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坚守自己的理论
阿弗瑞·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决裂，发生于威玛大会后几个星期。争执的动机非常多，枝节牵连也很广，有时候两人的抗衡并非“是”与“非”之争，而是“各人有各人的道理”。
阿德勒小时候患过软骨症，4岁以后才会走路，而且由于行动不便，出了两次车祸。因此，他以为“追求权力”才是生命的主流，而且他以为“自卑情结”是人类奋斗的基础。
他们还有其他的不同。弗洛伊德一直保持犹太人的信仰，而阿德勒则改信基督教，以抗议犹太信仰造成的精神孤寂。弗洛伊德不仅在医疗上，而且在教学上都一直叮咛医生和病人应该在情感上保持距离，如果病人的问题要获得解决，势必要有不动感情、具有客观而崇高精神的分析师帮助，阿德勒却以和病人成为朋友的方式进行治疗。
弗洛伊德发展了20多年的理论，和阿德勒花了大约一半时间所提出的理论的基本不同点是很明显的。弗洛伊德相信，神经官能症起源于性发展的不适应；而阿德勒则认为，它们代表对劣等精神或身体特质的补偿。
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根本是南辕北辙。如果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和国际性团体主要的目标是追求真理，那倒也没有问题。但是国际协会的目标却是推展“由弗洛伊德创设的精神分析学”，维也纳分会也不例外。因此，阿德勒辞职之举就势在必行了。
阿德勒被击败了，学会在1911年3月3日的日志上写道：
阿德勒辞去会长之职是因为“他的科学论点和他在学会地位互相矛盾……史铁喀尔也随他而去”。
有两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一是弗洛伊德控制了全盘的活动；二是他强迫阿德勒辞职。
学会经过暑假的休会后第一次开会，有好几个人和阿德勒一起退出。汉斯·沙克斯叙述道：“这些人不一定和阿德勒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这么决定是因为他们觉得弗洛伊德的做法违反了‘科学的自由’。极可能弗洛伊德的凶恶批评和与阿德勒的决裂，破坏了和平的气氛，使他们认为阿德勒所抱怨的无法忍受是有理由的。”
弗洛伊德不承认事情牵涉了科学的自由。他在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2日在给荣格的信中写道：
我在战斗和胜利后已相当疲倦。现在我要告诉你，昨天我强迫阿德勒从学会中退出。我很严厉，但是我认为我做得很正确。
阿德勒于1911年秋天退出后不久，就和他的支持者设立了“自由精神分析研究学会”。后来又将组织改为“个体心理学学会”。无疑地，它受人们欢迎是使弗洛伊德一辈子咬牙切齿的另一个因素。
弗洛伊德相信阿德勒的活动使精神分析面临着真正的大危险，并认为他能把敌人抛到他所谓的“外面的黑暗”是一个胜利。但他没有发觉的是：对于一些人——也许很多人来说——他对待阿德勒以及后来其他的持异议者的方式，与他在10年前自己遭遇的不可思议的反对非常相似。
汉斯·沙克斯说：“弗洛伊德专注于精神分析，以一种稳定而耗油的火焰燃烧。像每一种其他的信仰一样，它强加在相信者身上并严格地限制和规定。每件事情，小至每天例行工作的细节，大至举足轻重的决定，都受到他的支配。”
在阿德勒事件上，弗洛伊德得了一个报应：阿德勒并没有在“外面的黑暗”中枯萎，相反地，不久后，阿德勒发起的每周聚会，呈现出将变为一个真正的精神治疗运动核心的迹象，这种发展迅速成为困窘弗洛伊德的事情，使他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
弗洛伊德和史铁喀尔在1911年年初爆发的意见分歧之争一直蔓延至秋天。史铁喀尔对弗洛伊德说：“在巨人肩上的矮子，可以看得比巨人远。”
弗洛伊德反唇相讥说：“那可能不错，但是在天文学家身上的虱子却不是如此。”
1911年11月初，史铁喀尔退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但是他无意卸下会刊的编辑工作。
实际上，弗洛伊德是该刊的总负责人，后来钟士问他：“为什么你不行使权力去任命另外一个编辑？”
弗洛伊德没有正面作出回答，但钟士则对这件事作出了解释：“弗洛伊德告诉我，史铁喀尔对出版商的影响力太大了，这极可能使他宁愿撤退，也不愿公开地战斗。”
