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克拉克大学演讲
1908年元月，当布利尔要求翻译弗洛伊德的作品时，荣格断言：美国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极大。事实上那只是一种热心的夸言。兴趣的确是在增加中，但是反对的势力也很庞大。
美国新英格兰州和大西洋沿岸的城市里，许多重要的医学院在成长着，可是清教徒的礼俗仍然顽强。当然，好的方面也有，大致来说，美国的医药界人士，没有与生俱来的对新观念的排斥心理。接受荷尔蒙治疗、化学疗法、电击疗法、精神外科手术以及其他治疗精神病的方法，都是美国人敢于接受新观念的实例。
这些新技术起源于欧洲，但是被美国吸收、改良、修正之后广泛运用。这种开明的思想与反对弗洛伊德的保守思想互相抗衡，结果是，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遭到通常性的攻击，但终于在医学界吸引了一些勇敢的卫士。
当20世纪的头几年，弗洛伊德理论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纷纷发表意见时，有一些人小心谨慎地开始实验从维也纳横跨大西洋而来的革命性观念。有一位是詹姆斯·普特南，他是波士顿市的著名医生、哈佛大学的神经病学教授。他曾在巴黎师从沙考特，在维也纳游学于梅纳特，在伦敦师从哈佛林·杰克生。
普特南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始于1906年。那一年是精神分析在美国被接纳的关键性4年中的第一年，各种精神分析的技术已被用到纽约州白原市的布鲁明戴尔医院。1908年，布利尔从欧洲回到美国，他在纽约开业，成为美国第一位专业性的精神分析师。
同年，在北美洲加拿大出现了弗洛伊德的主力军，如果没有他的努力，精神分析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命运将会完全不同。新加入者是恩斯特·钟士，弗洛伊德和他是在萨尔斯堡经人介绍而认识的。此后50年，钟士是这个运动的忠诚执着者，甚至比弗洛伊德本人更执着。
钟士于1908年年底到达加拿大的多伦多市，主持一所大学的精神分析诊所。
一个月后，他报告说，他将要去波士顿和纽约访问。但是他加上一项警告：“我对于目前的兴趣趋势，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美国人是很奇怪的，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即使表现出好奇心，也并不表示真正有兴趣。他们对于进步的态度是值得深思的。他们想要知道最新的治疗方法，但一只眼却又紧盯着金钱，只想到可以获利多少。”
1909年2月，钟士完成了首度的美国之行。这次旅行让他感到有些悲观，但还是很快就有人开始安排弗洛伊德在这年的下半年去访问美国。邀请人是史丹利·何尔，自从1889年马萨诸塞州乌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创校时起，他就担任校长。
1908年年底，何尔写信给弗洛伊德，他说：“虽然我没有认识您的荣幸，但多年来对于您的著作有极大的兴趣。我已经勤勉地拜读它们了，我对您的追随者的著作也曾涉猎。”
何尔接着问弗洛伊德是否能在他们7月间举行的20年校庆时来访，发表4场至6场的演说。他说：“我们相信，现在来发表您自己的见解与研究结果将是适逢其时的，也许在某一方面来说，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发展史上，将会创下新的一页。”
但弗洛伊德拒绝了，原因是他的工作要到7月底才能结束，早一点搁下工作，会使他损失几千德国金币，而克拉克大学只答应给他400美元补贴他的旅费。他对荣格说：“我并不是有钱人，损失不起五倍于补贴费的金钱，尤其只为了向美国人传播知识。”
但是，何尔在1909年2月再次写信告诉弗洛伊德，庆祝活动已延迟到9月举行，旅费已经增加到750美元，并且还答应给弗洛伊德一个荣誉学位。弗洛伊德立刻接受了在这个新条件下的邀请。
弗洛伊德非常明白演讲的重要性，他下定决心尽可能地避免出现任何差错，并建议法兰基陪伴他和荣格。法兰基答应了，他带给了弗洛伊德无限的支持力量。
他们三个人搭乘“华盛顿总统号”轮船横渡大西洋。弗洛伊德很高兴地发现，服务员正在读他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他们三位旅客以分析彼此的梦来消磨船上的时光。当他们抵达时，布利尔已在岸上迎接他们了。
