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大胆揭露社会弊端
1931年，卓别林又登上“奥林匹克”号轮船，去伦敦主持《城市之光》在欧洲的首映。
家乡给他的厚爱并不稍减，依然热烈而亲切。除了准备首映式，就是参加官方的和朋友的应酬活动。接连设盛宴招待他的有菲利浦·沙逊爵士、国会第一位女议员阿斯特夫人、麦克唐纳首相、劳合·乔治、丘吉尔、威尔斯、特·加尔斯亲王以及许多文学戏剧界名流。离开之前，还与正在伦敦开圆桌会议的印度圣雄甘地会面交谈。
在午餐会上他结识了萧伯纳。他发现这位文豪和蔼可亲极具幽默感，使宴会谈笑风生。
丘吉尔那时还没当首相，只任过财政大臣。那次同在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卓别林问：“在英国若选举社会党组阁，会不会改变国王和王后的地位？”
“当然不会。”
“我还以为社会党是反对君主制的呢！”
丘吉尔大笑，说：“如果你住在英国，会因为这句话砍脑袋的！”
卓别林很喜欢和尊敬丘吉尔先生，而丘吉尔对他提出了建议：“我听说，你有意拍一部拿破仑的电影。你应当去拍嘛，这里面有极精彩的笑片资料。”
然后丘吉尔很认真地说了起来：“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进浴室。他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泼得他兄弟制服上满是水，然后吩咐他离开浴室。热罗姆只好狼狈地退了出去……那是笑片中一个很精彩的镜头呀！”
不久，卓别林会见了印度圣雄甘地。甘地为了争取印度的独立自由，来到英国参加圆桌会议。他参加政治谈判，他绝食抗议。卓别林怀着尊敬的心情在贫民区内一间陋室里会见了这位英雄。
人群在欢呼，记者围了一圈。甘地坐在沙发上，露出期待的神情，闪光灯突然闪动。卓别林感到局促害怕起来，心想这是整个印度在等他说话呀！应当讲些什么呢？
卓别林说：“我当然同情印度人奋发图强，同情他们为自由进行斗争，然而，我不明白您为何对机器那样深恶痛绝？机器如果用来为人民造福，就能帮助打破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少花时间劳动，用较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
甘地却冷静地说：“这我明白。但是印度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首先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不再依赖他们，唯一的办法是抵制一切机制的货物。”
“因此，我们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纺自己的纱，织自己的布，把这看作是一件爱国的任务。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印度的气候与英国不一样，因此印度人的习惯和需要也不同。例如，你们需要制造餐具的工业，可我们用手指夹东西吃，所以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之处。一个民族要实现高度的独立，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至于暴力，它终必自取灭亡。”
卓别林懂得了，甘地是使用策略争取印度的自由。这个人既富于理想又讲求实际，同时具有坚强的意志。
《城市之光》在伦敦西区首映相当成功。虽然那天暴雨如注，交通不便，但伦敦的观众争相先睹为快，冒雨前往。影院座无虚席，丘吉尔、萧伯纳等名人高士莅临首映式。
卓别林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家出席自己的影片首映，心情非常激动。他与萧伯纳并肩坐在楼座前排，观众们向大文豪和喜剧大师不停地鼓掌示意。他俩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这又引起了观众们的欢笑。
3月他搭快车赴柏林。3月22日，法国报刊用大字标题宣布：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查尔斯·卓别林今日抵巴黎。外交部长白里安代表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4月至5月，到法国南部港口城市尼斯，主要是看望分别多年的兄长雪尼。他已退休并和妻子在此地安了家。卓别林约雪尼与他一起周游列国。