据说，当时弗洛伊德亲口告诉普特南说：“史铁喀尔的背叛，迫使我放弃会刊。”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和阿德勒妥协。但是，阿德勒和史铁喀尔仍在主持《精神分析学中央学刊》的编务工作。弗洛伊德坦白地对荣格说：“自然，我只有等待机会把他们两个人撵走，但是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保持友善的态度，所以我目前也拿他们没办法。我当然更牢牢地盯着他们，但是他们好像若无其事，其实我内心早已和他们一刀两断了。”
截至1912年秋天，弗洛伊德已经成功地击败了首度想要向他的权威挑战的阿德勒。现在，他正在掌权并决定要一直如此。他的星座正在升起，他的追随者和家人都知道这个事实。但是连弗洛伊德自己都不觉得与阿德勒的争执令人快乐。阿德勒的确已经被迫弃船而逃，但他并没有葬身海底。
“个人心理学”不至于玷污弗洛伊德的名誉，也不能破坏“弗洛伊德用来治疗和说服人的坚强职业”。可是，阿德勒还是很好地生存了下去。事实上，阿德勒的表现已经告诉人：他仍会继续生存下去。
现在，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弗洛伊德将要处理一个更为重要的反叛事件：那就是他的“皇太子”兼总参谋长卡尔·荣格的背叛。当然，他们的分歧与决裂有一个深化的过程。
弗洛伊德和荣格早期通信和见面时曾经有过分歧，但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次出现。
1910年，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后不久，弗洛伊德在写给费斯特的信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他说：“我希望你同意纽伦堡的决定，诚心地拥护我们的荣格，我想使他获得一种权威，使他能名正言顺地领导整个运动。”
1911年秋天，弗洛伊德仍然认为荣格不但是胜利的策划者，而且是他自己年迈或死亡后接替掌权的“皇太子”。
对荣格自己来说，他毫不犹豫地扮演着弗洛伊德交给他的角色。事实上，有时候荣格给人的印象是：他当之无愧地享受着特权。但是尽管有许多环节联系着这两位有地位的人，彼此忠诚于基本上所相同的主义，但更有许多因素与力量即将使他们分道扬镳，正面相撞。
表面上荣格对于弗洛伊德的信念已作了新的解释，他贬损弗洛伊德一向强调的“性”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渐渐发现荣格的骨子里有一股偏见，并同时发现荣格有“外邦人的优越感”。
由此可知，他们两人的冲突起源于许多复杂因素，包括职业的和个人的，两人都认为自己的动机是无瑕疵的，以致情况更趋复杂。最后，弗洛伊德因为自己的领袖地位遭到挑战而发怒，使得冲突更加激烈。
1912年5月底，弗洛伊德收到一封荣格写的信，充满了牢骚之词。于是弗洛伊德在一封给钟士的信中，透露出他的新态度。他在信中写道：
荣格的信不能被“解释为我们的友谊关系的正式否认”，我很难过，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利益，而是为协会和精神分析主义的前途着急。但是我决定让事情顺其自然，不再设法影响他了。精神分析已不再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和许多其他人也息息相关！
阿德勒已经带着一大群不愉快的维也纳学会的人走了，史铁喀尔也随其后而去。大家很容易发现，荣格是一个比任何其他变节者更难以克服的人物，他不久就会树立起自己的旗帜。因此，钟士提议成立一个核心小圈子，组成一个委员会，使弗洛伊德可以经常和它的成员们讨论国际组织的事务，而成员们必须同意：在未经全体成员讨论以前，不宣布任何与精神分析的理论或实务相去甚远的改革。
钟士在创造以后所谓的“核心小圈子”时，究竟扮演了什么样角色，已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他在想出这个主意后不久，写信给弗洛伊德说：“设计一个联合的小团体，好像查理曼大帝的武士一般，保卫着他们主人的帝国和政策。这种想法是我自己的浪漫主义产物。在我向您陈述以前，我不敢和别人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钟士在40年后又在回忆录中说：“我事前曾和法兰基及兰克讨论过。”