两天后，钟士从多伦多赶来，于是5个人花了一星期时间观光。弗洛伊德在大都会博物馆研究希腊的古玩。
在古董店时，弗洛伊德情不自禁地买了一个中国玉碗收藏。他们参观了柯尼岛，在一个屋顶花园吃饭，并且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另外，弗洛伊德和法兰基在一家曼哈顿区的戏院，看了生平第一次看到的电影。
1909年9月4日，星期六的晚上，布利尔安排大家搭乘夜轮到幅尔河，那是到达乌斯特市之前的最后一段旅程。史丹利·何尔夫妇早已在恭候他们了。
第二天，何尔邀请弗洛伊德为他家中的贵宾，并说：“欢迎您到美国来。这里的人对您的见解有既深且广的兴趣。出席您的演讲会的听众，将是各界的精英。”
校庆演讲会是在以创校人左纳斯·克拉克命名的大厅中举行的，内容包括了许多学科：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历史学和教育学，这些科全都有人演讲，而心理学方面共有14场演讲，包括弗洛伊德的5场和荣格的3场。
弗洛伊德的第一场演讲在9月7日，星期二举行。但是几乎到最后一刻，他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
此前，当他和荣格谈到他们的讲题时，他们决定在横渡大西洋时再讨论。但是在轮船上，他们只顾分析彼此的梦。到达乌斯特以后，弗洛伊德觉得似乎应该把讲题限制在“梦”上面。但听了钟士的建议后，他们又决定把范围扩大。
在这个问题上，法兰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记录了这次事情：
早上，我演讲的时刻即将到来前，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我要法兰基建议我在那一天应该讲些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一个轮廓。半个小时后，我就照他的意见发表了即兴演讲。
第一天早上是最具关键性的时机。弗洛伊德后来写道：
在欧洲，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人轻视，但是在克拉克大学，我发现我被大多数人平等相待。当我踏上讲台时，好像实现了奇怪的白日梦，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种谬见，它已经成为现实中有价值的一部分。
事先未做周全的准备也有好处，演讲开始前的最后一刻，他决定发表一个开门见山而没有多少学术性兼术语性的演说，来解释精神分析的发展原因。
这次演讲不仅在克拉克大学被听众热烈地接受，甚至于精神分析从早日的简单观念演进到一个由许多不同且时有争执的信念与理论所构建的迷宫的今天，仍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次的演讲等于是这门科学的最佳大纲。
在第二天的演讲中，弗洛伊德解释了他为什么放弃催眠术，而发展布洛尔的方法。他叙述“压抑”与“阻抗”，阐述布洛尔的技术成长为精神分析的过程，并以“歇斯底里的研究”中的一个病例作为范例。
只有在第四次演讲时，他才谈到复杂的“性”问题，尤其是“幼儿性欲”。
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他很快地介绍了“情感转移”的问题，然后谈到成功的精神分析可能导致的三种结果：
第一，一旦被抑制的潜意识带到表层时，我们就能成功地掌握它。
第二，它可以升华为不同而更有用的目的。
第三，只要“某部分被压抑的性冲动”被带到意识内，它们就可以为人们所享受。
他总结时说：“我在这里，必须感谢诸位的邀请，以及听讲时的专注。”
9月10日的晚上，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得到了荣誉博士学位。典礼包括“许多的仪式和华丽的服装，有各式各样红色和黑色的袍子以及带金穗的方帽子……”
介绍弗洛伊德的赞词如下：
维也纳大学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种学术上的新方法和成就的创始人，性心理学、心理治疗学和精神分析学的领袖，也是法律博士。
值得注意的是，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连非正式的邀请函都没有发出，而弗洛伊德只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去参观哥伦比亚大学。但是，1909年9月以后，情形开始慢慢地改变，不仅是因为弗洛伊德对他的听众产生了影响，也因为报纸杂志把他和他的工作介绍给了一般大众。
