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在煎熬中坚持研究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所发生的国际危机，弗洛伊德早就心怀不满。
1912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称当时为“可恨的时代”，谴责各大国的相互争夺。对政治的厌恶使他千方百计地想逃离政治，谁也没想到战争将在1914年爆发。当战争爆发时，弗洛伊德非常震惊。但很快，弗洛伊德又恢复了冷静状态，他只专心研究他的理论问题。
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月内，他坚持指导两份杂志——《精神分析杂志》和《意象》的出版工作。
同时，在1915年春的6周内分别写出了5篇包含着他的重要理论观点的论文。《本能及其变迁》和《论压抑》是在3周内写成的，他最满意的《论潜意识》是在2周内写成的，而《对梦的理论的超心理学的补充》和《悲伤与忧郁症》则是在11天内完成的。
在1915年春末夏初的6周，他写出了5篇以上的论文。8月，他写信给钟士说，他已完成了关于超心理学的全部12篇论文。他还说，准备将这些文章以书的形式发表出去，但时机未到。后来，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他只正式发表了5篇。可能是他觉得另外7篇的质量不高，自行烧毁了。
从表面来看，弗洛伊德的学术活动并未受到战争爆发的明显干扰，即使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也仍然没有中断。
由于阿德勒与荣格相继离开弗洛伊德，1913年夏天，就组成了一个“守护”弗洛伊德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首先由钟士向费伦齐提出，接着，又得到了奥多·兰克、查赫、亚伯拉罕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支持。
但是，弗洛伊德觉得，要想让这个委员会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继续扩大。所以，弗洛伊德本人亲自推荐马克斯·艾丁根也参加这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它的创始人钟士。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至少是10年，一直保卫着弗洛伊德的荣誉与学说，反击对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各种攻击。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和那些离弃我的人相比，还有更多的人都忠诚地与我合作达15年以上，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和我私交甚笃。”
1915年，首先是兰克和查赫被征召入伍，不久费伦齐也成为匈牙利军队的军医。这让弗洛伊德逐渐地感觉到战争的危害性——它正逐渐地夺去他的亲密朋友和亲人，连他的大儿子马丁和小儿子恩斯特在大战爆发后不久也参军了。弗洛伊德不得不在与他的亲密朋友的通信中寻求慰藉。
由于战争的爆发，弗洛伊德诊疗所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少。战前，从欧洲各地来弗洛伊德诊所看病的人很多；战争开始后，病人就寥寥无几。所以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这是一段最空闲的时期，因此他在这段时间写了不少论文。在努力写作的同时，他还绞尽脑汁地思考各种问题。他沉浸在学术和理论上的艰苦研究工作中，以此回避外界的讨厌事务。
他在给费伦齐的信中说：“这个世界回馈我的与我给这个世界的贡献完全不成比例。我现在真想脱离这个世界，我希望这种状况能一直维持到大战结束。”
在当时，弗洛伊德除了著述以外，还给维也纳大学开讲《精神分析学导引》。在弗洛伊德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叫洛·安德利斯·沙洛姆的女学生。
早在战前她就已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她很善于发现伟大人物，她的朋友圈里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瑞典剧作家斯特林贝格，奥地利诗人李尔克，奥地利剧作家斯尼兹尔和法国雕塑家罗丹等人。
沙洛姆曾自称，她曾迷恋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尼采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给予沙洛姆女士的品格很高的评价，而沙洛姆也很推崇弗洛伊德的科学成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洛伊德同沙洛姆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沙洛姆在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表示自己认为人类的未来是乐观的。弗洛伊德却在给她的回信中说自己认为人类将战胜这场战争，自己恐怕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评价不了人类的丑恶等。
弗洛伊德非常厌恨战争，荣格等人的分裂运动也让他感到很愤慨。形势让他感到越来越悲观。1914年，在他所著的《论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他严厉地批评了荣格与阿德勒的观点。在大战爆发期间，他还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潜意识及其他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课题。他想凭借这些不停的著述活动加强自己的理论阵地。
1916年新年，弗洛伊德在致艾丁根的信中说：“关于战争，很难说什么。没人知道战争最后会打成什么样子，出现什么后果。他在信中还提到自己的大儿子已升为中尉，而小儿子也是准尉，他们俩现在都正在意大利前线作战。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利沃，现在是个工程兵，正在喀尔巴阡山开凿隧道。”弗洛伊德对自己儿子的生死前途非常牵挂，他每天都以焦急的心情看4份报纸，从上面了解战争情况。
1916年，弗洛伊德的生活开始艰难起来。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粮食，很快粮食就开始短缺。在这一年弗洛伊德的许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因为缺粮，怕会有揭不开锅的时候。雪上加霜的是，他还得了重感冒病，这让他显得更加衰弱。他的60岁生日过得格外凄惨——他的几个儿子都在前线打仗，自己又食不果腹。
至1917年，弗洛伊德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物质短缺、粮食不足、经济上也更加紧张。弗洛伊德还患了严重的风湿症，写字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没的用，没的吃，没的花，还得了病，但这些从来都没有动摇弗洛伊德的意志。
1917年夏天，弗洛伊德来到措尔巴多山区度假。这里有1000多米高的山区，天气凉爽，美中不足的是这里时时有风暴。弗洛伊德时常到户外散步，并兴致勃勃地去采蘑菇。在那同他一块度假的还有费伦齐、查赫、艾丁根和兰克。
