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剖析人类的欲望
1929年夏天，当弗洛伊德住在阿尔卑斯山时，他仍然爱山，仍然喜欢欣赏花草和风景。而为他看病的舒尔医生发现，“他所有的痛苦并没有减损他那种享受的能力。”
但是弗洛伊德不能长途跋涉了，并且发现坐下来读书变成了很困难的事。他有时很无聊，整天只是抽烟和打牌，但觉得自己不该这样虚度。于是，他又把精力投入工作之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这样做就不会觉得时间难熬。”
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一篇30000字的论文，题目是《文明中的不快乐》，后来改名为《文明及其缺憾》。
一个月后便写出草稿，这篇著作的原来的题目是《文明中的不快乐》。这里所说的“不满”，带有“不安”、“烦闷”、“痛苦”和“苦恼”的意思，实际上是表示人类心理生活中的“苦恼”在文化上的表现。
在弗洛伊德致洛·沙洛姆的信中提到，他的《文明及其缺憾》探讨了文化、犯罪的意识、幸福和崇高的事物。“这一切激发了我，以致它同我在撰写以往著作中的感受不同，始终都有一股创造性的冲动……在写这部著作时，我已经重新发现绝大多数的平凡的真理”。
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探讨了最广泛的问题就是人类同宇宙的关系。弗洛伊德指出，人类对欲望的规范构建的人类的文明，对欲望的放纵会导致文明的危机。
当文明和欲望冲突时，人类应当如何处置呢？一边是欲望，一边是文明，人们该如何走下去呢？或者人们可以协调文明发展与欲望满足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平衡？
接着，弗洛伊德开始研究生活的目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目的主要是由享乐主义原则所决定。人类追求着幸福，但弗洛伊德发现：幸福是人们心中一种“暂时的”和“过度的”的状态。
所谓“幸福”，是指“比以前较好”这样一种状态。弗洛伊德认为，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人们往往把对幸福渴望寄托在宗教和恋爱中，但弗洛伊德认为利用宗教来给予人类幸福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恋爱与宗教不同，它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让人不再感到孤独。因此，弗洛伊德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式。”
但是，恋爱也只是暂时的幸福。弗洛伊德特别分析了个人欲望同社会环境间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这一冲突在现代社会中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同幸福相比，不幸福的力量更大一些。这种不幸福来自3个无可回避的来源：肉体的痛苦、外在世界的危险性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干扰。这就触及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弗洛伊德对社会和当代文化的现状极为不满，这篇文章很好地说明了弗洛伊德已对现代社会失去了信心。
弗洛伊德在研究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得出悲观的结论并非偶然，这和他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有必然的联系。结合他的特殊处境来看，他的失望情绪值得体谅。从他的社会地位来看，他对社会不满和对西方文化的堕落不满，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当然，弗洛伊德的悲观人生观后来也成了文艺界中一部分人玩弄颓废文艺的一个口实或“根据”。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
正是因为欲望对于人类生存所具有的双重影响，我们应该看到，这一影响乃是相互矛盾的，它既给人们带来生命，也给人们带来灭亡。欲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把人类导向文明的彼岸，也能把人类推向死亡的深渊。
从原始文明的发展史中，人类对于欲望的压抑是与文明同步产生并且是同步发展的。其理由当然非常简单，因为如果人类不对欲望加以规范——禁忌就是以神命的形式所进行的规范——那么人类将不可能在智力与体力方面得到飞跃，而文明当然也无从产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无规范的欲望将直接导致人类的体力与智力的退化。他不光会削弱影响个体，甚至还会削弱整体，这显然与人类的生存本能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如果人类普遍不能对自己的欲望规范的话，那么人类的命运必将是逐步衰弱，最终走向灭亡。
