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深入研究“遗忘”问题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写作和发表，并非偶然，是《梦的解析》的自然延续。其实，就在弗洛伊德撰写《梦的解析》一书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日常心理的活动规律。
在《梦的解析》的最后一章《梦的程序心理》中，弗洛伊德已经较为深入地触及“遗忘”的问题以及潜抑的问题。
1898年，弗洛伊德还发表了《论遗忘的心理机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遗忘”问题。
《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继续论述《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一文中的论点，继续探索“遗忘”问题。
和一切有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始终很重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他往往从现实生活中得到启示，深入思索问题。他在《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中这样阐述道：
我曾经对一般常见的熟名遗忘进一步作心理学上的分析，并且从我所注意到的许多例子中得出一个结论，即记忆方面的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是最常见又不很重要的心理功能上的错失，实际上存在着远比普通见解更深刻得多的心理学上的根源。
弗洛伊德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恰恰就是能抓住这些最常见、最普通的现象，然后进行追根究底的研究，正如他在《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中提到：
经由对某些特别的情形的观察，我进而对暂时性的遗忘现象作了一次绞尽脑汁的检视。
在这些努力中，我发现不只是“遗忘”，而且还有假的“忆起”，即某人在努力要想起被遗忘的名字时，却想起了别的名字来，也是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心理学上的根源……
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心理机制方面的反复无常，实则是遵循着一条合理合法的途径得出的结果。
在一次从杜布罗夫尼克市往南的旅途中，弗洛伊德同一位陌生人同坐在一辆车上。他们谈起了意大利的风光，谈起1896年夏弗洛伊德在意大利的一次愉快的旅行。
当弗洛伊德谈到他的意大利旅行生活时，他想起奥尔维多大教堂顶端的那幅美丽动人的壁画《最后的审判》，但就是想不起那幅名画的作者辛诺雷里的真实名字。当他绞尽脑汁要想起辛诺雷里的名字时，他偏偏想起意大利另外两名著名画家：波提切里与波查菲奥。
当时，弗洛伊德的意识是很清醒的。他马上知道，波提切里和波查菲奥都不是《最后的审判》的作者。他的旅伴提醒他说，那是辛诺雷里的作品，弗洛伊德立即认定了这个名字是正确的。
这个遗忘现象，马上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弗洛伊德说：“辛诺雷里这个名字之所以被遗忘，既不是由于它在字面结构方面有什么奇特之处，也不是因为这个字所出现的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心理学上的特征。对我来说，这个被遗忘的名字是和波提切里一样熟悉，而且，它甚至比第二个代之而起的名字波查菲奥更熟悉。对于波查菲奥，我顶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属于米兰学派的艺术家。”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此时此地所发生的遗忘现象，似乎是很不合乎情理的。为什么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会突然忘记呢？为什么在绞尽脑汁回想被突然遗忘的熟悉名字时，反而冒出另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呢？
为了探索这个奇怪的心理活动的出现根源，弗洛伊德冷静地进行自我分析，细致地追忆了当时谈话的背景，详细地搜索自己在谈话前后的心理活动踪迹。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童年生活经历的遗忘问题始终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在歇斯底里病症的研究和梦的解析中，歇斯底里病症患者的病源多数是早已潜伏在童年生活的“痛苦”经历中。而在梦中出现的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幻影也不过是童年生活经历中那些被压抑的因素的重现。
童年生活既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就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童年生活的内容。曾经有人说过，如果能详尽地重现童年生活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对任何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了如指掌。
但是，可惜的是，童年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已从记忆的王国里消失殆尽。只要我们仔细地回忆自己的童年，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销声匿迹，而忘记的那部分又恰恰是对自己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当然，那些不太重要的童年生活内容也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只有一小部分还记忆犹新。
弗洛伊德在准备写《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时，已经注意到这些现象，并作了分析。而分析成果，已反映在他那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中，特别是集中地反映在《梦的解析》一书中。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童年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会被压缩到潜意识中去，而那些能勾起痛苦回忆的部分就是被压抑得最厉害的部分。这就给我们回答了上面提出的问题：
