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巩固精神分析理论
大多数人仍然不太重视弗洛伊德的见解。
不过形势正在改变，一方面是由于他已下定决心，要使大众接受他的学说；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最具影响力的听众中，宣扬他的“福音”。
他有一次向弗莱斯写信透露：
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科学家、一个观察家，也不是一个实验家或一个思想家。我的本性，不过是一个冒险家，具有好奇心、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特质。
一点儿也不错，一旦弗洛伊德这位“冒险家”获得了教授名衔，安定下来，享受他被赋予的新地位，他就开始崭露头角了。
当时的威廉·史铁喀尔，一位维也纳全科医生，读了《梦的解析》一书以后，成为弗洛伊德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他使用精神分析的技术，在维也纳的报纸杂志上广为宣传，后来宣称：“我是弗洛伊德的门徒，他是我的基督！”
1902年，史铁喀尔建议弗洛伊德开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弗洛伊德很感兴趣，随即邀请了两位曾听过他讲学的医生马克斯·科恩、鲁道夫·雷特勒以及最近主攻精神错乱症的眼科医生阿弗瑞·阿德勒，组成了“周三学会”。
“周三学会”成立不久，阿德勒介绍了一个叫兰克的年轻人给弗洛伊德认识，兰克在以后的20年中矢志不移地支持着弗洛伊德。他原在一家玻璃工厂谋生，由于生了一场病，经人介绍给阿德勒诊治，阿德勒发现他是少数在维也纳读过弗洛伊德的书和论文的人之一。
还有两位全力军，一位是漠斯·沙克斯，他曾听过弗洛伊德在大学的讲学；一位是山达·法兰基，他是匈牙利布达佩斯市的精神病医生，读了《梦的解析》一书以后，开始用“精神分析”治疗他的病人。
“周三学会”的成员，以犹太人占大多数，这个事实使弗洛伊德感到有些窘困。而某些人以为，犹太人充斥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比较容易承受对精神分析产生兴趣后遭遇的半放逐状态。
表面上看来，“周三学会”和那些由志趣相同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和宣传新的却不受欢迎的观念的社团没什么不同，但事实上却有显著的差异。它是由一个相当小的团体演化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进而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一个分支机构，这种不同也就更明朗化了。
马克斯·科恩曾经精辟地叙述会员聚会的气氛，他说：“那个房间里，有一种宗教发源的气氛。它使那时充斥的精神分析调查的方法显得浅显。他对学生的要求很认真和严格，不容许他的教导被分歧和歪曲。主观来说，弗洛伊德当然是对的，因为他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和时间去开创的学说，仍然要和世界上的反对者去抗衡，不能因为犹豫软弱和华而不实的装饰而沦亡。虽然弗洛伊德平时是慈善而敦厚的，但是在阐扬自己的理念时，却坚强而一丝不苟。如果有人怀疑他的科学，他会毫不犹豫地和那个人决裂，即使是最亲密可靠的朋友也不例外。”
不论众人如何看待，弗洛伊德都很少和人妥协。1922年5月他曾率直地给法兰基写信道：
我们拥有真理，我现在和15年前一样，知道得很清楚。
为此，有人曾指出：“弗洛伊德相信自己的理论绝对真实，以至于他不允许别人反驳。他的敌人把这情形称为心胸狭窄，他的随从者却说这是对真理的热情。”
那些曾修正他们原先的信念，或是觉得一部分精神分析的理论是不能接受的人，弗洛伊德不认为他们是持有正统见解的科学家。“叛徒”对他们似乎是极为适当的字眼，而精神分析的年鉴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弗洛伊德相信不和他在同一阵线的人，不是傻瓜便是叛徒，或者两者都是。由于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他终于和弗莱斯分道扬镳了。两个人需要对方的地方已经渐渐减少，即使他们的友谊不会在反唇相讥的怒涛下消失，也会慢慢变淡的。
他们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他们于1887年相遇，至1895年的夏天，两个人的关系最为紧密。
在意识上，即使当“伊玛的注射”这个梦引起轩然大波时，他们的友谊也未曾减弱；而弗洛伊德虽然进行着自我分析，揭示了“恋母情结”以及完成了《梦的解析》，仍然没有减少对弗莱斯的依赖。但是，那时候弗莱斯似乎已经达到他的事业巅峰。而弗洛伊德呢，尽管他不时流露出悲观的论调，却瞥见前面已经有了伟大的事业。
在他们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大约20年间，弗洛伊德仍相信“周期律”，那时，他们关系的第二个阶段正要结束，第三个阶段正在展开。