那一年，弗洛伊德写了一篇论文——《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在这一年，弗洛伊德还把1915年出版过的《精神分析导引》加以扩充再版发行。
1917年年底，弗洛伊德的口腔癌开始表现出初期症状。他的这种病最忌吸烟，但对他来说，戒烟是非常难受的。他的下颚会经常颤抖，并常常伴有剧痛。弗洛伊德越来越担心自己会在母亲之前去世，而这个打击会让他的母亲不堪忍受。
1918年8月，德军固守多年的“兴登堡防线”被英、美、法联军突破。这时，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前夕，因各种原因被迫中断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重新召开，时隔3年后，第五次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
同年9月28日，大会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科学院大厅正式开幕。这里所说的东欧各国政府指的是奥地利、德国和匈牙利政府。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了大会，表明在世界大战中出现了许多患严重精神病的士兵。布达佩斯代表大会推选费伦齐担任主席。
几个月以后，即1919年春夏期间，布达佩斯大学有数千名学生请求政府委派费伦齐到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在布达佩斯代表大会上，弗洛伊德宣讲的论文的题目是《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进方向》。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弗洛伊德焦急地等候他的儿子们能从前线平安地归来。他等了好几个礼拜也没有等到大儿子的音信。12月3日，他终于收到他的大儿子马丁自意大利寄来的明信片，他这才知道：马丁和其他奥地利军队被意大利人民包围，后来，他被送到意大利医院接受治疗。马丁在医院里一直住到1919年8月。
战争刚刚结束，纸张严重短缺，但在此情况下，弗洛伊德还是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论集》第四卷。这一卷厚达700多页，比前三卷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
战争虽然是结束了，但和平并没有真正地到来。弗洛伊德在苦闷的气氛中，只好继续发愤著述。这一年，他发表了爱情心理学中的第三篇论文《处女之谜——一种禁忌》。与此同时，“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正式成立。
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一个神经质儿童的故事》（又名《狼人》）、《恶心的东西》和《孩子挨打》也先后出版。
社会的动乱给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弗洛伊德本人的诊所收入也是少得可怜，他的儿子、女婿找不到工作。
1918年至1920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又买不到燃料。弗洛伊德不得不在零下10多度的严寒下，守候在没有暖气的诊室，在室内他也不得不穿上大衣和皮手套。晚上，弗洛伊德又要用冻僵了的手执笔写稿和校阅稿样。
由于经济困难，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借债度日。由于通货膨胀，他原有的价值15万克朗的存款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样，在他60岁开外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
1919年年底，弗洛伊德的夫人玛莎也身患重感冒，因而更加衰弱了。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唯一给弗洛伊德带来慰藉的，就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广泛发展。
战争带来的灾难远不止战争本身，战争后遗症之一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更多了。人们在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悲观，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分析学，希望求助于它来探索解除精神苦闷的奥秘。
因此，战争结束以后，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各国的支会进一步有所发展，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动也大大增加了。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欧战虽然摧毁了好多好多的社团组织，但对我们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却毫无影响。战后第一次集会在中立国荷兰的海牙举行。东道主国荷兰殷勤地接待来自中欧各国的赤贫挨饿的代表们，境况令人感动。我相信这是英、德两国的人在战后的废墟上第一次围桌而坐，共同友善地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对于战场神经病的观察，终于打开了医学界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神经病中的重要地位。”
1920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精神分析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稳固基础。战争使精神分析学深入人心，渗透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一切与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的学科中去。从此，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迈入了崭新的阶段。精神分析学开始成为无形的精神酵母注入文学、艺术、社会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而在渗透的过程中，不但精神分析学起到了改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学的不足部分得到了发展和补充，它的不准确部分得到了纠正和改造。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弗洛伊德担负起更重的任务——他要负起在理论上补充、发展、修正精神分析学的重任，还要指导它的实际应用，总结新的经验。
1919年，维也纳大学把弗洛伊德从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没有让他在学校和系里担任学术上或行政上的领导职务。
《快乐原则的彼岸》是弗洛伊德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有关本能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由于“本能”理论的建立，使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理论更加成熟和更加圆满。
