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关注战后精神疾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与荣格的瑞士派人士从弗洛伊德的阵营中决裂出来的时间几乎相吻合，这两件事都对精神分析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大战中的那几年，欧洲大陆国家——英国和美国，还有最反对弗洛伊德的人，都很难忽视一个问题：数以千万计从战场负伤下来的兵士们，大都患了精神崩溃症，当时人们对此有个特别的名称，叫作“炸弹惊骇症”。
这种症状不仅可以用精神分析的治疗法减轻，而且还可以证实某些精神分析理论的假设。到了1918年，不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已经用精神分析治疗军队医院中的病患了。
弗洛伊德所预言的庸医骗人行为，使他遭到各方面甚至精神分析师的攻击。有人曾经说：“当弗洛伊德的声誉日增时，别人恶意地把他的理论与瑜伽术、神圣的治疗、动物吸引力和整骨疗法等归为同类。”
有一本在1912年出版的教科书，把心理治疗放在《招魂术和通灵术》的章节里，评论它说：
可能借着启示，有些实用主义的价值，但是却没有科学的根据。另一位心理学家则强调，治疗的成功并不能测验理论的正确性。
只有一些比较通俗的杂志成功地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报道态度。既不随便赞美，也不作骇人听闻的谴责。其中之一是《纽约时报》。当1914年秋天《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译文出现在美国时，它以半页的篇幅，作了客观的报道。
1915年年初，长期血战的迹象日益明显，英国人即使没有充足的理由，也可以找到许多借口，谴责弗洛伊德只是另一个“长久使我们受损的德国教授团的家伙”。如果不是大战前夕有一小群支持精神分析的人仗义执言，那些攻击将会产生很大的力量。那一群支持者中间，最有名的当然是恩斯特·钟士。
创立伦敦精神分析学会，只是钟士在英国推展精神分析的最重要项目。过了不久，他向皇家医药学会精神病学组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第二年，弗洛伊德的“遗忘理论”讨论会在达拉莫的心理学家与哲学家联合会上举行，偶尔在医学刊物上登载精神分析论文，已不再引起人们震撼惊奇了。
如此，在大战爆发以前，英国已有一群支持弗洛伊德的人。虽然人数少，却坚决地在英国建立起桥头堡。布利尔翻译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在大战期间的第一个冬天出现于英国。
当马西尔反对在战时使用精神分析时，被医药心理协会的会长断然拒绝了，原因是这个主题将不会被人认真看待。会长还埋怨道：“当然，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的卑劣教条，在英国精神病学家的教学和著作中，都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是众所皆知的。”
但是，尽管精神分析只受到极少数人支持，仍有些人感到受不了。几天后，一些“卫道士”在《英国医学杂志》的专栏中问道：“大家是否知道，精神分析家们在我们的军医院中的疯人病房做有害的工作？”
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聚会因大战爆发而搁置了，后来虽然恢复，却每3个星期才举行一次。弗洛伊德的诊所生意没有起色，他像许多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一样，面临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他的三儿子恩斯特跟长子马丁一起从军，而奥利佛因为体格欠佳不能服役，参与了一连串的机械工程。
弗洛伊德写信给亚伯拉罕说道：“我现在好像正站在北极圈的长夜里，焦急地等待着太阳的升起。”
太阳终于在几个星期后升起了。弗洛伊德开始写一连串的论文，并以从前所不曾有的速度完成了。第一篇是《对当代战争与死亡的沉思》，第二篇是《我们对死亡的态度》，并于1915年4月首次发表。
这两篇为《影像》杂志所写的文章完成后，弗洛伊德立刻从事起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将10多篇论文集成一本书，取名《超心理学绪论》。“超心理学”这个观念，是他首先使用的。他曾向弗莱斯解释那是“引导至意识背面的心理学”。