1912年7月30日，钟士写信给弗洛伊德。他在信中称：
我不禁希望环绕在您周围的诸般大事，都更能令人满意。
……在维也纳，已经有人表示，希望您全权挑选一些人组织个小团体，代表不含有私人企图的纯正理论，从而在协会里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内圈，作为初学者学习的中心。
弗洛伊德立刻回信，说自己很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它至少可让他挽回一些在纽伦堡失去的控制权。
钟士在建议设立委员会时，脑筋里想到的只是他所看见的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日益增大的裂痕。但是钟士自己也免不了受人怀疑。在他献计给弗洛伊德后不久，弗洛伊德接到一封法兰基的信，信中写道：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清楚过，精神分析对于天生的犹太人是多么重要。您必须经常仔细地看住钟士，免得他临阵脱逃！
荣格就在这种渐增的不信任背景下，于早秋时离开了苏黎世，第二次前往美国。布伦克斯的基督教福德漠大学邀请他，他在那里向100位精神病医生发表了9次关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演讲。
荣格的演讲词里，贬低了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一些精神分析的中心教条，而这些讲演使他获得了个人的声名。《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曾访问他，并刊登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占了一页的4/5版面。
荣格在纽约受到了鼓励。显然，他根本不以离开弗洛伊德的阵营为羞耻。他准备回欧洲后，充分地解释他的立场。
同时，他还写给弗洛伊德一封非常傲慢的信：
当然，在我的演讲中，我也谈到我对精神分析现存的观念有着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于性欲冲动的理论。我发现，我的精神分析见解已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直至现在他们仍为精神病的性问题困惑不已……
荣格又接着打击了弗洛伊德的伤痛处，他这样写道：
一旦我的论文出版了，我将很高兴地送你一本，希望你能慢慢地接受我对性欲冲动的一些见解。只要你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采取一种客观的看法，我觉得没有必要使你失望。
1912年10月18日，荣格写了一封信给弗洛伊德，从每个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关系已告结束。
荣格承认他对弗洛伊德的感情很矛盾，信中写道：
无论如何，我要指出：你以对待病人的做法来对待你的学生们，这是极大的错误！在这种方式下，成长的人不是奴隶的子民，就是卑鄙的傀儡，阿德勒和史铁喀尔，以及粗野的一帮人正在维也纳兴风作浪。
我非常客观地看破了你的小把戏。你到处走动，危言耸听地说你周围的人都有病；因此使每个人都变成你的儿女，羞愧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你维持高高在上的地位，使自己好像威风凛凛的父亲。为了迎合你，没有人敢拔老虎嘴上的毛。
接下去有许多相似的指责，荣格在信尾写道：
尽管我有自己的见解，我将继续公开地支持你。但是在私底下，我将陆续地写信告诉你我对你真正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步骤极为高尚。无疑地，你会为这种特殊的友谊表达方式发怒，但是它对你仍是有好处的，祝福你。
弗洛伊德的回信不曾显出一丝愤怒。相反地，我们读了弗洛伊德自认为比较高层面的平静回信后，不得不认为：终于按捺不住性子的荣格，恰恰做了弗洛伊德所希望他去做的事情。
弗洛伊德是这么写的：
我们精神分析家之间有一个习惯：
没有任何人需要为他自己的神经质感到羞耻。但是一个人行为不正常时，如果一直自称他是正常的，那就难免使人怀疑——他对自己的疾病缺少认识。