那些痛苦的、对个人成长有重要影响的部分遗忘得最彻底、最干净。
然而，依据弗洛伊德的同一个理论，这些被压抑的部分又最活跃、最不安分。所以，它们虽被压抑在心里的底层，但又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意识对它们的自我表现企图给予了严密的监督，致使它们不得不以变态心理或梦幻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当弗洛伊德研究日常心理时，他又发现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童年痛苦经历，有时也可以片断地、不成规律地、改头换面地表现在日常记忆中。这是一种偶发现象，是在意识不备或注意力转移的时候偶然表现出来的。
这一现象再次证明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童年痛苦回忆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它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在正常心理活动中显现出来，但在偶然情形下，一旦有与之相关的心理因素显现在意识层面上，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连带关系，又存在着其他有利于它们显现的条件，如意识注意力的暂时分散等，它们就可以显现出来。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显现的程度也是极其有限的，只能是片断的、破碎不堪的或甚至是被歪曲、被改装了的。意识绝不容许这些痛苦的童年经历“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因此，纵有偶然机会它们也只能零碎地表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童年经历显示不出完整的、不清晰的内容。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其重要任务就是抓住这些在偶然机会涌现的片断材料加以综合分析，最后描绘出其原有的完整的历史画面。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一书中，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范例。
这是在弗洛伊德43岁时发生的事。那时，弗洛伊德已经着手进行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他对童年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回忆童年生活时，弗洛伊德有一次回忆到了近30年来不时地在他的意识中显现出来的一个童年时的场景。他说：“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大柜子前，比我大整整20岁的异母哥哥正拉着敞开的柜门。我站在那儿哭叫着不知要什么东西。这时，我那纤细姣好的母亲，仿佛刚从街上回来，忽然走进房里。”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忆起的一段零碎的童年场景。然而，弗洛伊德在进行自我分析以前，始终不知道这段场景的实际意义。
“我不知道哥哥想打开或想关闭的那个柜子究竟是什么柜子，我为什么哭，以及我母亲为什么当时出现在我面前……这种对于记忆中的童年情景的误解，十分常见。我们忆起一个场景，却不记得重心何在。”显然，这是由于这些回忆本身并不完整。
为了分析这一童年场景的意义，弗洛伊德询问了母亲。弗洛伊德把前后事件加以连贯，才明白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原来，当时的弗洛伊德刚刚两岁多。他自小由一位保姆照管，所以，他对她产生了感情。
那天，他发现保姆不见了，他哥哥以诙谐的语调说，她被“关起来了”。实际上，当时，这位保姆已被辞退：因为她偷了弗洛伊德家的东西，弗洛伊德的哥哥把她送到衙门见官。
弗洛伊德以为，她被他哥哥锁在柜子里。所以，当弗洛伊德发现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很自然地以为哥哥又把心爱的妈妈关在柜子里。他哭着要哥哥打开柜子的门，后来知道妈妈不在柜子里，弗洛伊德哭得更厉害。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出现了，消除了他的烦恼和焦虑。
弗洛伊德对其童年生活的追忆，使他得出了关于“遮蔽性记忆”的情景结论。
为此，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中写道：
事实上，童年的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转移作用”。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的干扰，不能现身，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我们之所以记得这些替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内容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其内容与另一个受压抑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连带的关系。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特地创造了“遮蔽性记忆”这个名词。
关于遮蔽性记忆，弗洛伊德把它分为4种形式：侵占式的、介入式的、同时的和邻近的。
侵占式和介入式的遮蔽性记忆是比较常见的，这两种记忆是由于早期的重要经验受到阻抗，不能直接出现，只好用晚期的另一个无关紧要的、但与之有点关联的印象来代替。而所谓同时的和邻近的记忆是指遮蔽性记忆与它所遮蔽的印象之间，不只内容上有所关联，而且发生的时间也很接近或甚至是同时发生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童年的回忆之所以朦朦胧胧、残破不全，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本身的毛病，而是因为人的实践经验逐年增长的结果。
他继续阐述道：
童年以后的诸种强烈力量往往改塑了我们婴儿期经验的记忆容量。可能也就是这一种力量的作用，才使得我们的童年生活回想起来朦胧似梦。
所以，所谓童年期的回忆，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的记忆的痕迹；在那上面早已打上往后种种经验的烙印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它是“后来润饰过了的产品，这种润饰承受多种日后发展的心智力量的影响。”