多年来，它的意义已经扩大到可以在科学中称为“一般理论”了。但是，弗洛伊德特别用这个词形容精神现象与精神器官及所牵涉的本能以及在器官中产生能量分配的关系。
头两篇论文是《本能和它们的变化》以及《压抑》，集中在3个星期内完成。第三篇《潜意识》花的时间不超过3个星期，阐述了弗洛伊德建立整个精神分析的中心思想。接下去是《梦的理论的超心理补充》和《哀悼与忧郁症》。
这头5篇超心理学的论文完成后，弗洛伊德开始准备他在大学的定期讲课。讲授时间是1915年10月和翌年3月，对象包括医生和其他科系的教授们。这次讲课和他在其他大学的演讲不同，他要出版讲义，如此他可以向广大的群众显示他的思想，并以炉火纯青的方法鼓励他的听众跟从他的说法，而这种方法正是他经常所表现的中庸之道。
他演讲的前言，已印成《精神分析人们》，他提醒大家，“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不可能……沉着冷静地保持一种科学理论；也不可能避免以一个警告作为开始”。于是，他的开场白说，在他的听众中，可能有人不满意皮毛地了解一点精神分析，而是决定要和它建立更永久的关系。
在一系列的演讲开始前，弗洛伊德特别向听众声明，他将不讨论思想倒错和梦而要讨论神经官能症，那是除了听众中的医生外，大多数人都很陌生的一种现象。他解释，即使在这里，他仍要用长久以来使用的相同技巧。
《精神分析人们》分3个单元出版，时间在1915年和1917年，是弗洛伊德除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之外，拥有最多读者的一部作品，曾被翻译成17种文字。
弗洛伊德很清楚，对于外行人来说，这些讲稿清晰地阐述了精神分析，它们也为他带来一大笔财富。但是，1918年3月他的书完成以后，却比以前更沮丧了。
毫无疑问，原因是他已经62岁了，他以前认为自己在这个年纪就会死去。他对战争的结果也越来越悲观，而且，秋冬来临后，食物和燃料将更加短缺。除了这些物质问题外，他还为国际上的认可与否而担心。
在1917年，至少有几件事值得弗洛伊德庆幸：他两个在军中的儿子安然无恙，直至战争结束都是如此。马丁一直在西班牙加里西里和俄国的前线，而恩斯特则在意大利的前线，好几次都从鬼门关躲过。
弗洛伊德只有一个亲戚阵亡，那是他妹妹罗莎的儿子哈曼格拉夫。他出嫁的女儿玛西黛和小女儿安娜都在维也纳，除了经常想念在前线的马丁和恩斯特外，他主要的家庭问题是很难跟在汉堡的女儿苏菲联络。
到了秋天，生活条件变得更困难，未来唯一能确知的事，就是食物和燃料的短缺。但是，也有几件事情稍微减轻了弗洛伊德的忧郁，那就是有人提名他接受诺贝尔奖。
事实上，早在1914年，就有美国心理学家怀特策划提名弗洛伊德，但是后来没有下文，而弗洛伊德本人似乎也不知道有这个计划。现在弗洛伊德的名字被罗伯·贝拉尼提出，此人在1914年得到了诺贝尔的医学奖。
弗洛伊德并没有因贝拉尼的提名而得到诺贝尔奖，以后罗曼·罗兰、阿诺·兹伟克等人也同样努力过，都没有结果。弗洛伊德告诉亚伯拉罕：“我已经两次看见诺贝尔奖金从我面前扬长而过。我也已经了解，这种官方的承认根本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当1917年秋天如期来到阴霾中时，还有另一个令人鼓舞的小火花：英国人已经占领了耶路撒冷，并且发表《贝尔福宣言》，答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弗洛伊德对亚拉伯罕说那是唯一让他感到高兴的事。
虽然弗洛伊德现在仍深陷于沮丧之中，但精神分析的前途已经渐渐地改善。在美国，普特南就曾感叹说：“10多年以前，有谁曾梦想过，今天的大学教授们会向男女学生讲授弗洛伊德的理论？科学界人士依赖它们，以探求本能的奥秘；教育家们希望找到训练年轻人的秘诀。”
在医学界，这种重点改变的原因是医生们现在必须处理渐增的患了“炸弹惊骇症”的伤兵。不错，在以后的战争中，也有许多受战争压力而使人精神崩溃的例子，但是他们的数目和身体受伤或感染疾病的人相比，却是微乎其微。
现在，在西方前线的持久壕沟战，加上日夜不停的炮火轰炸，使情况急速改变，人们逐渐关切战争所引起的精神病问题。精神病医师被配属在军队医院里，而精神病的病例和外科及内科的病例一样，被详细地研究着。
弗洛伊德一点也不知道精神分析在英国发展的情形，而且很少接触奥国所治疗的“炸弹惊骇症”的个案。但是，可能维克特、陶斯克已经提醒他注意这些现象。
陶斯克是在1915年被征召为陆军的精神病学家，第二年印行了一篇论文，叫作《关于所谓战争精神病的症状学之诊断考虑》。
在欧洲，考虑用精神分析治疗战争下精神病患者的人不只陶斯克一个。
