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真情感谢影迷拥戴
悲剧的素材也可以创作出喜剧，虽然它们是一对矛盾。
——卓别林
1921年8月，卓别林一直饱受第一国家公司的百般刁难，使他十分恼火，妨碍了他的工作进度。而他还必须拍完合同上规定的4部片子，在他看来，这简直是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
这一天，他心绪不佳地走进道具室，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一点继续拍片的灵感。道具室里堆满了过去拍片用的旧道具，布景上剪下的碎片，一扇监狱门，一架钢琴，一架熨衣机，一副高尔夫球杆，有啦！
卓别林眼前一亮：为什么不让流浪汉玩一玩高尔夫球？来点儿高级娱乐？对！下一部片子就叫作：《有闲阶级》。
拍成《有闲阶级》并于9月发行后，卓别林又筹拍一部片子，已经构思出了故事情节，取名《发工资的日子》。但这时他感到身心疲惫，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和思维。
几个星期后，卓别林到摄影场补拍一个镜头，现场是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搭起的一台舞厅布景，这时，几十名穿好了舞会盛装的临时演员已经等在现场了。整整4个小时过去了，电工坐在水银灯旁等得直打哈欠，卓别林则在自己的化装室里坐着发呆。
他已连续工作了多年，长期的疲劳使他觉得快要支撑不下去了，他需要改变一下环境，他的心飞出了胸腔似的，在急切地向往一个地方，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卓别林早就怀念自己的祖国了，自从离开英国后，他还不曾回过国。前两个月在拍《有闲阶级》时，一架喷灯出了事故，烧穿了他的石棉裤。新闻界在报道时添油加醋，说喜剧大师卓别林严重烫伤。
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片厂又收到成百上千的电报、电话、信件。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的慰问信，卓别林刚读完他写的巨著《世界史纲》，这更促使他下决心回英国一趟。
早在两月之前他就萌生了这个念头，起因是因为《寻子遇仙记》。这部影片不是即兴之作，可是第一国家影片公司的大老板，看样片时故意嘲讽贬低，以便压低价码。最后虽以对方妥协勉强签了合同，卓别林心里总不痛快。他对这部片子充满信心，想到欧洲去亲自出席首映式，听取各方面的反应。
1921年9月初，卓别林乘坐10年前来美国的“奥林匹克”号轮船返回英国。恰好又与创作了名剧《命运》的英国作家爱德华同路。他10多年前在伦敦时，还是兰贝斯区一个不名一文、与贫困命运抗争的青少年。如今却成名致富、享受头等舱的种种优裕的服务。竟产生了头一回赴英国旅游的错觉，他不由得向爱德华感叹这种人生命运的变化。
历史开了一个多么有趣的玩笑啊！32岁的卓别林现在是真正的富翁了，客舱里摆满了美国各界友人送的鲜花、水果。他可以悠闲地躺在甲板上的休闲椅上，观看海上的日落日出、海鸥翻飞；也可以倚在船舷边垂钓。至于中、晚餐，可以不在大餐厅，而去“里茨”酒馆，那里有色、香、味俱佳的鱼子酱、松鸡、野鸭、葡萄酒、小烤饼。
但名人的清闲总是短暂的，出发那天，一大群纽约的新闻记者登船采访。原以为横渡大西洋的漫长旅途中可以悠然轻松一番，谁知船上的布告栏公布了《联合新闻》和《电讯晨报》的报道，称“卓别林衣锦还乡，沿途将重现罗马凯旋盛况”。
另一条消息是：“每天客轮沿途发布的新闻，以及卓别林在船上的活动，均由本社每小时从船上发出简报。”
轮船首先抵达法国海港瑟堡，海峡那边就是英国的朴茨茅斯港。卓别林心情一次次地激动，他渴望回到出生成长的家乡，悠闲地在伦敦各处走一走。看看同母亲经常走过的肯宁顿路，看看波纳尔弄3号顶楼的那个窗口，看看他帮劈柴人干活的那个木头棚，也看看和父亲一起住过的肯宁顿路287号。
天亮了，卓别林像只快乐的鸟儿一样从床上跳落在地上。
伦敦万人空巷。警察无法控制势如潮水的欢呼人群，只好推着他上了一辆轿车，车门踏板上站着3名警察。
车站外更是人山人海，卓别林乘坐的汽车被人群团团围住，警察拦不住了。卓别林在车中向人们挥手微笑，千万双手争相触摸他，卓别林被狂热的人群淹没了。
“卓别林，祝你好运！”
“卓别林，愿上帝保佑你！”
