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展露艺术家的风范
重要的不是盲目讨好观众，而是为他们服务。作为艺术家，应该是一个创造者，应该是大众的喉舌。
——卓别林
1916年1月，雪尼代表弟弟到纽约去同多家大电影公司谈判，因为一个月之后，卓别林与爱赛奈合同期满，那他必须另找一份工作。
合同还未到期，就有许多公司以优厚条件邀他加盟。这些公司的总部、办事处一般都设在纽约。最后，雪尼与当时最强大的独立制片公司之一的缪区尔影片公司初步达成协议。
卓别林在爱赛奈拍完最后一部影片，就立刻赶往纽约，确认合同后就签字生效。动身之前，他给雪尼拍了一个电报，告诉自己动身和抵达的时间，然后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
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有线电报要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这样一来，沿途各大城市在这场“接力赛”中，就都知道了卓别林的行踪。他沿途要经过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堪萨斯和芝加哥。
卓别林坐的是一列慢车，经过这几个州、市，需要5天才能到达终点。当火车驶进阿马里洛站时，卓别林来到车厢尾部的洗手间，准备刮刮脸。这时，火车慢慢停下来。突然，沸腾的人群将火车团团围住，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前拥，并兴奋地喊着什么。
卓别林从车窗向外张望，只见乱哄哄的人群中摇动着横幅和旗帜，站台上摆了几张长桌，桌上备有茶点。他想：“这大概是举行什么庆祝会，或是欢迎什么要人吧？”一边想着一边把肥皂涂在脸上。
喧闹声越来越响，接着，有一群人在火车停稳后，冲进车厢大喊大叫：“他在哪儿？”
“查理·卓别林在哪儿？”
卓别林没有防备，他应声答道：“我就是，有什么事？”
这一下麻烦来了：“我们代表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市长和所有崇拜您的观众，请您下去和我们一起喝点冷饮，吃点点心。”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崇拜”，卓别林吃了一惊：“我不能去呀，瞧我这副模样。”
“不要紧查理，只要穿一件外套就行了。走，这就去跟大家见面吧！”
卓别林赶快洗净了脸，也不再刮剩了一半的胡子，匆匆换上一件衬衫，一面扣衣扣一面下车去。
站台上旗帜、横幅飘扬，人群欢畅，市长尽量提高着嗓门致词：“卓别林先生，我谨代表阿马里洛全体崇拜您的人……”
他说不下去了，他的声音被不断的欢呼声所淹没，人群把卓别林与市长挤到了火车旁边，警察们忙着维持秩序：“闪开，退后点！”
好不容易才回到原地，市长用一个汤匙敲着桌子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继续发表演说：“静一静，朋友们！卓别林先生，您的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的朋友们，为了表示他们感谢您带给他们的一切快乐，请您跟我们一块吃点三明治，喝点可口可乐，接受我们的一点敬意。”
热情的观众不仅要一睹卓别林的风采，而且还要他当众发表演讲。
卓别林被这意外的场面弄得十分惊喜又而不知所措，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但一时又想不出好的措辞，只好站在桌子上，对拥挤的影迷表示感谢，说毕生不会忘记此事。
卓别林激动地回到车上，车厢里也是乱哄哄的，过来过去的人们都呆呆地看着他，咯咯直笑。卓别林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紧张而不安地坐在那儿，又是高兴，又有些茫然。
接着，他又连收到几份电报：
“欢迎，查理，我们堪萨斯城居民恭候大驾。”
“已备下轿车，供您抵达芝加哥转车之用。”
“可否下榻布莱克斯通旅馆？”
火车驶进堪萨斯城，铁道两边的人们向卓别林挥舞着帽子，站台上警察对水泄不通的人群束手无策。这回他只有通过一架梯子爬上车顶去感谢影迷们。
更多的电报飞来，邀请他参观学校、工厂、剧院、市政厅……
从堪萨斯城到芝加哥，铁路沿线的人越来越多。到站后，人们在出口处夹道相迎。他被领上轿车送到布莱克斯通旅馆，稍事休息。又收到一份吓人的电报，纽约警察局拍来的。仔细一看，原来是警察局长请他不要在中央火车站下车，那里已人满为患，提示他改在前面一站即第125号街车站出站。
卓别林接受了建议。他一出站台，就看到雪尼正在等着他。因为哥哥也事先接到了警察局的通知提前赶到这里的。
卓别林说：“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
这时他忽然想起赴纽约之前，他敬佩的莫逆之交、著名演员纳特·古德温曾经忠告他：“你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将来的生活是美好的，只要你知道怎样待人接物。有许多成名的演员都犯了这个错，那就是，他们喜欢出头露面，好听人家称赞，这只会毁灭了他们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
他又想到，这个世界已经疯狂了！如果演几出胡打乱闹的喜剧片就引起如此轰动，那么也许不乏有人利用这种群体崇拜而招摇撞骗吧！他过去老想要人们注意自己，如今却反而感到几分困惑与孤独，他对雪尼说：“看来我们该想想，今后的电影该怎样拍了。”
雪尼在轿车上压低嗓门告诉卓别林：“自从你离开了洛杉矶，报馆每天发布新闻简报。”他递过一份报纸，黑体大字赫然入目：“他已来到本市！”另一行是：“卓别林在隐蔽中！”
接着他们说正事，雪尼轻声告诉卓别林，他已经和缪区尔影片公司谈妥，从1916年至1917年工作67周，每周报酬10000美元共67万美元。签署合同先付15万美元红利。同时，卓别林在一年内为它拍出12部影片。
这是电影问世以来，演员第一次拿到这么高的报酬。
卓别林在纽约同缪区尔影片公司办完一切手续，合同正式生效。
签署完合同的那天傍晚，卓别林漫步在纽约时报广场。华灯初上，《纽约时报》大厦楼顶，电灯组成的字幕新闻闪耀在夜空中：“卓别林与缪区尔影片公司签订年薪67万美元合同”。