6月至7月，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与埃及游览。8月至9月，至尼斯、洛桑等地游览。1932年1到3月，在圣摩里士滑雪及尼斯停留。3月，转赴意大利。
在罗马小住后，出于对日本文化和戏剧的兴趣与雪尼同搭日本“昭和九号”轮去日本。穿过苏伊士运河，经过红海、印度洋，抵达美丽的新加坡。一到那儿，卓别林就感觉像进入了“中国杨柳青图画盆子上描绘的气氛”中：
海岸边长着气根垂地的榕树，游艺园中中国演员在耍杂技。他们看了一出连演三晚的京剧，卓别林说：
扮演王子的15岁姑娘，歌唱时真有穿云裂帛的嗓音。第三天晚上，演到了全剧的高潮。有时你不懂得一国的语言反而对你更好。
我从来不曾像看到那最后一幕的感动之深，也从来不曾听过那种很不协同的乐调：如泣如诉的丝弦，雷声震响般的铜锣，再有那充军发配的年轻王子，最后退场时用尖厉沙哑的声音唱出了一个凄凉绝望人的无限悲哀。
从新加坡起程，他们到了热带岛国印度尼西亚。卓别林看到当时巴厘岛上的妇女上身都不像后来着衣，而是裹着美丽的围裙、袒露着胸部，头上顶着盛着水果的竹篮，如风摆杨柳。他们还在巴厘岛观看欣赏了优美的印尼民族舞蹈、音乐，参观了风格独特的庙宇。
卓别林从雅加达起航抵达中国上海。在这座位于中国东海岸的大都市里，他应邀观看了由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主演的京剧。他为欣赏到这门古老的戏剧感到高兴，更为梅兰芳先生的男扮女装的表演形式深感惊讶。他惊叹梅先生那优美的身段、灵巧的动作和妩媚的神态，简直比女演员还要女性化。
轮船在5月中旬抵达日本，卓别林的日籍司机小野这次兼秘书和翻译，他已先期到达。日本人兴师动众来欢迎卓别林，飞机在轮船上空散发欢迎传单，码头上拥挤着成千上万身着和服的人们，日本政府为他备了一列由神户开往东京的专车。东京车站外聚集了30000多人，鲜艳的和服宛若初夏怒放的花卉，雪尼则被挤得跌倒在地。
在日本，卓别林欣赏了樱花、茶道，观看了歌舞伎表演。同时，他感受到了某种神秘气氛：秘书小野常表露出不安和忧心，如经过皇宫时他焦急地让汽车停下，问卓别林可否下车向皇宫鞠躬致敬。
有次小野告诉卓别林，有人要邀他去家中看绢绘春宫画。卓别林不去，小野就感到很为难，说那帮人恫吓他几天了。结果那6个人真的找上门来，威胁小野说卓别林不去看画，就是欺辱他祖宗。卓别林才不怕这种人，他大怒离去。
接着，雪尼发现他的旅行包和所带资料都被翻动了。
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儿子邀请他们去看相扑比赛，正碰上日本法西斯团体“黑龙会”的军国主义分子暗杀了首相。为了制造国际纠纷，他们甚至预谋暗杀卓别林。
5月末，雪尼返回尼斯。卓别林自己则乘船经旧金山重返美国好莱坞，环球旅行到此告一段落。
这次游历费时17个月，卓别林了解了各地风情，接触了各式人物，看到了商品积压如山、食物在霉烂，而饥饿的失业人群却在周围徘徊流浪。
卓别林终于回到了贝弗利山家中。家中的一切是那么宁静，两个孩子都去了他们的母亲那儿，斜阳在草坪上铺下一地金黄。好友道格拉斯与玛丽·毕克黎已经离异，那个欢乐的小天地已不复存在。他独自一人守在家中，想打电话邀两位朋友来吃饭，却竟然想不起一个人来。
他与丽泰·格雷离婚已5年，十分寂寞，想改变一下生活，组织一个家庭。
有一天，乔·申克约卓别林到他的漂亮游艇上去度周末。于是在那里，卓别林遇见了宝莲·高黛小姐。她22岁，生于勃洛克林，也是好莱坞的女演员。妙就妙在她集中具备了年轻美与成熟美的优点。不久他们就双双坠入情网。
卓别林偶然发现，宝莲很适宜扮演一个街头流浪女郎，马上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平时积累的生活素材喷泉般涌出。他要再拍一部无声片。
1932年的秋天起，他构思写作并暂名《群众》。他边写边设计各个角色与场景镜头，到1934年夏他第一次独自写出完整的分镜头剧本，把它更名为《摩登时代》，1936年该片拍完在纽约首映。
卓别林在首映典礼上，对新闻记者谈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
我感觉到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状态，我自己也感觉到了有些混乱。我们过去曾经相信的许多东西，原来都是空虚的、不现实的，而且谁也想象不出，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我们没有能力应付已经产生的后果，我们对付不了我们自己招来的鬼魂。我们有大量生产一切必需品的潜力，竟产生了贫困，应该讽刺一下这个摩登时代，使它形象化。
