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一代舞后意外去世
1924年9月，邓肯掀过了她生活中苏联之旅的一页。按照合同，她到了德国演出。9月30日凌晨，邓肯登上了飞往康尼格斯堡的飞机。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充满了新的失望和不幸的日子，当她到达柏林时，才知道她签订的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纯粹是一场骗局。邓肯立时陷入困境，许多曾经的朋友都避而不见。
更令人寒心的是，几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姐姐伊丽莎白也不理她了！伊丽莎白的周围都是一些大腹便便的富翁，她那所设在波茨坦的学校也断然拒绝邓肯的加盟。
雷蒙德在法国尼斯，邓肯想去那儿求援，法国方面马上传来消息，不能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签证。
邓肯被迫将自己出场的价额一降再降，仅仅能维持基本的吃和住，经纪人却在其中大发横财。布卢特内尔大厅里，观众高涨的热情使邓肯暂时忘记了窘境。
幸运的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朋友每天给邓肯送来一块烤牛排，他对邓肯说：“我没有钱，买不起更好的东西。但是，你一定要挺过去，伊莎多拉，全世界不能没有你的艺术。”
还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留学生，歌手马丁和钢琴师阿伦·科，虽然他们的津贴十分有限，但他们总是为邓肯拿出最后一个便士。当他们也一文不名时，就写信给外地的朋友，托他们找邓肯在当地的朋友，给予支援。
邓肯在绝望之中，忽然收到一笔来自美国的汇款，有几百美元。而此时，好友塞西尔·索雷尔恰好帮她搞到了签证，邓肯又到了巴黎。
到巴黎不久，邓肯就病倒了，支气管炎，牙痛，神经衰弱，弄得她痛苦不堪。
雷蒙德多年来经营手织地毯和布匹，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带着病中的邓肯离开了潮湿多雾的巴黎，南下气候宜人的里维埃拉。
雷蒙德一直是个禁欲主义者，他担心这对邓肯的健康没有好处，便在尼斯的加利弗尼亚区为邓肯租下了一家小剧院。邓肯的心情慢慢好转。
1925年4月的一天，邓肯在内格雷斯科旅馆附近的海滨浴场休息，被苍蝇叮了一下。她当时没有在意，不料几天后右臂就剧烈地肿胀起来，只得让医生用刀割开肿胀的部位。她在卧床期间，对前来看望的作家乔治·莫尔韦说：“真的没用了，一只苍蝇都可以把我打倒。”
莫尔韦笑着说：“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但是命运能让人变得坚强。伊莎多拉，你是一个打不倒的人！”
这时，美国一家出版商找到了邓肯，他们愿意以重金买下她的回忆录。乔治一听，兴奋地对邓肯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么多年了，你完全能够写出一本好书，不仅仅是畅销，而是不受外界干扰，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演，用语言文字演绎自己的思想感情。”
邓肯在乔治和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鼓励下，拿起笔来，她有时自己写，有时口授给速记员，进展较顺利。持续了两年，回忆录写到一半，这就是流传于世的《邓肯自传》。但遗憾的是，这本传记永远只是半部。
1925年秋，稍稍宽裕一些的邓肯又闲不住了。她还是想办学校。她想，倘若能与法国共产党合作，在他们的赞助下创立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无产阶级儿童学习舞蹈的学校，他们一定会同意。
她请来了曾为她担任过秘书的小说家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自信地说：请他们给我送来1000名学生，我会让他们创造奇迹。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就像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强健、自然等一切印记。如果我们善于引导，让他们通晓舞蹈的含义，那么所有的孩子都能跳舞。形体训练尚在其次，首先必须培养孩子们的心灵。
“我会将我最优秀的学生从莫斯科接到这里，她们将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班长，由我为她们提供衣食。但你得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强调，要实现这一切，务必有足够的资金。”