他听见人们惊奇地发出议论声，却已毫不激动，仿佛那是别人的新闻一样。他奇怪一周内发生的事，这使他的情绪始终处在激动亢奋与不知所措中。现在呢，大厦上的灯光新闻、街头报纸的照片、消息，好像在提醒他趁早离开这个花花世界，回洛杉矶去履行新的合同、开始新的工作。
缪区尔影片公司在洛杉矶好莱坞中心区租了一家电影制片厂，让卓别林掌握这里的艺术生产全部大权，公司不干涉。只是派考尔菲尔德先生为代表处理日常事务，配合卓别林工作。
观众的热情让卓别林抱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继续让观众开怀大笑，报答观众的期望。他为此经常买票到电影院去看自己的电影，以了解观众的喜好。从而了解应该拍什么而不应该拍什么。
1916年4月开始，卓别林组织了一个演员班子，拍了两部很叫座的影片。
开始拍片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迎合讨好如此爱好他的影片的观众。他只要把自己知道一定有把握成功的那套，把那些准能引起他们感兴趣和开心的笑料，供给他们就行了。即使那些笑料与人物真正应有的动作毫不相干，也不管。但很快就有人给卓别林泼了一盆冷水。
1916年夏天，《夏尔洛当救火员》上映的第二天，卓别林本人感觉良好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影迷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很担心您会变成观众的奴隶。卓别林，观众是喜欢做奴隶的。”这封信的意思很明显，是说以前观众是被他牵着鼻子走，最近是他被观众牵着鼻子走。
以前卓别林也经常接到观众来信，但大多数都是为他叫好，只有这封信坦诚地提醒他，一味地讨好观众是不值得称道的。
卓别林对这种中肯的批评十分重视，以前拍的笑片的确只是追求剧场效果和票房价值。观众作为一个群体，各式各类人都有。重要的不是盲目讨好观众，而是为他们服务。作为艺术家，应该是一个创造者，应该是大众的喉舌。
卓别林自己冷静地分析了一番，认识到编剧技巧要提高、发展，但不能纯粹地投一般观众所好。每一个初具雏形的笑料，要将其发展成一部笑片，必须经过合理的归纳。如果笑料不合剧情发展的逻辑，那么不管多么讨笑也不应采用。
流浪汉不能一成不变地根据本能、围绕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活要求进行活动，随着每一部新的笑片与观众见面，他的个性成分就应变得更复杂，并充满了感情。而这样某些打闹动作就受到了限制，因为打闹动作需要绝对符合人物心理。笑料和情节要按事物的逻辑顺序紧密联系着展开，才能“包含着许多思想和新鲜玩意儿”。这样，才能恰到好处给予观众真正期待的东西。
接下来，卓别林十分苦恼。他想改变这种简单的思路，但一时又不知道如何来引导观众。但是影片还必须继续拍下去，因此他拍得很慢，有时整个剧组都在等着他决策，但他就是找不到应有的灵感。
每当此时，他干脆暂停拍摄，把自己关在化装室里来回踱步，或者呆呆地一坐几个小时。有时候整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而这时，考尔菲尔德总会装出轻松的样子问卓别林：“思路有了吗？”
卓别林懊丧地说：“糟糕，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我这回真是完蛋了！”
“别着急，慢慢总会想出办法的。”考尔菲尔德先生平静的外表下掩盖着一种暗示：时间过去了，开销又增加了一笔。
这种变相的催促使卓别林感到非常难堪。
有时候，一天眼看要过去，卓别林所有的设计、念头都不理想，无奈中准备离开制片厂时，内心却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再苦思冥想一次，高招突地跳出，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于是考尔菲尔德先生伸出了大拇指，演员、摄影师、工作人员们一扫紧张、焦急情绪，聚光灯亮了，摄影机转动了，笑声传遍了制片厂每一个角落。此时，卓别林对幽默有了更深的见解。
从1916年4月至1917年，卓别林为缪区尔影片公司共创作、导演、主演了12部喜剧片。推出了《百货公司巡视员》《夏尔洛当提琴手》《夏尔洛拍电影》《夏尔洛溜冰》《当铺》《流浪汉》《移民》《越狱》等一部又一部的精品。
这些影片在技巧上日渐成熟，对影片结构与影片的社会功能的把握也加强了，历史感与社会批判已渐渐渗入到追打笑闹之中，体现在流浪汉与他人的关系上。
第一部片子《百货公司巡视员》中，卓别林将自动扶梯与电梯等现代机械搬进影片中，并设计了两个相貌、身高相像的人物，一个是百货公司巡视员，一个是流浪汉。
被百货公司录用的巡视员偷了公司的钱，却不意碰见了混进公司的流浪汉。面对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巡视员怀疑眼前是否有面镜子，于是举手、抓头、放手、歪脑袋，流浪汉也赶快做出同样的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就像是一个人在照镜子一样。
后来公司的一个大块头保安员发现出了问题，却把流浪汉当巡视员抓，流浪汉跳着芭蕾舞步避开其袭击。几个凶神恶煞的大块头在自动扶梯上追赶逃下去的流浪汉。流浪汉好不容易从上升的自动扶梯跑到底部，没劲了，停下脚步松口气，扶梯马上又升上去，差点被跑下来的大块头抓住。
他一惊又拼命往下跑，大块头也使劲追，但总是差一点。流浪汉跑得精疲力竭，动作慢了一点，扶梯又升上去，吓得又没命地跑。观众看了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而《夏尔洛当提琴手》则重在感情色彩：流浪汉以拉小提琴谋生。酒店里有5个乐师组成的乐队在为人们演奏，获取小费。流浪汉也把帽子伸向一个个顾客乞讨。
他被酒店的人赶走后，来到乡下。看见一个被吉卜赛人收留的姑娘在洗衣，于是他空着肚子彬彬有礼地为姑娘演奏，博得了其好感。这被其他吉卜赛男人视作破坏了吉卜赛人的规矩，他们恼怒地鞭打姑娘，追逐提琴手惩罚他。
一座豪宅中，一个贵妇人在看一张小姑娘的照片，面露悲伤沉思的神情。
流浪汉凭机智勇敢救出了姑娘，却被吉卜赛大汉抓住把脑袋按在洗衣桶里。后来他们终于坐着大篷车逃跑了。
他们在风景优美的野外露宿，提琴手把自己一只臭袜子洗干净，然后为姑娘擦去脸上和脖子上的灰尘，用铁榔头砸开鸡蛋来吃，他们有了感情。