接下来，卓别林与宝莲说好到檀香山秘密结婚，他带着宝莲和她的母亲悄悄地坐轮船，第一站到了旧金山。他们上岸去买了一些旅行用品，返回船上经过码头的仓库时，卓别林看见那儿堆放着的货物箱上写着运往“中国”的字样。他心中一动，脱口而出：“咱们到那儿去。”
宝莲问：“到哪儿去呀？”
“到中国去。”
宝莲一惊：“你这是在开玩笑吧！”因为原来只说去檀香山。
卓别林说：“咱们现在就去，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宝莲急了：“可是我什么衣服都没带呀！”
卓别林说：“你需要什么，都可以到檀香山去买嘛！”
船抵檀香山，卓别林就大吃一惊：有关《摩登时代》的大幅广告高高竖立，大批的新闻记者已等候在码头上。船刚靠岸，他们就涌上甲板拍照、采访。
以后，卓别林对船长打了个招呼，在旅客登记本上写了化名，到东京时才没被记者发现。
他们继续南下，到了被称作“东方之珠”的香港。太平山顶、铜锣湾畔，留下了卓别林和宝莲的身影。他们到了广州，珠江岸畔的长堤，沙面的大榕树下，荡漾着卓别林和宝莲的欢快笑声，他们在南中国海滨秘密成婚，共度蜜月。
但过了两天，卓别林还是被认出来了。上海的电影界为他举行了欢迎会，专门陪他观赏京戏。那天演的是传统剧目“失、空、斩”，即《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马连良先生主演诸葛亮。卓别林对京戏艺术甚为称道，认为震耳的锣鼓、悦耳的京胡和写意的手法，别有一番独特韵味。
然后，取道新加坡登船返回美国。卓别林与宝莲回到好莱坞后，朋友们和新闻界这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大家向他们祝贺一番。联美公司和他的制片厂送来另一个祝贺的消息，《摩登时代》已风靡全美，正发行到世界各地。
卓别林的好朋友爱因斯坦又去看了《摩登时代》，这次他同样泪眼涟涟，回来按捺不住激动给卓别林修书一封：
你的电影《摩登时代》，世上人人都能看懂。你会是个伟人的。
爱因斯坦
一周后，爱因斯坦收到回信：
我更加钦佩你。“相对论”世上没人能懂，但你已是一个伟人了。
卓别林
卓别林觉得《摩登时代》是他影片中“取得最好成果”的一类片子。在美国经济萧条的10年中，的确没有哪一部片子能像《摩登时代》一样，大胆而直接地暴露失业问题及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恶果。
家乡给他的厚爱并不稍减，依然热烈而亲切。除了准备首映式，就是参加官方的和朋友的应酬活动。接连设盛宴招待他的有菲利浦·沙逊爵士、国会第一位女议员阿斯特夫人、麦克唐纳首相、劳合·乔治、丘吉尔、威尔斯、特·加尔斯亲王以及许多文学戏剧界名流。离开之前，还与正在伦敦开圆桌会议的印度圣雄甘地会面交谈。
在午餐会上他结识了萧伯纳。他发现这位文豪和蔼可亲极具幽默感，使宴会谈笑风生。
丘吉尔那时还没当首相，只任过财政大臣。那次同在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卓别林问：“在英国若选举社会党组阁，会不会改变国王和王后的地位？”
“当然不会。”
“我还以为社会党是反对君主制的呢！”
丘吉尔大笑，说：“如果你住在英国，会因为这句话砍脑袋的！”
卓别林很喜欢和尊敬丘吉尔先生，而丘吉尔对他提出了建议：“我听说，你有意拍一部拿破仑的电影。你应当去拍嘛，这里面有极精彩的笑片资料。”
然后丘吉尔很认真地说了起来：“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进浴室。他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泼得他兄弟制服上满是水，然后吩咐他离开浴室。热罗姆只好狼狈地退了出去……那是笑片中一个很精彩的镜头呀！”
不久，卓别林会见了印度圣雄甘地。甘地为了争取印度的独立自由，来到英国参加圆桌会议。他参加政治谈判，他绝食抗议。卓别林怀着尊敬的心情在贫民区内一间陋室里会见了这位英雄。
人群在欢呼，记者围了一圈。甘地坐在沙发上，露出期待的神情，闪光灯突然闪动。卓别林感到局促害怕起来，心想这是整个印度在等他说话呀！应当讲些什么呢？
卓别林说：“我当然同情印度人奋发图强，同情他们为自由进行斗争，然而，我不明白您为何对机器那样深恶痛绝？机器如果用来为人民造福，就能帮助打破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少花时间劳动，用较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