在1918年2月，弗洛伊德收到由恩斯特·锡麦写的论文《战争的神经性官能症与心灵创伤》。锡麦是一位德国医生，战争爆发时，被征召到一个野战医院，担任医药顾问，不久后采用被认为是革命性的政策，以客观而公平的态度对待在战斗中受压力而精神崩溃的人，而不是将其视为装病逃避义务的士兵。
几个月以前，锡麦曾向德国作战大臣提出一项计划，准备组成一个精神分析机构用以研究神经病源，并免费提供顾问的诊所以及一个可以治疗病人的疗养院。当局似乎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是，德国政府受到了影响，派了一位官方代表，参加由弗洛伊德及他的追随者筹划的定于1918年举行的国际大会，而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是如此。
大会本来决定在波兰的布勒斯特举行，但是后来改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时间是9月。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瑞士人与会，出席的42人中，有3个荷兰人，3个德国人，其余的则来自风雨飘摇的奥匈帝国。
当弗洛伊德知道中央集权官方已表示有兴趣的真正原因时，他一定有许多感慨：精神分析原来的目的是解开人类思维的神秘和减轻人类的痛苦，而现在却被认为是尽快把人送回战场。
经过许多次的磋商后，荷兰的海牙终于被选定为国际大会的召开地点，并决定在1920年9月举行。
海牙的大会相当成功。英国代表团有15人，德国代表团有11人。有16位荷兰的精神分析师，2位美国分析师，还有62位会员，其中有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及瑞士人，他们来自新组成的弗洛伊德的瑞士精神分析学会。
弗洛伊德在大会中演讲“梦的理论之补充”，重申20年以前，他主张“梦代表希望实现”的说法。此外，他更进一步地说，人类还有“惩罚的梦”以及“创伤的梦。”
海牙大会结束后，弗洛伊德打算和女儿安娜去英国。他希望去看他在曼彻斯特的亲戚以及拜访剑桥大学。但是，第一个障碍是安娜的签证没有及时寄到。然后，当他打算单独前往时，一位在柏林的亲戚因为心脏病去世。他必须去柏林吊丧，只好很难过地放弃此行。
弗洛伊德从海牙大会回来时，发现有一大堆信件和病人等他去处理，他的每一分钟都被占据。同时，大战结束后的几年中，弗洛伊德发现，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日益增长。
在维也纳，大约20年前就开始的“周三学会”，现在又一次繁荣成长起来，成为国际性协会的维也纳分会，也吸引了许多新的会员。其中有一位威廉·里克，是刚出道的奥地利医生。
当弗洛伊德正在振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维也纳分会时，英国也开始重组精神分析机构。大战期间，伦敦精神分析学会中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会员，却投入荣格的怀抱。1919年2月，钟士计划“整肃”英国组织中的“荣格派”会员，受到弗洛伊德的恭贺，于是解散伦敦学会，组织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
然而，在美国的情况特别令人惊异。那里，尽管有普特南支持弗洛伊德，钟士也曾孜孜不倦地宣扬弗洛伊德的见解，在某些医学会议里，精神分析被认真地讨论着。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美国精神病医生来说，精神分析仍然只是“厕所中的俏皮话或茶余饭后兴起的主题”。
除了拒绝认真考虑精神分析的怀疑者外，还有变节脱逃的人。其中有名的是撒母耳·邓南伯医生。他自1912年起，就是执业的精神病医生。
1922年年初，邓南伯宣布他的看法：“在我的经验里，没有弗洛伊德的那些解释，所谓神经质因若用支配人类生活的其他本能来解释，病人也可以治愈。性对于所有的神经质因并没有因果关系。神经质是由于个人与现实及世界的冲突而引起的，与他的爱情生活风马牛不相及。”
邓南伯说：“现在，人们如果在别的行业不能谋生，就转行当精神分析师。”他结论道：“精神分析是一种伪科学，就像手相术、笔迹学和骨相学一样。”
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混乱的美国精神治疗界里，到处可以听到严厉的批评家的咆哮、狡猾庸医所做的不实宣传以及顽固的敌人的恐怖雄辩。