半路上夹道筑起两排厚厚的欢迎人墙。他像一位凯旋的英雄，他的车后面出现了长长的车队：摄影记者站在敞篷车上跟踪拍照，影迷一个个跳上了街车，还有许多美貌女郎坐上特制的车辆一路尾随，里茨大饭店门前人山人海，把摄影记者和他们的照相机都挤在地上。
卓别林在大家的保护下好不容易才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听到外面人声鼎沸，叫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兰贝斯街道依旧，从前的一切就像一场梦，再不可重复昨天的故事了。
车子在一条陋巷停下，他站立在一座破旧的砖房前，仔细打量那房屋的顶楼。从前母亲就坐在那儿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营养不足，身体虚弱，最后发了疯。
他又记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那天下午你们给我吃一点东西就不会那样了！”
现在窗户紧紧关着。他上了嘎嘎作响的楼梯，敲开顶楼的门。这个房间跟他为拍摄《寻子遇仙记》搭的房间布景一样，与20年前他母亲被人从这儿带走时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
现在的住客是一个叫雷诺太太的贫民，她的丈夫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她拿出丈夫的阵亡通知书和奖章时，卓别林与她都流泪了。
然后，卓别林驱车去了肯宁顿路287号，这地方对他童年的悲苦日子是十分了解的，卓别林和父亲、雪尼、露易丝曾一度短暂住在这里。可这会儿它却显得那么淡漠超然，那么宁静而又神秘。
卓别林在伦敦的日子，除了出席《寻子遇仙记》的首映式，他还结识了许多名流，有名演员、名画家、名作家。
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在1936年登基，随即因娶美国辛普森夫人而逊位的爱德华八世，也宴请了卓别林。
当时卓别林问亲王知道他是哪里人吗，亲王竟然以为他是美国人：“您当然是美国人啰。”
卓别林笑着回答：“不，我是英国人。”
亲王十分惊讶：“您在美国待了多久？”
“1913年就去了。”
国会议员、曾任英国航空部次长的菲利普·沙逊爵士，也邀请他出席了招待乔治首相的宴会。
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在他的乡间别墅，把卓别林介绍给了30多位剑桥大学教授。
卓别林还会见了《中国街之夜》的作者托马斯·伯克，并和伯克一起去华人居住的中国城、中国街散步。
在鲜花和赞美的背后也有谩骂和诽谤。卓别林的低微出身和贫穷家境为伦敦上层贵族所看不起，他在影片中表现出的无神论观点又不容于宗教界。
特别是近期拍摄的几部涉及失业、战争等社会政治问题的片子，触犯了美国政府，赫斯特报业集团总是找岔子跟卓别林过不去。从政治到私生活各个方面不惜造谣污蔑。卓别林已经领教过多次，现在变得小心谨慎了。
卓别林突然决定，比预计日程提前3天离开伦敦去法国巴黎。他对巴黎颇怀好感。法国一直是世界上新的文艺思潮、文艺流派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对独创性的追求和鼓励，也一直深深地体现在法国的各个艺术领域中。
这次他事先没有向新闻单位透露行踪，哪知船刚抵达加来码头，就听见人群在欢呼“卓别林万岁！卓别林万岁！”
火车抵达巴黎，来迎接他的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
警察在群众面前布置了警戒线。卓别林几乎是被警察举起来，塞进汽车，送到旅馆的。他万没想到在外国能受到和家乡一样热情盛大的欢迎。这种欢迎不同于官方组织的欢迎总统总督的礼节，而完全是群众发自内心的真情。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演员受到观众如此的厚爱。
巴黎是美丽的，而且是电影艺术的发源地。一进房间，电话铃每隔10分钟就要响起。原来，财阀摩根的女儿安妮·摩根小姐正在为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遭到破坏的巴黎，发起募捐活动。希望举行一次游艺会，请卓别林出席放映他的《寻子遇仙记》。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造成的破坏很大，她相信这部影片能帮助募到一大笔捐款。
离首映式还有几天时间，卓别林搭上开往柏林的特别快车。
