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成立精神分析协会
笑话给予我们快感，是通过把一个充满能量和紧张度的有意识过程转化为一个轻松的无意识过程。
——弗洛伊德
柏格街19号的日程表是非常规律而且几乎不可能变更的。
弗洛伊德早上7时起床，他的理发师就为他修剪头发和胡须。早餐后，8时开始上一节55分钟的精神顾问课，一直持续到13时。然后吃午餐，每节中间有5分钟休息。
午饭后休息时间，他会在散步时去吸雪茄——每天有固定的数量。下午15时他再度开始工作，一直工作至21时或更晚。晚餐后又有短程的散步，然后回到书房去写作或回信。以独处的方式结束一天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像一位战区司令官一样，相信聪明的指挥官“应该依照建议，于晚上吃完饭后回到他的营帐，以便有单独的时间去安静地反省”。
星期天，他会到母亲住处，与她共进午餐。晚上，他母亲则经常由女儿陪同，到柏格街19号进餐。周末，可能有同事来访或和孩子们去散步。总之，凡事都依计划而行。
弗洛伊德正在致力完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这个组织，他希望能指导精神分析使之发展于全世界，并且能受他的控制。这个主意曾经由他、荣格、法兰基和钟士等人在克拉克大学的庆祝会上讨论过。
原则上他们都同意由前一年曾经组织过萨尔斯堡大会的荣格负责安排一个1910年的大会，并在会后使国际性的精神分析协会取代原来的“学会”，而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
钟士后来回忆道：“如果一定要我指出，我们之间是谁领导着新协会章程的拟定，我应该说是法兰基，因为当大会开始后，他也是推动方案必需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钟士本人是设立那个组织的一种主要影响力，后来他曾担任会长许多年。在乌斯特，弗洛伊德注意到，钟士曾经怀疑自己在这逐渐成长的运动中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这种疑虑在1910年春天已经完全消除了。
钟士写信给弗洛伊德，告诉他说：“大约七八个月以前，我决定不仅以我所有的力量和办法来继续推行精神分析学说，而且还要以您个人所决定的任何办法来推行它，并且尽可能地完全遵照您的建议去做。”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就绪，等待弗洛伊德的是创建这个组织——必要时他可以在幕后发号施令。他的动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作为一个新治疗法的创始人，他自然想要维持他的领袖地位，那是他20年来向上挣扎的回报：作为一种运动或一个主义的创始人，他有近乎宗教的信念，他有义务保持不容置疑的控制权。
在一封致布罗拉的私人函中，他又向前走了一步。他说：“我认为有必要设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应该有一个中央机构可以执行对外政策，并且发布权威的消息，告知世人什么是精神分析可行的措施。”
20世纪的头10年，精神分析在欧洲的学术界只得到一个小小的桥头堡——瑞士苏黎世布罗拉的伯赫兹医院。如果要实现弗洛伊德所希望的目标，那个桥头堡必须要扩大。在未来的岁月中，精神分析必须包含在已经发展的学术里，才不致仍是一个孤立的信念或实践的小岛屿。
弗洛伊德知道，为了使全世界接纳他的理论，奋斗将是漫长而困难的。不过，在1910年3月于纽伦堡举行的大会上，却可以报告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将对未来的希望，通过演讲《谈精神分析治疗与未来的展望》表现出来。
但是在纽伦堡，弗洛伊德脑海中所想的都是如何创设一个他能控制的国际性组织。因此，如何发展精神分析使其成为治疗上的新方法的主题几乎被掩盖了。
他开始相信两件事情：第一，精神分析被认为是“犹太人观念”所造成的发展上的阻碍，不亚于被认为是“色情玩意”所招致的排斥；第二，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有胆识的领袖人物，不受他在本世纪初期所招致的批评与重压束缚。
弗洛伊德非常不相信一般人的能力，因此他不采用在科学社会里的民主态度。他希望出现一个杰出的“领袖”来领导精神分析学会的分支社会和会员的行为。此外，他更希望那领袖居于永久性的地位。
在弗洛伊德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候选人可以当那个“帝王”，那就是荣格。虽然在世人的眼中他是和维也纳犹太人抗衡的力量。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自己可以在他身上施行必要的影响和控制。