法国共产党对邓肯的提议很感兴趣，他们专门派了一位代表来与邓肯商讨有关经济问题。但谈判进展缓慢，因为法共内部意见不一，代表们犹豫不决，大半年过去了，这件事依然未能拍板，来自法共的回音总是温和的“继续考虑”4个字。
1925年岁末，邓肯接到了艾尔玛发自莫斯科的电报：叶赛宁死了！邓肯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其中说：
谢尔盖的死使我大为震惊，我痛哭了好久。他似乎经历了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我自己也遭受了一系列的灾难，以致时常想到随他而去，不过我会选择投海。但目前我还不能这样做，我有一个未来的计划需要完成。
这个“未来的计划”就是指邓肯还在苦苦努力地与法共合作办一个千人规模的学校。
不久，邓肯接受英国联合报刊驻尼斯记者的采访，最后她沉痛地说：“现在全世界都在笑，而我却在哭。”
1926年9月10日，邓肯在巴黎举行了一场李斯特专场作品的演出。期间，法国诗人让·科克多朗诵了他的成名作《埃菲尔铁塔的婚礼》，而后，又即兴朗诵新作《俄耳浦斯》。
俄耳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善弹竖琴的歌手，邓肯在诗歌婉转的旋律里听到了缥缈的琴声，她翩翩起舞，仿佛又回到了希腊那神话般的氛围中。
不久，邓肯决定拍卖她在涅宜的住宅。那是一块伤心之地，她的两个孩子就是从那里出去被塞纳河水夺去了生命。另一个原因则是她负债累累，1922年的一笔3000法郎的欠款，加上高额利息，到1926年已超过了10000法郎。
11月24日，邓肯接到了莫斯科法院的通知，鉴于她是叶赛宁的遗孀，确定她有叶赛宁财产的继承权，一共约40万法郎。这笔钱对邓肯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她的口袋里连吃下一顿饭的钱都没有了。
但她不为所动，马上草拟了一份电报，发往莫斯科法院的首席法官，声称放弃对叶赛宁财产的一切权利，并建议将其赠与叶赛宁的母亲和妹妹，她们比她更迫切需要这笔钱。
第二天，法院就以31万法郎的低价卖出了涅宜的住宅。
这笔钱很快就被她以前欠的各种债务侵蚀一空。不久，她托身的吕特蒂阿旅馆的办公室给她送来了一张账单，9000法郎！信封内附有便条：
如果这张账单不能在当晚付讫，邓肯女士必须搬出此室。
有生以来邓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被勒令离开旅馆。她所遭遇的困境，激发起许多文化人的良知。在巴黎上层社会极具感召力的多萝西·爱尔兰小姐的公寓里，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主要议题是迅速成立一个委员会，筹集资金，争取在涅宜住宅第二次拍卖时将其买回，让邓肯重新成为它的主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塞西尔·萨尔托里斯女士、伊奥尔斯卡女士、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先生、乔治·丹尼斯先生和阿尔弗雷多·赛兹先生。
伊奥尔斯卡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女演员，她的古道热肠和大义凛然享誉欧洲演艺界。有一天，她来到了萨布隆斯大街邓肯蛰居的那间阴暗的小工作室里，只见家徒四壁，连一只衣箱也没有，邓肯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书。
伊奥尔斯卡问道：“伊莎多拉，你随身的东西呢？”
邓肯笑道：“就在那儿，那只手提袋里。”
伊奥尔斯卡走过去看了看：“这只有些纸。我问你的衣服放在哪？”
“衣服吗，我都穿在身上了。那个手提袋装着我的全部财富，它们是无价之宝，我的信件和回忆录，那是我感情的全部寄托。”
“伊莎多拉，你还剩多少钱？”
邓肯笑了，她掏出钱包里所有的钱说：“来，咱们一起数数，哦，5法郎，35生丁。”
“真恐怖。你怎么还能安心躺着看书呢？”
“我过得很好，我在读《雅歌》。你能给我读一段吗？”
“现在？不行！伊莎多拉，答应我，为生活作一次让步，如果你能在香榭丽舍大街音乐厅工作两周，他们就会付给你5000法郎，他们马上想和你签合同。”
“亲爱的伊奥尔斯卡，非常感谢你的好意。我不会原谅任何背叛自己艺术的人。艺术是神圣的，除了儿童之外，艺术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东西。”
“伊莎多拉，你不是要办学校吗？办学校离不开钱啊！”
“说实在的，我并不怕没钱。我最怕的是夜晚到来，我总在那时想起我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来，请给我读《雅歌》吧！”
伊奥尔斯卡为此次专访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
