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识卡尔·荣格
1900年，25岁的瑞士医生卡尔·荣格，成为尤根·布罗拉的助理医生。荣格显然接受了布罗拉的推荐，读过《梦的解析》一书。他认为那是一本杰作。
精神分析在瑞士所受到的支持，不仅扩展了弗洛伊德思想生根的领域，并且也使它被运用到更宽广的人类层面中。
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浓厚兴趣起源于1905年，几年后荣格写道：
一方面，我的科学良知不容许我让弗洛伊德的好学说被忽略；另一方面，我的良知也不容许我鼓励他的理论中所出现的荒谬主张。
……
我立即怀疑，一部分穷凶极恶的性理论会使人们晕眩，我已经牺牲我的科学事业，应当尽我的努力来抵抗对精神病学的绝对贬抑。
1906年4月，荣格寄给弗洛伊德一本他新出版的《临床联想研究》。弗洛伊德曾经买过一本荣格的书，现在很热忱地回信给荣格，并相信荣格将会永远支持他的主张。
荣格曾经叙述他和弗洛伊德的首次见面，认为从任何角度来说那都是历史性的时刻。一方面，荣格身材高大、挺拔，脸上刮得干净、头发剪得很短，除了他的金边眼镜外，他简直就是德国英雄齐格飞的翻版。
正如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形容的：“他不像一个研究科学和医学的人，倒非常像一个魁梧的战士。”另一方面，比他大20岁的弗洛伊德，已经是一个学术领域的领袖，正在招募义勇军，急于调兵遣将送上战场。
荣格后来这样写道：
我们在一个下午见面，连续谈了13个小时。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人，以我那时候的经验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相比。我发现他极有智慧、精明而且令人难忘。但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仍然有些纷乱，我不能完全了解他。
弗洛伊德相信，在布罗拉手下的瑞士人，不仅可以在瑞士扩展精神分析的使用，而且可能组织一个相当于“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组织，一旦如此，将更有助于福音的传播。
弗洛伊德已经看出，荣格这个年轻人在未来的岁月里，足以继任为总司令。他在1907年春天写信给荣格说：“我现在知道，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是可以替换的，除了你以外我想不到有更好的人选代替我。我有幸能认识你，去继续完成我的工作。”
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的头几年，信徒几乎完全是犹太人，使他产生了矛盾的心理。后来，当精神分析的理论逐渐稳定了，弗洛伊德才敢说：“我不知道，精神分析是犹太人精神的直接产物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是如果真的这样，我也不会感到惭愧。”
布罗拉的僚属大都不是犹太人，荣格是亚利安种族的理想人物，无怪乎弗洛伊德会在原则上欢迎瑞士人，尤其欢迎荣格。荣格不仅能在意识形态上支持弗洛伊德，更可以使弗洛伊德不再被人攻击为“种族主义者”。
弗洛伊德在他的学术论文中写道：
亚利安种族的突击队员，正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否则精神分析将陷于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中。
非常可笑的是，不到10年，当荣格离开弗洛伊德的圈子，开创他自己的学派时，弗洛伊德居然痛心疾首地抱怨荣格，说荣格是反叛犹太人。
美国对精神分析的接纳，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此，1908年年初，当弗洛伊德听说有一个年轻人急于把他的作品翻译为英文在北美洲出版时，感到了些许的诧异。荣格告诉他：“目前美国朝野对精神分析的兴趣非常大，因此在那里出版译著，倒不是件坏事。”
那位年轻人是亚伯拉罕·布利尔。他15岁时离开故乡奥地利，移居到美国，20世纪初曾接受精神分析医生的训练。1905年，他去观摩维也纳的诊所，离开时，有一个年轻的奥地利人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维也纳，向弗洛伊德学习呢？”
两年以后，在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介绍下，布利尔进入瑞士的布罗拉手下。他说：“在布罗拉教授明智的领导以及他主要助教荣格的蓬勃精神影响下，每个人都不懈怠地工作，来实践弗洛伊德的理论。当我被任命为诊所里的常驻助手后，我更以全副精神做先锋性的工作，测验及应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架构。”他也开始研究荣格的“痴呆性心理学”。
下一步骤是将弗洛伊德早期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布利尔回忆道：“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工作的艰巨，我被一股强大的迷惑力所鼓动，它把我10多年的闲暇时间全都占据了。我并没有刻意地去创造美的文学辞藻；我感兴趣的只是把这些新的观念转变为可理解的英文。”