因此，我建议我们应完全放弃彼此的私人关系。这样的分手，将不会使我失去什么。
因为，长久以来我和你的唯一感情联系，就只是一条细线——过去失望的延续效应，而你可以得到许多东西，因为你最近不是曾在慕尼黑表示“你和我的密切关系，会抑制住你在科学上的自由”吗？
弗洛伊德写给荣格的另一封信还被保存着，那很可能是他写给他以前的“皇太子”的最后一封信。
荣格1913年8月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医学大会，他在一连串的演讲中勾画出他的立场，为他的观念取名为“分析心理学”，正好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分庭抗礼。
他说：“精神分析理论，应该要免去纯粹的性观点！为了取代它，我想要介绍一种‘唯能说’的观点。”而在梦的解析方面，他发现自己“完全同意阿德勒的看法”，换句话说，完全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
荣格仍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会长。弗洛伊德心里明白，在1914年的大会以后，他得做些事来对付荣格。弗洛伊德心里也知道，情况不太乐观。
他在1913年11月17日向钟士倾诉道：“我们大部分人都寄望荣格做些傻事毁掉他自己！如果他聪明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5天后，他重复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们知道，荣格的立场非常坚定，我们的希望仍是他会毁了他自己。由于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影响，你必须去打击他，但这可能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弗洛伊德和荣格周旋时，在个人的感情和职业的感觉上纠缠不清。他写信给普特南说：“我的经验告诉我，在一门科学的发展中，理论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错误也可能包含着进步的因素。但是这些分离和理论的创新，势必会对个人的心理造成许多的伤害！”
1913年年底，弗洛伊德开始为《年鉴》的下一期写一篇他自称“势必引起争论”的文章：《论精神分析运动史》。
标准版的编者詹姆斯·史特其说：“它的目的是，清晰陈述精神分析的基本假说和立论，证明阿德勒和荣格的理论完全不能和他们相比。如果他们那些矛盾的见解也被冠以同样的名称，只会使人们迷惑……”
1914年4月20日，荣格终于辞去会长的职务。他的理由含混不清，但是钟士相信他的辞职是承认了“他的地位和能力不相配”。很可能他已经听到弗洛伊德正在写《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消息。
弗洛伊德欣喜若狂，写信给亚伯拉罕说：“相信你们一定和我一样地诧异，荣格为何会照我们的心愿出此下策？我们的苦心的确没有白费，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挣脱他，甚至是整个瑞士派的人。”
但是荣格仍然是协会的会员，他正要去访问英国。弗洛伊德曾告诉钟士，他已经对宽大和仁慈感到厌烦，正在焦急地等待炸弹爆炸。他对钟士说：“我不奢望能立刻成功，但却要不断地奋斗。”
3个星期之内，炸弹的确发生了效果。荣格辞职了，并且肯定地说，苏黎世的精神分析师，没有一个会出席预定1914年9月在德勒斯登举行的会议。
弗洛伊德在1914年7月18日写信给亚伯拉罕说：“我不能抑制我的喜悦。”4天以后，苏黎世集团投票，以15比1的票数通过撤出国际协会，理由之一是“国际协会危害了我们的独立研究”。
弗洛伊德早在1914年夏天达到主要目标以前，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下一步棋。荣格辞职时，他就写信给6个欧洲分会的会长，建议第五届大会的安排应该暂时停止。同时，应该选出一位代理会长，他自己的选择是亚伯拉罕。表面上，弗洛伊德大获全胜。“理想的决裂”已经达到了，对于国际组织的控制权现在终于回到他手中，而委员会的成员拱卫在他左右，忠心耿耿地使事情不出现任何差错。弗洛伊德的未来似乎已获得保障。