我读完此书时，她在哭泣。当她告诉我她仅有5法郎时，她还在笑着。当她告诉我那个已被信件占去一半的手提袋装有她的全部财产时，她仍在笑着。然而，当她听到《雅歌》时，却泪流满面！
的确，这位美国妇女是由神圣的材料做成的。她的名字应流传千古，这位天才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
专门成立的那个委员会举行了大量实际行动：公开募捐、拍卖礼物。但由于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导致效率不高，买回涅宜住宅的钱迟迟没有凑齐，不过这些钱使邓肯的生活大有起色。
1927年夏，许多朋友来到了邓肯的身边，也让她心境豁然开朗，除了玛丽外，还有爱德华·斯泰肯，他于1920年在希腊摄制的一幅邓肯的照片，被誉为最能展示“最伟大的舞蹈家的风采”。艾尔玛·邓肯也来了！她专程从莫斯科赶来看望自己的养母，并汇报学校的近况。
7月8日下午，邓肯在莫加多尔剧院举行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场公开演出。乐队指挥是艾伯特·沃尔夫，节目是邓肯精心选定的，有舒伯特的《圣母颂》和瓦格纳的《绮瑟之死》等。
许多作家、记者、评论家都对那次演出写过印象记，而且是难得的众口一词的颂扬。其中魏尔纳有这样一段描述：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成功，没有过这样的令人入迷，甚至在她年轻时名声显赫的日子里，也不曾如此地动人心弦过。这里有一种神秘的、神圣的东西。
当她表演《圣母颂》时，观众的眼睛没有一只是干的。所有在场的人，评论家、舞蹈家、美术家、音乐家、舞台工作人员等，都看得出神入迷，失去理智。
表演刚刚结束，整个大厅的观众全体起立，鼓掌欢呼。啊，天啦，她取得了这最后一次胜利，是多么美啊！
邓肯为这次演出付出了所有的心力，面对热烈鼓掌欢呼的观众，邓肯含着泪水，只是挥手致意。她将指挥沃尔夫请到撒满鲜花的台上来，一起向观众鞠躬、微笑。她一言不发。而以前每次演出之后，她都会来一段具有轰动效应的讲演。
台下的老朋友们都隐隐感到一丝无言的伤痛。
法国作家亨里特·索雷特意到她的化妆室去向她表示祝贺，后来他描述说：
她躺在那里，尚未完全脱掉的衣裙，露出一双赤脚，疲惫不堪的头靠在迷人的双臂上。她看上去心情沉重，涂有口红的双唇紧紧闭在一起，红发如同古代雕像中的头发那样卷曲着，宛若稻茎无力地搭在肩上。
当时，像有一块石头从天上落下来，砸在索雷的心坎上。他默默地退了出去。
8月12日，美国艺术家罗伯特·钱德勒和克莱门斯·伦道夫小姐主持午宴，邓肯和玛丽应邀出席。来接她俩的是一辆漂亮的布加迪赛车和一位英俊的意大利司机，他叫本奥伊特·法尔凯托，他们一路上谈笑风生，很快成了好朋友。
邓肯喜欢各种类型的车，而法尔凯托是这方面的大行家。他们相约后天一起去英格兰游乐场乘车兜风。
13日，星期二，邓肯应邀到朋友和经纪人奥托伊斯先生家中用餐。他们研究了在里维埃拉和法国其他地区举行冬季巡回演出的可能性。
1927年9月14日晚，邓肯与好友玛丽在尼斯一家位于英格兰大街附近的饭馆里静静地用餐。
玛丽的思绪正在被一种莫名的感觉困扰着。空气中有一种压抑的气氛。她喝了一口酒后说：“伊莎多拉，真奇怪，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邓肯说：“今晚我只乘车出去转转，很快就回来。玛丽，你有些迷信了，抽支烟吧，心情会好些。”
她们离开餐馆，回到工作室。邓肯边等法尔凯托，边打开唱片随着歌声跳起舞来。
听到敲门声，邓肯一把抓起色彩斑斓的红色羊毛围巾，在脖颈上绕了两圈，舞着走向房门去迎接法尔凯托。
当她在门厅里准备出发时，玛丽看了一眼她单薄的衣着说：“伊莎多拉，你最好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你会着凉的。”
邓肯回答说：“不用，我戴上了红围巾挺暖和。”
法尔凯托也在一旁说：“我的汽车不太干净，你披上我的外套好吗？”
邓肯摇了摇头。法尔凯托就转身向汽车走去，邓肯则在后面边舞边跟着。当她在司机身旁落座时，她转过身来向玛丽以及站在工作室门厅里的一位朋友挥手喊道：“再见，朋友，我走向光明去啦！”
汽车启动时，人们见到邓肯将长围巾的流苏甩到了左肩上。汽车全速向前冲去，围巾的一角落在车轮旁边的地上。
玛丽尖叫起来：“你的围巾，伊莎多拉，捡起你的围巾。”
仅仅1分钟不到，汽车戛然而止，人们以为这是为了让邓肯捡起围巾，就一起走上前去，却发现邓肯的头部已经向前倒下去。只见法尔凯托哭着跑出来，一边哀号：“我杀死了圣母，我杀死了圣母！”
红围巾的一部分和流苏被紧紧地缠在车轴上。当疾驶的汽车突然颠簸时，围巾裹紧了邓肯的颈部。上帝以奇特的方式唤回了在人世受苦的孩子，死神在无情地行使使命时，总算不忘以一种出色的方式去配合她追求美和浪漫的个性。它只用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便迅速压碎了她的颈动脉。
朋友们抽泣着剪断厚厚的红围巾，火速把邓肯送往圣罗克医院。然而她的呼吸已完全停止，生命已离她而去。那里的医生们当即就宣布了她的死亡。