1912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称当时为“可恨的时代”，谴责各大国的相互争夺。对政治的厌恶使他千方百计地想逃离政治，谁也没想到战争将在1914年爆发。当战争爆发时，弗洛伊德非常震惊。但很快，弗洛伊德又恢复了冷静状态，他只专心研究他的理论问题。
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月内，他坚持指导两份杂志——《精神分析杂志》和《意象》的出版工作。
同时，在1915年春的6周内分别写出了5篇包含着他的重要理论观点的论文。《本能及其变迁》和《论压抑》是在3周内写成的，他最满意的《论潜意识》是在2周内写成的，而《对梦的理论的超心理学的补充》和《悲伤与忧郁症》则是在11天内完成的。
在1915年春末夏初的6周，他写出了5篇以上的论文。8月，他写信给钟士说，他已完成了关于超心理学的全部12篇论文。他还说，准备将这些文章以书的形式发表出去，但时机未到。后来，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他只正式发表了5篇。可能是他觉得另外7篇的质量不高，自行烧毁了。
从表面来看，弗洛伊德的学术活动并未受到战争爆发的明显干扰，即使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也仍然没有中断。
由于阿德勒与荣格相继离开弗洛伊德，1913年夏天，就组成了一个“守护”弗洛伊德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首先由钟士向费伦齐提出，接着，又得到了奥多·兰克、查赫、亚伯拉罕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支持。
但是，弗洛伊德觉得，要想让这个委员会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继续扩大。所以，弗洛伊德本人亲自推荐马克斯·艾丁根也参加这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它的创始人钟士。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至少是10年，一直保卫着弗洛伊德的荣誉与学说，反击对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各种攻击。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和那些离弃我的人相比，还有更多的人都忠诚地与我合作达15年以上，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和我私交甚笃。”
1915年，首先是兰克和查赫被征召入伍，不久费伦齐也成为匈牙利军队的军医。这让弗洛伊德逐渐地感觉到战争的危害性——它正逐渐地夺去他的亲密朋友和亲人，连他的大儿子马丁和小儿子恩斯特在大战爆发后不久也参军了。弗洛伊德不得不在与他的亲密朋友的通信中寻求慰藉。
由于战争的爆发，弗洛伊德诊疗所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少。战前，从欧洲各地来弗洛伊德诊所看病的人很多；战争开始后，病人就寥寥无几。所以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这是一段最空闲的时期，因此他在这段时间写了不少论文。在努力写作的同时，他还绞尽脑汁地思考各种问题。他沉浸在学术和理论上的艰苦研究工作中，以此回避外界的讨厌事务。
他在给费伦齐的信中说：“这个世界回馈我的与我给这个世界的贡献完全不成比例。我现在真想脱离这个世界，我希望这种状况能一直维持到大战结束。”
在当时，弗洛伊德除了著述以外，还给维也纳大学开讲《精神分析学导引》。在弗洛伊德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叫洛·安德利斯·沙洛姆的女学生。
早在战前她就已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她很善于发现伟大人物，她的朋友圈里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瑞典剧作家斯特林贝格，奥地利诗人李尔克，奥地利剧作家斯尼兹尔和法国雕塑家罗丹等人。
沙洛姆曾自称，她曾迷恋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尼采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给予沙洛姆女士的品格很高的评价，而沙洛姆也很推崇弗洛伊德的科学成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洛伊德同沙洛姆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沙洛姆在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表示自己认为人类的未来是乐观的。弗洛伊德却在给她的回信中说自己认为人类将战胜这场战争，自己恐怕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评价不了人类的丑恶等。
弗洛伊德非常厌恨战争，荣格等人的分裂运动也让他感到很愤慨。形势让他感到越来越悲观。1914年，在他所著的《论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他严厉地批评了荣格与阿德勒的观点。在大战爆发期间，他还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潜意识及其他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课题。他想凭借这些不停的著述活动加强自己的理论阵地。
1916年新年，弗洛伊德在致艾丁根的信中说：“关于战争，很难说什么。没人知道战争最后会打成什么样子，出现什么后果。他在信中还提到自己的大儿子已升为中尉，而小儿子也是准尉，他们俩现在都正在意大利前线作战。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利沃，现在是个工程兵，正在喀尔巴阡山开凿隧道。”弗洛伊德对自己儿子的生死前途非常牵挂，他每天都以焦急的心情看4份报纸，从上面了解战争情况。
1916年，弗洛伊德的生活开始艰难起来。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粮食，很快粮食就开始短缺。在这一年弗洛伊德的许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因为缺粮，怕会有揭不开锅的时候。雪上加霜的是，他还得了重感冒病，这让他显得更加衰弱。他的60岁生日过得格外凄惨——他的几个儿子都在前线打仗，自己又食不果腹。
至1917年，弗洛伊德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物质短缺、粮食不足、经济上也更加紧张。弗洛伊德还患了严重的风湿症，写字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没的用，没的吃，没的花，还得了病，但这些从来都没有动摇弗洛伊德的意志。
1917年夏天，弗洛伊德来到措尔巴多山区度假。这里有1000多米高的山区，天气凉爽，美中不足的是这里时时有风暴。弗洛伊德时常到户外散步，并兴致勃勃地去采蘑菇。在那同他一块度假的还有费伦齐、查赫、艾丁根和兰克。
那一年，弗洛伊德写了一篇论文——《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在这一年，弗洛伊德还把1915年出版过的《精神分析导引》加以扩充再版发行。