他们又碰上一位画家，画家让漂亮的姑娘做模特儿，给她画了一幅画像。这幅画在一次画展中获得了奖。贵妇人来到画廊参观，看到了那幅画，发现画上姑娘手臂上的一处胎记。妇人激动得要倒下，人们扶着她，画家走了过来。
原来画上的姑娘是她的女儿，在小时候走丢了，被吉卜赛人收养。于是，画家带着贵妇人找到了她女儿。提琴手发现紧紧拥抱着的母女，他跑过去推开妇人，怀疑她与她丈夫对姑娘怎么样。画家告诉了他这一切，母亲送钱给他表示感谢，他推开钞票。
母亲把女儿拉上车和画家一起开着汽车走了。提琴手希望破灭，垂头丧气靠在大篷车上。这时汽车上的姑娘坐不住了，拿起望远镜向后看着，眼里含泪。她母亲发现后吩咐司机把车开回去，姑娘跳下车，跑过去抱着提琴手，惊喜的提琴手拾起琴，从大篷车上拿出帽子和手杖，跟姑娘一起上了汽车远去。
整个故事情节复杂，起伏跌宕，令观众同情、悲喜交加。
在《夏尔洛夜归》中，卓别林演的是独角戏，只是开场时出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把喝醉酒的绅士送回家。
卓别林装扮成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绅士，演的是在自己家中的独角戏。一个人在银幕上折腾了半个小时之久，却使观众毫无厌倦之感，反而觉得新奇有趣。这得益于他从观众心理出发的夸张的想象，妙趣横生的设计、表演。
跟他演对手戏的，是他的家具、摆设、装饰品。因为他醉眼迷蒙，又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这样就连平时摆放在那儿不动的家具、设施都“不听话”了。作为一个绅士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于是成了一场战斗似的。
桌子转动起来，就是要他拿不到威士忌酒瓶，楼梯的梯级也在他脚下向后退缩，铺着的熊皮活过来，张牙舞爪地要咬他，大钟摆也像是要扼死他，连床柜也与他展开了搏斗，最后他精疲力竭地躲进了浴室的澡盆里。真是想象力奇特丰富，诡异夸张。
在《当铺》中，卓别林对人物性格作了较为深刻的描写。
夏尔洛在一家当铺找到了工作。不久，他热心、多情、好表现的性格就显露出来，他工作卖力，爱上了老板的女儿，又挫败了一桩盗窃案，得到老板的信任。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心情，更殷勤地讨好老板的女儿。这引起与他竞争的另一个店员的嫉恨。
影片内容继续发展时，卓别林就在看似平常的情节中，注入了“惊奇和紧张的成分”。
一个顾客拿了个闹钟来修理，夏尔洛热心地接下了。他很严肃地干起来，十分专注，小胡子一耸一耸，他越来越认真。顾客惊讶地看了一眼，夏尔洛示意没问题。他睁圆了眼，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力，额上冒出了汗珠，嘴唇咬得紧紧的，终于干完，但神情紧张。顾客探着脑袋在挡板上观看，先是惊愕，继而暴跳如雷。
另一个店员冷笑着叫老板。镜头抬高，越过挡板，闹钟不见了，只有桌上七零八散一堆零件。原来夏尔洛实际上是把闹钟拆开，拆开后却又无法复原。他为自己的轻率与好表现付出了代价，老板毫不留情地解雇了他，他则在另一个店员的嘲讽表情前，为保住饭碗乞求让他复职。
这种幻想与现实的冲突，能使观众在产生紧张的心理之后发出笑声，同时思索起关于这个人物的一些问题。
在1917年初的《安乐街》中，卓别林从公园、海滨、银行、拳击台、游艺场更拓宽了眼界：正视贫民区里的犯罪现象和悲惨景象，对某些社会现象有了清晰的分析。
《安乐街》的破旧房屋住满了穷人，他们还要受歹徒、恶棍的欺凌；教会只能让穷人们学会忍受，而不能让统治这条街的坏人向善。派到街上值勤的警察每每却被歹徒打伤送回。
失业的夏尔洛走进福音堂，偷了神台上的募捐款。可是当女慈善家美丽的眼睛注视着他时，他马上无地自容，悔过自新，并到警察局去应征当警察。
警察局长坐观恶棍在安乐街为所欲为，天真的夏尔洛被派到那里执勤。恶棍当着他的面将街边的煤气灯座杆折弯，以显示自己的厉害，企图降服他。夏尔洛毫不畏惧，搬起灯座把恶棍打倒，吓得恶棍的手下发抖。
恶棍带着一班手下砸掉了警察局，夏尔洛回到安乐街。他对女慈善家情有独钟，帮助她抚养一群贫困儿童。恶棍还不放过他，带人找上门来大打出手，女慈善家的事业被毁，并不幸落到一个吗啡鬼手中。
夏尔洛把街边的煤气灯向恶棍的脑袋扳下去，用煤气熏昏了恶棍，但这却是他梦中的胜利。后来，他设法去解救女慈善家时，被意外注射了一针吗啡，竟变得力大无穷。于是，恶棍及手下的人都被他制服，安乐街秩序从此安定。
卓别林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现象，他不但在片头写上字幕“爱情得有武力撑台，宽恕带来希望与安谧”的幽默，而且在导演手法上，巧妙地利用细节揭露、谴责了社会黑暗的内幕。如扮演警察与扮演歹徒的是同一班演员，只是身着不同的服装出场而已。以此讽刺、抨击警察局长与街头恶棍暗地里相互勾结、欺压穷人的社会现实。
《安乐街》是卓别林的最后一部舞剧片，也可以说是他的一系列社会讽刺片的开端，卓别林的电影艺术风格就此产生了较大变化。
在这部片子中，他以独创的喜剧艺术手法来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见解。此时，夏尔洛的艺术形象已不同于此前，他赋予了这个形象以越来越深刻的社会现实批判内容，使这个艺术形象第一次显示出带有普遍而深刻的思想性的光辉。
1966年，卓别林回顾这一时期时，曾对朋友说：“我不再以流浪汉去投其所好。他就是我自己，一个可笑的精灵，某种在我内部的东西，我必须把它表现出来。”
到1917年6月，卓别林的视线进一步深入，视野进一步开阔，由一条街到了海洋与港口，这就是他在缪区尔拍摄的最重要的影片《移民》。在这部片子中，他更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社会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躲避战乱的人们把没有战火的美国看作是天堂一般的自由世界，大批的外国移民希望在美洲大陆找到幸福。
夏尔洛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改过去单枪匹马闯荡社会的形象。他同许多人一道挤在客货轮船的统舱里，横越大西洋。他又在三等舱里碰见了孤苦无依的母女俩，夏尔洛自己虽身无分文，却很同情她们，自愿充当姑娘的保护人，其实却力不从心。
