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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辛辣批判虚假伪善

  瑞士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国家。卓别林的家就在蓝色的莱蒙湖畔,四面森林密布,向远方眺望,可以看见覆盖着白雪的阿尔卑斯山。

  而令卓别林尤其欣慰的,是在这里远离了谣言、诽谤和迫害。就在他安宁的新居,卓别林完成了他的第79部影片。

  有一段时间,莱蒙湖畔常常听到附近的排炮声,原来是瑞士军方在那儿修了个大炮发射演习场。乌娜对此提出过抗议:“你们的炮声让我丈夫心绪杂乱,无法安心工作。”

  军方非常客气,但答复是:“不能把卓别林先生的工作放在瑞士国防之上。”

  但在乌娜执着的交涉下,军方作了让步,换到另外的地方去修建演习场。表现了对文化人的最大尊重。

  那位军官并向乌娜说:“请转达我们对卓别林先生的深深敬意。”

  卓别林在感动于瑞士政府和人民的友好之情后,就用了较长时间,构思设计新影片中的各个角色和各段插曲。他一个人逐一地表演出来,让秘书作场记全记录下来。

  秘书伊莎贝尔描述其工作方法说:“在好几个月里,卓别林一场一场、一句一句地构思出了他的新影片的情节,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他亲自写对话,亲自结构场面。他的思想方法是很奇特的,他并不按照习惯的方法用语言来思考,他表演。”

  甚至,一个打电话叫侍者送饮料到房间来的姿势,卓别林就换了10多种来表演。从神气活现换成一个老人的慌乱无措,又改用了10来种别的姿势,最后才对伊莎贝尔大喊:“这一次,是我的老姿势,您把它们都记下来了没有?都记了吗?”

  1956年初,完成了表演、导演设计工作和拍摄计划后,卓别林成立阿梯加制片公司,到伦敦约请了部分演员、摄影师、美工师、录音师。

  5月7日,在“牧羊人丛林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搭起布景,电影正式开拍。

  这是卓别林40年来第一次跟新朋友合作,摄制组的人比他过去的班子懒散。好莱坞制片厂的工作一切都是围绕他来转,而在这里他得为一切操心,许多事运转不灵,他觉得自己像一匹被牵进一个陌生马棚里的马,弄得肝火旺盛。他自己说:

  拍一部喜剧片,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悲惨不过的事了。现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脸色阴沉、垂头丧气的,特别是导演和那些喜剧演员。他们都是些典型的苦人儿,个个心慌意乱、满腹辛酸。

  可是,我在摄影棚里认为最滑稽的,在放映时却几乎引不起笑声。相反,我在拍片时以为是其糟无比的地方,却一定招得观众大笑不止。

  一个喜剧演员应该时时提醒自己说,他当初的设计是多么滑稽,否则他就很容易丧失信心。像我这样一个自导、自演的人,要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制片厂里拍片,该是多么不简单哦!

  卓别林要求给同一个场面拍上几个备用镜头,一个由他主演的插曲,要从不同角度连续拍上5个、10个或15个备用镜头。更使人没想到的是,他也要替同一插曲里的配角们拍特写镜头。

  有时他还请特技专家把有的配角的镜头拉长,以便插入一个拍摄计划和拍摄现场都没预想到的特写。他这种独特的拍摄方法,让他的新朋友们非常惊异。

  剪辑工作同样艰巨,某些场面分割成50多个甚至100来个镜头,而非10个或15个。并且剪辑在巴黎进行,因为在最杰出的英国剪辑师约翰的助手中,还包括一个法国剪辑好手考尔比。

  但是,有40多年剪辑经验的卓别林很少让他们说了算,几乎所有的胶片最后都由他亲自操刀。在只剩下音乐还没配好时,他为一些朋友、同事如意大利名导演罗西里尼试片一次,大家一致诚恳地祝贺他说,这是他毕生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但他对影片还是不满意,要不是布景已经拆掉、演员也遣散了,还要花很多钱,他差点想重拍。后来在1957年春,又几乎重新剪辑一次。为了影片的音响效果,他忘了年事渐高,苦干了几周重录一次。然后写好音乐,于1957年7月,在巴黎亲自指挥由37位法国音乐家组成的乐队,为影片配乐。人们将这个情景拍成了一部短片,与许多有关他的纪录片,发行到全世界。

  这部新影片名叫《一个国王在纽约》,故事完全是虚构的:

  某小国国王夏多夫,因国内暴动,带着王后逃亡纽约。抵达纽约机场时,受到他的首相、驻美大使和大批记者的欢迎。夏多夫国王在机场发表声明,说他是因不肯制造原子弹想和平利用原子能,才失去王位的。