甚至于在学术气氛比较浓厚的圈子里，弗洛伊德也不一定能得到他预期的认可。在英国，一般人的态度表现于罗斯·马考莱的小说《危险时代》里。书中的主人翁说：“弗洛伊德主义能奇妙地治疗疾病——不管是炸弹惊骇症、失眠症、神经沮丧、腰部风湿痛、自杀狂等，全都有效。”
汤玛斯说：“如果能以军事术语形容，我想说，弗洛伊德的理论代表对潜意识的一种总攻势，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必须承认，我根本不满意弗洛伊德的观念。相反地，我觉得我被他折磨得烦躁不安、不成人形。艺术家被弗洛伊德的观念透视得无可遁形，严重地破坏了他们创作艺术的秘密。”
面临着英国和其他地方的种种反对浪潮，钟士不屈不挠地向前推进。他经常在医学界演讲，为成立精神分析研究院铺路，贡献出他全部的才智和精力，支持弗洛伊德主义。
在英国和美国，对精神分析的讨论集中于它对医学界的实用价值以及它对“性”的强调上是否有依据。但是在欧洲大陆，精神分析方法却经常推展到和治疗没有关联的地方。
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大家逐渐知道的潜意识的影响。但他们的反应是，避免和弗洛伊德牵扯在一起。
尽管受到“时代文学的补充”的影射，可是许多作者仍不愿承认，潜意识是他们作品的主要源泉。这种犹豫是很容易理解的。
精神分析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本能的生命和想象的生命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一个在治疗中放弃神经质原的病人，和在创作中使感情升华的艺术家有相似之处。”职业的作家们多半对于这种视创作是“主观的逃避，而非客观的创造现实”的看法愤愤不平。
作家们的另外一种沮丧极可能来自《精神分析国际会刊》的过度夸张。那份刊物在大战后迅速发行，原则上应由弗洛伊德指挥，但是为了某些实际的目标，却受钟士的控制。
一开始，会刊内容以非医学的论文为主。第一篇大幅的论文是《谈亨利八世的性格和婚姻生活》，接着还分析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和《威尼斯商人》。詹姆士·塔斯勒说：“要归功于精神分析的，不仅心理学而已，还包括了所有邻近的学科，如人类学、民俗学、宗教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于文学批评、政治学和传记等。”
大战中的那几年，欧洲大陆国家——英国和美国，还有最反对弗洛伊德的人，都很难忽视一个问题：数以千万计从战场负伤下来的兵士们，大都患了精神崩溃症，当时人们对此有个特别的名称，叫作“炸弹惊骇症”。
这种症状不仅可以用精神分析的治疗法减轻，而且还可以证实某些精神分析理论的假设。到了1918年，不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已经用精神分析治疗军队医院中的病患了。
弗洛伊德所预言的庸医骗人行为，使他遭到各方面甚至精神分析师的攻击。有人曾经说：“当弗洛伊德的声誉日增时，别人恶意地把他的理论与瑜伽术、神圣的治疗、动物吸引力和整骨疗法等归为同类。”
有一本在1912年出版的教科书，把心理治疗放在《招魂术和通灵术》的章节里，评论它说：
可能借着启示，有些实用主义的价值，但是却没有科学的根据。另一位心理学家则强调，治疗的成功并不能测验理论的正确性。
只有一些比较通俗的杂志成功地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报道态度。既不随便赞美，也不作骇人听闻的谴责。其中之一是《纽约时报》。当1914年秋天《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译文出现在美国时，它以半页的篇幅，作了客观的报道。
1915年年初，长期血战的迹象日益明显，英国人即使没有充足的理由，也可以找到许多借口，谴责弗洛伊德只是另一个“长久使我们受损的德国教授团的家伙”。如果不是大战前夕有一小群支持精神分析的人仗义执言，那些攻击将会产生很大的力量。那一群支持者中间，最有名的当然是恩斯特·钟士。
创立伦敦精神分析学会，只是钟士在英国推展精神分析的最重要项目。过了不久，他向皇家医药学会精神病学组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第二年，弗洛伊德的“遗忘理论”讨论会在达拉莫的心理学家与哲学家联合会上举行，偶尔在医学刊物上登载精神分析论文，已不再引起人们震撼惊奇了。