弗洛伊德一行人将于9月21日起程回欧洲，在剩余的一周假期里，他们游览了尼亚加拉瀑布，在这次有导游的旅行中，他终于大饱眼福。可是发生了一件令他不悦的事情：
在“风穴”（那里可以登上水珠四溅的栏杆，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看万马奔腾般泻下的水势）时，弗洛伊德和大家走在一起，导游却拦住其他的旅客说：“让这位老年人先走。”这个举动让53岁的弗洛伊德虽然不太高兴，但他仍保持着出门游玩时的雅兴。
在美国时，弗洛伊德寄了一张瀑布风景明信片给女儿苏菲，然后越过加拿大，大家合寄一张致候卡给布利尔太太，上面签了“亚伯、弗洛伊德、法兰基和荣格”的名字。
离开尼亚加拉瀑布后，他们前往阿德隆德克，那里将有40多人聚集。普特南的营地位于纽约州可依尼谷巨人山的山麓，于1875年由普特南本人和波士顿的医生朋友们建造。长长的木屋建造在一块空地上，前面是一条湍急的溪流，有些屋子已经装饰好了，宾客住在不寻常的豪华与朴素相混合的建筑物中。
9月16日，普特南营地的记事本上记载：
普特南博士从波士顿抵达，路意莎·李查逊和安妮·普特南小姐，以及三位外国博士于15日从宁静湖抵达。
招待人员有一点搞不清楚来宾的国籍。弗洛伊德是奥地利人，荣格是瑞士人，法兰基是匈牙利人，他们却发现屋里挂着德国的国旗。那天晚餐后，荣格唱德文歌，有一位来宾以钢琴伴奏。有两个人教弗洛伊德和法兰基玩西洋棋。大家心情都很轻松，尽情地享受。
弗洛伊德于10月2日回到维也纳，对这次美国之行感到很满意。他现在知道，精神分析在美国不会再遭忽视，反对的情况的确比他想象的要少，这可能是由于恩斯特·钟士准备工作做得好。但是如果不是在克拉克大学的一番演讲，这项“主义”不可能安全地渡过美国这道分水岭。
1910年年初，钟士在美国心理学协会前宣读了一篇精神分析的论文，几个月后成为美国精神病理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翌年，布利尔创始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同时，钟士为散布在全美其他地方的分析师而创设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当精神分析开始蓬勃发展时，普特南更提供了稳固的支持，他的地位崇高，美国人都以他唯马首是瞻。
§§第五章 拓展专业范围
美国新英格兰州和大西洋沿岸的城市里，许多重要的医学院在成长着，可是清教徒的礼俗仍然顽强。当然，好的方面也有，大致来说，美国的医药界人士，没有与生俱来的对新观念的排斥心理。接受荷尔蒙治疗、化学疗法、电击疗法、精神外科手术以及其他治疗精神病的方法，都是美国人敢于接受新观念的实例。
这些新技术起源于欧洲，但是被美国吸收、改良、修正之后广泛运用。这种开明的思想与反对弗洛伊德的保守思想互相抗衡，结果是，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遭到通常性的攻击，但终于在医学界吸引了一些勇敢的卫士。
当20世纪的头几年，弗洛伊德理论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纷纷发表意见时，有一些人小心谨慎地开始实验从维也纳横跨大西洋而来的革命性观念。有一位是詹姆斯·普特南，他是波士顿市的著名医生、哈佛大学的神经病学教授。他曾在巴黎师从沙考特，在维也纳游学于梅纳特，在伦敦师从哈佛林·杰克生。
普特南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始于1906年。那一年是精神分析在美国被接纳的关键性4年中的第一年，各种精神分析的技术已被用到纽约州白原市的布鲁明戴尔医院。1908年，布利尔从欧洲回到美国，他在纽约开业，成为美国第一位专业性的精神分析师。
同年，在北美洲加拿大出现了弗洛伊德的主力军，如果没有他的努力，精神分析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命运将会完全不同。新加入者是恩斯特·钟士，弗洛伊德和他是在萨尔斯堡经人介绍而认识的。此后50年，钟士是这个运动的忠诚执着者，甚至比弗洛伊德本人更执着。
钟士于1908年年底到达加拿大的多伦多市，主持一所大学的精神分析诊所。
一个月后，他报告说，他将要去波士顿和纽约访问。但是他加上一项警告：“我对于目前的兴趣趋势，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美国人是很奇怪的，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即使表现出好奇心，也并不表示真正有兴趣。他们对于进步的态度是值得深思的。他们想要知道最新的治疗方法，但一只眼却又紧盯着金钱，只想到可以获利多少。”