弗洛伊德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对欲望的规范也会越来越严格，人类的心理承受的压力一定会越来越大，生活也就必将越来越压抑，文明化后的人类对于纵欲的普遍反对乃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之一。
总之，文明起源于对欲望的压抑，而对欲望的压抑将会导致文明的危机。究其原因就在于：对欲望的长久压抑将会导致欲望的反抗，而它的反抗就是打破人们对欲望的规范，也就全面打破了对放纵欲望与搞乱伦理的禁忌，而压抑欲望和保护伦理乃是文明的根本。如果文明的根本受到损害，文明本身还能够完好无损吗？这正是现代文明缺憾所在。
早在1917年年底，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那段时间对弗洛伊德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醒不了的噩梦。那个时候，由于长期吸烟，弗洛伊德的下颚癌的病痛折磨越发严重了。癌细胞是一种变异的细胞，是产生癌症的病源，癌细胞与正常细胞不同，有无限生长、转化和转移三大特点，也因此难以消灭。在适宜条件下，它能无限增殖，成为“不死”的永生细胞。
在当时医学中，手术疗法是最早应用的治疗癌症的方法，也是目前许多早期癌症治疗的首选疗法。许多早期癌症可以通过成功的手术达到根治的目的。一些癌症病人病情发展到晚期，无法进行根治性手术，但是为了减轻病人痛苦，延长病人生命，也可进行手术，这种手术称为姑息性手术。而弗洛伊德的癌细胞已经不属于早期，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无法治疗。这一点很快就被证实了。
1923年4月的一个晚上，弗洛伊德让他的医生菲力斯·道西大吃一惊，他要求医生查看自己的口腔。道西医生只看一眼就给弗洛伊德确诊了。弗洛伊德患上了一种晚期的“口腔癌”！道西医生仔细看过后，认为病情相当严重，需要活体解剖，并且动手术除去染病的薄膜。他们很快就安排好了。
道西医生写道：“我们一起坐车到医院，说好了手术完后他可以马上回家。但是他失血较多，情况紧急，所以必须在医院单人病房的床上休息，因为那时没有其他的舒适病房空着。”
不久以后，就开始放射性治疗了，这是一连串治疗和手术的开端，希望可以防止疾病的蔓延。
1923年5月10日，弗洛伊德回复亚伯拉罕给他的生日祝贺信，他尚能写信：“我又可以吃东西、工作和吸烟了。而我将试用你乐观的口号：祝你青春永驻，万年常青。”
这封信代表着弗洛伊德面对挑战，努力不懈的精神。他直至生命终了时，仍不屈不挠地表现出他真正的英雄本质。
巴德·格斯丁的医生检查了开刀后的疤痕，认为他正在逐渐复原中。但是弗洛伊德对本地人不太信任，他觉得身体仍然不舒服。8月初，他去拉佛隆和女儿安娜会面。安娜劝他马上写信给在维也纳的菲力斯·道西医生。
道西立刻回了信，并且决定从维也纳出发，亲自去看弗洛伊德。他抵达拉佛隆后，马上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必须进行另一个更重大的手术。
可是再过几天，精神分析的核心小组会，就要聚集在圣克力斯多佛。而因为弗洛伊德早先计划，要在8月底去罗马，现在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核心小组的成员，现在还不知道弗洛伊德的情况有多严重，他们会不会劝他接受手术？第二，弗洛伊德是应该照计划去罗马，还是立刻回维也纳？
很显然，弗洛伊德没有接受动手术的劝告，就去了罗马。等他回到维也纳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而等到许多年后，才有人告诉他核心小组决定不让他知道真正的情况。
就在弗洛伊德等待动手术时，他接到一封信，使他感到很满足。有一位美国的精神分析师，带着一封史丹利·何尔的介绍信来拜访他。
何尔在信中赞美弗洛伊德道：
你的成就比现在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家都要高超！事实上，历史将要证明，你对我们的贡献和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以为，如果你对那些叛离你的门徒宽容一点儿，也不会损及你崇高的学术地位。
以我自己来说，你的工作一直是我过去15年来工作上的主要灵感源泉。它已经给予我对于精神生活上的崭新观念，你赐给我的，比任何人都要多。
弗洛伊德读这封信时，等待着他的是复杂的大手术。问题牵涉得很广，外科医生发现必须先在一个尸体上实验，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进行手术。事实上，需要动两次手术。第一个比较小的手术准备在10月4日进行，一周后再进行大手术。首先，嘴唇和面颊必须割开很大的一个口子，然后将整个上颚和染病处右边的软肉割除。
第二个手术进行了7个小时，要经过局部麻醉和一些镇静作用。在10月底，弗洛伊德就已经回到了柏格街19号。
现在，弗洛伊德在康复中，他希望最坏的情形赶快过去，可是还不到两个星期，他的希望就破灭了。11月12日，将先前割下的组织样品拿去化验的医生告诉他，疾病在继续恶化中。他们建议再动手术，弗洛伊德也同意了，于是就在当天下午开刀。
这次手术看来很顺利，12月底以前，弗洛伊德回到家里，显然在复原中。直至13年后，恶性的细胞才再度被发现。但是弗洛伊德的灾难却持续不断。他将会经历30多次的手术，以除去慢性发炎的地方和病变前的癌细胞组织。
