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巴黎拜师学习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当医生的时候曾经写道：
那时候，在维也纳的医学界很少有精神医学方面的专家，研究资料和文献分散在医院的许多不同部门里，没有令人满意的学习机会，我们不得不自己摸索前进。
遥远的巴黎有沙考特医生的大名在闪烁，因此我想好了，首先要设法获得在维也纳大学担当脑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务，然后再到巴黎去继续深造。
1885年9月，弗洛伊德成为大学里的讲师，因此他得到了一笔旅行津贴，他终于可以支付渴望已久去巴黎拜访沙考特的路费。并且他决定冒一次险，于是在去往法国之前辞去在总医院的职务，准备回国后另立山头，自己开业行医。留学奖学金是240美元，可以足够维持弗洛伊德6个月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大学的神经学系教授莫里兹·班尼迪克特那里得到了一封给沙考特的介绍信。
弗洛伊德离开了维也纳，开始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他要在去巴黎之前，先到温斯柏克和女友玛莎会面。6个星期后，他到达温斯柏克。这次和他3年前的秘密造访迥然不同。
这时候的弗洛伊德不再是一个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26岁不知何去何从的学生了，如今他已经是维也纳大学的讲师。即使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至少他已经隐约表现出那种成功的专职人员的气度。
弗洛伊德在温斯柏克过得很愉快，他和玛莎度过了整整6个星期。1885年10月11日，他向巴黎进发，开始在沙考特的门下进修，发展自己的伟大事业。
弗洛伊德在10月13日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投宿在拉派艾克斯旅社时，惊喜地发现玛莎的信先他而来，于是他马上回信。
巴黎令弗洛伊德眼花缭乱，也让他更想念玛莎，希望她能陪在自己的身边。开始时他坚持每隔一天就给玛莎写一封信，后来也就越来越少。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他尽力去适应巴黎当地的环境，四处找比较便宜的住所。晚上他还要安排时间去戏院看戏，不为了休闲享乐，而是希望借此能尽快学好法语。
10月19日，弗洛伊德认为万事俱备，就去沙比特里尔医学院。但是他出门时把班尼迪克特为他写的介绍信落下了，他只好决定再等一天才去见沙考特。他开始想家，想玛莎，这让他极端沮丧。
他后来对这段时间写道：“不是为了科学的话，这个地方真不值得我停留。”
但他在一天内就有了天翻地覆的想法。10月20日，弗洛伊德进入了沙比特里尔医院的大门，接下来的4个月生活将会彻底地改变他的命运。
沙比特里尔医院建造于法王路易十三世当政时期，最初是用来收容乞丐、妓女和疯子，后来成为巴黎最大的妇女救济院。
1850年以后，它容纳了四五千人，但却没有医院的样子，而极像恐怖的“疯人院”，但是沙考特在此做了一些变动。他被聘为复健部的主任医师后，在里面增加了教育和训练单位以及许多实验室，并设置了歇斯底里症病人的病房。在1885年，他把这个机构变成了欧洲最著名的神经病理学研究中心。
弗洛伊德抵达沙比特里尔医院时，医生和门诊病人正在闲谈，他注视着正在为病人看病的沙考特的第一助手派里·马力，周围还有一群客座医生。
10点钟时，沙考特便来了。沙考特看上去像个运动员，身体健壮，脖颈也很粗，他的相貌给人印象深刻。他的皮肤很白，胡须也刮得很干净，额头很低，眼睛明澈，鹰钩鼻，敏感性格者的嘴唇，很有古罗马帝国国王的王者之相。
他生气时，眼睛发出闪电般的光芒让人不禁寒栗，看过他这种眼神的人绝对忘不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权威，语气严厉，常常还很辛辣。
那天早上，在看完所有的门诊病人后，沙考特叫弗洛伊德走上前来，看了看班尼迪克特介绍信上的签名，邀请弗洛伊德陪他巡视医院。
那天晚上，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说，一切都没他想的那样糟糕。派里·马力向他保证，他会得到必需的材料以便开始工作，沙考特自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同事，请求他供应儿童的大脑以便弗洛伊德研究他们病发后的萎缩和退化症状。
在到沙比特里尔医院以前，弗洛伊德曾考虑是不是应该选择柏林作为研究的地方，因为这样他便可以和玛莎共度每个星期天。但是他很快就打消了那个念头，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后，就写信向远在温斯柏克的玛莎诉说内心的喜悦。