在柏林他遭到彻底的冷遇。德国从来没放映过他的影片，人们不认识卓别林。幸亏好莱坞各公司驻德国代理人认出了他，陪他观光了一回娱乐场所。
卓别林想去看看贫民区，有一位德国新闻记者笑着说：“柏林没有兰贝斯。20年前倒是有过贫民住宅区，现在早就消灭了。”他们故意把他带到最繁华热闹的地段让他看个够。
可是，在闹市区，战败的气氛依然笼罩着一切，在一个个街角，还是看见了大量的残废人，缺胳膊少腿的士兵向行人乞讨。他们的身上，是褪了色的破旧肮脏的制服；他们的目光中，流露的是绝望和悲戚。他想，不论是发动战争的抑或应战的，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凡是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全力反对战争。
10月6日巴黎的特罗加岱罗广场简直沸腾了，这里在举行新片首映式。卓别林坐在一个包厢里，安妮·摩根小姐凑近他的耳边悄声说道：“因为您拍的电影在法国影响非常大，今儿晚上法国政府要给您授勋。”
在部长致辞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老是撺掇他：“小伙子，你不要接受荣誉勋章，他们骗了你，小伙子。这种勋章不对，你领这种还不够分量，你要领那种有红色绶带的。”
话刚说完，过来两名公务员，陪卓别林来到一个华贵的包厢里。法国内阁副总理和他握过手，将一枚紫罗兰色绶带系着的文艺勋章挂在他藏青色礼服上，另外还有一纸奖状。
大剧院里响起法国观众热烈的鼓掌和欢呼。能得到这种光荣，卓别林已经感到十分的荣幸和非常的快乐了。
然后，电灯熄灭，《寻子遇仙记》开始放映。
现在，卓别林想工作了，旧地重游已了却了一桩心事。虽然他舍不得离开祖国，但他的事业在美国，如果再在外面待下去，他就会感到太闲散无聊了。
同时，一想到深情厚谊的影迷和朋友们，想到盛情款待他、给予他表彰与赞扬的名流、艺术家们，想到那些守候在车站、码头、旅馆、剧院的英、法群众，特别是想到自己被警察从他们身边推开，塞进汽车，而未能向他们亲切致意，他感到很对不起他们。那么，只有埋头工作，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才会感到生活方向明确，对他们有所交代。
1922年，卓别林漫游欧洲三国返回美国后，纽约广大市民、影迷又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再一次使他陷入沉思，并且把自己所做的全部工作回顾了一下。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些影片是不坏的。
可是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演员，因此，只能这样嚷嚷罢了，他说：
要是能做一点称道的有功劳的事，例如像《夏尔洛从军记》《移民》《流浪者》；如果能帮助解决失业等问题，然后再来答谢这些欢迎的群众的话，那该有多好！
卓别林一回到洛杉矶，马上就去探望母亲，告诉老人家重返伦敦的情况。而哈娜太太已经知道儿子回英国引起的轰动，与英、法群众及社会各界欢迎他的盛况了。
过去一直想把儿子培养成优秀演员的哈娜太太，这次一方面说“太好了”，一方面又问他：“可是，你怎么不去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却要过演戏这种空虚的生活呢？”
听了这话，卓别林不由大笑：“您还说呢，就是因为您的原因，我才过这种空虚生活的嘛！”
老人略微沉默了一下，大概是联想到往事。她说：“要是你能用自己的才能去侍奉上帝，你想想这能拯救多少灵魂。”
卓别林又笑了：“那样我可能能救几个灵魂，可是救不了穷苦啊！”
原卡尔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这时担任卓别林的制片厂的经理。里夫斯太太在卓别林返英期间，经常去照顾哈娜老人。里夫斯太太告诉卓别林，他走了以后，老人身体不错，几乎没有发过精神病；情绪也很好，谈吐风趣，常幽默地回忆过去一些轶事，逗得她和看护小姐哈哈大笑。
有次，她和看护小姐陪老人去市里买衣服料子，店员推荐给老人一种淡褐色的布，大家都认为合适，可是老人不喜欢，说：“不好，不好，那颜色太素净了，我要鲜艳点的。”
在以后的几年里，哈娜太太的身体一直不错，卓别林用挣得的钱孝敬母亲。1922年秋天，他在贝弗利山上建造了有40个房间带私人放映厅的山庄后，老人经常去看他和两个孙子。
哈娜太太站在楼上的落地玻璃窗前，久久地远眺浩瀚的太平洋，她说：“真舍不得打破这样宁静美丽的气氛呀！”