天才的舞蹈女神伊莎多拉·邓肯就这样告别了人间，年仅50岁。
§§附录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充满了新的失望和不幸的日子，当她到达柏林时，才知道她签订的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纯粹是一场骗局。邓肯立时陷入困境，许多曾经的朋友都避而不见。
更令人寒心的是，几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姐姐伊丽莎白也不理她了！伊丽莎白的周围都是一些大腹便便的富翁，她那所设在波茨坦的学校也断然拒绝邓肯的加盟。
雷蒙德在法国尼斯，邓肯想去那儿求援，法国方面马上传来消息，不能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签证。
邓肯被迫将自己出场的价额一降再降，仅仅能维持基本的吃和住，经纪人却在其中大发横财。布卢特内尔大厅里，观众高涨的热情使邓肯暂时忘记了窘境。
幸运的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朋友每天给邓肯送来一块烤牛排，他对邓肯说：“我没有钱，买不起更好的东西。但是，你一定要挺过去，伊莎多拉，全世界不能没有你的艺术。”
还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留学生，歌手马丁和钢琴师阿伦·科，虽然他们的津贴十分有限，但他们总是为邓肯拿出最后一个便士。当他们也一文不名时，就写信给外地的朋友，托他们找邓肯在当地的朋友，给予支援。
邓肯在绝望之中，忽然收到一笔来自美国的汇款，有几百美元。而此时，好友塞西尔·索雷尔恰好帮她搞到了签证，邓肯又到了巴黎。
到巴黎不久，邓肯就病倒了，支气管炎，牙痛，神经衰弱，弄得她痛苦不堪。
雷蒙德多年来经营手织地毯和布匹，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带着病中的邓肯离开了潮湿多雾的巴黎，南下气候宜人的里维埃拉。
雷蒙德一直是个禁欲主义者，他担心这对邓肯的健康没有好处，便在尼斯的加利弗尼亚区为邓肯租下了一家小剧院。邓肯的心情慢慢好转。
1925年4月的一天，邓肯在内格雷斯科旅馆附近的海滨浴场休息，被苍蝇叮了一下。她当时没有在意，不料几天后右臂就剧烈地肿胀起来，只得让医生用刀割开肿胀的部位。她在卧床期间，对前来看望的作家乔治·莫尔韦说：“真的没用了，一只苍蝇都可以把我打倒。”
莫尔韦笑着说：“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但是命运能让人变得坚强。伊莎多拉，你是一个打不倒的人！”
这时，美国一家出版商找到了邓肯，他们愿意以重金买下她的回忆录。乔治一听，兴奋地对邓肯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么多年了，你完全能够写出一本好书，不仅仅是畅销，而是不受外界干扰，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演，用语言文字演绎自己的思想感情。”
邓肯在乔治和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鼓励下，拿起笔来，她有时自己写，有时口授给速记员，进展较顺利。持续了两年，回忆录写到一半，这就是流传于世的《邓肯自传》。但遗憾的是，这本传记永远只是半部。
1925年秋，稍稍宽裕一些的邓肯又闲不住了。她还是想办学校。她想，倘若能与法国共产党合作，在他们的赞助下创立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无产阶级儿童学习舞蹈的学校，他们一定会同意。
她请来了曾为她担任过秘书的小说家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自信地说：请他们给我送来1000名学生，我会让他们创造奇迹。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就像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强健、自然等一切印记。如果我们善于引导，让他们通晓舞蹈的含义，那么所有的孩子都能跳舞。形体训练尚在其次，首先必须培养孩子们的心灵。
“我会将我最优秀的学生从莫斯科接到这里，她们将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班长，由我为她们提供衣食。但你得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强调，要实现这一切，务必有足够的资金。”
法国共产党对邓肯的提议很感兴趣，他们专门派了一位代表来与邓肯商讨有关经济问题。但谈判进展缓慢，因为法共内部意见不一，代表们犹豫不决，大半年过去了，这件事依然未能拍板，来自法共的回音总是温和的“继续考虑”4个字。