童年回忆的这一特点，给神话、传说和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它是作家和民族神话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的源泉之一。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个人朦胧的童年回忆不唯更进一步扩展了遮蔽性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和民族神话、传说的累积有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
弗洛伊德还举了一个童年的遮蔽性记忆的例子，说明这一记忆所隐含的内在意义。
有位24岁的青年，记起了一幕5岁时的情景：
在花园的凉亭里，他坐在姑姑身旁的一个矮凳上。她正教他认字母，他觉得自己很难分清字母“m”和“n”。所以他要求姑姑告诉他如何区别二者。
姑姑说，“m”这个字母整整比“n”多了一笔。
这段完整的记忆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表明这个青年从小就好学，而且即使到长大后也仍然有很强烈的求知欲，以致念念不忘早期学习的那段印象？可是为什么他只偏偏记住了这一段？为什么记得如此完整而清晰？就连这位青年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这段记忆遮蔽了童年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即儿童想要了解男人与女人的区别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几乎为大多数儿童所共有。显然，这位青年在童年时也有这种好奇心。
弗洛伊德说：“就像他想分清m和n这两个字母一样，后来他也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究竟有何不同，真希望姑姑在这方面也能教教他。一旦他发现，两方面的差别很相似——男孩也只是比女孩多了那么一部分，他才记住了孩童时期的那种好奇心。”
弗洛伊德对日常生活心理的分析是很仔细、很认真的。他在分析过程中，注意材料的来源、内容，了解材料发生的背景，而且也注意吸收别人对这些心理现象的分析经验和理论结论，使分析不断地深入下去，呈现出他的理论发展所显示的那种层层递进的强烈特色。
他在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语误时，充分地考虑了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冯特的研究成果。这位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在当时出版了一本有关语言发展的著作，论及语误的表现。
依据冯特的意见，这一类现象是有心理学上的根源的。他说：“首先，已经说出的声音可以引发一串声音与字词的联想流，这是促成语误的最大原因。平时，我们心中原有一股意志的力量在压制着这种联想流；它一旦松弛或低沉，语误也就容易发生了。此外，注意力如果不专注在某一方面，有时也可能造成语误。这种联想的作用，也许因其表现互不相同而造成不同的语误形式，有时不应该出现的语音提早来临，或者说过的语音又再重复，有时一个常见的声音嵌入其中，更有的时候，在替代和被替代的词之间不存在发音方面的相似之处——以上种种原因只在方向上有所区别，或顶多也只是联想发生的情况有所不同，至于其根本性质，则是一样的。”
冯特的这一结论，对于弗洛伊德富有启发性。弗洛伊德进一步说促成语误的因素，如未受抑制的联想流，或压制力的松弛等，通常是同时发生作用。所以，这两种因素不过是同一历程的不同原因而已。伴随着这一松弛，或者更确切地说，经由这一松弛，注意力不再受抑制，联想的思潮遂能无羁地驰骋。
弗洛伊德还认为，语误的原因不能单纯地全然归之于冯特所说的那种“声音的触发作用”，还往往可以在语句的原意之外找到某些影响。
弗洛伊德说：“干扰可能来自某一潜意识思想，只在这一次语言谬误里透露出蛛丝马迹。唯有经过分析的努力才能把它带到意识界来；或者它也可能来自一种更为广泛存在、而又同这整句话有矛盾的心理动机。”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把冯特的研究成果向前推进了一步，终于在潜意识中找到了语误的真正根源。
他说：“我并不否认，有某些定律支配着字音的互换。但是在我看来，单是这些条件的存在，绝不足以造成言语上的错误。只要我们更深入更逼近地去研究、探讨，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原只是某种更不相关的动机临时借用的现成转机罢了。这个真正的动机，根本与这些声音的近似毫不相干。因此，以替代的方式所表现的语误，绝大多数并不遵循这种发音方面的定律。”
为了使自己的心理分析饶有趣味，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经常引用文学名著的有关段落进行说明。任何一个阅读《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以后都将会感到，自己所得到的知识不仅不局限于心理学方面，而且也包括文学知识方面。在这本书中，不仅表现了弗洛伊德的渊博的文学知识，而且也表现了他擅长把文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
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更多地引用自己的或亲友的生活经历进行分析。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已经遭受到各种攻击，其中最主要的攻击是他的理论取自精神病人的材料，是依据变态心理，因此，不适用于常态心理的活动规律。正是为了反驳这一攻击，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才决定撰写这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他的目的正是为了对常态心理，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现象进行分析。所以，他有意地尽可能少使用精神病人的心理现象。
在分析遗忘现象时，弗洛伊德引用了自己的大量经历。我们不妨也引用其中数段，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了解弗洛伊德的性格、作风和品质。
1900年夏天，有一次，为了一件芝麻小事，弗洛伊德太太惹得弗伊洛德恼怒。当时，他们正在一家餐馆吃饭。有两个不识趣的人坐到他们的对面；其中有一个是维也纳人，而且同弗洛伊德曾经有过交往，但后来关系决裂了，弗洛伊德很讨厌这个人。