1914年夏天，三个学派成为鼎足之势：一个是弗洛伊德派，一个是阿德勒派，另一个则是荣格派。
阿德勒小时候患过软骨症，4岁以后才会走路，而且由于行动不便，出了两次车祸。因此，他以为“追求权力”才是生命的主流，而且他以为“自卑情结”是人类奋斗的基础。
他们还有其他的不同。弗洛伊德一直保持犹太人的信仰，而阿德勒则改信基督教，以抗议犹太信仰造成的精神孤寂。弗洛伊德不仅在医疗上，而且在教学上都一直叮咛医生和病人应该在情感上保持距离，如果病人的问题要获得解决，势必要有不动感情、具有客观而崇高精神的分析师帮助，阿德勒却以和病人成为朋友的方式进行治疗。
弗洛伊德发展了20多年的理论，和阿德勒花了大约一半时间所提出的理论的基本不同点是很明显的。弗洛伊德相信，神经官能症起源于性发展的不适应；而阿德勒则认为，它们代表对劣等精神或身体特质的补偿。
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根本是南辕北辙。如果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和国际性团体主要的目标是追求真理，那倒也没有问题。但是国际协会的目标却是推展“由弗洛伊德创设的精神分析学”，维也纳分会也不例外。因此，阿德勒辞职之举就势在必行了。
阿德勒被击败了，学会在1911年3月3日的日志上写道：
阿德勒辞去会长之职是因为“他的科学论点和他在学会地位互相矛盾……史铁喀尔也随他而去”。
有两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一是弗洛伊德控制了全盘的活动；二是他强迫阿德勒辞职。
学会经过暑假的休会后第一次开会，有好几个人和阿德勒一起退出。汉斯·沙克斯叙述道：“这些人不一定和阿德勒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这么决定是因为他们觉得弗洛伊德的做法违反了‘科学的自由’。极可能弗洛伊德的凶恶批评和与阿德勒的决裂，破坏了和平的气氛，使他们认为阿德勒所抱怨的无法忍受是有理由的。”
弗洛伊德不承认事情牵涉了科学的自由。他在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2日在给荣格的信中写道：
我在战斗和胜利后已相当疲倦。现在我要告诉你，昨天我强迫阿德勒从学会中退出。我很严厉，但是我认为我做得很正确。
阿德勒于1911年秋天退出后不久，就和他的支持者设立了“自由精神分析研究学会”。后来又将组织改为“个体心理学学会”。无疑地，它受人们欢迎是使弗洛伊德一辈子咬牙切齿的另一个因素。
弗洛伊德相信阿德勒的活动使精神分析面临着真正的大危险，并认为他能把敌人抛到他所谓的“外面的黑暗”是一个胜利。但他没有发觉的是：对于一些人——也许很多人来说——他对待阿德勒以及后来其他的持异议者的方式，与他在10年前自己遭遇的不可思议的反对非常相似。
汉斯·沙克斯说：“弗洛伊德专注于精神分析，以一种稳定而耗油的火焰燃烧。像每一种其他的信仰一样，它强加在相信者身上并严格地限制和规定。每件事情，小至每天例行工作的细节，大至举足轻重的决定，都受到他的支配。”
在阿德勒事件上，弗洛伊德得了一个报应：阿德勒并没有在“外面的黑暗”中枯萎，相反地，不久后，阿德勒发起的每周聚会，呈现出将变为一个真正的精神治疗运动核心的迹象，这种发展迅速成为困窘弗洛伊德的事情，使他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
弗洛伊德和史铁喀尔在1911年年初爆发的意见分歧之争一直蔓延至秋天。史铁喀尔对弗洛伊德说：“在巨人肩上的矮子，可以看得比巨人远。”
弗洛伊德反唇相讥说：“那可能不错，但是在天文学家身上的虱子却不是如此。”
1911年11月初，史铁喀尔退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但是他无意卸下会刊的编辑工作。
实际上，弗洛伊德是该刊的总负责人，后来钟士问他：“为什么你不行使权力去任命另外一个编辑？”
弗洛伊德没有正面作出回答，但钟士则对这件事作出了解释：“弗洛伊德告诉我，史铁喀尔对出版商的影响力太大了，这极可能使他宁愿撤退，也不愿公开地战斗。”