甘地却冷静地说：“这我明白。但是印度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首先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不再依赖他们，唯一的办法是抵制一切机制的货物。”
“因此，我们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纺自己的纱，织自己的布，把这看作是一件爱国的任务。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印度的气候与英国不一样，因此印度人的习惯和需要也不同。例如，你们需要制造餐具的工业，可我们用手指夹东西吃，所以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之处。一个民族要实现高度的独立，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至于暴力，它终必自取灭亡。”
卓别林懂得了，甘地是使用策略争取印度的自由。这个人既富于理想又讲求实际，同时具有坚强的意志。
《城市之光》在伦敦西区首映相当成功。虽然那天暴雨如注，交通不便，但伦敦的观众争相先睹为快，冒雨前往。影院座无虚席，丘吉尔、萧伯纳等名人高士莅临首映式。
卓别林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家出席自己的影片首映，心情非常激动。他与萧伯纳并肩坐在楼座前排，观众们向大文豪和喜剧大师不停地鼓掌示意。他俩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这又引起了观众们的欢笑。
3月他搭快车赴柏林。3月22日，法国报刊用大字标题宣布：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查尔斯·卓别林今日抵巴黎。外交部长白里安代表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4月至5月，到法国南部港口城市尼斯，主要是看望分别多年的兄长雪尼。他已退休并和妻子在此地安了家。卓别林约雪尼与他一起周游列国。
6月至7月，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与埃及游览。8月至9月，至尼斯、洛桑等地游览。1932年1到3月，在圣摩里士滑雪及尼斯停留。3月，转赴意大利。
在罗马小住后，出于对日本文化和戏剧的兴趣与雪尼同搭日本“昭和九号”轮去日本。穿过苏伊士运河，经过红海、印度洋，抵达美丽的新加坡。一到那儿，卓别林就感觉像进入了“中国杨柳青图画盆子上描绘的气氛”中：
海岸边长着气根垂地的榕树，游艺园中中国演员在耍杂技。他们看了一出连演三晚的京剧，卓别林说：
扮演王子的15岁姑娘，歌唱时真有穿云裂帛的嗓音。第三天晚上，演到了全剧的高潮。有时你不懂得一国的语言反而对你更好。
我从来不曾像看到那最后一幕的感动之深，也从来不曾听过那种很不协同的乐调：如泣如诉的丝弦，雷声震响般的铜锣，再有那充军发配的年轻王子，最后退场时用尖厉沙哑的声音唱出了一个凄凉绝望人的无限悲哀。
从新加坡起程，他们到了热带岛国印度尼西亚。卓别林看到当时巴厘岛上的妇女上身都不像后来着衣，而是裹着美丽的围裙、袒露着胸部，头上顶着盛着水果的竹篮，如风摆杨柳。他们还在巴厘岛观看欣赏了优美的印尼民族舞蹈、音乐，参观了风格独特的庙宇。
卓别林从雅加达起航抵达中国上海。在这座位于中国东海岸的大都市里，他应邀观看了由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主演的京剧。他为欣赏到这门古老的戏剧感到高兴，更为梅兰芳先生的男扮女装的表演形式深感惊讶。他惊叹梅先生那优美的身段、灵巧的动作和妩媚的神态，简直比女演员还要女性化。
轮船在5月中旬抵达日本，卓别林的日籍司机小野这次兼秘书和翻译，他已先期到达。日本人兴师动众来欢迎卓别林，飞机在轮船上空散发欢迎传单，码头上拥挤着成千上万身着和服的人们，日本政府为他备了一列由神户开往东京的专车。东京车站外聚集了30000多人，鲜艳的和服宛若初夏怒放的花卉，雪尼则被挤得跌倒在地。
在日本，卓别林欣赏了樱花、茶道，观看了歌舞伎表演。同时，他感受到了某种神秘气氛：秘书小野常表露出不安和忧心，如经过皇宫时他焦急地让汽车停下，问卓别林可否下车向皇宫鞠躬致敬。
有次小野告诉卓别林，有人要邀他去家中看绢绘春宫画。卓别林不去，小野就感到很为难，说那帮人恫吓他几天了。结果那6个人真的找上门来，威胁小野说卓别林不去看画，就是欺辱他祖宗。卓别林才不怕这种人，他大怒离去。
接着，雪尼发现他的旅行包和所带资料都被翻动了。