弗洛伊德太太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此人的声名狼藉也毫无所闻，所以，就很自然地与他攀谈起来。在谈话中，弗洛伊德太太还不时地询问有关的问题，对那个人的谈话表示欣赏。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终于忍不住，发起脾气。
几星期后，弗洛伊德偶然地向一位亲戚抱怨他太太不懂事，但一谈起饭馆里他太太同那个人的谈话，他却连半句话也回忆不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弗洛伊德并非健忘的人。
弗洛伊德说：“我原是个常陷于自我烦恼的人，不轻易忘记那些令我困惑的经历。所以，这次健忘，显然是尊重我妻子，不愿失她面子的结果。”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又举了一次类似的例子。那时，弗洛伊德太太偶然说了一句蠢话，不由得使弗洛伊德发笑。几个小时后，弗洛伊德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来访，彼此畅谈甚欢。弗洛伊德想重述太太讲过的蠢话，不料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倒是他太太大方，主动说了出来，才解了弗洛伊德之窘。这又一次说明，弗洛伊德的遗忘是他热爱和尊重自己太太的结果。
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则表现在：弗洛伊德每当来到他亲密朋友的家门口，就不由自主地掏兜拿钥匙，就像他到自己的家门口所做的那个动作那样。弗洛伊德分析，这也说明，两人的感情密切，可能导致潜意识中的那些原来集自家人关系的因素突然显现出来，表现出“如同到家一样”的错觉。
与此相反的例子则是那些关系恶劣、感情疏远的人，常常使弗洛伊德在遇到他们时，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表示疏远的行为，致使自己发生“遗忘”、“误置”、“误判”等言行。
有一次，一位公司主管请弗洛伊德去看病。一路上弗洛伊德总觉得自己对那个地方很熟悉，似乎常去那幢建筑物的楼上应诊，而那家公司的招牌就在那幢楼的楼下。
但是，关于这些事情弗洛伊德却想不起更多的具体内容，也忘记了那所建筑物的模样。一般人遇到这类事情往往弃之一边，不加注意。弗洛伊德却不然，他时时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想方设法去寻找与这些小事有关的心理活动规律。
弗洛伊德对上述小事也抓住不放。他全神贯注地进行思索，点点滴滴，收集一切有关的材料，终于找到了线索。原来那家公司就是他过去常去探望病人的费希尔公寓。一想起这件事，原来模糊的那些事情顿时清晰明朗起来。
弗洛伊德回忆，费希尔公寓的病人，并没有给他造成不好的印象。造成上述遗忘的，是另一件事。不久前，当弗洛伊德到这个公寓探访病人时，在路上遇到一个泛泛之交。
此人曾在几个月前被弗洛伊德诊断为患泛发性麻痹症，但没几个月他的病症就消失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象，这种表面的和缓恰恰表明他很可能患上了更严重的麻痹性痴呆，这是一种晚期梅毒。但这个病人却自以为病症好转了，所以，在街上遇到弗洛伊德的时候，表现了自鸣得意和嘲笑弗洛伊德的姿态，弗洛伊德对此大为不满。大概是受了这件事的影响，弗洛伊德才忘掉那幢房子。
这个被遗忘的事情是怎样被回忆起来的？弗洛伊德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遗忘较难重新忆起。因为这种不愉快的经历照例已被压抑至潜意识中去。
弗洛伊德发现，它所以能被忆起，主要是其中的一些因素与意识层的某些因素有联系：
第一，那个人患的麻痹性痴呆，由于属于性病一类，所以，往往会引起潜意识的兴趣。
第二，那个病人的身份与弗洛伊德这次要探望的病人一样，都是公司的老板。
第三，同弗洛伊德一块给那个病人诊断为麻痹症的医生恰恰是姓费希尔，与费希尔公寓同名。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我的记忆说：‘我曾做过那件事。’但我的骄傲说：‘我没有做过’，而且坚持不让。最后我的记忆让了步。”
弗洛伊德很重视尼采的这句话，因为它表明，在人的一生中，那些痛苦的、引以为耻的、有损良心或尊严的经历，往往被压抑至潜意识中而被忘得一干二净。
弗洛伊德认为，凡是那些能去除痛苦经历的事情，都自然地成为最牢固、最可信的记忆。诗歌、传说、民族传统等，具有振奋民族精神和扫除民族耻辱的“净化作用”，因此，它们往往传播得很广，为人们所记忆和传颂。
关于《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这本书，其内容之丰富、生动，并不亚于《梦的解析》。我们从引用的极少数材料中，已经足以看到弗洛伊德研究科学所特有的品质。而且，由此也使我们看到，他的潜意识理论及整个精神分析学，不仅适用于变态心理，也同样适用于常态心理；它是以研究整个人类心理活动规律为对象的科学理论。
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的最后一部分，弗洛伊德作了简要的结论。这一段结论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把握精神分析学的核心，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常态心理与变态心理的密切关系。
我们应用精神分析学了解到错失和偶发行为的机制，发现它们基本上与梦的形成机制相一致……两者都有“浓缩现象”与“妥协形成”或“混淆”。
潜意识思想，用种种奇特的方式，借着显现的联想，并依附于或转化成他种思想，而成为梦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错失……梦和日常生活中的错失之所以会产生黑白不分和是非颠倒，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各具意义的行为奇特地干扰的结果。
由两者的一致性，得到了如下的结论：在人心深处，有一股潜流存在；从前我们追究梦中隐藏的意义时，触及了它的惊人力量。如今，我们已拥有更多的证据，发现它并不是只在睡梦中才大肆活动；它在人们清醒的状况下，也不时地表现在错失行为中。这种一致性，更使我们相信，这些看来奇特反常的心理活动——错失现象，恐怕并不是精神活力败坏或官能病态的结果。
总而言之，不管是错失行为、偶发行为或最轻微的和最严重的精神病，它们的共通点就在于我们都可以将之追溯至那些最讨厌的和被压抑了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虽然已远离意识，却永远都在伺机而动，只要一有机会便会表现出来。
在《自传》中，弗洛伊德谈到了他对日常生活心理现象的研究，他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
他这样写道：