每逢星期一，沙考特都会向他的病人作公开演讲会，弗洛伊德也会参加；每逢星期二，弗洛伊德会观察门诊病人；每逢星期三，沙考特会巡视病房，在他的监督下，弗洛伊德能仔细地观察和检查病人，并注意听沙考特对他们所作的诊断。
现在，弗洛伊德的兴趣开始发生变化。尽管沙比特里尔的每个人都帮助他，但12月初他就决定放弃实验室的工作。事实上，他在第二年的头几个星期继续在实验室工作，他在写给玛莎的长信中说他回到维也纳时会选择解剖工作。
对沙考特的工作，弗洛伊德只观看了一星期左右。虽然他专注于生理学的工作，但逐渐地对心理学也产生兴趣。
至此，概括地说，吸引弗洛伊德注意的是神经性病症。精确地说，是歇斯底里症。
当时，一般人仍然认为，神经性疾病仅仅是神经系统功能受阻碍的结果。医学家认为，这些病症几乎会以任何征兆表现出来，而这些复杂的征兆不是解剖后就能知道的。极少有医生愿意花时间在这问题上，而且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无须热心研究的主题。
关于歇斯底里症，有些人仍然承袭了希腊人的看法，认为是子宫的功能失调引起的，按照这种说法，只有女人才可能会生这种病。但是，早在17世纪，却尔斯·里波斯就曾宣布歇斯底里病症的成因在脑部，因此男人和女人一样，都可能会患上这种病。事实上，男性患歇斯底里症的情况也不罕见，而且在18世纪和19世纪，男性患者的数目还在逐渐增加。
沙考特不久就发现，歇斯底里病症者的各种症状，可以分类为不同的组别，每一组都有它自己的因果规律，因此可以辨明各个阶段的歇斯底里症状。谈到这种病的成因，沙考特相信，一次引起心理上损害的偶发意外，可能就是歇斯底里病症者的触因，而它的发展则是因为大脑里的遗传因子受到损害引起的。
不管后人怎样评价沙考特，但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令弗洛伊德深受启发，也引导着弗洛伊德走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若无沙考特的指导，就没有弗洛伊德日后发现精神性疾病与肉体的痛楚的关联。
1884年12月中旬，弗洛伊德写信给沙考特，请求同意把他的法文讲演词翻译为德文。为了证明他的德文文体的优美，弗洛伊德还引述了他以前曾翻译过一些作品。
两天以后，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沙考特不但同意他翻译一卷，而且将尚未出版的另外一卷论文也交给他进行翻译。他告诉她说：“这件事让他非常高兴，也一定还会让他名声远扬。即使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甚至倒贴几百基尔德对他来说都是值得的，何况我还有几百基尔德的稿酬呢！”
如果说在这以前弗洛伊德研究神经病系统的重点是一般的神经系统病理和组织学的话，那么，从他向沙考特学习开始，他的研究重点就转向神经病治疗学。
弗洛伊德写信给玛莎说道：
再也没有别人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不管我自己是否认识到这个种子会长出丰硕的成果，反正沙考特已成为了我最尊敬的一位学者。
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第一次看到催眠术的神奇功能。第一次看到了精神刺激对于身体的控制作用，以致人的肉体可以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接受精神刺激的摆布。
只要出现肉体上的病症，就可以引起各种行为反应，而这些反应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弗洛伊德参加了沙考特的一系列实验和讲演，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思考着无意识的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所起的作用同有意识的思考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将会看到，对这种无意识的精神现象的深入研究，成了弗洛伊德的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信中，多次高度赞扬了沙考特的学风和治学精神以及工作态度。弗洛伊德说，沙考特对病人抱着高度的热情，深切地关怀着病人的痛苦。
弗洛伊德把沙考特的这种工作态度同维也纳的医生的麻木不仁的浮皮潦草态度加以对比。在弗洛伊德带回维也纳的一张反映沙考特的工作态度的石版画中，可以看到沙考特正在帮助他的学生和助手扶持一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女病人。
弗洛伊德的大女儿后来回忆说道：