如此，在大战爆发以前，英国已有一群支持弗洛伊德的人。虽然人数少，却坚决地在英国建立起桥头堡。布利尔翻译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在大战期间的第一个冬天出现于英国。
当马西尔反对在战时使用精神分析时，被医药心理协会的会长断然拒绝了，原因是这个主题将不会被人认真看待。会长还埋怨道：“当然，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的卑劣教条，在英国精神病学家的教学和著作中，都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是众所皆知的。”
但是，尽管精神分析只受到极少数人支持，仍有些人感到受不了。几天后，一些“卫道士”在《英国医学杂志》的专栏中问道：“大家是否知道，精神分析家们在我们的军医院中的疯人病房做有害的工作？”
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聚会因大战爆发而搁置了，后来虽然恢复，却每3个星期才举行一次。弗洛伊德的诊所生意没有起色，他像许多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一样，面临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他的三儿子恩斯特跟长子马丁一起从军，而奥利佛因为体格欠佳不能服役，参与了一连串的机械工程。
弗洛伊德写信给亚伯拉罕说道：“我现在好像正站在北极圈的长夜里，焦急地等待着太阳的升起。”
太阳终于在几个星期后升起了。弗洛伊德开始写一连串的论文，并以从前所不曾有的速度完成了。第一篇是《对当代战争与死亡的沉思》，第二篇是《我们对死亡的态度》，并于1915年4月首次发表。
这两篇为《影像》杂志所写的文章完成后，弗洛伊德立刻从事起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将10多篇论文集成一本书，取名《超心理学绪论》。“超心理学”这个观念，是他首先使用的。他曾向弗莱斯解释那是“引导至意识背面的心理学”。
多年来，它的意义已经扩大到可以在科学中称为“一般理论”了。但是，弗洛伊德特别用这个词形容精神现象与精神器官及所牵涉的本能以及在器官中产生能量分配的关系。
头两篇论文是《本能和它们的变化》以及《压抑》，集中在3个星期内完成。第三篇《潜意识》花的时间不超过3个星期，阐述了弗洛伊德建立整个精神分析的中心思想。接下去是《梦的理论的超心理补充》和《哀悼与忧郁症》。
这头5篇超心理学的论文完成后，弗洛伊德开始准备他在大学的定期讲课。讲授时间是1915年10月和翌年3月，对象包括医生和其他科系的教授们。这次讲课和他在其他大学的演讲不同，他要出版讲义，如此他可以向广大的群众显示他的思想，并以炉火纯青的方法鼓励他的听众跟从他的说法，而这种方法正是他经常所表现的中庸之道。
他演讲的前言，已印成《精神分析人们》，他提醒大家，“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不可能……沉着冷静地保持一种科学理论；也不可能避免以一个警告作为开始”。于是，他的开场白说，在他的听众中，可能有人不满意皮毛地了解一点精神分析，而是决定要和它建立更永久的关系。
在一系列的演讲开始前，弗洛伊德特别向听众声明，他将不讨论思想倒错和梦而要讨论神经官能症，那是除了听众中的医生外，大多数人都很陌生的一种现象。他解释，即使在这里，他仍要用长久以来使用的相同技巧。
《精神分析人们》分3个单元出版，时间在1915年和1917年，是弗洛伊德除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之外，拥有最多读者的一部作品，曾被翻译成17种文字。
弗洛伊德很清楚，对于外行人来说，这些讲稿清晰地阐述了精神分析，它们也为他带来一大笔财富。但是，1918年3月他的书完成以后，却比以前更沮丧了。
毫无疑问，原因是他已经62岁了，他以前认为自己在这个年纪就会死去。他对战争的结果也越来越悲观，而且，秋冬来临后，食物和燃料将更加短缺。除了这些物质问题外，他还为国际上的认可与否而担心。
在1917年，至少有几件事值得弗洛伊德庆幸：他两个在军中的儿子安然无恙，直至战争结束都是如此。马丁一直在西班牙加里西里和俄国的前线，而恩斯特则在意大利的前线，好几次都从鬼门关躲过。
弗洛伊德只有一个亲戚阵亡，那是他妹妹罗莎的儿子哈曼格拉夫。他出嫁的女儿玛西黛和小女儿安娜都在维也纳，除了经常想念在前线的马丁和恩斯特外，他主要的家庭问题是很难跟在汉堡的女儿苏菲联络。
到了秋天，生活条件变得更困难，未来唯一能确知的事，就是食物和燃料的短缺。但是，也有几件事情稍微减轻了弗洛伊德的忧郁，那就是有人提名他接受诺贝尔奖。