如果已经弄清梦只是一种征候，而且各种错失也和梦一样有共同的特点——即冲动的抑制、代用品的形成、妥协形成以及使意识和潜意识分成不同心理系统，那么精神分析学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而应是一个深入了解正常人心理状况所同样必不可少的、崭新的和深邃的精神科学的根基。
在《梦的解析》的最后一章《梦的程序心理》中，弗洛伊德已经较为深入地触及“遗忘”的问题以及潜抑的问题。
1898年，弗洛伊德还发表了《论遗忘的心理机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遗忘”问题。
《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继续论述《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一文中的论点，继续探索“遗忘”问题。
和一切有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始终很重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他往往从现实生活中得到启示，深入思索问题。他在《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中这样阐述道：
我曾经对一般常见的熟名遗忘进一步作心理学上的分析，并且从我所注意到的许多例子中得出一个结论，即记忆方面的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是最常见又不很重要的心理功能上的错失，实际上存在着远比普通见解更深刻得多的心理学上的根源。
弗洛伊德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恰恰就是能抓住这些最常见、最普通的现象，然后进行追根究底的研究，正如他在《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中提到：
经由对某些特别的情形的观察，我进而对暂时性的遗忘现象作了一次绞尽脑汁的检视。
在这些努力中，我发现不只是“遗忘”，而且还有假的“忆起”，即某人在努力要想起被遗忘的名字时，却想起了别的名字来，也是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心理学上的根源……
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心理机制方面的反复无常，实则是遵循着一条合理合法的途径得出的结果。
在一次从杜布罗夫尼克市往南的旅途中，弗洛伊德同一位陌生人同坐在一辆车上。他们谈起了意大利的风光，谈起1896年夏弗洛伊德在意大利的一次愉快的旅行。
当弗洛伊德谈到他的意大利旅行生活时，他想起奥尔维多大教堂顶端的那幅美丽动人的壁画《最后的审判》，但就是想不起那幅名画的作者辛诺雷里的真实名字。当他绞尽脑汁要想起辛诺雷里的名字时，他偏偏想起意大利另外两名著名画家：波提切里与波查菲奥。
当时，弗洛伊德的意识是很清醒的。他马上知道，波提切里和波查菲奥都不是《最后的审判》的作者。他的旅伴提醒他说，那是辛诺雷里的作品，弗洛伊德立即认定了这个名字是正确的。
这个遗忘现象，马上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弗洛伊德说：“辛诺雷里这个名字之所以被遗忘，既不是由于它在字面结构方面有什么奇特之处，也不是因为这个字所出现的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心理学上的特征。对我来说，这个被遗忘的名字是和波提切里一样熟悉，而且，它甚至比第二个代之而起的名字波查菲奥更熟悉。对于波查菲奥，我顶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属于米兰学派的艺术家。”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此时此地所发生的遗忘现象，似乎是很不合乎情理的。为什么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会突然忘记呢？为什么在绞尽脑汁回想被突然遗忘的熟悉名字时，反而冒出另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呢？
为了探索这个奇怪的心理活动的出现根源，弗洛伊德冷静地进行自我分析，细致地追忆了当时谈话的背景，详细地搜索自己在谈话前后的心理活动踪迹。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童年生活经历的遗忘问题始终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在歇斯底里病症的研究和梦的解析中，歇斯底里病症患者的病源多数是早已潜伏在童年生活的“痛苦”经历中。而在梦中出现的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幻影也不过是童年生活经历中那些被压抑的因素的重现。
童年生活既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就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童年生活的内容。曾经有人说过，如果能详尽地重现童年生活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对任何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了如指掌。
但是，可惜的是，童年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已从记忆的王国里消失殆尽。只要我们仔细地回忆自己的童年，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销声匿迹，而忘记的那部分又恰恰是对自己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当然，那些不太重要的童年生活内容也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只有一小部分还记忆犹新。
弗洛伊德在准备写《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时，已经注意到这些现象，并作了分析。而分析成果，已反映在他那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中，特别是集中地反映在《梦的解析》一书中。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童年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会被压缩到潜意识中去，而那些能勾起痛苦回忆的部分就是被压抑得最厉害的部分。这就给我们回答了上面提出的问题：
那些痛苦的、对个人成长有重要影响的部分遗忘得最彻底、最干净。