每当她看到这张图片，总是激起她的上进心和责任感，鼓励着她奋不顾身地去工作。她爸爸多次指着这张画，教育她要学习沙考特的谦逊、热情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工作态度，以致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沙考特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自荐，并同意他翻译两卷文献后，就把他带进了一个新的社交圈。每个星期二的晚上，在沙考特的家里都会举行巴黎各界名流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都颇有来头。
弗洛伊德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招待会，紧张得不行，只好服用可卡因来壮胆。
他写信告诉玛莎：
我的服饰很整洁，只不过我把那条倒霉的白色领带，换成一条从汉堡买来的漂亮黑色领结。这是我第一次穿燕尾服，我为自己买了件新衬衫和一双白色手套，因为那双旧的手套已经不太好看了。
我理了发，把我杂乱的胡须剪成法国式。这一天晚上我花了14法郎，虽然这让我有点心疼，但我的仪表非常得体，别人对我的印象也很不错，就觉得这钱花得值了。
我在招待会上喝了些啤酒，也喝了一些咖啡，感觉自己抽起烟来的样子也很潇洒，从始至终我都感觉自己是非常自在的，没有出什么差错。
据弗洛伊德自己说，那晚，他曾一度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他骄傲地向玛莎报告说：“以上这些都是我的成就，或者是可卡因的成就，使我非常满意。”
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给玛莎写信，很生动地描绘出一个与维也纳截然不同而令人兴奋的都市生活情况，并流露出急切希望受人关注的心情。当他发现沙比特里尔医院的来宾都已听说过他的关于可卡因的报告时，感到非常高兴。他对自己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强大，并从自信迅速膨胀成自大。
弗洛伊德在结束巴黎的研究工作，返回维也纳的路上，他经过柏林，在亚多佛·贝金斯基的诊所里，继续研究儿童的精神异常症。他对玛莎说：“只要他们的脑子没有疾病，这些小家伙实在是很可爱。但是他们一得病，就令人惋惜了。我想我不久后就可以在儿童医学上谋求发展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把精力集中在沙考特的工作上，研究他曾经在沙比特里尔医院目睹的特别景象和它们的应用。
弗洛伊德从沙考特那里学习到不少东西，而其中给予他最深刻印象的是沙考特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成果。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说道：
和沙考特在一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歇斯底里病症的最新研究，尤其是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比方说，他证明了歇斯底里病症的真实性及其合理性。
他指出了歇斯底里病症也常常发生在男人身上，并且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发歇斯底里性的麻痹和强直收缩，从而证明这种人为的歇斯底里病症和自发性的症状发作，没有任何细节上的差异。
沙考特的许多教范，先是引起我和其他人的惊奇，继而发生怀疑，使我们想办法去应用当时的学理以求证实他的学说，而他在处理这一类怀疑时，永远都是那么友善，那么有耐心。但是，他有时也是最武断的一个人。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曾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讨论把歇斯底里性麻痹同机体性麻痹症作比较研究的计划。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学说，主张以一般的界限概念，而不是以解剖学上的事实作为划分歇斯底里麻痹症与身体各部分的感觉障碍症的根据。
他虽然赞成我这个看法，但显然地，他实际上并无多大兴趣对精神性疾病作进一步的探索。因为他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还是病理解剖学。
弗洛伊德现在已经30岁了，尽管在维也纳有了一些从医经验，但他目前对精神病学仍只有最起码的接触。乍看之下，他似乎不足以胜任现在所要从事的医务工作，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所需要的是传统训练的稳定基础，以迎接摆在他面前的漫长岁月。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正式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在那里，他工作了很多年。与此同时，他在维也纳正式开业行医。
