道，癌细胞的成长和发炎是由尼古丁引起的。
弗洛伊德从不怀疑死亡是生命的结局，但是对于畸形精神现象更广泛也更复杂的谜团更加地怀疑了。
这期间，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里写道：
我不是一个完全的怀疑论者。我对一件事完全有把握，即使有些事情是我们现在不能了解的。
在20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继续怀疑那些他仍然焦急地排除在精神分析主义之外的主题。此外，他自己一直在和口腔癌疾病战斗，这加强了他对世界尤其是精神分析前途的偏见。
弗洛伊德的态度，在1936年庆祝他80岁生日时表露无遗。窦史万首先读了一篇文章以后，弗洛伊德的反应是：“我很高兴听到你美丽的辞藻、你的博学、你广泛的取材以及你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技巧。真的，一个人可以容纳无休止的赞美。”
在伦敦，弗洛伊德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外国会员。他的名字被著名的天文学家何若德·杰佛瑞和精神病学家阿德林提出，而且还得到曾参加过1908年萨尔斯堡大会的威佛瑞·特络特的支持。
在维也纳，心理学机构的教师研习会不知道该如何庆祝弗洛伊德的生日。最后，有人建议他会欣赏从山里采撷的一束花，于是一个职员去收集了一大把黄色樱草花。他们派一个17岁的女孩子送给弗洛伊德。
出乎女孩子的意料，弗洛伊德请她进去坐，亲自谢谢她，而且强调他非常欣赏他们的盛情。
但是弗洛伊德知道，尽管他有着许多荣誉，他仍然是在逆水行舟。
这之后，弗洛伊德在给兹伟克的信中写道：
你知道吗？我的朋友，即使我的维也纳同事，也只是表面上对我恭维，背地里和我背弃。
在这封信中，他还说，教育部部长的确正式地恭贺他，但是教育部部长却又威胁奥地利的报纸，如果他们报道这条消息，报社就要被查封。
1936年年底，弗洛伊德必须经历另一次他称为“普通的”手术，而这次却引起不平常的剧痛。他在给兹伟克的信中写道：
因为这场手术，我必须取消我的工作12天，我痛苦地躺下，热水瓶放在沙发椅上，什么也干不了……
哎呀！真的是太痛苦了！
但是，在弗洛伊德写完信后不久，当新年开始以后，他又恢复了工作。
1938年2月，他在写给艾丁顿的信上，仍然对政治情况抱着乐观的态度。
他在信中写道：
虽然看德国最新的事件，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企图如何。
但是我们勇敢而诚实的政府，目前更生龙活虎地捍卫我们，抵抗纳粹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