然而，依据弗洛伊德的同一个理论，这些被压抑的部分又最活跃、最不安分。所以，它们虽被压抑在心里的底层，但又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意识对它们的自我表现企图给予了严密的监督，致使它们不得不以变态心理或梦幻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当弗洛伊德研究日常心理时，他又发现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童年痛苦经历，有时也可以片断地、不成规律地、改头换面地表现在日常记忆中。这是一种偶发现象，是在意识不备或注意力转移的时候偶然表现出来的。
这一现象再次证明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童年痛苦回忆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它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在正常心理活动中显现出来，但在偶然情形下，一旦有与之相关的心理因素显现在意识层面上，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连带关系，又存在着其他有利于它们显现的条件，如意识注意力的暂时分散等，它们就可以显现出来。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显现的程度也是极其有限的，只能是片断的、破碎不堪的或甚至是被歪曲、被改装了的。意识绝不容许这些痛苦的童年经历“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因此，纵有偶然机会它们也只能零碎地表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童年经历显示不出完整的、不清晰的内容。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其重要任务就是抓住这些在偶然机会涌现的片断材料加以综合分析，最后描绘出其原有的完整的历史画面。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一书中，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范例。
这是在弗洛伊德43岁时发生的事。那时，弗洛伊德已经着手进行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他对童年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回忆童年生活时，弗洛伊德有一次回忆到了近30年来不时地在他的意识中显现出来的一个童年时的场景。他说：“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大柜子前，比我大整整20岁的异母哥哥正拉着敞开的柜门。我站在那儿哭叫着不知要什么东西。这时，我那纤细姣好的母亲，仿佛刚从街上回来，忽然走进房里。”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忆起的一段零碎的童年场景。然而，弗洛伊德在进行自我分析以前，始终不知道这段场景的实际意义。
“我不知道哥哥想打开或想关闭的那个柜子究竟是什么柜子，我为什么哭，以及我母亲为什么当时出现在我面前……这种对于记忆中的童年情景的误解，十分常见。我们忆起一个场景，却不记得重心何在。”显然，这是由于这些回忆本身并不完整。
为了分析这一童年场景的意义，弗洛伊德询问了母亲。弗洛伊德把前后事件加以连贯，才明白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原来，当时的弗洛伊德刚刚两岁多。他自小由一位保姆照管，所以，他对她产生了感情。
那天，他发现保姆不见了，他哥哥以诙谐的语调说，她被“关起来了”。实际上，当时，这位保姆已被辞退：因为她偷了弗洛伊德家的东西，弗洛伊德的哥哥把她送到衙门见官。
弗洛伊德以为，她被他哥哥锁在柜子里。所以，当弗洛伊德发现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很自然地以为哥哥又把心爱的妈妈关在柜子里。他哭着要哥哥打开柜子的门，后来知道妈妈不在柜子里，弗洛伊德哭得更厉害。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出现了，消除了他的烦恼和焦虑。
弗洛伊德对其童年生活的追忆，使他得出了关于“遮蔽性记忆”的情景结论。
为此，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中写道：
事实上，童年的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转移作用”。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的干扰，不能现身，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我们之所以记得这些替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内容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其内容与另一个受压抑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连带的关系。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特地创造了“遮蔽性记忆”这个名词。
关于遮蔽性记忆，弗洛伊德把它分为4种形式：侵占式的、介入式的、同时的和邻近的。
侵占式和介入式的遮蔽性记忆是比较常见的，这两种记忆是由于早期的重要经验受到阻抗，不能直接出现，只好用晚期的另一个无关紧要的、但与之有点关联的印象来代替。而所谓同时的和邻近的记忆是指遮蔽性记忆与它所遮蔽的印象之间，不只内容上有所关联，而且发生的时间也很接近或甚至是同时发生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童年的回忆之所以朦朦胧胧、残破不全，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本身的毛病，而是因为人的实践经验逐年增长的结果。
他继续阐述道：
童年以后的诸种强烈力量往往改塑了我们婴儿期经验的记忆容量。可能也就是这一种力量的作用，才使得我们的童年生活回想起来朦胧似梦。
所以，所谓童年期的回忆，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的记忆的痕迹；在那上面早已打上往后种种经验的烙印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它是“后来润饰过了的产品，这种润饰承受多种日后发展的心智力量的影响。”