轮船颠簸在海上，一个歹徒偷去那母亲的项链和钱。夏尔洛发现后就去跟歹徒赌钱，赌赢了对方的钱还有一把手枪。当他转身弯腰拿自己的手杖帽子时，歹徒举起了刀想下手，却又扔下刀高高举起双手，因为头朝下的夏尔洛发现后拿着手枪从两腿之间瞄准了他。夏尔洛送给了母女俩一些钱。
在拍到轮船抵达纽约港时，卓别林用了一个著名的象征与对比的长镜头：在高高的自由女神严正目光注视下，一大群牛被赶出轮船底层时，一批移民也从统舱中涌出来，人与牛一起被赶上埃利斯岛。
这个镜头是具有象征意味的，那些远涉重洋而来的移民，其命运与牲畜一样。
接下来，经移民局的官员检查后，夏尔洛与母女俩在港口分手，各自去寻找自由的前程。但最后，在新世界里出尽洋相的夏尔洛，与姑娘又在一家饭馆不期而遇。看上去两人仍同来时一样穷困，他们坐下谈话时，姑娘无意中拿出一块镶了黑边的手帕，这暗示其母亲已经不幸去世。
夏尔洛虽然一文不名，却大方地请姑娘吃饭。但是每当大个子堂倌把账单递给他时，他总是结不了账，只好又要下一种食物。后来他发现大个子堂倌把一顾客交的硬币掉在地上，便同大个子斗智，用脚踏住硬币。后来终于设法拿到了这枚硬币，用来付账。
但这却是枚假币，于是两人又周旋起来。这时，一位有身份的顾客邀请姑娘说话，他把钱放在托碟里。堂倌找回他几个硬币，然后去找那个使用假币的人算账，夏尔洛乘机把自己的账单放在那个托碟里，渡过了难关。
后来，夏尔洛与姑娘路过婚姻登记处时，突然向姑娘求婚；抱着她跨过门槛，这暗示两个命运相同的人将连为一体、共同面对新生活的勇气。
同以往一样，卓别林自己为影片作曲。他为这部片子定的基调，是受了一支老歌曲《格伦迪太太》的启示。曲调在凄凉中透出亲切，渲染了两个孤苦的人相依相靠的气氛。
《移民》是卓别林早期影片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他是卓别林第一次真正关注社会的现实生活，第一次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批判的意义。表明了卓别林正努力从“观众的奴隶”的误区中走出来，自觉地用艺术表现对生活的独特观察。也标志着卓别林正从一个喜剧明星向艺术家的目标迈出坚实的一步。
敏锐的历史感，含蓄的社会批判，象征和对比的手法，打动了欧、美、亚、澳的观众。法国的观众在观看他的影片时，将他饰演的流浪汉称作“夏尔洛”。从此，全世界的观众就都把他在一系列影片中创造的这类艺术形象，统称“夏尔洛”。
而这个风行于世的“夏尔洛”的称呼，是卓别林着了魔似的、全身心地投入，付出了巨大的脑力、体力劳动才换来的。就拿《移民》来说，他不单是主演、导演、编剧，还亲自掌握摄影，每一个镜头都拍上10次甚至30次。
他让他的摄影师罗利拍了1.2万米以上的胶片，最后按他的要求剪下来只剩500米，从几十个试拍的画面中选出最好的剪接起来。卓别林连续工作100个小时，4个晚上都没睡觉休息。到最后满意地离开工作现场，回到洛杉矶海滨春街的旅馆时，他已是满身灰尘，胡子拉碴，劳累得连路都走不动，倒头便睡。
有的评论家谈到，卓别林在艺术上崭露头角的同时，出色而又朴实无华地创造了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艺术，他的流浪汉是电影史上第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此时的卓别林，放弃了信手拈来的廉价噱头，而赋予每部影片一个严肃的主题。他的目光开始探询深刻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观众看他的影片，不只是笑，笑后要流泪。笑完了，流完泪了，还会回味无穷。
卓别林的第一批影片发行到了国外，在电影的发祥地，法国引起的轰动最为强烈。不但平民百姓喜闻乐见，在上层社会和学者名流中也获得好评。绘画大师毕加索、先锋派诗人阿波里拿、文艺评论家爱里·富尔，还有年轻的作家路易·阿拉贡，从不错过欣赏卓别林影片的机会。
在卓别林顺利地为缪区尔影片公司拍完最后一部片子《夏尔洛越狱》后，他与该公司的合同也将期满。
1917年6月的一天，卓别林从制片厂去洛杉矶市内体育俱乐部，在顶楼他的会员室休憩。洗浴完后，他腰部围上一条毛巾。拿过小提琴，赤着脚在地毯上惬意地走来走去，拉着名曲《霍夫曼的故事》。
他正陶醉在琴声中时，雪尼走进了房间。这次他又为卓别林带来一个爆炸性消息：“嗨，卓别林，我宣布现在你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了。我刚跟第一国家影片公司谈成交易，你替他们拍8部喜剧片，报酬是120万美元。”
雪尼兴奋得声音都变了，可卓别林并没停下小提琴弓，他一边拉一边听，然后嘴里应道：“哦，我想这太好了。”
雪尼不解地看着弟弟，突然他大笑着说：“真有意思，当你听到我为你签订了120万美元的合同后，竟然是这样一种反应。”
卓别林是全世界的电影演员中，第一个在1917年夏天签订百万美元以上的合同，跻身百万富翁之列的。这件前所未有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不激动是假的，当时他其实是在用不停地演奏来掩饰他内心的冲动。
但此时的卓别林已不同于两年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既清楚它的分量又清楚它不同寻常的含义。这要求他比别人付出得更多，做得更好，表现得更佳，时间要抓得更紧，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要求更高。
他很清楚：“神话般的落到口袋中的钱不是那么好赚的。”为了使工作、生活更方便些，卓别林马上聘了一个秘书，雇了一个仆人。那天他在洛杉矶市内，走过一家汽车公司的样品房，看到一辆当时美国最华丽考究的“奇迹”牌汽车，便抬腿进店：
“这辆车多少钱？”
“4900美元。”
“我要了。”
店员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做成一笔大生意，又说：“您应该要看看它的机器。”
其实他是想与突然闯进来的阔佬再好好谈谈价钱。
但卓别林的时间抓得很紧：“不必了，反正我不懂那玩意儿，看不看都一样。”
说完，他便马上在购车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大名，并随即雇了日籍司机小野。因为他急于为第一国家影片公司马上开始工作。
