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就是无知,谁也没有理由相信它能衍生出有益于自身或者有益于社会的任何东西。总之,无知是可怕的、难以自拔的深渊。
——弗洛伊德
1882年7月,弗洛伊德正式到维也纳全科医院工作。开始时,他担任了外科医生。
因为感到太疲劳,也许是弗洛伊德意识到筹备婚礼需要高额存款,在担任外科医生两个月后,在西奥多·梅纳特的推荐下,弗洛伊德于同年9月当上了著名的医生诺斯纳格的诊疗所的实习医生。
诺斯纳格医生是1882年刚从德国到维也纳来的著名内科医生。他自己遵循着一整套极其严肃、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诺斯纳格对他的助手们说:“凡是想要每天睡5个钟头以上觉的人,都别研究医学。每个医学学生,每天要从早晨8点起听课,一直听到下午6点钟;然后,他必须回家继续研究至深夜。”
诺斯纳格的高尚品质博得了他的学生、助手和病人的钦佩,弗洛伊德很尊重诺斯纳格。但是,弗洛伊德迫切地感到:他不能继续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日常的看病活动中,而应该在看病之外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病人的病例。
1883年5月,弗洛伊德进入梅纳特的精神医学科,前两个月在男病房,后3个月在女病房。
同年10月,他转入皮肤科,后来又转入神经科,一直待到1885年夏天,他才离开总医院。
西奥多·梅纳特同弗洛伊德以前的老师布吕克一样,是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兼任教职。弗洛伊德大学时代很喜欢听他的课,并且从听他的课开始对神经病学发生了兴趣。弗洛伊德曾说,他对梅纳特的崇拜达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梅纳特是当时最著名的脑解剖学专家,他对大脑神经错乱症颇有研究。所以,在医学上把这种病例命名为“梅纳特精神错乱症”。
患有这种病的人,有严重的幻觉出现,以致精神错乱、意识颠倒。这是以后数年弗洛伊德研究潜意识及各种变态心理现象的开始。
在梅纳特精神医学科的5个月,是弗洛伊德在总医院中获益最多的一段时间。他的美国翻译家朋友布里尔指出:“如果他自己去摸索精神医学,一定会失望,可能早已打退堂鼓了,回到他早先想研究的法律上去了。”
5个月即将结束时,弗洛伊德去拜访布里尔说:“我应该集中精力成为一个专业精神病学家呢,还是应该朝一般医学上谋求发展呢?”
他显然比较喜欢专攻精研,但是他知道那样一来会把自己局限在维也纳。而一般医学的机会就多得多了,能使他早日有能力结婚。布里尔的意见是要他先不要那么早作决定,而是慢慢考虑真正能吸引他的学科,然后再去专攻,并且要他接受终究必须要做普通医生的事实。
拜访布里尔后的第二天,弗洛伊德申请转到神经科。1884年元旦终于正式进入神经科。不久,有两位医生被派去奥地利边境消灭霍乱,因此他便被暂时委任为主治医师,负责管理100多个病人、2个护士和3位医生。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的3年工作期间,始终都以饱满的热情进行临床医疗实践和研究工作。他虽然接连从医院的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但他的工作和研究重点和他的主要兴趣,始终都是神经系统的疾病。
他在诊疗时间外的研究工作,重点也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生理结构和机能。他先后跟随了像梅纳特和布洛尔那样的著名神经科专家,先后研究了神经纤维、神经细胞、神经错乱症以及麻醉神经的可卡因,取得了很大成就。
他在《自传》中写道:
以某种意义而言,我对于原先起跑的那项工作已经失去了信心。布吕克为我指定的题目是最低等的鱼类的脊椎研究。如今,我开始转向人类的神经中枢系统的研究……我之所以选择神经中枢作为我的唯一研究对象,其实也表明了我的发展的连贯性。
和我初入大学时无所不学的情形相反,我如今却产生专注于一项工作和一个专题的倾向,而且这个倾向一直继续下去……
这时,我又恢复在生理学研究室工作,起劲地在从事脑解剖研究工作。在这些年里,我发表了好些有关髓脑内神经核及神经通路的研究论文……
从实用的观点来看,脑解剖的研究绝不比生理学好。再加上我考虑到材料来源问题,所以,我就转而开始研究神经系统的疾病。在那时候的维也纳,还很少有这一医学分支的专家,所以可资研究的材料都散见于医院的各个科,而且也没有学习研究这方面学问的适当机会,只好靠无师自通的方法去学习。即使是不久前专门研究这方面的诺斯纳格,在其脑部位方面的著作中也还不能把脑神经病理从其他医学分支中分离出来……
在第二年,我还是继续担任驻院医师的职务。我发表了不少有关神经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渐渐地,我对这方面的疾病已经能驾轻就熟,甚至我已能很准确地指出在延脑中的病灶位置。使得病理解剖的先生们,对我的临床分析毫无补充的余地。同时,我又是在维也纳第一个把诊断为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人送请病理解剖的人。