童年回忆的这一特点，给神话、传说和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它是作家和民族神话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的源泉之一。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个人朦胧的童年回忆不唯更进一步扩展了遮蔽性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和民族神话、传说的累积有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
弗洛伊德还举了一个童年的遮蔽性记忆的例子，说明这一记忆所隐含的内在意义。
有位24岁的青年，记起了一幕5岁时的情景：
在花园的凉亭里，他坐在姑姑身旁的一个矮凳上。她正教他认字母，他觉得自己很难分清字母“m”和“n”。所以他要求姑姑告诉他如何区别二者。
姑姑说，“m”这个字母整整比“n”多了一笔。
这段完整的记忆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表明这个青年从小就好学，而且即使到长大后也仍然有很强烈的求知欲，以致念念不忘早期学习的那段印象？可是为什么他只偏偏记住了这一段？为什么记得如此完整而清晰？就连这位青年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这段记忆遮蔽了童年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即儿童想要了解男人与女人的区别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几乎为大多数儿童所共有。显然，这位青年在童年时也有这种好奇心。
弗洛伊德说：“就像他想分清m和n这两个字母一样，后来他也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究竟有何不同，真希望姑姑在这方面也能教教他。一旦他发现，两方面的差别很相似——男孩也只是比女孩多了那么一部分，他才记住了孩童时期的那种好奇心。”
弗洛伊德对日常生活心理的分析是很仔细、很认真的。他在分析过程中，注意材料的来源、内容，了解材料发生的背景，而且也注意吸收别人对这些心理现象的分析经验和理论结论，使分析不断地深入下去，呈现出他的理论发展所显示的那种层层递进的强烈特色。
他在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语误时，充分地考虑了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冯特的研究成果。这位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在当时出版了一本有关语言发展的著作，论及语误的表现。
依据冯特的意见，这一类现象是有心理学上的根源的。他说：“首先，已经说出的声音可以引发一串声音与字词的联想流，这是促成语误的最大原因。平时，我们心中原有一股意志的力量在压制着这种联想流；它一旦松弛或低沉，语误也就容易发生了。此外，注意力如果不专注在某一方面，有时也可能造成语误。这种联想的作用，也许因其表现互不相同而造成不同的语误形式，有时不应该出现的语音提早来临，或者说过的语音又再重复，有时一个常见的声音嵌入其中，更有的时候，在替代和被替代的词之间不存在发音方面的相似之处——以上种种原因只在方向上有所区别，或顶多也只是联想发生的情况有所不同，至于其根本性质，则是一样的。”
冯特的这一结论，对于弗洛伊德富有启发性。弗洛伊德进一步说促成语误的因素，如未受抑制的联想流，或压制力的松弛等，通常是同时发生作用。所以，这两种因素不过是同一历程的不同原因而已。伴随着这一松弛，或者更确切地说，经由这一松弛，注意力不再受抑制，联想的思潮遂能无羁地驰骋。
弗洛伊德还认为，语误的原因不能单纯地全然归之于冯特所说的那种“声音的触发作用”，还往往可以在语句的原意之外找到某些影响。
弗洛伊德说：“干扰可能来自某一潜意识思想，只在这一次语言谬误里透露出蛛丝马迹。唯有经过分析的努力才能把它带到意识界来；或者它也可能来自一种更为广泛存在、而又同这整句话有矛盾的心理动机。”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把冯特的研究成果向前推进了一步，终于在潜意识中找到了语误的真正根源。
他说：“我并不否认，有某些定律支配着字音的互换。但是在我看来，单是这些条件的存在，绝不足以造成言语上的错误。只要我们更深入更逼近地去研究、探讨，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原只是某种更不相关的动机临时借用的现成转机罢了。这个真正的动机，根本与这些声音的近似毫不相干。因此，以替代的方式所表现的语误，绝大多数并不遵循这种发音方面的定律。”
为了使自己的心理分析饶有趣味，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经常引用文学名著的有关段落进行说明。任何一个阅读《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以后都将会感到，自己所得到的知识不仅不局限于心理学方面，而且也包括文学知识方面。在这本书中，不仅表现了弗洛伊德的渊博的文学知识，而且也表现了他擅长把文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
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更多地引用自己的或亲友的生活经历进行分析。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已经遭受到各种攻击，其中最主要的攻击是他的理论取自精神病人的材料，是依据变态心理，因此，不适用于常态心理的活动规律。正是为了反驳这一攻击，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才决定撰写这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他的目的正是为了对常态心理，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现象进行分析。所以，他有意地尽可能少使用精神病人的心理现象。
在分析遗忘现象时，弗洛伊德引用了自己的大量经历。我们不妨也引用其中数段，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了解弗洛伊德的性格、作风和品质。
1900年夏天，有一次，为了一件芝麻小事，弗洛伊德太太惹得弗伊洛德恼怒。当时，他们正在一家餐馆吃饭。有两个不识趣的人坐到他们的对面；其中有一个是维也纳人，而且同弗洛伊德曾经有过交往，但后来关系决裂了，弗洛伊德很讨厌这个人。
弗洛伊德太太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此人的声名狼藉也毫无所闻，所以，就很自然地与他攀谈起来。在谈话中，弗洛伊德太太还不时地询问有关的问题，对那个人的谈话表示欣赏。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终于忍不住，发起脾气。