据说，当时弗洛伊德亲口告诉普特南说：“史铁喀尔的背叛，迫使我放弃会刊。”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和阿德勒妥协。但是，阿德勒和史铁喀尔仍在主持《精神分析学中央学刊》的编务工作。弗洛伊德坦白地对荣格说：“自然，我只有等待机会把他们两个人撵走，但是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保持友善的态度，所以我目前也拿他们没办法。我当然更牢牢地盯着他们，但是他们好像若无其事，其实我内心早已和他们一刀两断了。”
截至1912年秋天，弗洛伊德已经成功地击败了首度想要向他的权威挑战的阿德勒。现在，他正在掌权并决定要一直如此。他的星座正在升起，他的追随者和家人都知道这个事实。但是连弗洛伊德自己都不觉得与阿德勒的争执令人快乐。阿德勒的确已经被迫弃船而逃，但他并没有葬身海底。
“个人心理学”不至于玷污弗洛伊德的名誉，也不能破坏“弗洛伊德用来治疗和说服人的坚强职业”。可是，阿德勒还是很好地生存了下去。事实上，阿德勒的表现已经告诉人：他仍会继续生存下去。
现在，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弗洛伊德将要处理一个更为重要的反叛事件：那就是他的“皇太子”兼总参谋长卡尔·荣格的背叛。当然，他们的分歧与决裂有一个深化的过程。
弗洛伊德和荣格早期通信和见面时曾经有过分歧，但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次出现。
1910年，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后不久，弗洛伊德在写给费斯特的信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他说：“我希望你同意纽伦堡的决定，诚心地拥护我们的荣格，我想使他获得一种权威，使他能名正言顺地领导整个运动。”
1911年秋天，弗洛伊德仍然认为荣格不但是胜利的策划者，而且是他自己年迈或死亡后接替掌权的“皇太子”。
对荣格自己来说，他毫不犹豫地扮演着弗洛伊德交给他的角色。事实上，有时候荣格给人的印象是：他当之无愧地享受着特权。但是尽管有许多环节联系着这两位有地位的人，彼此忠诚于基本上所相同的主义，但更有许多因素与力量即将使他们分道扬镳，正面相撞。
表面上荣格对于弗洛伊德的信念已作了新的解释，他贬损弗洛伊德一向强调的“性”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渐渐发现荣格的骨子里有一股偏见，并同时发现荣格有“外邦人的优越感”。
由此可知，他们两人的冲突起源于许多复杂因素，包括职业的和个人的，两人都认为自己的动机是无瑕疵的，以致情况更趋复杂。最后，弗洛伊德因为自己的领袖地位遭到挑战而发怒，使得冲突更加激烈。
1912年5月底，弗洛伊德收到一封荣格写的信，充满了牢骚之词。于是弗洛伊德在一封给钟士的信中，透露出他的新态度。他在信中写道：
荣格的信不能被“解释为我们的友谊关系的正式否认”，我很难过，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利益，而是为协会和精神分析主义的前途着急。但是我决定让事情顺其自然，不再设法影响他了。精神分析已不再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和许多其他人也息息相关！
阿德勒已经带着一大群不愉快的维也纳学会的人走了，史铁喀尔也随其后而去。大家很容易发现，荣格是一个比任何其他变节者更难以克服的人物，他不久就会树立起自己的旗帜。因此，钟士提议成立一个核心小圈子，组成一个委员会，使弗洛伊德可以经常和它的成员们讨论国际组织的事务，而成员们必须同意：在未经全体成员讨论以前，不宣布任何与精神分析的理论或实务相去甚远的改革。
钟士在创造以后所谓的“核心小圈子”时，究竟扮演了什么样角色，已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他在想出这个主意后不久，写信给弗洛伊德说：“设计一个联合的小团体，好像查理曼大帝的武士一般，保卫着他们主人的帝国和政策。这种想法是我自己的浪漫主义产物。在我向您陈述以前，我不敢和别人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钟士在40年后又在回忆录中说：“我事前曾和法兰基及兰克讨论过。”
1912年7月30日，钟士写信给弗洛伊德。他在信中称：
我不禁希望环绕在您周围的诸般大事，都更能令人满意。