——卓别林
1916年1月，雪尼代表弟弟到纽约去同多家大电影公司谈判，因为一个月之后，卓别林与爱赛奈合同期满，那他必须另找一份工作。
合同还未到期，就有许多公司以优厚条件邀他加盟。这些公司的总部、办事处一般都设在纽约。最后，雪尼与当时最强大的独立制片公司之一的缪区尔影片公司初步达成协议。
卓别林在爱赛奈拍完最后一部影片，就立刻赶往纽约，确认合同后就签字生效。动身之前，他给雪尼拍了一个电报，告诉自己动身和抵达的时间，然后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
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有线电报要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这样一来，沿途各大城市在这场“接力赛”中，就都知道了卓别林的行踪。他沿途要经过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堪萨斯和芝加哥。
卓别林坐的是一列慢车，经过这几个州、市，需要5天才能到达终点。当火车驶进阿马里洛站时，卓别林来到车厢尾部的洗手间，准备刮刮脸。这时，火车慢慢停下来。突然，沸腾的人群将火车团团围住，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前拥，并兴奋地喊着什么。
卓别林从车窗向外张望，只见乱哄哄的人群中摇动着横幅和旗帜，站台上摆了几张长桌，桌上备有茶点。他想：“这大概是举行什么庆祝会，或是欢迎什么要人吧？”一边想着一边把肥皂涂在脸上。
喧闹声越来越响，接着，有一群人在火车停稳后，冲进车厢大喊大叫：“他在哪儿？”
“查理·卓别林在哪儿？”
卓别林没有防备，他应声答道：“我就是，有什么事？”
这一下麻烦来了：“我们代表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市长和所有崇拜您的观众，请您下去和我们一起喝点冷饮，吃点点心。”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崇拜”，卓别林吃了一惊：“我不能去呀，瞧我这副模样。”
“不要紧查理，只要穿一件外套就行了。走，这就去跟大家见面吧！”
卓别林赶快洗净了脸，也不再刮剩了一半的胡子，匆匆换上一件衬衫，一面扣衣扣一面下车去。
站台上旗帜、横幅飘扬，人群欢畅，市长尽量提高着嗓门致词：“卓别林先生，我谨代表阿马里洛全体崇拜您的人……”
他说不下去了，他的声音被不断的欢呼声所淹没，人群把卓别林与市长挤到了火车旁边，警察们忙着维持秩序：“闪开，退后点！”
好不容易才回到原地，市长用一个汤匙敲着桌子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继续发表演说：“静一静，朋友们！卓别林先生，您的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的朋友们，为了表示他们感谢您带给他们的一切快乐，请您跟我们一块吃点三明治，喝点可口可乐，接受我们的一点敬意。”
热情的观众不仅要一睹卓别林的风采，而且还要他当众发表演讲。
卓别林被这意外的场面弄得十分惊喜又而不知所措，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但一时又想不出好的措辞，只好站在桌子上，对拥挤的影迷表示感谢，说毕生不会忘记此事。
卓别林激动地回到车上，车厢里也是乱哄哄的，过来过去的人们都呆呆地看着他，咯咯直笑。卓别林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紧张而不安地坐在那儿，又是高兴，又有些茫然。
接着，他又连收到几份电报：
“欢迎，查理，我们堪萨斯城居民恭候大驾。”
“已备下轿车，供您抵达芝加哥转车之用。”
“可否下榻布莱克斯通旅馆？”
火车驶进堪萨斯城，铁道两边的人们向卓别林挥舞着帽子，站台上警察对水泄不通的人群束手无策。这回他只有通过一架梯子爬上车顶去感谢影迷们。
更多的电报飞来，邀请他参观学校、工厂、剧院、市政厅……
从堪萨斯城到芝加哥，铁路沿线的人越来越多。到站后，人们在出口处夹道相迎。他被领上轿车送到布莱克斯通旅馆，稍事休息。又收到一份吓人的电报，纽约警察局拍来的。仔细一看，原来是警察局长请他不要在中央火车站下车，那里已人满为患，提示他改在前面一站即第125号街车站出站。
卓别林接受了建议。他一出站台，就看到雪尼正在等着他。因为哥哥也事先接到了警察局的通知提前赶到这里的。
卓别林说：“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
这时他忽然想起赴纽约之前，他敬佩的莫逆之交、著名演员纳特·古德温曾经忠告他：“你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将来的生活是美好的，只要你知道怎样待人接物。有许多成名的演员都犯了这个错，那就是，他们喜欢出头露面，好听人家称赞，这只会毁灭了他们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
他又想到，这个世界已经疯狂了！如果演几出胡打乱闹的喜剧片就引起如此轰动，那么也许不乏有人利用这种群体崇拜而招摇撞骗吧！他过去老想要人们注意自己，如今却反而感到几分困惑与孤独，他对雪尼说：“看来我们该想想，今后的电影该怎样拍了。”
雪尼在轿车上压低嗓门告诉卓别林：“自从你离开了洛杉矶，报馆每天发布新闻简报。”他递过一份报纸，黑体大字赫然入目：“他已来到本市！”另一行是：“卓别林在隐蔽中！”
接着他们说正事，雪尼轻声告诉卓别林，他已经和缪区尔影片公司谈妥，从1916年至1917年工作67周，每周报酬10000美元共67万美元。签署合同先付15万美元红利。同时，卓别林在一年内为它拍出12部影片。
这是电影问世以来，演员第一次拿到这么高的报酬。
卓别林在纽约同缪区尔影片公司办完一切手续，合同正式生效。
签署完合同的那天傍晚，卓别林漫步在纽约时报广场。华灯初上，《纽约时报》大厦楼顶，电灯组成的字幕新闻闪耀在夜空中：“卓别林与缪区尔影片公司签订年薪67万美元合同”。
他听见人们惊奇地发出议论声，却已毫不激动，仿佛那是别人的新闻一样。他奇怪一周内发生的事，这使他的情绪始终处在激动亢奋与不知所措中。现在呢，大厦上的灯光新闻、街头报纸的照片、消息，好像在提醒他趁早离开这个花花世界，回洛杉矶去履行新的合同、开始新的工作。