几星期后，弗洛伊德偶然地向一位亲戚抱怨他太太不懂事，但一谈起饭馆里他太太同那个人的谈话，他却连半句话也回忆不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弗洛伊德并非健忘的人。
弗洛伊德说：“我原是个常陷于自我烦恼的人，不轻易忘记那些令我困惑的经历。所以，这次健忘，显然是尊重我妻子，不愿失她面子的结果。”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又举了一次类似的例子。那时，弗洛伊德太太偶然说了一句蠢话，不由得使弗洛伊德发笑。几个小时后，弗洛伊德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来访，彼此畅谈甚欢。弗洛伊德想重述太太讲过的蠢话，不料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倒是他太太大方，主动说了出来，才解了弗洛伊德之窘。这又一次说明，弗洛伊德的遗忘是他热爱和尊重自己太太的结果。
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则表现在：弗洛伊德每当来到他亲密朋友的家门口，就不由自主地掏兜拿钥匙，就像他到自己的家门口所做的那个动作那样。弗洛伊德分析，这也说明，两人的感情密切，可能导致潜意识中的那些原来集自家人关系的因素突然显现出来，表现出“如同到家一样”的错觉。
与此相反的例子则是那些关系恶劣、感情疏远的人，常常使弗洛伊德在遇到他们时，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表示疏远的行为，致使自己发生“遗忘”、“误置”、“误判”等言行。
有一次，一位公司主管请弗洛伊德去看病。一路上弗洛伊德总觉得自己对那个地方很熟悉，似乎常去那幢建筑物的楼上应诊，而那家公司的招牌就在那幢楼的楼下。
但是，关于这些事情弗洛伊德却想不起更多的具体内容，也忘记了那所建筑物的模样。一般人遇到这类事情往往弃之一边，不加注意。弗洛伊德却不然，他时时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想方设法去寻找与这些小事有关的心理活动规律。
弗洛伊德对上述小事也抓住不放。他全神贯注地进行思索，点点滴滴，收集一切有关的材料，终于找到了线索。原来那家公司就是他过去常去探望病人的费希尔公寓。一想起这件事，原来模糊的那些事情顿时清晰明朗起来。
弗洛伊德回忆，费希尔公寓的病人，并没有给他造成不好的印象。造成上述遗忘的，是另一件事。不久前，当弗洛伊德到这个公寓探访病人时，在路上遇到一个泛泛之交。
此人曾在几个月前被弗洛伊德诊断为患泛发性麻痹症，但没几个月他的病症就消失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象，这种表面的和缓恰恰表明他很可能患上了更严重的麻痹性痴呆，这是一种晚期梅毒。但这个病人却自以为病症好转了，所以，在街上遇到弗洛伊德的时候，表现了自鸣得意和嘲笑弗洛伊德的姿态，弗洛伊德对此大为不满。大概是受了这件事的影响，弗洛伊德才忘掉那幢房子。
这个被遗忘的事情是怎样被回忆起来的？弗洛伊德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遗忘较难重新忆起。因为这种不愉快的经历照例已被压抑至潜意识中去。
弗洛伊德发现，它所以能被忆起，主要是其中的一些因素与意识层的某些因素有联系：
第一，那个人患的麻痹性痴呆，由于属于性病一类，所以，往往会引起潜意识的兴趣。
第二，那个病人的身份与弗洛伊德这次要探望的病人一样，都是公司的老板。
第三，同弗洛伊德一块给那个病人诊断为麻痹症的医生恰恰是姓费希尔，与费希尔公寓同名。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我的记忆说：‘我曾做过那件事。’但我的骄傲说：‘我没有做过’，而且坚持不让。最后我的记忆让了步。”
弗洛伊德很重视尼采的这句话，因为它表明，在人的一生中，那些痛苦的、引以为耻的、有损良心或尊严的经历，往往被压抑至潜意识中而被忘得一干二净。
弗洛伊德认为，凡是那些能去除痛苦经历的事情，都自然地成为最牢固、最可信的记忆。诗歌、传说、民族传统等，具有振奋民族精神和扫除民族耻辱的“净化作用”，因此，它们往往传播得很广，为人们所记忆和传颂。
关于《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这本书，其内容之丰富、生动，并不亚于《梦的解析》。我们从引用的极少数材料中，已经足以看到弗洛伊德研究科学所特有的品质。而且，由此也使我们看到，他的潜意识理论及整个精神分析学，不仅适用于变态心理，也同样适用于常态心理；它是以研究整个人类心理活动规律为对象的科学理论。
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的最后一部分，弗洛伊德作了简要的结论。这一段结论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把握精神分析学的核心，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常态心理与变态心理的密切关系。
我们应用精神分析学了解到错失和偶发行为的机制，发现它们基本上与梦的形成机制相一致……两者都有“浓缩现象”与“妥协形成”或“混淆”。
潜意识思想，用种种奇特的方式，借着显现的联想，并依附于或转化成他种思想，而成为梦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错失……梦和日常生活中的错失之所以会产生黑白不分和是非颠倒，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各具意义的行为奇特地干扰的结果。
由两者的一致性，得到了如下的结论：在人心深处，有一股潜流存在；从前我们追究梦中隐藏的意义时，触及了它的惊人力量。如今，我们已拥有更多的证据，发现它并不是只在睡梦中才大肆活动；它在人们清醒的状况下，也不时地表现在错失行为中。这种一致性，更使我们相信，这些看来奇特反常的心理活动——错失现象，恐怕并不是精神活力败坏或官能病态的结果。
总而言之，不管是错失行为、偶发行为或最轻微的和最严重的精神病，它们的共通点就在于我们都可以将之追溯至那些最讨厌的和被压抑了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虽然已远离意识，却永远都在伺机而动，只要一有机会便会表现出来。
在《自传》中，弗洛伊德谈到了他对日常生活心理现象的研究，他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
他这样写道：
如果已经弄清梦只是一种征候，而且各种错失也和梦一样有共同的特点——即冲动的抑制、代用品的形成、妥协形成以及使意识和潜意识分成不同心理系统，那么精神分析学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而应是一个深入了解正常人心理状况所同样必不可少的、崭新的和深邃的精神科学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