1909年2月，钟士完成了首度的美国之行。这次旅行让他感到有些悲观，但还是很快就有人开始安排弗洛伊德在这年的下半年去访问美国。邀请人是史丹利·何尔，自从1889年马萨诸塞州乌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创校时起，他就担任校长。
1908年年底，何尔写信给弗洛伊德，他说：“虽然我没有认识您的荣幸，但多年来对于您的著作有极大的兴趣。我已经勤勉地拜读它们了，我对您的追随者的著作也曾涉猎。”
何尔接着问弗洛伊德是否能在他们7月间举行的20年校庆时来访，发表4场至6场的演说。他说：“我们相信，现在来发表您自己的见解与研究结果将是适逢其时的，也许在某一方面来说，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发展史上，将会创下新的一页。”
但弗洛伊德拒绝了，原因是他的工作要到7月底才能结束，早一点搁下工作，会使他损失几千德国金币，而克拉克大学只答应给他400美元补贴他的旅费。他对荣格说：“我并不是有钱人，损失不起五倍于补贴费的金钱，尤其只为了向美国人传播知识。”
但是，何尔在1909年2月再次写信告诉弗洛伊德，庆祝活动已延迟到9月举行，旅费已经增加到750美元，并且还答应给弗洛伊德一个荣誉学位。弗洛伊德立刻接受了在这个新条件下的邀请。
弗洛伊德非常明白演讲的重要性，他下定决心尽可能地避免出现任何差错，并建议法兰基陪伴他和荣格。法兰基答应了，他带给了弗洛伊德无限的支持力量。
他们三个人搭乘“华盛顿总统号”轮船横渡大西洋。弗洛伊德很高兴地发现，服务员正在读他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他们三位旅客以分析彼此的梦来消磨船上的时光。当他们抵达时，布利尔已在岸上迎接他们了。
两天后，钟士从多伦多赶来，于是5个人花了一星期时间观光。弗洛伊德在大都会博物馆研究希腊的古玩。
在古董店时，弗洛伊德情不自禁地买了一个中国玉碗收藏。他们参观了柯尼岛，在一个屋顶花园吃饭，并且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另外，弗洛伊德和法兰基在一家曼哈顿区的戏院，看了生平第一次看到的电影。
1909年9月4日，星期六的晚上，布利尔安排大家搭乘夜轮到幅尔河，那是到达乌斯特市之前的最后一段旅程。史丹利·何尔夫妇早已在恭候他们了。
第二天，何尔邀请弗洛伊德为他家中的贵宾，并说：“欢迎您到美国来。这里的人对您的见解有既深且广的兴趣。出席您的演讲会的听众，将是各界的精英。”
校庆演讲会是在以创校人左纳斯·克拉克命名的大厅中举行的，内容包括了许多学科：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历史学和教育学，这些科全都有人演讲，而心理学方面共有14场演讲，包括弗洛伊德的5场和荣格的3场。
弗洛伊德的第一场演讲在9月7日，星期二举行。但是几乎到最后一刻，他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
此前，当他和荣格谈到他们的讲题时，他们决定在横渡大西洋时再讨论。但是在轮船上，他们只顾分析彼此的梦。到达乌斯特以后，弗洛伊德觉得似乎应该把讲题限制在“梦”上面。但听了钟士的建议后，他们又决定把范围扩大。
在这个问题上，法兰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记录了这次事情：
早上，我演讲的时刻即将到来前，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我要法兰基建议我在那一天应该讲些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一个轮廓。半个小时后，我就照他的意见发表了即兴演讲。
第一天早上是最具关键性的时机。弗洛伊德后来写道：
在欧洲，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人轻视，但是在克拉克大学，我发现我被大多数人平等相待。当我踏上讲台时，好像实现了奇怪的白日梦，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种谬见，它已经成为现实中有价值的一部分。
事先未做周全的准备也有好处，演讲开始前的最后一刻，他决定发表一个开门见山而没有多少学术性兼术语性的演说，来解释精神分析的发展原因。