——卓别林
1921年8月，卓别林一直饱受第一国家公司的百般刁难，使他十分恼火，妨碍了他的工作进度。而他还必须拍完合同上规定的4部片子，在他看来，这简直是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
这一天，他心绪不佳地走进道具室，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一点继续拍片的灵感。道具室里堆满了过去拍片用的旧道具，布景上剪下的碎片，一扇监狱门，一架钢琴，一架熨衣机，一副高尔夫球杆，有啦！
卓别林眼前一亮：为什么不让流浪汉玩一玩高尔夫球？来点儿高级娱乐？对！下一部片子就叫作：《有闲阶级》。
拍成《有闲阶级》并于9月发行后，卓别林又筹拍一部片子，已经构思出了故事情节，取名《发工资的日子》。但这时他感到身心疲惫，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和思维。
几个星期后，卓别林到摄影场补拍一个镜头，现场是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搭起的一台舞厅布景，这时，几十名穿好了舞会盛装的临时演员已经等在现场了。整整4个小时过去了，电工坐在水银灯旁等得直打哈欠，卓别林则在自己的化装室里坐着发呆。
他已连续工作了多年，长期的疲劳使他觉得快要支撑不下去了，他需要改变一下环境，他的心飞出了胸腔似的，在急切地向往一个地方，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卓别林早就怀念自己的祖国了，自从离开英国后，他还不曾回过国。前两个月在拍《有闲阶级》时，一架喷灯出了事故，烧穿了他的石棉裤。新闻界在报道时添油加醋，说喜剧大师卓别林严重烫伤。
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片厂又收到成百上千的电报、电话、信件。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的慰问信，卓别林刚读完他写的巨著《世界史纲》，这更促使他下决心回英国一趟。
早在两月之前他就萌生了这个念头，起因是因为《寻子遇仙记》。这部影片不是即兴之作，可是第一国家影片公司的大老板，看样片时故意嘲讽贬低，以便压低价码。最后虽以对方妥协勉强签了合同，卓别林心里总不痛快。他对这部片子充满信心，想到欧洲去亲自出席首映式，听取各方面的反应。
1921年9月初，卓别林乘坐10年前来美国的“奥林匹克”号轮船返回英国。恰好又与创作了名剧《命运》的英国作家爱德华同路。他10多年前在伦敦时，还是兰贝斯区一个不名一文、与贫困命运抗争的青少年。如今却成名致富、享受头等舱的种种优裕的服务。竟产生了头一回赴英国旅游的错觉，他不由得向爱德华感叹这种人生命运的变化。
历史开了一个多么有趣的玩笑啊！32岁的卓别林现在是真正的富翁了，客舱里摆满了美国各界友人送的鲜花、水果。他可以悠闲地躺在甲板上的休闲椅上，观看海上的日落日出、海鸥翻飞；也可以倚在船舷边垂钓。至于中、晚餐，可以不在大餐厅，而去“里茨”酒馆，那里有色、香、味俱佳的鱼子酱、松鸡、野鸭、葡萄酒、小烤饼。
但名人的清闲总是短暂的，出发那天，一大群纽约的新闻记者登船采访。原以为横渡大西洋的漫长旅途中可以悠然轻松一番，谁知船上的布告栏公布了《联合新闻》和《电讯晨报》的报道，称“卓别林衣锦还乡，沿途将重现罗马凯旋盛况”。
另一条消息是：“每天客轮沿途发布的新闻，以及卓别林在船上的活动，均由本社每小时从船上发出简报。”
轮船首先抵达法国海港瑟堡，海峡那边就是英国的朴茨茅斯港。卓别林心情一次次地激动，他渴望回到出生成长的家乡，悠闲地在伦敦各处走一走。看看同母亲经常走过的肯宁顿路，看看波纳尔弄3号顶楼的那个窗口，看看他帮劈柴人干活的那个木头棚，也看看和父亲一起住过的肯宁顿路287号。
天亮了，卓别林像只快乐的鸟儿一样从床上跳落在地上。
伦敦万人空巷。警察无法控制势如潮水的欢呼人群，只好推着他上了一辆轿车，车门踏板上站着3名警察。
车站外更是人山人海，卓别林乘坐的汽车被人群团团围住，警察拦不住了。卓别林在车中向人们挥手微笑，千万双手争相触摸他，卓别林被狂热的人群淹没了。
“卓别林，祝你好运！”
“卓别林，愿上帝保佑你！”
半路上夹道筑起两排厚厚的欢迎人墙。他像一位凯旋的英雄，他的车后面出现了长长的车队：摄影记者站在敞篷车上跟踪拍照，影迷一个个跳上了街车，还有许多美貌女郎坐上特制的车辆一路尾随，里茨大饭店门前人山人海，把摄影记者和他们的照相机都挤在地上。