  他热烈赞扬美国是自由的国度,却没想到,移民局官员却粗暴地抓住他的手指,蘸着墨水在入境登记册上按下指印。安顿好后,夏多夫国王急忙去银行存财物。但银行铁门拉上已不服务,只好由大使引导游览百老汇等处。

  美国的社会,在繁荣的外衣掩盖下,是极度的混乱嘈杂。他看到头发散乱、衣袖破烂的姑娘发了疯似的跳着野蛮的舞蹈;舞台上的歌手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死去活来;超宽银幕上的女子朱唇轻启,却发出了粗重的声音,而男士却是副娇柔婉转的嗓音,一切全都颠倒错乱了。

  在夜总会,侍者听不懂他的话,也不管他是国王。为了果腹,他只好具体表演甲鱼爬,才要到甲鱼等菜肴。

  首相拐走了国王的财宝,王后到巴黎去办理跟他离婚的手续。夏多夫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出售其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上。他听到隔壁浴室有女郎唱歌,他与忠诚的大使争着从钥匙孔向那边张望。突然里面发出“救命”声,国王用毛巾掩住脸,破门而入。

  漂亮的女郎假装扭伤足踝,让国王屈尊为她按摩。国王回到自己的浴室后,神魂颠倒忘了脱衣,就跳入浴缸。

  隐瞒了身份、为电视台工作的女郎,以美貌征服了国王,使其出席“专”为他举办的宴会。20位纽约社交界人士,怂恿国王朗诵莎士比亚剧本中哈姆雷特的独白。

  女郎在国王朗诵前、后,插入一段爽身粉和牙膏的广告,国王毫无察觉。巧妙伪装的摄影机将此“节目”,传送到千万个家庭的电视屏幕上去了。大使看到后大惊,以为国王疯了。

  女郎为对这次秘密摄影播送,向国王表示歉意,带给他一封内附2万美元支票的信。国王生气地看也不看就撕掉它,但旅馆的账单递到面前时,他又急忙把支票捡起来贴好。

  迫于大饭店的昂贵账单,国王终于答应女郎的要求,为获得5万美元替皇冠牌威士忌做广告。他试镜头时做出喝了的样子,赞美此酒。正式播出时不料真的喝下去,却呛得剧烈咳喘、一脸怪相。广告经纪人急忙中断播出,但为时已晚。数千万观众看到此广告后,却大为满意。全国贴满了夏多夫国王被酒呛成怪相的广告画。

  女郎因国王对她有几分迷恋,又要国王签一份10万美元的合同,替润面膏做广告,但在摄影前须先做美容手术,医生把国王的脸皮绷紧,用线在其耳后缝合。

  国王的新尊容把大使和女郎吓了一跳,糟糕的是脸绷得太紧根本不能发笑,否则缝线会裂开。国王的朋友带他去夜总会,台上的表演是糊纸工人跟糨糊桶打架,观众们大笑,唯独国王一副冷面孔。后来他实在忍不下去,一笑线全绷开了。

  一天晚上,夏多夫在饭店门口发现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孩。国王安慰他,带到自己房间洗澡、烘衣。于是,小孩被人误为国王的侄儿。“鲁伯特王子”便代国王接见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结果因激烈的言语惹怒了代表们。

  舆论马上造谣,说国王包庇“小赤党”,密探马上围住他与大使。他们想逃离美国,夏多夫糊涂地在传票上签名,还以为是别人要留作纪念。既然在传票上签了名,国王只得出庭接受传讯。他在电梯里心神不宁地将手指按进了消防水龙头拔不出来。

  他急忙跑到法庭,举起右手宣誓以证实自己的清白,手指上仍套着消防水管。

  走廊上的消防队员发现了水管在外面,以为着了火赶快接上水龙头。水管突然喷出水柱,国王控制不住,将法官、记者、旁听人包括国王的律师,冲成了落汤鸡,使他们尊严扫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随着强劲的水流冲走了一切而彻底幻灭了。

  对国王的荒谬控告被取消了。王后此时回心转意。国王只剩下一个愿望:立即离开美国,再也不留恋美貌女郎。去机场途中,他顺道去与小孩鲁伯特告别。夏多夫国王带着忠诚的大使上了飞机,飞回欧洲。

  卓别林在这部影片中,通过“一个国王”在纽约的遭际,极力地讽刺“麦卡锡主义”和“非美活动调查”,他所扮演的国王夏多夫,简直是个现代的堂吉诃德。

  卓别林在影片中扮演国王时,已经年近70岁,但是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演员的一举一动,仍然透着年轻活泼,还是像他扮演的流浪汉一样身手敏捷,令人发笑。