这次演讲不仅在克拉克大学被听众热烈地接受，甚至于精神分析从早日的简单观念演进到一个由许多不同且时有争执的信念与理论所构建的迷宫的今天，仍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次的演讲等于是这门科学的最佳大纲。
在第二天的演讲中，弗洛伊德解释了他为什么放弃催眠术，而发展布洛尔的方法。他叙述“压抑”与“阻抗”，阐述布洛尔的技术成长为精神分析的过程，并以“歇斯底里的研究”中的一个病例作为范例。
只有在第四次演讲时，他才谈到复杂的“性”问题，尤其是“幼儿性欲”。
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他很快地介绍了“情感转移”的问题，然后谈到成功的精神分析可能导致的三种结果：
第一，一旦被抑制的潜意识带到表层时，我们就能成功地掌握它。
第二，它可以升华为不同而更有用的目的。
第三，只要“某部分被压抑的性冲动”被带到意识内，它们就可以为人们所享受。
他总结时说：“我在这里，必须感谢诸位的邀请，以及听讲时的专注。”
9月10日的晚上，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得到了荣誉博士学位。典礼包括“许多的仪式和华丽的服装，有各式各样红色和黑色的袍子以及带金穗的方帽子……”
介绍弗洛伊德的赞词如下：
维也纳大学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种学术上的新方法和成就的创始人，性心理学、心理治疗学和精神分析学的领袖，也是法律博士。
值得注意的是，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连非正式的邀请函都没有发出，而弗洛伊德只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去参观哥伦比亚大学。但是，1909年9月以后，情形开始慢慢地改变，不仅是因为弗洛伊德对他的听众产生了影响，也因为报纸杂志把他和他的工作介绍给了一般大众。
弗洛伊德一行人将于9月21日起程回欧洲，在剩余的一周假期里，他们游览了尼亚加拉瀑布，在这次有导游的旅行中，他终于大饱眼福。可是发生了一件令他不悦的事情：
在“风穴”（那里可以登上水珠四溅的栏杆，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看万马奔腾般泻下的水势）时，弗洛伊德和大家走在一起，导游却拦住其他的旅客说：“让这位老年人先走。”这个举动让53岁的弗洛伊德虽然不太高兴，但他仍保持着出门游玩时的雅兴。
在美国时，弗洛伊德寄了一张瀑布风景明信片给女儿苏菲，然后越过加拿大，大家合寄一张致候卡给布利尔太太，上面签了“亚伯、弗洛伊德、法兰基和荣格”的名字。
离开尼亚加拉瀑布后，他们前往阿德隆德克，那里将有40多人聚集。普特南的营地位于纽约州可依尼谷巨人山的山麓，于1875年由普特南本人和波士顿的医生朋友们建造。长长的木屋建造在一块空地上，前面是一条湍急的溪流，有些屋子已经装饰好了，宾客住在不寻常的豪华与朴素相混合的建筑物中。
9月16日，普特南营地的记事本上记载：
普特南博士从波士顿抵达，路意莎·李查逊和安妮·普特南小姐，以及三位外国博士于15日从宁静湖抵达。
招待人员有一点搞不清楚来宾的国籍。弗洛伊德是奥地利人，荣格是瑞士人，法兰基是匈牙利人，他们却发现屋里挂着德国的国旗。那天晚餐后，荣格唱德文歌，有一位来宾以钢琴伴奏。有两个人教弗洛伊德和法兰基玩西洋棋。大家心情都很轻松，尽情地享受。
弗洛伊德于10月2日回到维也纳，对这次美国之行感到很满意。他现在知道，精神分析在美国不会再遭忽视，反对的情况的确比他想象的要少，这可能是由于恩斯特·钟士准备工作做得好。但是如果不是在克拉克大学的一番演讲，这项“主义”不可能安全地渡过美国这道分水岭。
1910年年初，钟士在美国心理学协会前宣读了一篇精神分析的论文，几个月后成为美国精神病理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翌年，布利尔创始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同时，钟士为散布在全美其他地方的分析师而创设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当精神分析开始蓬勃发展时，普特南更提供了稳固的支持，他的地位崇高，美国人都以他唯马首是瞻。
§§第五章 拓展专业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