弗洛伊德到达纽伦堡，那里云集了50余位精神分析师，主要的目的在于提拔荣格，但时机却没有成熟。尽管布罗拉和荣格逐渐不和，但瑞士派的这个集团的确可以和维也纳的集团相抗衡，所以在这个时候，维也纳人不可能帮助荣格坐上那个宝座。
但是，法兰基这位匈牙利人，却愿意在奥地利和瑞士之间发生的任何不愉快中充当调和人角色；他还建议在纽伦堡建立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并以荣格为永久会长，赋予特殊的权力：委任及革除精神分析师、审核会员们所撰写的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内容。法兰基讲了许多支持荣格的话，却引起了威廉·史铁喀尔的抗议。
大会并没有留下讨论的所有记录，但是从口角发生、主席宣布休会持续到第二天这些事实来看，当时的火药味一定很浓。复会以前，维也纳的出席者由史铁喀尔召集到他旅社的房间开会，他们没有邀请弗洛伊德参加。
最后，各方终于达成了妥协。决定取消出版前的审核稿件权，再者，虽然会长应该由荣格担任，但是那并非终身职务，而是只有两年。
1910年4月6日，“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聚会时，维也纳和瑞士两派之间又呈现不和。弗洛伊德指出，维也纳学会必须按照国际协会的要求。又说直至现在，维也纳的会员们一直是他的上宾，但是以后将不能再如此了，他们必须订立规程，在别的地方正式聚会，并且选举一位会长。
精神分析主义正在蓬勃发展，弗洛伊德以一种开阔的乐观精神，开始准备一个大会，并希望能吸引美国人。因此，他和其他会员都认为会议应该在1911年秋天举行，因为，秋天比春天更适合远道的宾客。
钟士留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因为他能够为美国代表出席1911年秋季的大会铺路。首先有人提出罗卡诺为大会地点，但是后来决议在威玛，于是第三届大会于9月举行，地点就在威玛。
美国队伍包括布利尔、阿梅斯、何因可女士，最重要的是詹姆斯·普特南也参加了。他的出席，使大会增色不少。
1911年8月和9月初，弗洛伊德和家人到阿尔卑斯山的波尔查诺度假。接着起程到威玛，路经苏黎世和荣格见面。荣格请弗洛伊德去他在柯斯纳何的家，而普特南已经在那里做客了。
——弗洛伊德
柏格街19号的日程表是非常规律而且几乎不可能变更的。
弗洛伊德早上7时起床，他的理发师就为他修剪头发和胡须。早餐后，8时开始上一节55分钟的精神顾问课，一直持续到13时。然后吃午餐，每节中间有5分钟休息。
午饭后休息时间，他会在散步时去吸雪茄——每天有固定的数量。下午15时他再度开始工作，一直工作至21时或更晚。晚餐后又有短程的散步，然后回到书房去写作或回信。以独处的方式结束一天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像一位战区司令官一样，相信聪明的指挥官“应该依照建议，于晚上吃完饭后回到他的营帐，以便有单独的时间去安静地反省”。
星期天，他会到母亲住处，与她共进午餐。晚上，他母亲则经常由女儿陪同，到柏格街19号进餐。周末，可能有同事来访或和孩子们去散步。总之，凡事都依计划而行。
弗洛伊德正在致力完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这个组织，他希望能指导精神分析使之发展于全世界，并且能受他的控制。这个主意曾经由他、荣格、法兰基和钟士等人在克拉克大学的庆祝会上讨论过。
原则上他们都同意由前一年曾经组织过萨尔斯堡大会的荣格负责安排一个1910年的大会，并在会后使国际性的精神分析协会取代原来的“学会”，而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
钟士后来回忆道：“如果一定要我指出，我们之间是谁领导着新协会章程的拟定，我应该说是法兰基，因为当大会开始后，他也是推动方案必需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钟士本人是设立那个组织的一种主要影响力，后来他曾担任会长许多年。在乌斯特，弗洛伊德注意到，钟士曾经怀疑自己在这逐渐成长的运动中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这种疑虑在1910年春天已经完全消除了。