事实上，早在1914年，就有美国心理学家怀特策划提名弗洛伊德，但是后来没有下文，而弗洛伊德本人似乎也不知道有这个计划。现在弗洛伊德的名字被罗伯·贝拉尼提出，此人在1914年得到了诺贝尔的医学奖。
弗洛伊德并没有因贝拉尼的提名而得到诺贝尔奖，以后罗曼·罗兰、阿诺·兹伟克等人也同样努力过，都没有结果。弗洛伊德告诉亚伯拉罕：“我已经两次看见诺贝尔奖金从我面前扬长而过。我也已经了解，这种官方的承认根本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当1917年秋天如期来到阴霾中时，还有另一个令人鼓舞的小火花：英国人已经占领了耶路撒冷，并且发表《贝尔福宣言》，答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弗洛伊德对亚拉伯罕说那是唯一让他感到高兴的事。
虽然弗洛伊德现在仍深陷于沮丧之中，但精神分析的前途已经渐渐地改善。在美国，普特南就曾感叹说：“10多年以前，有谁曾梦想过，今天的大学教授们会向男女学生讲授弗洛伊德的理论？科学界人士依赖它们，以探求本能的奥秘；教育家们希望找到训练年轻人的秘诀。”
在医学界，这种重点改变的原因是医生们现在必须处理渐增的患了“炸弹惊骇症”的伤兵。不错，在以后的战争中，也有许多受战争压力而使人精神崩溃的例子，但是他们的数目和身体受伤或感染疾病的人相比，却是微乎其微。
现在，在西方前线的持久壕沟战，加上日夜不停的炮火轰炸，使情况急速改变，人们逐渐关切战争所引起的精神病问题。精神病医师被配属在军队医院里，而精神病的病例和外科及内科的病例一样，被详细地研究着。
弗洛伊德一点也不知道精神分析在英国发展的情形，而且很少接触奥国所治疗的“炸弹惊骇症”的个案。但是，可能维克特、陶斯克已经提醒他注意这些现象。
陶斯克是在1915年被征召为陆军的精神病学家，第二年印行了一篇论文，叫作《关于所谓战争精神病的症状学之诊断考虑》。
在欧洲，考虑用精神分析治疗战争下精神病患者的人不只陶斯克一个。
在1918年2月，弗洛伊德收到由恩斯特·锡麦写的论文《战争的神经性官能症与心灵创伤》。锡麦是一位德国医生，战争爆发时，被征召到一个野战医院，担任医药顾问，不久后采用被认为是革命性的政策，以客观而公平的态度对待在战斗中受压力而精神崩溃的人，而不是将其视为装病逃避义务的士兵。
几个月以前，锡麦曾向德国作战大臣提出一项计划，准备组成一个精神分析机构用以研究神经病源，并免费提供顾问的诊所以及一个可以治疗病人的疗养院。当局似乎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是，德国政府受到了影响，派了一位官方代表，参加由弗洛伊德及他的追随者筹划的定于1918年举行的国际大会，而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是如此。
大会本来决定在波兰的布勒斯特举行，但是后来改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时间是9月。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瑞士人与会，出席的42人中，有3个荷兰人，3个德国人，其余的则来自风雨飘摇的奥匈帝国。
当弗洛伊德知道中央集权官方已表示有兴趣的真正原因时，他一定有许多感慨：精神分析原来的目的是解开人类思维的神秘和减轻人类的痛苦，而现在却被认为是尽快把人送回战场。
经过许多次的磋商后，荷兰的海牙终于被选定为国际大会的召开地点，并决定在1920年9月举行。
海牙的大会相当成功。英国代表团有15人，德国代表团有11人。有16位荷兰的精神分析师，2位美国分析师，还有62位会员，其中有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及瑞士人，他们来自新组成的弗洛伊德的瑞士精神分析学会。
弗洛伊德在大会中演讲“梦的理论之补充”，重申20年以前，他主张“梦代表希望实现”的说法。此外，他更进一步地说，人类还有“惩罚的梦”以及“创伤的梦。”
海牙大会结束后，弗洛伊德打算和女儿安娜去英国。他希望去看他在曼彻斯特的亲戚以及拜访剑桥大学。但是，第一个障碍是安娜的签证没有及时寄到。然后，当他打算单独前往时，一位在柏林的亲戚因为心脏病去世。他必须去柏林吊丧，只好很难过地放弃此行。
弗洛伊德从海牙大会回来时，发现有一大堆信件和病人等他去处理，他的每一分钟都被占据。同时，大战结束后的几年中，弗洛伊德发现，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日益增长。