整整3年，他们不时地通信，但是逐渐发现，两个人现在都在设法独立。
1903年，弗洛伊德与弗莱斯为了“两性问题”的争论而交恶了。交恶的原因是诚实问题。
早在19世纪，弗莱斯就主张不论男人或女人身上都可以找到两性性征。1897年，弗莱斯曾和弗洛伊德就“双重性征”的问题讨论了很久，当时弗洛伊德拒绝接受这个理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思索，他回心转意了，并于1898年写信给弗莱斯说：“我紧抓住你的‘双重性征’的观念，认为它对我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第二年，弗洛伊德完全接受了弗莱斯“双重性征”这个观念。但是，他们在阿克汉西见面时，弗洛伊德突然提出“双重性征”的观念，认为那是他的新发现，矢口否认他曾经和弗莱斯谈论过这个问题。
到了1906年，弗洛伊德和弗莱斯的关系终告断绝。弗洛伊德就转而争取卡尔·克劳斯——一位编辑的支持。
从现在开始，弗洛伊德正领导一群人数日增的支持者，有时迂回而行，有时勇往直前，虽然横遭险阻，但是永远矢志不移地追求着理想。
弗洛伊德在1905年的三种主要出版物中，以不同的方式向理想迈进。
第一本书是《智巧的尝试》，里面所叙述的正如标题注明的是“智慧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这本书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一样，阐释日常生活和潜意识的关系，使精神分析的学理，易为一般人所接受。
第二本书是《少女杜拉的故事》，早在1900年完成，因为恐怕被人指责为草率，所以一直没有出版。
《少女杜拉的故事》与梦的分析有关，它的本来题目是《梦与歇斯底里》，全书是由病人的两个梦例组成。
弗洛伊德在书中详尽地阐述了如何用梦的解释去揭示并治疗精神神经症的种种症状，毋庸置疑，此书是弗洛伊德这一时期极其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不仅是一份严谨的科学报告，还是一个充满悬念、文笔优美和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
书中的主人公杜拉是一位18岁的女歇斯底里病症患者，作为一个极其典型的病例，它吸引了弗洛伊德全部的注意力。为了治疗和研究这个病例，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在给好友弗莱斯的信中提到：“这个病例为我开启了无数智能之门。”
1905年的第三本出版作品是《性学三论》，在这里面，弗洛伊德使他早先研究的神经官能症开花结果，叙述“幼儿性欲”的逻辑理论。
《性学三论》是一本仅有86页的书，书中贯穿了他在1880年以后的各种发现，是一种严谨的“性发展”理论。三篇论文讨论的是：“性的神经错乱”、“幼儿性欲”和“青春期的转换”。
弗洛伊德不动感情的讨论态度以及他的主题，都使当时的人感到受了冒犯。
弗洛伊德认为，幼儿的性欲有三种连续的类型。最初是“口腔活动期”，快乐源于从母亲的乳房摄吸奶汁；接着是“肛门活动期”，由于抑制住粪便而产生快感；第三是“阳物崇拜时期”，呈现出“恋母情结”的乱伦幻想，然后进入潜伏期，直至青春期。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里没有清楚地把这三种不同的活动划分开来，后来他估计，肛门阶段大约始于两岁。而性器阶段要迟一两年才会发生。
弗洛伊德后来从两方面来演绎性本能发展的理论：
第一，他主张这些不同形式的性冲动的满足与表达，抑制和升华，都支配着成年人的性格。
第二，他主张在任何一阶段的被抑制和以后的精神失调有关系。譬如说，在口腔阶段早期的被抑制，与提早衰老性痴呆症有关；口腔阶段后期的被抑制，与忧郁症有关。肛门阶段早期受抑制则会造成偏执狂，肛门阶段后期受压抑会引起分神精神病，而性器崇拜阶段的失调，则引起歇斯底里病症。
这些理论的命运各有不同。许多证据似乎支持幼儿性欲的三分法，以及被压抑的冲动与精神失调有关的假设。比较无法证实的是，早年本能的满足、压抑和升华都会影响成年人的性格。
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在某些地方受到欢迎。在英国，《英国医学杂志》几乎用了一页的篇幅来赞扬弗洛伊德，结论指出：
当然，如果你对作者的睿智、勇气和追求真理的无止境耐心没有深切的认识，你是不能读这些论文的。读了它们后，就不会再怀疑，为什么我们需要对逐渐揭开的性生活有全部的认识和更谨慎的引导。
从1905年年底开始，尽管弗洛伊德受到许多人的指责，但他的名声也正逐渐地提高。不久，他在英国、美国和瑞士又有了很多支持者。
在英国，拥护者以恩斯特·钟士为中心，他是26岁的威尔士人，在伦敦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他的身材瘦小，脸部轮廓很深，只有下西洋棋和花式溜冰这两种嗜好。钟士的工作能力极强，而且一直忠诚不移地支持精神分析。1905年他读了一篇介绍弗洛伊德理论的论文，从此知道了精神分析。他非常感动，因此便开始学习德文，希望能阅读弗洛伊德的原文。