  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的银幕形象,揭露与讽刺了美国的虚假、伪善,争取和肯定民主、自由,维护人道主义、人类尊严。而且,在影片中他是根据自己旅居美国40年的遭遇,凝聚了他对美国的所有爱与恨。

  卓别林在萨伏依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时,美国记者去得最多。《法兰西晚报》的伦敦通讯员报道:“会刚一开始,美国记者就发动了攻击,几乎像吵架的样子。指责他不该拍摄一部有倾向性的反美影片。卓别林气愤地回答道:‘我在美国的遭遇尽人皆知,难道我就应该听凭欺侮而不作出任何反应?我没有攻击美国,只是攻击一小撮心怀不善的人。’”

  有的美国记者又老调重弹说,他在美国挣了一大笔钱,现在反过来攻击美国,这根本就是恩将仇报。

  卓别林毫不让步:“说我在美国发了财的人,真是颠倒黑白。我的收入有3/4是来自欧洲和亚洲,而美国从我那里抽取所得税,税率常常是100%。说实在的,我倒是一直是你们国家的一个好主顾。”

  这是事实,虽然他1952年已经离开了,但对他的《舞台生涯》一片在欧洲所赚的钱征税,一直计算到了1955年。

  卓别林犀利而幽默的回答引起了现场的掌声和笑声。

  第二天,卓别林在他华贵的灰礼服上,佩挂上法国授予他的玫瑰形的荣誉军团勋章,出席“伦敦外国记者联合会”举行的午宴。这个团体向来只招待政府首脑、各国外长或世界知名的政治人物,这次特别邀请了卓别林。300多位各国新闻界代表,听他对政治问题的回答:

  《一个国王在纽约》绝不是一种政治宣传,它只想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已。我并不认为“驱巫活动”和它所造成的有毒的气氛,已经大大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我根本不相信我的影片能给美国带来任何损害,它的用意是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伤害美国。

  我曾在这个国家里愉快地生活了40多年。普通的美国人是勇敢的、非常可亲的。说我憎恨美国,那是不对的。我热爱它,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但是我对那种对待我的方式,对一小撮人强加于别人头上的某些事情,例如告密等,则毫无好感。美国无论怎么说还是强大的,它经受得起讽刺。

  我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而人们还可以说我是个资本家呢,因为我出卖我的影片。

  像我这样一个人,最关心的东西就是人的尊严。如果你们一定要给我加一个什么头衔的话,不妨把我称作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不如称非正统主义者。我今天是,将来也永远是一个不可改造的浪漫主义者。

  1957年9月12日,伦敦贴在双层公共汽车上的海报写着:《一个国王在纽约》,喜剧皇帝最近完成的一部最轻松的影片。

  9月12日当晚,这部片子在里赛斯托广场电影院首映,卓别林声明,本场放映是为英国盲人募捐,最高票价达12英镑。但1500座销售一空,因为约300人在维持秩序的50名警察面前争购。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在旁边一家影院献映新片,尽管也有50名皇家空军军官和20只警犬捧场,却受到群众冷遇。

  68岁的卓别林和乌娜带着3个孩子出席了首映式。8岁的约瑟芬在人群中被挤丢了,一个门卫找到了她,把喜剧皇帝的小公主送进父母的包厢,引得观众们齐声欢笑。

  接下来多少天,影院外排成长蛇队形的购票者一直有增无减。

  9月下旬,卓别林和乌娜来到意大利乡下住了一段时间,并为罗马报界放映《一个国王在纽约》,又引起很大轰动。

  10月23日,在欧洲最大的影院“高蒙宫”举行影片在法国的首映式。5000多热情的观众出席。放映结束后,5000多人热烈鼓掌,起立高呼,声震“高蒙宫”:“好样的,卓别林!再来一个!”

  《一个国王在纽约》是卓别林又一部伟大的喜剧片。和以往拍的影片一样,善于通过电影隐喻来表现当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部影片的题材过于尖锐,直接辛辣讽刺了美国麦卡锡主义反共运动。当然又惹恼了美国政府和它的新闻机构。除了动员舆论口诛笔伐,还采取种种措施来破坏影片的发行。

  就是在英法等国也受到压力:如果放映《一个国王在纽约》,那么英法两国制片业的美汇收入将有全部断绝的危险!英国报界的评论也持低调态度;但是群众喜爱它。凡是放映《一个国王在纽约》的影院都排长队买票;凡是要看《一个国王在纽约》的观众也都看到了。

  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法国影评家认为,这是一部莫里哀式的喜剧杰作。最公正、宽容的观众和电影评论家,总是在法国。

  《一个国王在纽约》同卓别林其他著名影片一样,都将在世纪的影坛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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