在维也纳，大约20年前就开始的“周三学会”，现在又一次繁荣成长起来，成为国际性协会的维也纳分会，也吸引了许多新的会员。其中有一位威廉·里克，是刚出道的奥地利医生。
当弗洛伊德正在振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维也纳分会时，英国也开始重组精神分析机构。大战期间，伦敦精神分析学会中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会员，却投入荣格的怀抱。1919年2月，钟士计划“整肃”英国组织中的“荣格派”会员，受到弗洛伊德的恭贺，于是解散伦敦学会，组织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
然而，在美国的情况特别令人惊异。那里，尽管有普特南支持弗洛伊德，钟士也曾孜孜不倦地宣扬弗洛伊德的见解，在某些医学会议里，精神分析被认真地讨论着。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美国精神病医生来说，精神分析仍然只是“厕所中的俏皮话或茶余饭后兴起的主题”。
除了拒绝认真考虑精神分析的怀疑者外，还有变节脱逃的人。其中有名的是撒母耳·邓南伯医生。他自1912年起，就是执业的精神病医生。
1922年年初，邓南伯宣布他的看法：“在我的经验里，没有弗洛伊德的那些解释，所谓神经质因若用支配人类生活的其他本能来解释，病人也可以治愈。性对于所有的神经质因并没有因果关系。神经质是由于个人与现实及世界的冲突而引起的，与他的爱情生活风马牛不相及。”
邓南伯说：“现在，人们如果在别的行业不能谋生，就转行当精神分析师。”他结论道：“精神分析是一种伪科学，就像手相术、笔迹学和骨相学一样。”
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混乱的美国精神治疗界里，到处可以听到严厉的批评家的咆哮、狡猾庸医所做的不实宣传以及顽固的敌人的恐怖雄辩。
甚至于在学术气氛比较浓厚的圈子里，弗洛伊德也不一定能得到他预期的认可。在英国，一般人的态度表现于罗斯·马考莱的小说《危险时代》里。书中的主人翁说：“弗洛伊德主义能奇妙地治疗疾病——不管是炸弹惊骇症、失眠症、神经沮丧、腰部风湿痛、自杀狂等，全都有效。”
汤玛斯说：“如果能以军事术语形容，我想说，弗洛伊德的理论代表对潜意识的一种总攻势，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必须承认，我根本不满意弗洛伊德的观念。相反地，我觉得我被他折磨得烦躁不安、不成人形。艺术家被弗洛伊德的观念透视得无可遁形，严重地破坏了他们创作艺术的秘密。”
面临着英国和其他地方的种种反对浪潮，钟士不屈不挠地向前推进。他经常在医学界演讲，为成立精神分析研究院铺路，贡献出他全部的才智和精力，支持弗洛伊德主义。
在英国和美国，对精神分析的讨论集中于它对医学界的实用价值以及它对“性”的强调上是否有依据。但是在欧洲大陆，精神分析方法却经常推展到和治疗没有关联的地方。
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大家逐渐知道的潜意识的影响。但他们的反应是，避免和弗洛伊德牵扯在一起。
尽管受到“时代文学的补充”的影射，可是许多作者仍不愿承认，潜意识是他们作品的主要源泉。这种犹豫是很容易理解的。
精神分析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本能的生命和想象的生命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一个在治疗中放弃神经质原的病人，和在创作中使感情升华的艺术家有相似之处。”职业的作家们多半对于这种视创作是“主观的逃避，而非客观的创造现实”的看法愤愤不平。
作家们的另外一种沮丧极可能来自《精神分析国际会刊》的过度夸张。那份刊物在大战后迅速发行，原则上应由弗洛伊德指挥，但是为了某些实际的目标，却受钟士的控制。
一开始，会刊内容以非医学的论文为主。第一篇大幅的论文是《谈亨利八世的性格和婚姻生活》，接着还分析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和《威尼斯商人》。詹姆士·塔斯勒说：“要归功于精神分析的，不仅心理学而已，还包括了所有邻近的学科，如人类学、民俗学、宗教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于文学批评、政治学和传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