不过形势正在改变，一方面是由于他已下定决心，要使大众接受他的学说；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最具影响力的听众中，宣扬他的“福音”。
他有一次向弗莱斯写信透露：
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科学家、一个观察家，也不是一个实验家或一个思想家。我的本性，不过是一个冒险家，具有好奇心、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特质。
一点儿也不错，一旦弗洛伊德这位“冒险家”获得了教授名衔，安定下来，享受他被赋予的新地位，他就开始崭露头角了。
当时的威廉·史铁喀尔，一位维也纳全科医生，读了《梦的解析》一书以后，成为弗洛伊德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他使用精神分析的技术，在维也纳的报纸杂志上广为宣传，后来宣称：“我是弗洛伊德的门徒，他是我的基督！”
1902年，史铁喀尔建议弗洛伊德开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弗洛伊德很感兴趣，随即邀请了两位曾听过他讲学的医生马克斯·科恩、鲁道夫·雷特勒以及最近主攻精神错乱症的眼科医生阿弗瑞·阿德勒，组成了“周三学会”。
“周三学会”成立不久，阿德勒介绍了一个叫兰克的年轻人给弗洛伊德认识，兰克在以后的20年中矢志不移地支持着弗洛伊德。他原在一家玻璃工厂谋生，由于生了一场病，经人介绍给阿德勒诊治，阿德勒发现他是少数在维也纳读过弗洛伊德的书和论文的人之一。
还有两位全力军，一位是漠斯·沙克斯，他曾听过弗洛伊德在大学的讲学；一位是山达·法兰基，他是匈牙利布达佩斯市的精神病医生，读了《梦的解析》一书以后，开始用“精神分析”治疗他的病人。
“周三学会”的成员，以犹太人占大多数，这个事实使弗洛伊德感到有些窘困。而某些人以为，犹太人充斥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比较容易承受对精神分析产生兴趣后遭遇的半放逐状态。
表面上看来，“周三学会”和那些由志趣相同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和宣传新的却不受欢迎的观念的社团没什么不同，但事实上却有显著的差异。它是由一个相当小的团体演化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进而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一个分支机构，这种不同也就更明朗化了。
马克斯·科恩曾经精辟地叙述会员聚会的气氛，他说：“那个房间里，有一种宗教发源的气氛。它使那时充斥的精神分析调查的方法显得浅显。他对学生的要求很认真和严格，不容许他的教导被分歧和歪曲。主观来说，弗洛伊德当然是对的，因为他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和时间去开创的学说，仍然要和世界上的反对者去抗衡，不能因为犹豫软弱和华而不实的装饰而沦亡。虽然弗洛伊德平时是慈善而敦厚的，但是在阐扬自己的理念时，却坚强而一丝不苟。如果有人怀疑他的科学，他会毫不犹豫地和那个人决裂，即使是最亲密可靠的朋友也不例外。”
不论众人如何看待，弗洛伊德都很少和人妥协。1922年5月他曾率直地给法兰基写信道：
我们拥有真理，我现在和15年前一样，知道得很清楚。
为此，有人曾指出：“弗洛伊德相信自己的理论绝对真实，以至于他不允许别人反驳。他的敌人把这情形称为心胸狭窄，他的随从者却说这是对真理的热情。”
那些曾修正他们原先的信念，或是觉得一部分精神分析的理论是不能接受的人，弗洛伊德不认为他们是持有正统见解的科学家。“叛徒”对他们似乎是极为适当的字眼，而精神分析的年鉴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弗洛伊德相信不和他在同一阵线的人，不是傻瓜便是叛徒，或者两者都是。由于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他终于和弗莱斯分道扬镳了。两个人需要对方的地方已经渐渐减少，即使他们的友谊不会在反唇相讥的怒涛下消失，也会慢慢变淡的。
他们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他们于1887年相遇，至1895年的夏天，两个人的关系最为紧密。
在意识上，即使当“伊玛的注射”这个梦引起轩然大波时，他们的友谊也未曾减弱；而弗洛伊德虽然进行着自我分析，揭示了“恋母情结”以及完成了《梦的解析》，仍然没有减少对弗莱斯的依赖。但是，那时候弗莱斯似乎已经达到他的事业巅峰。而弗洛伊德呢，尽管他不时流露出悲观的论调，却瞥见前面已经有了伟大的事业。
在他们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大约20年间，弗洛伊德仍相信“周期律”，那时，他们关系的第二个阶段正要结束，第三个阶段正在展开。
整整3年，他们不时地通信，但是逐渐发现，两个人现在都在设法独立。