……在维也纳，已经有人表示，希望您全权挑选一些人组织个小团体，代表不含有私人企图的纯正理论，从而在协会里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内圈，作为初学者学习的中心。
弗洛伊德立刻回信，说自己很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它至少可让他挽回一些在纽伦堡失去的控制权。
钟士在建议设立委员会时，脑筋里想到的只是他所看见的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日益增大的裂痕。但是钟士自己也免不了受人怀疑。在他献计给弗洛伊德后不久，弗洛伊德接到一封法兰基的信，信中写道：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清楚过，精神分析对于天生的犹太人是多么重要。您必须经常仔细地看住钟士，免得他临阵脱逃！
荣格就在这种渐增的不信任背景下，于早秋时离开了苏黎世，第二次前往美国。布伦克斯的基督教福德漠大学邀请他，他在那里向100位精神病医生发表了9次关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演讲。
荣格的演讲词里，贬低了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一些精神分析的中心教条，而这些讲演使他获得了个人的声名。《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曾访问他，并刊登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占了一页的4/5版面。
荣格在纽约受到了鼓励。显然，他根本不以离开弗洛伊德的阵营为羞耻。他准备回欧洲后，充分地解释他的立场。
同时，他还写给弗洛伊德一封非常傲慢的信：
当然，在我的演讲中，我也谈到我对精神分析现存的观念有着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于性欲冲动的理论。我发现，我的精神分析见解已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直至现在他们仍为精神病的性问题困惑不已……
荣格又接着打击了弗洛伊德的伤痛处，他这样写道：
一旦我的论文出版了，我将很高兴地送你一本，希望你能慢慢地接受我对性欲冲动的一些见解。只要你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采取一种客观的看法，我觉得没有必要使你失望。
1912年10月18日，荣格写了一封信给弗洛伊德，从每个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关系已告结束。
荣格承认他对弗洛伊德的感情很矛盾，信中写道：
无论如何，我要指出：你以对待病人的做法来对待你的学生们，这是极大的错误！在这种方式下，成长的人不是奴隶的子民，就是卑鄙的傀儡，阿德勒和史铁喀尔，以及粗野的一帮人正在维也纳兴风作浪。
我非常客观地看破了你的小把戏。你到处走动，危言耸听地说你周围的人都有病；因此使每个人都变成你的儿女，羞愧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你维持高高在上的地位，使自己好像威风凛凛的父亲。为了迎合你，没有人敢拔老虎嘴上的毛。
接下去有许多相似的指责，荣格在信尾写道：
尽管我有自己的见解，我将继续公开地支持你。但是在私底下，我将陆续地写信告诉你我对你真正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步骤极为高尚。无疑地，你会为这种特殊的友谊表达方式发怒，但是它对你仍是有好处的，祝福你。
弗洛伊德的回信不曾显出一丝愤怒。相反地，我们读了弗洛伊德自认为比较高层面的平静回信后，不得不认为：终于按捺不住性子的荣格，恰恰做了弗洛伊德所希望他去做的事情。
弗洛伊德是这么写的：
我们精神分析家之间有一个习惯：
没有任何人需要为他自己的神经质感到羞耻。但是一个人行为不正常时，如果一直自称他是正常的，那就难免使人怀疑——他对自己的疾病缺少认识。
因此，我建议我们应完全放弃彼此的私人关系。这样的分手，将不会使我失去什么。
因为，长久以来我和你的唯一感情联系，就只是一条细线——过去失望的延续效应，而你可以得到许多东西，因为你最近不是曾在慕尼黑表示“你和我的密切关系，会抑制住你在科学上的自由”吗？