那时候，在维也纳的医学界很少有精神医学方面的专家，研究资料和文献分散在医院的许多不同部门里，没有令人满意的学习机会，我们不得不自己摸索前进。
遥远的巴黎有沙考特医生的大名在闪烁，因此我想好了，首先要设法获得在维也纳大学担当脑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务，然后再到巴黎去继续深造。
1885年9月，弗洛伊德成为大学里的讲师，因此他得到了一笔旅行津贴，他终于可以支付渴望已久去巴黎拜访沙考特的路费。并且他决定冒一次险，于是在去往法国之前辞去在总医院的职务，准备回国后另立山头，自己开业行医。留学奖学金是240美元，可以足够维持弗洛伊德6个月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大学的神经学系教授莫里兹·班尼迪克特那里得到了一封给沙考特的介绍信。
弗洛伊德离开了维也纳，开始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他要在去巴黎之前，先到温斯柏克和女友玛莎会面。6个星期后，他到达温斯柏克。这次和他3年前的秘密造访迥然不同。
这时候的弗洛伊德不再是一个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26岁不知何去何从的学生了，如今他已经是维也纳大学的讲师。即使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至少他已经隐约表现出那种成功的专职人员的气度。
弗洛伊德在温斯柏克过得很愉快，他和玛莎度过了整整6个星期。1885年10月11日，他向巴黎进发，开始在沙考特的门下进修，发展自己的伟大事业。
弗洛伊德在10月13日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投宿在拉派艾克斯旅社时，惊喜地发现玛莎的信先他而来，于是他马上回信。
巴黎令弗洛伊德眼花缭乱，也让他更想念玛莎，希望她能陪在自己的身边。开始时他坚持每隔一天就给玛莎写一封信，后来也就越来越少。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他尽力去适应巴黎当地的环境，四处找比较便宜的住所。晚上他还要安排时间去戏院看戏，不为了休闲享乐，而是希望借此能尽快学好法语。
10月19日，弗洛伊德认为万事俱备，就去沙比特里尔医学院。但是他出门时把班尼迪克特为他写的介绍信落下了，他只好决定再等一天才去见沙考特。他开始想家，想玛莎，这让他极端沮丧。
他后来对这段时间写道：“不是为了科学的话，这个地方真不值得我停留。”
但他在一天内就有了天翻地覆的想法。10月20日，弗洛伊德进入了沙比特里尔医院的大门，接下来的4个月生活将会彻底地改变他的命运。
沙比特里尔医院建造于法王路易十三世当政时期，最初是用来收容乞丐、妓女和疯子，后来成为巴黎最大的妇女救济院。
1850年以后，它容纳了四五千人，但却没有医院的样子，而极像恐怖的“疯人院”，但是沙考特在此做了一些变动。他被聘为复健部的主任医师后，在里面增加了教育和训练单位以及许多实验室，并设置了歇斯底里症病人的病房。在1885年，他把这个机构变成了欧洲最著名的神经病理学研究中心。
弗洛伊德抵达沙比特里尔医院时，医生和门诊病人正在闲谈，他注视着正在为病人看病的沙考特的第一助手派里·马力，周围还有一群客座医生。
10点钟时，沙考特便来了。沙考特看上去像个运动员，身体健壮，脖颈也很粗，他的相貌给人印象深刻。他的皮肤很白，胡须也刮得很干净，额头很低，眼睛明澈，鹰钩鼻，敏感性格者的嘴唇，很有古罗马帝国国王的王者之相。
他生气时，眼睛发出闪电般的光芒让人不禁寒栗，看过他这种眼神的人绝对忘不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权威，语气严厉，常常还很辛辣。
那天早上，在看完所有的门诊病人后，沙考特叫弗洛伊德走上前来，看了看班尼迪克特介绍信上的签名，邀请弗洛伊德陪他巡视医院。
那天晚上，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说，一切都没他想的那样糟糕。派里·马力向他保证，他会得到必需的材料以便开始工作，沙考特自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同事，请求他供应儿童的大脑以便弗洛伊德研究他们病发后的萎缩和退化症状。
在到沙比特里尔医院以前，弗洛伊德曾考虑是不是应该选择柏林作为研究的地方，因为这样他便可以和玛莎共度每个星期天。但是他很快就打消了那个念头，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后，就写信向远在温斯柏克的玛莎诉说内心的喜悦。
每逢星期一，沙考特都会向他的病人作公开演讲会，弗洛伊德也会参加；每逢星期二，弗洛伊德会观察门诊病人；每逢星期三，沙考特会巡视病房，在他的监督下，弗洛伊德能仔细地观察和检查病人，并注意听沙考特对他们所作的诊断。