当精神分析开始向英语世界进军时，新成立的组织中逐渐出现了分歧的意见。“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内有了纷争，并且和苏黎世集团间有所摩擦。
弗洛伊德处理这些麻烦的态度很明智，他尽可能地对双方采取抚慰的措施。在这里以及后来那些大家各持己见却都不了解焦灼点的争执里，弗洛伊德调和了法官的严肃与和蔼可亲的人道主义气氛。
只有到后来，当争论涉及他个人，当别人对他这位精神分析运动的宗师角色发出挑衅时，他才呈现出一副不同的面孔：他是一个总司令，在发现叛变的蛛丝马迹时，他也会像一个久经风霜的成熟政治家，施展出无比坚定的铁腕。
这个时候，大家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一个邀集所有对精神分析有兴趣的在职人员参与的大会。荣格提议，这次大会应该在1908年春天举行。
弗洛伊德在1907年12月把这个意见大纲告诉全体会员，次年元月初，就拟定了一份正式的邀请函，上面写道：
弗洛伊德学说的各地弟子，已经表示希望每年聚会一次，借以讨论实际经验和交换心得。虽然目前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不多，但遍布在欧洲各地。因此有人建议，我们的第一次会议，应该紧接在今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三届实验心理学会后举行。
荣格成为这件事情的主要承办人，于1908年年初到苏黎世去见恩斯特·钟士。钟士回忆道：“我记得我劝他不要执意地把它叫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大会，因为那名称触犯了科学的客观性，但他不接受我的建议。”
这时候，弗洛伊德自己却设法避免担任主席，他向荣格强调：“如果由我的拥护者之中最资深和最具权威的布罗拉代替我领导这项运动，将可以在国外给人较好的印象。”
荣格知道，布罗拉一定会拒绝，所以根本就没有去问布罗拉。因此，虽然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是支配大局的人物，但这个会议却在没有主席的情况下进行。
大会于1908年4月27日在萨尔斯堡举行，总共有42人出席：奥地利人占了半数以上，瑞士6人，德国5人，两人来自匈牙利，布利尔代表美国，来自英国的有恩斯特·钟士和他姐夫——英国的著名医生威佛瑞·特洛特。
弗洛伊德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题目是后来国际知名的病例“老鼠人”。之所以患者有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他对老鼠过度恐惧。他演讲的过程以及背景的解释，深深地吸引了他的听众。钟士叙述那时的情景说：“弗洛伊德没有带演讲稿，从8点钟开始讲，11点左右就要作结尾了。由于我们都如醉如痴地倾听他那吸引人的剖析，因此要求他继续讲下去，于是他又延长了一小时。”
在萨尔斯堡，钟士演讲“日常生活的合理自圆化”，荣格讲“痴呆症的病因”，而阿德勒讲“在生活上和神经病因上的虐待狂”。
除了弗洛伊德以外，每个演讲者有半小时的演讲，接着是问题解答时间，中午休息后又继续。
会议结束前，曾经讨论要设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并且决定开始发行一本年鉴，即精神分析学、精神病理学年鉴，在弗洛伊德和布罗拉的监督下，由荣格担任编辑。这个决定，使维也纳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觉得自己开始被冷落了。
早在萨尔斯堡大会以前，维也纳人和瑞士人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就很小。荣格在苏黎世对钟士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找不到一个举足轻重的追随者，那里都是一些‘卑贱和狂放的群众’，对他只有贬损，而没有益处！”
但是无论如何，萨尔斯堡的大会是成功了。重要标志之一是成立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此外，大会使弗洛伊德与荣格间起初萌发的分歧意见冰释了。
弗洛伊德在后来给荣格的信里写道：
原来你也很高兴我们的见面，它使我的精神重振了不少，留给我一个快乐的回味。我很高兴发现你如此的朝气蓬勃，当我再看见你和了解你时，任何的怀疑和憎恨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萨尔斯堡大会以后，精神分析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小的维也纳团体。亚伯拉罕，他是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创始人，在柏林努力地为此工作。恩斯特·钟士是一个热心的精兵，准备在北美洲大声疾呼，法兰基是在匈牙利的前哨，再加上瑞士学院进一步运用在治疗上，精神分析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