1917年年底，弗洛伊德的口腔癌开始表现出初期症状。他的这种病最忌吸烟，但对他来说，戒烟是非常难受的。他的下颚会经常颤抖，并常常伴有剧痛。弗洛伊德越来越担心自己会在母亲之前去世，而这个打击会让他的母亲不堪忍受。
1918年8月，德军固守多年的“兴登堡防线”被英、美、法联军突破。这时，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前夕，因各种原因被迫中断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重新召开，时隔3年后，第五次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
同年9月28日，大会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科学院大厅正式开幕。这里所说的东欧各国政府指的是奥地利、德国和匈牙利政府。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了大会，表明在世界大战中出现了许多患严重精神病的士兵。布达佩斯代表大会推选费伦齐担任主席。
几个月以后，即1919年春夏期间，布达佩斯大学有数千名学生请求政府委派费伦齐到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在布达佩斯代表大会上，弗洛伊德宣讲的论文的题目是《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进方向》。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弗洛伊德焦急地等候他的儿子们能从前线平安地归来。他等了好几个礼拜也没有等到大儿子的音信。12月3日，他终于收到他的大儿子马丁自意大利寄来的明信片，他这才知道：马丁和其他奥地利军队被意大利人民包围，后来，他被送到意大利医院接受治疗。马丁在医院里一直住到1919年8月。
战争刚刚结束，纸张严重短缺，但在此情况下，弗洛伊德还是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论集》第四卷。这一卷厚达700多页，比前三卷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
战争虽然是结束了，但和平并没有真正地到来。弗洛伊德在苦闷的气氛中，只好继续发愤著述。这一年，他发表了爱情心理学中的第三篇论文《处女之谜——一种禁忌》。与此同时，“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正式成立。
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一个神经质儿童的故事》（又名《狼人》）、《恶心的东西》和《孩子挨打》也先后出版。
社会的动乱给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弗洛伊德本人的诊所收入也是少得可怜，他的儿子、女婿找不到工作。
1918年至1920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又买不到燃料。弗洛伊德不得不在零下10多度的严寒下，守候在没有暖气的诊室，在室内他也不得不穿上大衣和皮手套。晚上，弗洛伊德又要用冻僵了的手执笔写稿和校阅稿样。
由于经济困难，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借债度日。由于通货膨胀，他原有的价值15万克朗的存款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样，在他60岁开外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
1919年年底，弗洛伊德的夫人玛莎也身患重感冒，因而更加衰弱了。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唯一给弗洛伊德带来慰藉的，就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广泛发展。
战争带来的灾难远不止战争本身，战争后遗症之一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更多了。人们在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悲观，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分析学，希望求助于它来探索解除精神苦闷的奥秘。
因此，战争结束以后，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各国的支会进一步有所发展，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动也大大增加了。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欧战虽然摧毁了好多好多的社团组织，但对我们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却毫无影响。战后第一次集会在中立国荷兰的海牙举行。东道主国荷兰殷勤地接待来自中欧各国的赤贫挨饿的代表们，境况令人感动。我相信这是英、德两国的人在战后的废墟上第一次围桌而坐，共同友善地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对于战场神经病的观察，终于打开了医学界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神经病中的重要地位。”
1920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精神分析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稳固基础。战争使精神分析学深入人心，渗透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一切与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的学科中去。从此，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迈入了崭新的阶段。精神分析学开始成为无形的精神酵母注入文学、艺术、社会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而在渗透的过程中，不但精神分析学起到了改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学的不足部分得到了发展和补充，它的不准确部分得到了纠正和改造。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弗洛伊德担负起更重的任务——他要负起在理论上补充、发展、修正精神分析学的重任，还要指导它的实际应用，总结新的经验。
1919年，维也纳大学把弗洛伊德从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没有让他在学校和系里担任学术上或行政上的领导职务。
《快乐原则的彼岸》是弗洛伊德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有关本能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由于“本能”理论的建立，使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理论更加成熟和更加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