§§第六章 用生命诠释科学
但是弗洛伊德不能长途跋涉了，并且发现坐下来读书变成了很困难的事。他有时很无聊，整天只是抽烟和打牌，但觉得自己不该这样虚度。于是，他又把精力投入工作之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这样做就不会觉得时间难熬。”
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一篇30000字的论文，题目是《文明中的不快乐》，后来改名为《文明及其缺憾》。
一个月后便写出草稿，这篇著作的原来的题目是《文明中的不快乐》。这里所说的“不满”，带有“不安”、“烦闷”、“痛苦”和“苦恼”的意思，实际上是表示人类心理生活中的“苦恼”在文化上的表现。
在弗洛伊德致洛·沙洛姆的信中提到，他的《文明及其缺憾》探讨了文化、犯罪的意识、幸福和崇高的事物。“这一切激发了我，以致它同我在撰写以往著作中的感受不同，始终都有一股创造性的冲动……在写这部著作时，我已经重新发现绝大多数的平凡的真理”。
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探讨了最广泛的问题就是人类同宇宙的关系。弗洛伊德指出，人类对欲望的规范构建的人类的文明，对欲望的放纵会导致文明的危机。
当文明和欲望冲突时，人类应当如何处置呢？一边是欲望，一边是文明，人们该如何走下去呢？或者人们可以协调文明发展与欲望满足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平衡？
接着，弗洛伊德开始研究生活的目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目的主要是由享乐主义原则所决定。人类追求着幸福，但弗洛伊德发现：幸福是人们心中一种“暂时的”和“过度的”的状态。
所谓“幸福”，是指“比以前较好”这样一种状态。弗洛伊德认为，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人们往往把对幸福渴望寄托在宗教和恋爱中，但弗洛伊德认为利用宗教来给予人类幸福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恋爱与宗教不同，它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让人不再感到孤独。因此，弗洛伊德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式。”
但是，恋爱也只是暂时的幸福。弗洛伊德特别分析了个人欲望同社会环境间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这一冲突在现代社会中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同幸福相比，不幸福的力量更大一些。这种不幸福来自3个无可回避的来源：肉体的痛苦、外在世界的危险性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干扰。这就触及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弗洛伊德对社会和当代文化的现状极为不满，这篇文章很好地说明了弗洛伊德已对现代社会失去了信心。
弗洛伊德在研究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得出悲观的结论并非偶然，这和他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有必然的联系。结合他的特殊处境来看，他的失望情绪值得体谅。从他的社会地位来看，他对社会不满和对西方文化的堕落不满，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当然，弗洛伊德的悲观人生观后来也成了文艺界中一部分人玩弄颓废文艺的一个口实或“根据”。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
正是因为欲望对于人类生存所具有的双重影响，我们应该看到，这一影响乃是相互矛盾的，它既给人们带来生命，也给人们带来灭亡。欲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把人类导向文明的彼岸，也能把人类推向死亡的深渊。
从原始文明的发展史中，人类对于欲望的压抑是与文明同步产生并且是同步发展的。其理由当然非常简单，因为如果人类不对欲望加以规范——禁忌就是以神命的形式所进行的规范——那么人类将不可能在智力与体力方面得到飞跃，而文明当然也无从产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无规范的欲望将直接导致人类的体力与智力的退化。他不光会削弱影响个体，甚至还会削弱整体，这显然与人类的生存本能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如果人类普遍不能对自己的欲望规范的话，那么人类的命运必将是逐步衰弱，最终走向灭亡。
弗洛伊德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对欲望的规范也会越来越严格，人类的心理承受的压力一定会越来越大，生活也就必将越来越压抑，文明化后的人类对于纵欲的普遍反对乃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之一。