此外，它已显现出左右逢源的成功特质，开始吸引一年前仍对弗洛伊德的观念掉以轻心的人们。
精神分析在瑞士所受到的支持，不仅扩展了弗洛伊德思想生根的领域，并且也使它被运用到更宽广的人类层面中。
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浓厚兴趣起源于1905年，几年后荣格写道：
一方面，我的科学良知不容许我让弗洛伊德的好学说被忽略；另一方面，我的良知也不容许我鼓励他的理论中所出现的荒谬主张。
……
我立即怀疑，一部分穷凶极恶的性理论会使人们晕眩，我已经牺牲我的科学事业，应当尽我的努力来抵抗对精神病学的绝对贬抑。
1906年4月，荣格寄给弗洛伊德一本他新出版的《临床联想研究》。弗洛伊德曾经买过一本荣格的书，现在很热忱地回信给荣格，并相信荣格将会永远支持他的主张。
荣格曾经叙述他和弗洛伊德的首次见面，认为从任何角度来说那都是历史性的时刻。一方面，荣格身材高大、挺拔，脸上刮得干净、头发剪得很短，除了他的金边眼镜外，他简直就是德国英雄齐格飞的翻版。
正如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形容的：“他不像一个研究科学和医学的人，倒非常像一个魁梧的战士。”另一方面，比他大20岁的弗洛伊德，已经是一个学术领域的领袖，正在招募义勇军，急于调兵遣将送上战场。
荣格后来这样写道：
我们在一个下午见面，连续谈了13个小时。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人，以我那时候的经验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相比。我发现他极有智慧、精明而且令人难忘。但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仍然有些纷乱，我不能完全了解他。
弗洛伊德相信，在布罗拉手下的瑞士人，不仅可以在瑞士扩展精神分析的使用，而且可能组织一个相当于“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组织，一旦如此，将更有助于福音的传播。
弗洛伊德已经看出，荣格这个年轻人在未来的岁月里，足以继任为总司令。他在1907年春天写信给荣格说：“我现在知道，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是可以替换的，除了你以外我想不到有更好的人选代替我。我有幸能认识你，去继续完成我的工作。”
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的头几年，信徒几乎完全是犹太人，使他产生了矛盾的心理。后来，当精神分析的理论逐渐稳定了，弗洛伊德才敢说：“我不知道，精神分析是犹太人精神的直接产物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是如果真的这样，我也不会感到惭愧。”
布罗拉的僚属大都不是犹太人，荣格是亚利安种族的理想人物，无怪乎弗洛伊德会在原则上欢迎瑞士人，尤其欢迎荣格。荣格不仅能在意识形态上支持弗洛伊德，更可以使弗洛伊德不再被人攻击为“种族主义者”。
弗洛伊德在他的学术论文中写道：
亚利安种族的突击队员，正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否则精神分析将陷于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中。
非常可笑的是，不到10年，当荣格离开弗洛伊德的圈子，开创他自己的学派时，弗洛伊德居然痛心疾首地抱怨荣格，说荣格是反叛犹太人。
美国对精神分析的接纳，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此，1908年年初，当弗洛伊德听说有一个年轻人急于把他的作品翻译为英文在北美洲出版时，感到了些许的诧异。荣格告诉他：“目前美国朝野对精神分析的兴趣非常大，因此在那里出版译著，倒不是件坏事。”
那位年轻人是亚伯拉罕·布利尔。他15岁时离开故乡奥地利，移居到美国，20世纪初曾接受精神分析医生的训练。1905年，他去观摩维也纳的诊所，离开时，有一个年轻的奥地利人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维也纳，向弗洛伊德学习呢？”
两年以后，在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介绍下，布利尔进入瑞士的布罗拉手下。他说：“在布罗拉教授明智的领导以及他主要助教荣格的蓬勃精神影响下，每个人都不懈怠地工作，来实践弗洛伊德的理论。当我被任命为诊所里的常驻助手后，我更以全副精神做先锋性的工作，测验及应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架构。”他也开始研究荣格的“痴呆性心理学”。
下一步骤是将弗洛伊德早期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布利尔回忆道：“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工作的艰巨，我被一股强大的迷惑力所鼓动，它把我10多年的闲暇时间全都占据了。我并没有刻意地去创造美的文学辞藻；我感兴趣的只是把这些新的观念转变为可理解的英文。”