弗洛伊德写给荣格的另一封信还被保存着，那很可能是他写给他以前的“皇太子”的最后一封信。
荣格1913年8月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医学大会，他在一连串的演讲中勾画出他的立场，为他的观念取名为“分析心理学”，正好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分庭抗礼。
他说：“精神分析理论，应该要免去纯粹的性观点！为了取代它，我想要介绍一种‘唯能说’的观点。”而在梦的解析方面，他发现自己“完全同意阿德勒的看法”，换句话说，完全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
荣格仍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会长。弗洛伊德心里明白，在1914年的大会以后，他得做些事来对付荣格。弗洛伊德心里也知道，情况不太乐观。
他在1913年11月17日向钟士倾诉道：“我们大部分人都寄望荣格做些傻事毁掉他自己！如果他聪明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5天后，他重复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们知道，荣格的立场非常坚定，我们的希望仍是他会毁了他自己。由于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影响，你必须去打击他，但这可能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弗洛伊德和荣格周旋时，在个人的感情和职业的感觉上纠缠不清。他写信给普特南说：“我的经验告诉我，在一门科学的发展中，理论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错误也可能包含着进步的因素。但是这些分离和理论的创新，势必会对个人的心理造成许多的伤害！”
1913年年底，弗洛伊德开始为《年鉴》的下一期写一篇他自称“势必引起争论”的文章：《论精神分析运动史》。
标准版的编者詹姆斯·史特其说：“它的目的是，清晰陈述精神分析的基本假说和立论，证明阿德勒和荣格的理论完全不能和他们相比。如果他们那些矛盾的见解也被冠以同样的名称，只会使人们迷惑……”
1914年4月20日，荣格终于辞去会长的职务。他的理由含混不清，但是钟士相信他的辞职是承认了“他的地位和能力不相配”。很可能他已经听到弗洛伊德正在写《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消息。
弗洛伊德欣喜若狂，写信给亚伯拉罕说：“相信你们一定和我一样地诧异，荣格为何会照我们的心愿出此下策？我们的苦心的确没有白费，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挣脱他，甚至是整个瑞士派的人。”
但是荣格仍然是协会的会员，他正要去访问英国。弗洛伊德曾告诉钟士，他已经对宽大和仁慈感到厌烦，正在焦急地等待炸弹爆炸。他对钟士说：“我不奢望能立刻成功，但却要不断地奋斗。”
3个星期之内，炸弹的确发生了效果。荣格辞职了，并且肯定地说，苏黎世的精神分析师，没有一个会出席预定1914年9月在德勒斯登举行的会议。
弗洛伊德在1914年7月18日写信给亚伯拉罕说：“我不能抑制我的喜悦。”4天以后，苏黎世集团投票，以15比1的票数通过撤出国际协会，理由之一是“国际协会危害了我们的独立研究”。
弗洛伊德早在1914年夏天达到主要目标以前，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下一步棋。荣格辞职时，他就写信给6个欧洲分会的会长，建议第五届大会的安排应该暂时停止。同时，应该选出一位代理会长，他自己的选择是亚伯拉罕。表面上，弗洛伊德大获全胜。“理想的决裂”已经达到了，对于国际组织的控制权现在终于回到他手中，而委员会的成员拱卫在他左右，忠心耿耿地使事情不出现任何差错。弗洛伊德的未来似乎已获得保障。
1914年夏天，三个学派成为鼎足之势：一个是弗洛伊德派，一个是阿德勒派，另一个则是荣格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