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儿子邀请他们去看相扑比赛，正碰上日本法西斯团体“黑龙会”的军国主义分子暗杀了首相。为了制造国际纠纷，他们甚至预谋暗杀卓别林。
5月末，雪尼返回尼斯。卓别林自己则乘船经旧金山重返美国好莱坞，环球旅行到此告一段落。
这次游历费时17个月，卓别林了解了各地风情，接触了各式人物，看到了商品积压如山、食物在霉烂，而饥饿的失业人群却在周围徘徊流浪。
卓别林终于回到了贝弗利山家中。家中的一切是那么宁静，两个孩子都去了他们的母亲那儿，斜阳在草坪上铺下一地金黄。好友道格拉斯与玛丽·毕克黎已经离异，那个欢乐的小天地已不复存在。他独自一人守在家中，想打电话邀两位朋友来吃饭，却竟然想不起一个人来。
他与丽泰·格雷离婚已5年，十分寂寞，想改变一下生活，组织一个家庭。
有一天，乔·申克约卓别林到他的漂亮游艇上去度周末。于是在那里，卓别林遇见了宝莲·高黛小姐。她22岁，生于勃洛克林，也是好莱坞的女演员。妙就妙在她集中具备了年轻美与成熟美的优点。不久他们就双双坠入情网。
卓别林偶然发现，宝莲很适宜扮演一个街头流浪女郎，马上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平时积累的生活素材喷泉般涌出。他要再拍一部无声片。
1932年的秋天起，他构思写作并暂名《群众》。他边写边设计各个角色与场景镜头，到1934年夏他第一次独自写出完整的分镜头剧本，把它更名为《摩登时代》，1936年该片拍完在纽约首映。
卓别林在首映典礼上，对新闻记者谈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
我感觉到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状态，我自己也感觉到了有些混乱。我们过去曾经相信的许多东西，原来都是空虚的、不现实的，而且谁也想象不出，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我们没有能力应付已经产生的后果，我们对付不了我们自己招来的鬼魂。我们有大量生产一切必需品的潜力，竟产生了贫困，应该讽刺一下这个摩登时代，使它形象化。
接下来，卓别林与宝莲说好到檀香山秘密结婚，他带着宝莲和她的母亲悄悄地坐轮船，第一站到了旧金山。他们上岸去买了一些旅行用品，返回船上经过码头的仓库时，卓别林看见那儿堆放着的货物箱上写着运往“中国”的字样。他心中一动，脱口而出：“咱们到那儿去。”
宝莲问：“到哪儿去呀？”
“到中国去。”
宝莲一惊：“你这是在开玩笑吧！”因为原来只说去檀香山。
卓别林说：“咱们现在就去，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宝莲急了：“可是我什么衣服都没带呀！”
卓别林说：“你需要什么，都可以到檀香山去买嘛！”
船抵檀香山，卓别林就大吃一惊：有关《摩登时代》的大幅广告高高竖立，大批的新闻记者已等候在码头上。船刚靠岸，他们就涌上甲板拍照、采访。
以后，卓别林对船长打了个招呼，在旅客登记本上写了化名，到东京时才没被记者发现。
他们继续南下，到了被称作“东方之珠”的香港。太平山顶、铜锣湾畔，留下了卓别林和宝莲的身影。他们到了广州，珠江岸畔的长堤，沙面的大榕树下，荡漾着卓别林和宝莲的欢快笑声，他们在南中国海滨秘密成婚，共度蜜月。
但过了两天，卓别林还是被认出来了。上海的电影界为他举行了欢迎会，专门陪他观赏京戏。那天演的是传统剧目“失、空、斩”，即《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马连良先生主演诸葛亮。卓别林对京戏艺术甚为称道，认为震耳的锣鼓、悦耳的京胡和写意的手法，别有一番独特韵味。
然后，取道新加坡登船返回美国。卓别林与宝莲回到好莱坞后，朋友们和新闻界这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大家向他们祝贺一番。联美公司和他的制片厂送来另一个祝贺的消息，《摩登时代》已风靡全美，正发行到世界各地。
卓别林的好朋友爱因斯坦又去看了《摩登时代》，这次他同样泪眼涟涟，回来按捺不住激动给卓别林修书一封：
你的电影《摩登时代》，世上人人都能看懂。你会是个伟人的。
爱因斯坦
一周后，爱因斯坦收到回信：
我更加钦佩你。“相对论”世上没人能懂，但你已是一个伟人了。
卓别林
卓别林觉得《摩登时代》是他影片中“取得最好成果”的一类片子。在美国经济萧条的10年中，的确没有哪一部片子能像《摩登时代》一样，大胆而直接地暴露失业问题及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