缪区尔影片公司在洛杉矶好莱坞中心区租了一家电影制片厂，让卓别林掌握这里的艺术生产全部大权，公司不干涉。只是派考尔菲尔德先生为代表处理日常事务，配合卓别林工作。
观众的热情让卓别林抱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继续让观众开怀大笑，报答观众的期望。他为此经常买票到电影院去看自己的电影，以了解观众的喜好。从而了解应该拍什么而不应该拍什么。
1916年4月开始，卓别林组织了一个演员班子，拍了两部很叫座的影片。
开始拍片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迎合讨好如此爱好他的影片的观众。他只要把自己知道一定有把握成功的那套，把那些准能引起他们感兴趣和开心的笑料，供给他们就行了。即使那些笑料与人物真正应有的动作毫不相干，也不管。但很快就有人给卓别林泼了一盆冷水。
1916年夏天，《夏尔洛当救火员》上映的第二天，卓别林本人感觉良好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影迷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很担心您会变成观众的奴隶。卓别林，观众是喜欢做奴隶的。”这封信的意思很明显，是说以前观众是被他牵着鼻子走，最近是他被观众牵着鼻子走。
以前卓别林也经常接到观众来信，但大多数都是为他叫好，只有这封信坦诚地提醒他，一味地讨好观众是不值得称道的。
卓别林对这种中肯的批评十分重视，以前拍的笑片的确只是追求剧场效果和票房价值。观众作为一个群体，各式各类人都有。重要的不是盲目讨好观众，而是为他们服务。作为艺术家，应该是一个创造者，应该是大众的喉舌。
卓别林自己冷静地分析了一番，认识到编剧技巧要提高、发展，但不能纯粹地投一般观众所好。每一个初具雏形的笑料，要将其发展成一部笑片，必须经过合理的归纳。如果笑料不合剧情发展的逻辑，那么不管多么讨笑也不应采用。
流浪汉不能一成不变地根据本能、围绕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活要求进行活动，随着每一部新的笑片与观众见面，他的个性成分就应变得更复杂，并充满了感情。而这样某些打闹动作就受到了限制，因为打闹动作需要绝对符合人物心理。笑料和情节要按事物的逻辑顺序紧密联系着展开，才能“包含着许多思想和新鲜玩意儿”。这样，才能恰到好处给予观众真正期待的东西。
接下来，卓别林十分苦恼。他想改变这种简单的思路，但一时又不知道如何来引导观众。但是影片还必须继续拍下去，因此他拍得很慢，有时整个剧组都在等着他决策，但他就是找不到应有的灵感。
每当此时，他干脆暂停拍摄，把自己关在化装室里来回踱步，或者呆呆地一坐几个小时。有时候整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而这时，考尔菲尔德总会装出轻松的样子问卓别林：“思路有了吗？”
卓别林懊丧地说：“糟糕，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我这回真是完蛋了！”
“别着急，慢慢总会想出办法的。”考尔菲尔德先生平静的外表下掩盖着一种暗示：时间过去了，开销又增加了一笔。
这种变相的催促使卓别林感到非常难堪。
有时候，一天眼看要过去，卓别林所有的设计、念头都不理想，无奈中准备离开制片厂时，内心却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再苦思冥想一次，高招突地跳出，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于是考尔菲尔德先生伸出了大拇指，演员、摄影师、工作人员们一扫紧张、焦急情绪，聚光灯亮了，摄影机转动了，笑声传遍了制片厂每一个角落。此时，卓别林对幽默有了更深的见解。
从1916年4月至1917年，卓别林为缪区尔影片公司共创作、导演、主演了12部喜剧片。推出了《百货公司巡视员》《夏尔洛当提琴手》《夏尔洛拍电影》《夏尔洛溜冰》《当铺》《流浪汉》《移民》《越狱》等一部又一部的精品。
这些影片在技巧上日渐成熟，对影片结构与影片的社会功能的把握也加强了，历史感与社会批判已渐渐渗入到追打笑闹之中，体现在流浪汉与他人的关系上。
第一部片子《百货公司巡视员》中，卓别林将自动扶梯与电梯等现代机械搬进影片中，并设计了两个相貌、身高相像的人物，一个是百货公司巡视员，一个是流浪汉。
被百货公司录用的巡视员偷了公司的钱，却不意碰见了混进公司的流浪汉。面对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巡视员怀疑眼前是否有面镜子，于是举手、抓头、放手、歪脑袋，流浪汉也赶快做出同样的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就像是一个人在照镜子一样。
后来公司的一个大块头保安员发现出了问题，却把流浪汉当巡视员抓，流浪汉跳着芭蕾舞步避开其袭击。几个凶神恶煞的大块头在自动扶梯上追赶逃下去的流浪汉。流浪汉好不容易从上升的自动扶梯跑到底部，没劲了，停下脚步松口气，扶梯马上又升上去，差点被跑下来的大块头抓住。
他一惊又拼命往下跑，大块头也使劲追，但总是差一点。流浪汉跑得精疲力竭，动作慢了一点，扶梯又升上去，吓得又没命地跑。观众看了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而《夏尔洛当提琴手》则重在感情色彩：流浪汉以拉小提琴谋生。酒店里有5个乐师组成的乐队在为人们演奏，获取小费。流浪汉也把帽子伸向一个个顾客乞讨。
他被酒店的人赶走后，来到乡下。看见一个被吉卜赛人收留的姑娘在洗衣，于是他空着肚子彬彬有礼地为姑娘演奏，博得了其好感。这被其他吉卜赛男人视作破坏了吉卜赛人的规矩，他们恼怒地鞭打姑娘，追逐提琴手惩罚他。
一座豪宅中，一个贵妇人在看一张小姑娘的照片，面露悲伤沉思的神情。
流浪汉凭机智勇敢救出了姑娘，却被吉卜赛大汉抓住把脑袋按在洗衣桶里。后来他们终于坐着大篷车逃跑了。
他们在风景优美的野外露宿，提琴手把自己一只臭袜子洗干净，然后为姑娘擦去脸上和脖子上的灰尘，用铁榔头砸开鸡蛋来吃，他们有了感情。
他们又碰上一位画家，画家让漂亮的姑娘做模特儿，给她画了一幅画像。这幅画在一次画展中获得了奖。贵妇人来到画廊参观，看到了那幅画，发现画上姑娘手臂上的一处胎记。妇人激动得要倒下，人们扶着她，画家走了过来。