卓别林在大家的保护下好不容易才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听到外面人声鼎沸，叫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兰贝斯街道依旧，从前的一切就像一场梦，再不可重复昨天的故事了。
车子在一条陋巷停下，他站立在一座破旧的砖房前，仔细打量那房屋的顶楼。从前母亲就坐在那儿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营养不足，身体虚弱，最后发了疯。
他又记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那天下午你们给我吃一点东西就不会那样了！”
现在窗户紧紧关着。他上了嘎嘎作响的楼梯，敲开顶楼的门。这个房间跟他为拍摄《寻子遇仙记》搭的房间布景一样，与20年前他母亲被人从这儿带走时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
现在的住客是一个叫雷诺太太的贫民，她的丈夫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她拿出丈夫的阵亡通知书和奖章时，卓别林与她都流泪了。
然后，卓别林驱车去了肯宁顿路287号，这地方对他童年的悲苦日子是十分了解的，卓别林和父亲、雪尼、露易丝曾一度短暂住在这里。可这会儿它却显得那么淡漠超然，那么宁静而又神秘。
卓别林在伦敦的日子，除了出席《寻子遇仙记》的首映式，他还结识了许多名流，有名演员、名画家、名作家。
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在1936年登基，随即因娶美国辛普森夫人而逊位的爱德华八世，也宴请了卓别林。
当时卓别林问亲王知道他是哪里人吗，亲王竟然以为他是美国人：“您当然是美国人啰。”
卓别林笑着回答：“不，我是英国人。”
亲王十分惊讶：“您在美国待了多久？”
“1913年就去了。”
国会议员、曾任英国航空部次长的菲利普·沙逊爵士，也邀请他出席了招待乔治首相的宴会。
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在他的乡间别墅，把卓别林介绍给了30多位剑桥大学教授。
卓别林还会见了《中国街之夜》的作者托马斯·伯克，并和伯克一起去华人居住的中国城、中国街散步。
在鲜花和赞美的背后也有谩骂和诽谤。卓别林的低微出身和贫穷家境为伦敦上层贵族所看不起，他在影片中表现出的无神论观点又不容于宗教界。
特别是近期拍摄的几部涉及失业、战争等社会政治问题的片子，触犯了美国政府，赫斯特报业集团总是找岔子跟卓别林过不去。从政治到私生活各个方面不惜造谣污蔑。卓别林已经领教过多次，现在变得小心谨慎了。
卓别林突然决定，比预计日程提前3天离开伦敦去法国巴黎。他对巴黎颇怀好感。法国一直是世界上新的文艺思潮、文艺流派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对独创性的追求和鼓励，也一直深深地体现在法国的各个艺术领域中。
这次他事先没有向新闻单位透露行踪，哪知船刚抵达加来码头，就听见人群在欢呼“卓别林万岁！卓别林万岁！”
火车抵达巴黎，来迎接他的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
警察在群众面前布置了警戒线。卓别林几乎是被警察举起来，塞进汽车，送到旅馆的。他万没想到在外国能受到和家乡一样热情盛大的欢迎。这种欢迎不同于官方组织的欢迎总统总督的礼节，而完全是群众发自内心的真情。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演员受到观众如此的厚爱。
巴黎是美丽的，而且是电影艺术的发源地。一进房间，电话铃每隔10分钟就要响起。原来，财阀摩根的女儿安妮·摩根小姐正在为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遭到破坏的巴黎，发起募捐活动。希望举行一次游艺会，请卓别林出席放映他的《寻子遇仙记》。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造成的破坏很大，她相信这部影片能帮助募到一大笔捐款。
离首映式还有几天时间，卓别林搭上开往柏林的特别快车。
在柏林他遭到彻底的冷遇。德国从来没放映过他的影片，人们不认识卓别林。幸亏好莱坞各公司驻德国代理人认出了他，陪他观光了一回娱乐场所。