从1882年至1885年,弗洛伊德在医学实践中,对人类神经系统的疾病有了特别深刻的认识,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总结在他这一时期内所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中——《喇蛄之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构造》、《神经系统诸要素之构造》和《论可卡因》。
神经衰弱如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一样,可以使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而可卡因可以振奋人的精神,弗洛伊德曾经亲自服用可卡因,检验可卡因对人的神经系统所起的振奋作用。
他在一封给玛莎的信中说道:
在我最近患神经衰弱症时,我再次服用古柯,而很少量的药剂就可以给我提神达到很兴奋的程度。我现在就是正在收集关于这个富有魔力的物质的资料。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向一位年轻眼科医生建议用可卡因作为眼科手术的麻醉药。不久,他得知他的另一位朋友、眼科医生卡尔·柯勒已经成功地把可卡因用作眼科手术的麻醉剂。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弗洛伊德开始对一个德军春季演习的实验报告产生浓厚的兴趣。阿森布兰德博士用可卡因——从古柯树的叶子提炼出来的兴奋剂,用来治疗生命垂危的士兵。
虽然可卡因在南美洲被印第安人广泛使用,但在欧洲却一向被忽略,直至很长时间以后才被苏格兰的医师克里斯特生拿去做试验,结果竟使他返老还童,走路比任何人走得更快,跑步和爬山也比别人强。阿森布兰德首先认真地试验这种药,发现“巴伐利亚的士兵,因为过度辛劳而疲惫不堪,但是用了可卡因以后,就能精力充沛地参加演习和行军”。
在现代医学中,可卡因又叫作古柯碱,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具有局部麻醉作用的天然生物碱,为长效酯类局麻药,脂溶性高,穿透力强,对神经组织亲和性良好,产生良好的表面麻醉作用。其收缩血管的作用,可能与阻滞神经末梢对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有关。毒性较大,服用小剂量时能兴奋大脑皮层,产生愉快感,随着剂量增大,使呼吸、血管运动和呕吐中枢兴奋,严重者可发生惊厥;大剂量可引起大脑皮层下行异化作用的抑制,出现中枢性呼吸抑制,并抑制心肌而引起心力衰竭。
可卡因从所应用部位吸收,在肝和血浆经酯酶水解代谢,代谢物经肾脏排出,部分还可通过乳汁排泄。可通过血脑屏障,并在中枢神经系统蓄积,急性中毒时脑中的药物浓度高于血药浓度,本品还可通过胎盘屏障。因其毒性大并易于成瘾,近来已被其他麻药所取代。临床上常用其盐酸盐制剂。
弗洛伊德在《德国医药杂志》上读到了阿森布兰德的研究报告,决心推介这种目前还鲜为人知的药。在1884年1月底以前,他自己证明阿森布兰德博士的结论是正确的。于是他开始将可卡因赠给朋友、同事和病人,自己也重复地做试验。
除了做试验外,弗洛伊德同时尽可能地阅读所有关于可卡因的资料。他把结果归纳起来,在1884年7月发表了一篇报告,叙述可卡因早在美洲原始部落得到广泛使用,然后才传到欧洲的历史。接着他讲到可卡因在动物和人类身上的效果和他自己试验的结果。
他的结论是:
可卡因可以作为兴奋剂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可加强体力,并且保存一些力量,以备将来的需要,而且它还具有麻醉效果。
报告写好以后,他开始准备等待已久的旅行,到温斯柏克去和久别的玛莎会面。他俩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面了。当9月初他离开维也纳时,脑子里只有早日见到玛莎的念头。
弗洛伊德继续服用可卡因一年多后,发现这种药对自己没有什么副作用,于是弗洛伊德把它用作局部性的麻醉药,而且逐步推广开来。
但是,后来人们逐渐才认识到可卡因比其他药剂更容易使人上瘾,而且更具有危险性。相应而来的,反对可卡因的运动出现了。
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尔仁梅耶博士,他在1886年5月说自己很庆幸没有被推荐用可卡因来戒除吗啡。后来他还形容可卡因是“人类的第三大祸害”,于是弗洛伊德受到的攻击便越来越多。
可卡因对人类的祸害非常巨大。因为可卡因成瘾性强,并对吸食者产生健康伤害,1914年,美国即宣布可卡因为禁药,该禁令延续至今。与美国相同,至今绝大部分国家都将可卡因视为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