原来画上的姑娘是她的女儿，在小时候走丢了，被吉卜赛人收养。于是，画家带着贵妇人找到了她女儿。提琴手发现紧紧拥抱着的母女，他跑过去推开妇人，怀疑她与她丈夫对姑娘怎么样。画家告诉了他这一切，母亲送钱给他表示感谢，他推开钞票。
母亲把女儿拉上车和画家一起开着汽车走了。提琴手希望破灭，垂头丧气靠在大篷车上。这时汽车上的姑娘坐不住了，拿起望远镜向后看着，眼里含泪。她母亲发现后吩咐司机把车开回去，姑娘跳下车，跑过去抱着提琴手，惊喜的提琴手拾起琴，从大篷车上拿出帽子和手杖，跟姑娘一起上了汽车远去。
整个故事情节复杂，起伏跌宕，令观众同情、悲喜交加。
在《夏尔洛夜归》中，卓别林演的是独角戏，只是开场时出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把喝醉酒的绅士送回家。
卓别林装扮成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绅士，演的是在自己家中的独角戏。一个人在银幕上折腾了半个小时之久，却使观众毫无厌倦之感，反而觉得新奇有趣。这得益于他从观众心理出发的夸张的想象，妙趣横生的设计、表演。
跟他演对手戏的，是他的家具、摆设、装饰品。因为他醉眼迷蒙，又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这样就连平时摆放在那儿不动的家具、设施都“不听话”了。作为一个绅士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于是成了一场战斗似的。
桌子转动起来，就是要他拿不到威士忌酒瓶，楼梯的梯级也在他脚下向后退缩，铺着的熊皮活过来，张牙舞爪地要咬他，大钟摆也像是要扼死他，连床柜也与他展开了搏斗，最后他精疲力竭地躲进了浴室的澡盆里。真是想象力奇特丰富，诡异夸张。
在《当铺》中，卓别林对人物性格作了较为深刻的描写。
夏尔洛在一家当铺找到了工作。不久，他热心、多情、好表现的性格就显露出来，他工作卖力，爱上了老板的女儿，又挫败了一桩盗窃案，得到老板的信任。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心情，更殷勤地讨好老板的女儿。这引起与他竞争的另一个店员的嫉恨。
影片内容继续发展时，卓别林就在看似平常的情节中，注入了“惊奇和紧张的成分”。
一个顾客拿了个闹钟来修理，夏尔洛热心地接下了。他很严肃地干起来，十分专注，小胡子一耸一耸，他越来越认真。顾客惊讶地看了一眼，夏尔洛示意没问题。他睁圆了眼，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力，额上冒出了汗珠，嘴唇咬得紧紧的，终于干完，但神情紧张。顾客探着脑袋在挡板上观看，先是惊愕，继而暴跳如雷。
另一个店员冷笑着叫老板。镜头抬高，越过挡板，闹钟不见了，只有桌上七零八散一堆零件。原来夏尔洛实际上是把闹钟拆开，拆开后却又无法复原。他为自己的轻率与好表现付出了代价，老板毫不留情地解雇了他，他则在另一个店员的嘲讽表情前，为保住饭碗乞求让他复职。
这种幻想与现实的冲突，能使观众在产生紧张的心理之后发出笑声，同时思索起关于这个人物的一些问题。
在1917年初的《安乐街》中，卓别林从公园、海滨、银行、拳击台、游艺场更拓宽了眼界：正视贫民区里的犯罪现象和悲惨景象，对某些社会现象有了清晰的分析。
《安乐街》的破旧房屋住满了穷人，他们还要受歹徒、恶棍的欺凌；教会只能让穷人们学会忍受，而不能让统治这条街的坏人向善。派到街上值勤的警察每每却被歹徒打伤送回。
失业的夏尔洛走进福音堂，偷了神台上的募捐款。可是当女慈善家美丽的眼睛注视着他时，他马上无地自容，悔过自新，并到警察局去应征当警察。
警察局长坐观恶棍在安乐街为所欲为，天真的夏尔洛被派到那里执勤。恶棍当着他的面将街边的煤气灯座杆折弯，以显示自己的厉害，企图降服他。夏尔洛毫不畏惧，搬起灯座把恶棍打倒，吓得恶棍的手下发抖。
恶棍带着一班手下砸掉了警察局，夏尔洛回到安乐街。他对女慈善家情有独钟，帮助她抚养一群贫困儿童。恶棍还不放过他，带人找上门来大打出手，女慈善家的事业被毁，并不幸落到一个吗啡鬼手中。
夏尔洛把街边的煤气灯向恶棍的脑袋扳下去，用煤气熏昏了恶棍，但这却是他梦中的胜利。后来，他设法去解救女慈善家时，被意外注射了一针吗啡，竟变得力大无穷。于是，恶棍及手下的人都被他制服，安乐街秩序从此安定。
卓别林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现象，他不但在片头写上字幕“爱情得有武力撑台，宽恕带来希望与安谧”的幽默，而且在导演手法上，巧妙地利用细节揭露、谴责了社会黑暗的内幕。如扮演警察与扮演歹徒的是同一班演员，只是身着不同的服装出场而已。以此讽刺、抨击警察局长与街头恶棍暗地里相互勾结、欺压穷人的社会现实。
《安乐街》是卓别林的最后一部舞剧片，也可以说是他的一系列社会讽刺片的开端，卓别林的电影艺术风格就此产生了较大变化。
在这部片子中，他以独创的喜剧艺术手法来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见解。此时，夏尔洛的艺术形象已不同于此前，他赋予了这个形象以越来越深刻的社会现实批判内容，使这个艺术形象第一次显示出带有普遍而深刻的思想性的光辉。
1966年，卓别林回顾这一时期时，曾对朋友说：“我不再以流浪汉去投其所好。他就是我自己，一个可笑的精灵，某种在我内部的东西，我必须把它表现出来。”
到1917年6月，卓别林的视线进一步深入，视野进一步开阔，由一条街到了海洋与港口，这就是他在缪区尔拍摄的最重要的影片《移民》。在这部片子中，他更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社会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躲避战乱的人们把没有战火的美国看作是天堂一般的自由世界，大批的外国移民希望在美洲大陆找到幸福。
夏尔洛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改过去单枪匹马闯荡社会的形象。他同许多人一道挤在客货轮船的统舱里，横越大西洋。他又在三等舱里碰见了孤苦无依的母女俩，夏尔洛自己虽身无分文，却很同情她们，自愿充当姑娘的保护人，其实却力不从心。