钟士写信给弗洛伊德，告诉他说：“大约七八个月以前，我决定不仅以我所有的力量和办法来继续推行精神分析学说，而且还要以您个人所决定的任何办法来推行它，并且尽可能地完全遵照您的建议去做。”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就绪，等待弗洛伊德的是创建这个组织——必要时他可以在幕后发号施令。他的动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作为一个新治疗法的创始人，他自然想要维持他的领袖地位，那是他20年来向上挣扎的回报：作为一种运动或一个主义的创始人，他有近乎宗教的信念，他有义务保持不容置疑的控制权。
在一封致布罗拉的私人函中，他又向前走了一步。他说：“我认为有必要设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应该有一个中央机构可以执行对外政策，并且发布权威的消息，告知世人什么是精神分析可行的措施。”
20世纪的头10年，精神分析在欧洲的学术界只得到一个小小的桥头堡——瑞士苏黎世布罗拉的伯赫兹医院。如果要实现弗洛伊德所希望的目标，那个桥头堡必须要扩大。在未来的岁月中，精神分析必须包含在已经发展的学术里，才不致仍是一个孤立的信念或实践的小岛屿。
弗洛伊德知道，为了使全世界接纳他的理论，奋斗将是漫长而困难的。不过，在1910年3月于纽伦堡举行的大会上，却可以报告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将对未来的希望，通过演讲《谈精神分析治疗与未来的展望》表现出来。
但是在纽伦堡，弗洛伊德脑海中所想的都是如何创设一个他能控制的国际性组织。因此，如何发展精神分析使其成为治疗上的新方法的主题几乎被掩盖了。
他开始相信两件事情：第一，精神分析被认为是“犹太人观念”所造成的发展上的阻碍，不亚于被认为是“色情玩意”所招致的排斥；第二，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有胆识的领袖人物，不受他在本世纪初期所招致的批评与重压束缚。
弗洛伊德非常不相信一般人的能力，因此他不采用在科学社会里的民主态度。他希望出现一个杰出的“领袖”来领导精神分析学会的分支社会和会员的行为。此外，他更希望那领袖居于永久性的地位。
在弗洛伊德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候选人可以当那个“帝王”，那就是荣格。虽然在世人的眼中他是和维也纳犹太人抗衡的力量。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自己可以在他身上施行必要的影响和控制。
弗洛伊德到达纽伦堡，那里云集了50余位精神分析师，主要的目的在于提拔荣格，但时机却没有成熟。尽管布罗拉和荣格逐渐不和，但瑞士派的这个集团的确可以和维也纳的集团相抗衡，所以在这个时候，维也纳人不可能帮助荣格坐上那个宝座。
但是，法兰基这位匈牙利人，却愿意在奥地利和瑞士之间发生的任何不愉快中充当调和人角色；他还建议在纽伦堡建立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并以荣格为永久会长，赋予特殊的权力：委任及革除精神分析师、审核会员们所撰写的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内容。法兰基讲了许多支持荣格的话，却引起了威廉·史铁喀尔的抗议。
大会并没有留下讨论的所有记录，但是从口角发生、主席宣布休会持续到第二天这些事实来看，当时的火药味一定很浓。复会以前，维也纳的出席者由史铁喀尔召集到他旅社的房间开会，他们没有邀请弗洛伊德参加。
最后，各方终于达成了妥协。决定取消出版前的审核稿件权，再者，虽然会长应该由荣格担任，但是那并非终身职务，而是只有两年。
1910年4月6日，“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聚会时，维也纳和瑞士两派之间又呈现不和。弗洛伊德指出，维也纳学会必须按照国际协会的要求。又说直至现在，维也纳的会员们一直是他的上宾，但是以后将不能再如此了，他们必须订立规程，在别的地方正式聚会，并且选举一位会长。
精神分析主义正在蓬勃发展，弗洛伊德以一种开阔的乐观精神，开始准备一个大会，并希望能吸引美国人。因此，他和其他会员都认为会议应该在1911年秋天举行，因为，秋天比春天更适合远道的宾客。
钟士留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因为他能够为美国代表出席1911年秋季的大会铺路。首先有人提出罗卡诺为大会地点，但是后来决议在威玛，于是第三届大会于9月举行，地点就在威玛。
美国队伍包括布利尔、阿梅斯、何因可女士，最重要的是詹姆斯·普特南也参加了。他的出席，使大会增色不少。
1911年8月和9月初，弗洛伊德和家人到阿尔卑斯山的波尔查诺度假。接着起程到威玛，路经苏黎世和荣格见面。荣格请弗洛伊德去他在柯斯纳何的家，而普特南已经在那里做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