卓别林想去看看贫民区，有一位德国新闻记者笑着说：“柏林没有兰贝斯。20年前倒是有过贫民住宅区，现在早就消灭了。”他们故意把他带到最繁华热闹的地段让他看个够。
可是，在闹市区，战败的气氛依然笼罩着一切，在一个个街角，还是看见了大量的残废人，缺胳膊少腿的士兵向行人乞讨。他们的身上，是褪了色的破旧肮脏的制服；他们的目光中，流露的是绝望和悲戚。他想，不论是发动战争的抑或应战的，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凡是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全力反对战争。
10月6日巴黎的特罗加岱罗广场简直沸腾了，这里在举行新片首映式。卓别林坐在一个包厢里，安妮·摩根小姐凑近他的耳边悄声说道：“因为您拍的电影在法国影响非常大，今儿晚上法国政府要给您授勋。”
在部长致辞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老是撺掇他：“小伙子，你不要接受荣誉勋章，他们骗了你，小伙子。这种勋章不对，你领这种还不够分量，你要领那种有红色绶带的。”
话刚说完，过来两名公务员，陪卓别林来到一个华贵的包厢里。法国内阁副总理和他握过手，将一枚紫罗兰色绶带系着的文艺勋章挂在他藏青色礼服上，另外还有一纸奖状。
大剧院里响起法国观众热烈的鼓掌和欢呼。能得到这种光荣，卓别林已经感到十分的荣幸和非常的快乐了。
然后，电灯熄灭，《寻子遇仙记》开始放映。
现在，卓别林想工作了，旧地重游已了却了一桩心事。虽然他舍不得离开祖国，但他的事业在美国，如果再在外面待下去，他就会感到太闲散无聊了。
同时，一想到深情厚谊的影迷和朋友们，想到盛情款待他、给予他表彰与赞扬的名流、艺术家们，想到那些守候在车站、码头、旅馆、剧院的英、法群众，特别是想到自己被警察从他们身边推开，塞进汽车，而未能向他们亲切致意，他感到很对不起他们。那么，只有埋头工作，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才会感到生活方向明确，对他们有所交代。
1922年，卓别林漫游欧洲三国返回美国后，纽约广大市民、影迷又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再一次使他陷入沉思，并且把自己所做的全部工作回顾了一下。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些影片是不坏的。
可是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演员，因此，只能这样嚷嚷罢了，他说：
要是能做一点称道的有功劳的事，例如像《夏尔洛从军记》《移民》《流浪者》；如果能帮助解决失业等问题，然后再来答谢这些欢迎的群众的话，那该有多好！
卓别林一回到洛杉矶，马上就去探望母亲，告诉老人家重返伦敦的情况。而哈娜太太已经知道儿子回英国引起的轰动，与英、法群众及社会各界欢迎他的盛况了。
过去一直想把儿子培养成优秀演员的哈娜太太，这次一方面说“太好了”，一方面又问他：“可是，你怎么不去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却要过演戏这种空虚的生活呢？”
听了这话，卓别林不由大笑：“您还说呢，就是因为您的原因，我才过这种空虚生活的嘛！”
老人略微沉默了一下，大概是联想到往事。她说：“要是你能用自己的才能去侍奉上帝，你想想这能拯救多少灵魂。”
卓别林又笑了：“那样我可能能救几个灵魂，可是救不了穷苦啊！”
原卡尔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这时担任卓别林的制片厂的经理。里夫斯太太在卓别林返英期间，经常去照顾哈娜老人。里夫斯太太告诉卓别林，他走了以后，老人身体不错，几乎没有发过精神病；情绪也很好，谈吐风趣，常幽默地回忆过去一些轶事，逗得她和看护小姐哈哈大笑。
有次，她和看护小姐陪老人去市里买衣服料子，店员推荐给老人一种淡褐色的布，大家都认为合适，可是老人不喜欢，说：“不好，不好，那颜色太素净了，我要鲜艳点的。”
在以后的几年里，哈娜太太的身体一直不错，卓别林用挣得的钱孝敬母亲。1922年秋天，他在贝弗利山上建造了有40个房间带私人放映厅的山庄后，老人经常去看他和两个孙子。
哈娜太太站在楼上的落地玻璃窗前，久久地远眺浩瀚的太平洋，她说：“真舍不得打破这样宁静美丽的气氛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