现在，弗洛伊德的兴趣开始发生变化。尽管沙比特里尔的每个人都帮助他，但12月初他就决定放弃实验室的工作。事实上，他在第二年的头几个星期继续在实验室工作，他在写给玛莎的长信中说他回到维也纳时会选择解剖工作。
对沙考特的工作，弗洛伊德只观看了一星期左右。虽然他专注于生理学的工作，但逐渐地对心理学也产生兴趣。
至此，概括地说，吸引弗洛伊德注意的是神经性病症。精确地说，是歇斯底里症。
当时，一般人仍然认为，神经性疾病仅仅是神经系统功能受阻碍的结果。医学家认为，这些病症几乎会以任何征兆表现出来，而这些复杂的征兆不是解剖后就能知道的。极少有医生愿意花时间在这问题上，而且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无须热心研究的主题。
关于歇斯底里症，有些人仍然承袭了希腊人的看法，认为是子宫的功能失调引起的，按照这种说法，只有女人才可能会生这种病。但是，早在17世纪，却尔斯·里波斯就曾宣布歇斯底里病症的成因在脑部，因此男人和女人一样，都可能会患上这种病。事实上，男性患歇斯底里症的情况也不罕见，而且在18世纪和19世纪，男性患者的数目还在逐渐增加。
沙考特不久就发现，歇斯底里病症者的各种症状，可以分类为不同的组别，每一组都有它自己的因果规律，因此可以辨明各个阶段的歇斯底里症状。谈到这种病的成因，沙考特相信，一次引起心理上损害的偶发意外，可能就是歇斯底里病症者的触因，而它的发展则是因为大脑里的遗传因子受到损害引起的。
不管后人怎样评价沙考特，但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令弗洛伊德深受启发，也引导着弗洛伊德走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若无沙考特的指导，就没有弗洛伊德日后发现精神性疾病与肉体的痛楚的关联。
1884年12月中旬，弗洛伊德写信给沙考特，请求同意把他的法文讲演词翻译为德文。为了证明他的德文文体的优美，弗洛伊德还引述了他以前曾翻译过一些作品。
两天以后，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沙考特不但同意他翻译一卷，而且将尚未出版的另外一卷论文也交给他进行翻译。他告诉她说：“这件事让他非常高兴，也一定还会让他名声远扬。即使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甚至倒贴几百基尔德对他来说都是值得的，何况我还有几百基尔德的稿酬呢！”
如果说在这以前弗洛伊德研究神经病系统的重点是一般的神经系统病理和组织学的话，那么，从他向沙考特学习开始，他的研究重点就转向神经病治疗学。
弗洛伊德写信给玛莎说道：
再也没有别人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不管我自己是否认识到这个种子会长出丰硕的成果，反正沙考特已成为了我最尊敬的一位学者。
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第一次看到催眠术的神奇功能。第一次看到了精神刺激对于身体的控制作用，以致人的肉体可以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接受精神刺激的摆布。
只要出现肉体上的病症，就可以引起各种行为反应，而这些反应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弗洛伊德参加了沙考特的一系列实验和讲演，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思考着无意识的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所起的作用同有意识的思考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将会看到，对这种无意识的精神现象的深入研究，成了弗洛伊德的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信中，多次高度赞扬了沙考特的学风和治学精神以及工作态度。弗洛伊德说，沙考特对病人抱着高度的热情，深切地关怀着病人的痛苦。
弗洛伊德把沙考特的这种工作态度同维也纳的医生的麻木不仁的浮皮潦草态度加以对比。在弗洛伊德带回维也纳的一张反映沙考特的工作态度的石版画中，可以看到沙考特正在帮助他的学生和助手扶持一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女病人。
弗洛伊德的大女儿后来回忆说道：
每当她看到这张图片，总是激起她的上进心和责任感，鼓励着她奋不顾身地去工作。她爸爸多次指着这张画，教育她要学习沙考特的谦逊、热情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工作态度，以致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沙考特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自荐，并同意他翻译两卷文献后，就把他带进了一个新的社交圈。每个星期二的晚上，在沙考特的家里都会举行巴黎各界名流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都颇有来头。