当精神分析开始向英语世界进军时，新成立的组织中逐渐出现了分歧的意见。“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内有了纷争，并且和苏黎世集团间有所摩擦。
弗洛伊德处理这些麻烦的态度很明智，他尽可能地对双方采取抚慰的措施。在这里以及后来那些大家各持己见却都不了解焦灼点的争执里，弗洛伊德调和了法官的严肃与和蔼可亲的人道主义气氛。
只有到后来，当争论涉及他个人，当别人对他这位精神分析运动的宗师角色发出挑衅时，他才呈现出一副不同的面孔：他是一个总司令，在发现叛变的蛛丝马迹时，他也会像一个久经风霜的成熟政治家，施展出无比坚定的铁腕。
这个时候，大家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一个邀集所有对精神分析有兴趣的在职人员参与的大会。荣格提议，这次大会应该在1908年春天举行。
弗洛伊德在1907年12月把这个意见大纲告诉全体会员，次年元月初，就拟定了一份正式的邀请函，上面写道：
弗洛伊德学说的各地弟子，已经表示希望每年聚会一次，借以讨论实际经验和交换心得。虽然目前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不多，但遍布在欧洲各地。因此有人建议，我们的第一次会议，应该紧接在今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三届实验心理学会后举行。
荣格成为这件事情的主要承办人，于1908年年初到苏黎世去见恩斯特·钟士。钟士回忆道：“我记得我劝他不要执意地把它叫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大会，因为那名称触犯了科学的客观性，但他不接受我的建议。”
这时候，弗洛伊德自己却设法避免担任主席，他向荣格强调：“如果由我的拥护者之中最资深和最具权威的布罗拉代替我领导这项运动，将可以在国外给人较好的印象。”
荣格知道，布罗拉一定会拒绝，所以根本就没有去问布罗拉。因此，虽然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是支配大局的人物，但这个会议却在没有主席的情况下进行。
大会于1908年4月27日在萨尔斯堡举行，总共有42人出席：奥地利人占了半数以上，瑞士6人，德国5人，两人来自匈牙利，布利尔代表美国，来自英国的有恩斯特·钟士和他姐夫——英国的著名医生威佛瑞·特洛特。
弗洛伊德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题目是后来国际知名的病例“老鼠人”。之所以患者有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他对老鼠过度恐惧。他演讲的过程以及背景的解释，深深地吸引了他的听众。钟士叙述那时的情景说：“弗洛伊德没有带演讲稿，从8点钟开始讲，11点左右就要作结尾了。由于我们都如醉如痴地倾听他那吸引人的剖析，因此要求他继续讲下去，于是他又延长了一小时。”
在萨尔斯堡，钟士演讲“日常生活的合理自圆化”，荣格讲“痴呆症的病因”，而阿德勒讲“在生活上和神经病因上的虐待狂”。
除了弗洛伊德以外，每个演讲者有半小时的演讲，接着是问题解答时间，中午休息后又继续。
会议结束前，曾经讨论要设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并且决定开始发行一本年鉴，即精神分析学、精神病理学年鉴，在弗洛伊德和布罗拉的监督下，由荣格担任编辑。这个决定，使维也纳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觉得自己开始被冷落了。
早在萨尔斯堡大会以前，维也纳人和瑞士人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就很小。荣格在苏黎世对钟士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找不到一个举足轻重的追随者，那里都是一些‘卑贱和狂放的群众’，对他只有贬损，而没有益处！”
但是无论如何，萨尔斯堡的大会是成功了。重要标志之一是成立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此外，大会使弗洛伊德与荣格间起初萌发的分歧意见冰释了。
弗洛伊德在后来给荣格的信里写道：
原来你也很高兴我们的见面，它使我的精神重振了不少，留给我一个快乐的回味。我很高兴发现你如此的朝气蓬勃，当我再看见你和了解你时，任何的怀疑和憎恨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萨尔斯堡大会以后，精神分析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小的维也纳团体。亚伯拉罕，他是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创始人，在柏林努力地为此工作。恩斯特·钟士是一个热心的精兵，准备在北美洲大声疾呼，法兰基是在匈牙利的前哨，再加上瑞士学院进一步运用在治疗上，精神分析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
此外，它已显现出左右逢源的成功特质，开始吸引一年前仍对弗洛伊德的观念掉以轻心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