轮船颠簸在海上，一个歹徒偷去那母亲的项链和钱。夏尔洛发现后就去跟歹徒赌钱，赌赢了对方的钱还有一把手枪。当他转身弯腰拿自己的手杖帽子时，歹徒举起了刀想下手，却又扔下刀高高举起双手，因为头朝下的夏尔洛发现后拿着手枪从两腿之间瞄准了他。夏尔洛送给了母女俩一些钱。
在拍到轮船抵达纽约港时，卓别林用了一个著名的象征与对比的长镜头：在高高的自由女神严正目光注视下，一大群牛被赶出轮船底层时，一批移民也从统舱中涌出来，人与牛一起被赶上埃利斯岛。
这个镜头是具有象征意味的，那些远涉重洋而来的移民，其命运与牲畜一样。
接下来，经移民局的官员检查后，夏尔洛与母女俩在港口分手，各自去寻找自由的前程。但最后，在新世界里出尽洋相的夏尔洛，与姑娘又在一家饭馆不期而遇。看上去两人仍同来时一样穷困，他们坐下谈话时，姑娘无意中拿出一块镶了黑边的手帕，这暗示其母亲已经不幸去世。
夏尔洛虽然一文不名，却大方地请姑娘吃饭。但是每当大个子堂倌把账单递给他时，他总是结不了账，只好又要下一种食物。后来他发现大个子堂倌把一顾客交的硬币掉在地上，便同大个子斗智，用脚踏住硬币。后来终于设法拿到了这枚硬币，用来付账。
但这却是枚假币，于是两人又周旋起来。这时，一位有身份的顾客邀请姑娘说话，他把钱放在托碟里。堂倌找回他几个硬币，然后去找那个使用假币的人算账，夏尔洛乘机把自己的账单放在那个托碟里，渡过了难关。
后来，夏尔洛与姑娘路过婚姻登记处时，突然向姑娘求婚；抱着她跨过门槛，这暗示两个命运相同的人将连为一体、共同面对新生活的勇气。
同以往一样，卓别林自己为影片作曲。他为这部片子定的基调，是受了一支老歌曲《格伦迪太太》的启示。曲调在凄凉中透出亲切，渲染了两个孤苦的人相依相靠的气氛。
《移民》是卓别林早期影片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他是卓别林第一次真正关注社会的现实生活，第一次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批判的意义。表明了卓别林正努力从“观众的奴隶”的误区中走出来，自觉地用艺术表现对生活的独特观察。也标志着卓别林正从一个喜剧明星向艺术家的目标迈出坚实的一步。
敏锐的历史感，含蓄的社会批判，象征和对比的手法，打动了欧、美、亚、澳的观众。法国的观众在观看他的影片时，将他饰演的流浪汉称作“夏尔洛”。从此，全世界的观众就都把他在一系列影片中创造的这类艺术形象，统称“夏尔洛”。
而这个风行于世的“夏尔洛”的称呼，是卓别林着了魔似的、全身心地投入，付出了巨大的脑力、体力劳动才换来的。就拿《移民》来说，他不单是主演、导演、编剧，还亲自掌握摄影，每一个镜头都拍上10次甚至30次。
他让他的摄影师罗利拍了1.2万米以上的胶片，最后按他的要求剪下来只剩500米，从几十个试拍的画面中选出最好的剪接起来。卓别林连续工作100个小时，4个晚上都没睡觉休息。到最后满意地离开工作现场，回到洛杉矶海滨春街的旅馆时，他已是满身灰尘，胡子拉碴，劳累得连路都走不动，倒头便睡。
有的评论家谈到，卓别林在艺术上崭露头角的同时，出色而又朴实无华地创造了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艺术，他的流浪汉是电影史上第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此时的卓别林，放弃了信手拈来的廉价噱头，而赋予每部影片一个严肃的主题。他的目光开始探询深刻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观众看他的影片，不只是笑，笑后要流泪。笑完了，流完泪了，还会回味无穷。
卓别林的第一批影片发行到了国外，在电影的发祥地，法国引起的轰动最为强烈。不但平民百姓喜闻乐见，在上层社会和学者名流中也获得好评。绘画大师毕加索、先锋派诗人阿波里拿、文艺评论家爱里·富尔，还有年轻的作家路易·阿拉贡，从不错过欣赏卓别林影片的机会。
在卓别林顺利地为缪区尔影片公司拍完最后一部片子《夏尔洛越狱》后，他与该公司的合同也将期满。
1917年6月的一天，卓别林从制片厂去洛杉矶市内体育俱乐部，在顶楼他的会员室休憩。洗浴完后，他腰部围上一条毛巾。拿过小提琴，赤着脚在地毯上惬意地走来走去，拉着名曲《霍夫曼的故事》。
他正陶醉在琴声中时，雪尼走进了房间。这次他又为卓别林带来一个爆炸性消息：“嗨，卓别林，我宣布现在你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了。我刚跟第一国家影片公司谈成交易，你替他们拍8部喜剧片，报酬是120万美元。”
雪尼兴奋得声音都变了，可卓别林并没停下小提琴弓，他一边拉一边听，然后嘴里应道：“哦，我想这太好了。”
雪尼不解地看着弟弟，突然他大笑着说：“真有意思，当你听到我为你签订了120万美元的合同后，竟然是这样一种反应。”
卓别林是全世界的电影演员中，第一个在1917年夏天签订百万美元以上的合同，跻身百万富翁之列的。这件前所未有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不激动是假的，当时他其实是在用不停地演奏来掩饰他内心的冲动。
但此时的卓别林已不同于两年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既清楚它的分量又清楚它不同寻常的含义。这要求他比别人付出得更多，做得更好，表现得更佳，时间要抓得更紧，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要求更高。
他很清楚：“神话般的落到口袋中的钱不是那么好赚的。”为了使工作、生活更方便些，卓别林马上聘了一个秘书，雇了一个仆人。那天他在洛杉矶市内，走过一家汽车公司的样品房，看到一辆当时美国最华丽考究的“奇迹”牌汽车，便抬腿进店：
“这辆车多少钱？”
“4900美元。”
“我要了。”
店员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做成一笔大生意，又说：“您应该要看看它的机器。”
其实他是想与突然闯进来的阔佬再好好谈谈价钱。
但卓别林的时间抓得很紧：“不必了，反正我不懂那玩意儿，看不看都一样。”
说完，他便马上在购车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大名，并随即雇了日籍司机小野。因为他急于为第一国家影片公司马上开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