弗洛伊德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招待会，紧张得不行，只好服用可卡因来壮胆。
他写信告诉玛莎：
我的服饰很整洁，只不过我把那条倒霉的白色领带，换成一条从汉堡买来的漂亮黑色领结。这是我第一次穿燕尾服，我为自己买了件新衬衫和一双白色手套，因为那双旧的手套已经不太好看了。
我理了发，把我杂乱的胡须剪成法国式。这一天晚上我花了14法郎，虽然这让我有点心疼，但我的仪表非常得体，别人对我的印象也很不错，就觉得这钱花得值了。
我在招待会上喝了些啤酒，也喝了一些咖啡，感觉自己抽起烟来的样子也很潇洒，从始至终我都感觉自己是非常自在的，没有出什么差错。
据弗洛伊德自己说，那晚，他曾一度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他骄傲地向玛莎报告说：“以上这些都是我的成就，或者是可卡因的成就，使我非常满意。”
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给玛莎写信，很生动地描绘出一个与维也纳截然不同而令人兴奋的都市生活情况，并流露出急切希望受人关注的心情。当他发现沙比特里尔医院的来宾都已听说过他的关于可卡因的报告时，感到非常高兴。他对自己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强大，并从自信迅速膨胀成自大。
弗洛伊德在结束巴黎的研究工作，返回维也纳的路上，他经过柏林，在亚多佛·贝金斯基的诊所里，继续研究儿童的精神异常症。他对玛莎说：“只要他们的脑子没有疾病，这些小家伙实在是很可爱。但是他们一得病，就令人惋惜了。我想我不久后就可以在儿童医学上谋求发展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把精力集中在沙考特的工作上，研究他曾经在沙比特里尔医院目睹的特别景象和它们的应用。
弗洛伊德从沙考特那里学习到不少东西，而其中给予他最深刻印象的是沙考特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成果。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说道：
和沙考特在一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歇斯底里病症的最新研究，尤其是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比方说，他证明了歇斯底里病症的真实性及其合理性。
他指出了歇斯底里病症也常常发生在男人身上，并且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发歇斯底里性的麻痹和强直收缩，从而证明这种人为的歇斯底里病症和自发性的症状发作，没有任何细节上的差异。
沙考特的许多教范，先是引起我和其他人的惊奇，继而发生怀疑，使我们想办法去应用当时的学理以求证实他的学说，而他在处理这一类怀疑时，永远都是那么友善，那么有耐心。但是，他有时也是最武断的一个人。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曾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讨论把歇斯底里性麻痹同机体性麻痹症作比较研究的计划。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学说，主张以一般的界限概念，而不是以解剖学上的事实作为划分歇斯底里麻痹症与身体各部分的感觉障碍症的根据。
他虽然赞成我这个看法，但显然地，他实际上并无多大兴趣对精神性疾病作进一步的探索。因为他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还是病理解剖学。
弗洛伊德现在已经30岁了，尽管在维也纳有了一些从医经验，但他目前对精神病学仍只有最起码的接触。乍看之下，他似乎不足以胜任现在所要从事的医务工作，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所需要的是传统训练的稳定基础，以迎接摆在他面前的漫长岁月。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正式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在那里，他工作了很多年。与此同时，他在维也纳正式开业行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