总之，文明起源于对欲望的压抑，而对欲望的压抑将会导致文明的危机。究其原因就在于：对欲望的长久压抑将会导致欲望的反抗，而它的反抗就是打破人们对欲望的规范，也就全面打破了对放纵欲望与搞乱伦理的禁忌，而压抑欲望和保护伦理乃是文明的根本。如果文明的根本受到损害，文明本身还能够完好无损吗？这正是现代文明缺憾所在。
早在1917年年底，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那段时间对弗洛伊德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醒不了的噩梦。那个时候，由于长期吸烟，弗洛伊德的下颚癌的病痛折磨越发严重了。癌细胞是一种变异的细胞，是产生癌症的病源，癌细胞与正常细胞不同，有无限生长、转化和转移三大特点，也因此难以消灭。在适宜条件下，它能无限增殖，成为“不死”的永生细胞。
在当时医学中，手术疗法是最早应用的治疗癌症的方法，也是目前许多早期癌症治疗的首选疗法。许多早期癌症可以通过成功的手术达到根治的目的。一些癌症病人病情发展到晚期，无法进行根治性手术，但是为了减轻病人痛苦，延长病人生命，也可进行手术，这种手术称为姑息性手术。而弗洛伊德的癌细胞已经不属于早期，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无法治疗。这一点很快就被证实了。
1923年4月的一个晚上，弗洛伊德让他的医生菲力斯·道西大吃一惊，他要求医生查看自己的口腔。道西医生只看一眼就给弗洛伊德确诊了。弗洛伊德患上了一种晚期的“口腔癌”！道西医生仔细看过后，认为病情相当严重，需要活体解剖，并且动手术除去染病的薄膜。他们很快就安排好了。
道西医生写道：“我们一起坐车到医院，说好了手术完后他可以马上回家。但是他失血较多，情况紧急，所以必须在医院单人病房的床上休息，因为那时没有其他的舒适病房空着。”
不久以后，就开始放射性治疗了，这是一连串治疗和手术的开端，希望可以防止疾病的蔓延。
1923年5月10日，弗洛伊德回复亚伯拉罕给他的生日祝贺信，他尚能写信：“我又可以吃东西、工作和吸烟了。而我将试用你乐观的口号：祝你青春永驻，万年常青。”
这封信代表着弗洛伊德面对挑战，努力不懈的精神。他直至生命终了时，仍不屈不挠地表现出他真正的英雄本质。
巴德·格斯丁的医生检查了开刀后的疤痕，认为他正在逐渐复原中。但是弗洛伊德对本地人不太信任，他觉得身体仍然不舒服。8月初，他去拉佛隆和女儿安娜会面。安娜劝他马上写信给在维也纳的菲力斯·道西医生。
道西立刻回了信，并且决定从维也纳出发，亲自去看弗洛伊德。他抵达拉佛隆后，马上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必须进行另一个更重大的手术。
可是再过几天，精神分析的核心小组会，就要聚集在圣克力斯多佛。而因为弗洛伊德早先计划，要在8月底去罗马，现在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核心小组的成员，现在还不知道弗洛伊德的情况有多严重，他们会不会劝他接受手术？第二，弗洛伊德是应该照计划去罗马，还是立刻回维也纳？
很显然，弗洛伊德没有接受动手术的劝告，就去了罗马。等他回到维也纳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而等到许多年后，才有人告诉他核心小组决定不让他知道真正的情况。
就在弗洛伊德等待动手术时，他接到一封信，使他感到很满足。有一位美国的精神分析师，带着一封史丹利·何尔的介绍信来拜访他。
何尔在信中赞美弗洛伊德道：
你的成就比现在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家都要高超！事实上，历史将要证明，你对我们的贡献和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以为，如果你对那些叛离你的门徒宽容一点儿，也不会损及你崇高的学术地位。
以我自己来说，你的工作一直是我过去15年来工作上的主要灵感源泉。它已经给予我对于精神生活上的崭新观念，你赐给我的，比任何人都要多。
弗洛伊德读这封信时，等待着他的是复杂的大手术。问题牵涉得很广，外科医生发现必须先在一个尸体上实验，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进行手术。事实上，需要动两次手术。第一个比较小的手术准备在10月4日进行，一周后再进行大手术。首先，嘴唇和面颊必须割开很大的一个口子，然后将整个上颚和染病处右边的软肉割除。
第二个手术进行了7个小时，要经过局部麻醉和一些镇静作用。在10月底，弗洛伊德就已经回到了柏格街19号。
现在，弗洛伊德在康复中，他希望最坏的情形赶快过去，可是还不到两个星期，他的希望就破灭了。11月12日，将先前割下的组织样品拿去化验的医生告诉他，疾病在继续恶化中。他们建议再动手术，弗洛伊德也同意了，于是就在当天下午开刀。
这次手术看来很顺利，12月底以前，弗洛伊德回到家里，显然在复原中。直至13年后，恶性的细胞才再度被发现。但是弗洛伊德的灾难却持续不断。他将会经历30多次的手术，以除去慢性发炎的地方和病变前的癌细胞组织。
§§第六章 用生命诠释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