1903年，弗洛伊德与弗莱斯为了“两性问题”的争论而交恶了。交恶的原因是诚实问题。
早在19世纪，弗莱斯就主张不论男人或女人身上都可以找到两性性征。1897年，弗莱斯曾和弗洛伊德就“双重性征”的问题讨论了很久，当时弗洛伊德拒绝接受这个理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思索，他回心转意了，并于1898年写信给弗莱斯说：“我紧抓住你的‘双重性征’的观念，认为它对我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第二年，弗洛伊德完全接受了弗莱斯“双重性征”这个观念。但是，他们在阿克汉西见面时，弗洛伊德突然提出“双重性征”的观念，认为那是他的新发现，矢口否认他曾经和弗莱斯谈论过这个问题。
到了1906年，弗洛伊德和弗莱斯的关系终告断绝。弗洛伊德就转而争取卡尔·克劳斯——一位编辑的支持。
从现在开始，弗洛伊德正领导一群人数日增的支持者，有时迂回而行，有时勇往直前，虽然横遭险阻，但是永远矢志不移地追求着理想。
弗洛伊德在1905年的三种主要出版物中，以不同的方式向理想迈进。
第一本书是《智巧的尝试》，里面所叙述的正如标题注明的是“智慧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这本书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一样，阐释日常生活和潜意识的关系，使精神分析的学理，易为一般人所接受。
第二本书是《少女杜拉的故事》，早在1900年完成，因为恐怕被人指责为草率，所以一直没有出版。
《少女杜拉的故事》与梦的分析有关，它的本来题目是《梦与歇斯底里》，全书是由病人的两个梦例组成。
弗洛伊德在书中详尽地阐述了如何用梦的解释去揭示并治疗精神神经症的种种症状，毋庸置疑，此书是弗洛伊德这一时期极其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不仅是一份严谨的科学报告，还是一个充满悬念、文笔优美和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
书中的主人公杜拉是一位18岁的女歇斯底里病症患者，作为一个极其典型的病例，它吸引了弗洛伊德全部的注意力。为了治疗和研究这个病例，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在给好友弗莱斯的信中提到：“这个病例为我开启了无数智能之门。”
1905年的第三本出版作品是《性学三论》，在这里面，弗洛伊德使他早先研究的神经官能症开花结果，叙述“幼儿性欲”的逻辑理论。
《性学三论》是一本仅有86页的书，书中贯穿了他在1880年以后的各种发现，是一种严谨的“性发展”理论。三篇论文讨论的是：“性的神经错乱”、“幼儿性欲”和“青春期的转换”。
弗洛伊德不动感情的讨论态度以及他的主题，都使当时的人感到受了冒犯。
弗洛伊德认为，幼儿的性欲有三种连续的类型。最初是“口腔活动期”，快乐源于从母亲的乳房摄吸奶汁；接着是“肛门活动期”，由于抑制住粪便而产生快感；第三是“阳物崇拜时期”，呈现出“恋母情结”的乱伦幻想，然后进入潜伏期，直至青春期。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里没有清楚地把这三种不同的活动划分开来，后来他估计，肛门阶段大约始于两岁。而性器阶段要迟一两年才会发生。
弗洛伊德后来从两方面来演绎性本能发展的理论：
第一，他主张这些不同形式的性冲动的满足与表达，抑制和升华，都支配着成年人的性格。
第二，他主张在任何一阶段的被抑制和以后的精神失调有关系。譬如说，在口腔阶段早期的被抑制，与提早衰老性痴呆症有关；口腔阶段后期的被抑制，与忧郁症有关。肛门阶段早期受抑制则会造成偏执狂，肛门阶段后期受压抑会引起分神精神病，而性器崇拜阶段的失调，则引起歇斯底里病症。
这些理论的命运各有不同。许多证据似乎支持幼儿性欲的三分法，以及被压抑的冲动与精神失调有关的假设。比较无法证实的是，早年本能的满足、压抑和升华都会影响成年人的性格。
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在某些地方受到欢迎。在英国，《英国医学杂志》几乎用了一页的篇幅来赞扬弗洛伊德，结论指出：
当然，如果你对作者的睿智、勇气和追求真理的无止境耐心没有深切的认识，你是不能读这些论文的。读了它们后，就不会再怀疑，为什么我们需要对逐渐揭开的性生活有全部的认识和更谨慎的引导。
从1905年年底开始，尽管弗洛伊德受到许多人的指责，但他的名声也正逐渐地提高。不久，他在英国、美国和瑞士又有了很多支持者。
在英国，拥护者以恩斯特·钟士为中心，他是26岁的威尔士人，在伦敦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他的身材瘦小，脸部轮廓很深，只有下西洋棋和花式溜冰这两种嗜好。钟士的工作能力极强，而且一直忠诚不移地支持精神分析。1905年他读了一篇介绍弗洛伊德理论的论文，从此知道了精神分析。他非常感动，因此便开始学习德文，希望能阅读弗洛伊德的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