1925年岁末，邓肯接到了艾尔玛发自莫斯科的电报：叶赛宁死了！邓肯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其中说：
谢尔盖的死使我大为震惊，我痛哭了好久。他似乎经历了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我自己也遭受了一系列的灾难，以致时常想到随他而去，不过我会选择投海。但目前我还不能这样做，我有一个未来的计划需要完成。
这个“未来的计划”就是指邓肯还在苦苦努力地与法共合作办一个千人规模的学校。
不久，邓肯接受英国联合报刊驻尼斯记者的采访，最后她沉痛地说：“现在全世界都在笑，而我却在哭。”
1926年9月10日，邓肯在巴黎举行了一场李斯特专场作品的演出。期间，法国诗人让·科克多朗诵了他的成名作《埃菲尔铁塔的婚礼》，而后，又即兴朗诵新作《俄耳浦斯》。
俄耳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善弹竖琴的歌手，邓肯在诗歌婉转的旋律里听到了缥缈的琴声，她翩翩起舞，仿佛又回到了希腊那神话般的氛围中。
不久，邓肯决定拍卖她在涅宜的住宅。那是一块伤心之地，她的两个孩子就是从那里出去被塞纳河水夺去了生命。另一个原因则是她负债累累，1922年的一笔3000法郎的欠款，加上高额利息，到1926年已超过了10000法郎。
11月24日，邓肯接到了莫斯科法院的通知，鉴于她是叶赛宁的遗孀，确定她有叶赛宁财产的继承权，一共约40万法郎。这笔钱对邓肯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她的口袋里连吃下一顿饭的钱都没有了。
但她不为所动，马上草拟了一份电报，发往莫斯科法院的首席法官，声称放弃对叶赛宁财产的一切权利，并建议将其赠与叶赛宁的母亲和妹妹，她们比她更迫切需要这笔钱。
第二天，法院就以31万法郎的低价卖出了涅宜的住宅。
这笔钱很快就被她以前欠的各种债务侵蚀一空。不久，她托身的吕特蒂阿旅馆的办公室给她送来了一张账单，9000法郎！信封内附有便条：
如果这张账单不能在当晚付讫，邓肯女士必须搬出此室。
有生以来邓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被勒令离开旅馆。她所遭遇的困境，激发起许多文化人的良知。在巴黎上层社会极具感召力的多萝西·爱尔兰小姐的公寓里，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主要议题是迅速成立一个委员会，筹集资金，争取在涅宜住宅第二次拍卖时将其买回，让邓肯重新成为它的主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塞西尔·萨尔托里斯女士、伊奥尔斯卡女士、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先生、乔治·丹尼斯先生和阿尔弗雷多·赛兹先生。
伊奥尔斯卡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女演员，她的古道热肠和大义凛然享誉欧洲演艺界。有一天，她来到了萨布隆斯大街邓肯蛰居的那间阴暗的小工作室里，只见家徒四壁，连一只衣箱也没有，邓肯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书。
伊奥尔斯卡问道：“伊莎多拉，你随身的东西呢？”
邓肯笑道：“就在那儿，那只手提袋里。”
伊奥尔斯卡走过去看了看：“这只有些纸。我问你的衣服放在哪？”
“衣服吗，我都穿在身上了。那个手提袋装着我的全部财富，它们是无价之宝，我的信件和回忆录，那是我感情的全部寄托。”
“伊莎多拉，你还剩多少钱？”
邓肯笑了，她掏出钱包里所有的钱说：“来，咱们一起数数，哦，5法郎，35生丁。”
“真恐怖。你怎么还能安心躺着看书呢？”
“我过得很好，我在读《雅歌》。你能给我读一段吗？”
“现在？不行！伊莎多拉，答应我，为生活作一次让步，如果你能在香榭丽舍大街音乐厅工作两周，他们就会付给你5000法郎，他们马上想和你签合同。”
“亲爱的伊奥尔斯卡，非常感谢你的好意。我不会原谅任何背叛自己艺术的人。艺术是神圣的，除了儿童之外，艺术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东西。”
“伊莎多拉，你不是要办学校吗？办学校离不开钱啊！”
“说实在的，我并不怕没钱。我最怕的是夜晚到来，我总在那时想起我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来，请给我读《雅歌》吧！”
伊奥尔斯卡为此次专访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
我读完此书时，她在哭泣。当她告诉我她仅有5法郎时，她还在笑着。当她告诉我那个已被信件占去一半的手提袋装有她的全部财产时，她仍在笑着。然而，当她听到《雅歌》时，却泪流满面！
的确，这位美国妇女是由神圣的材料做成的。她的名字应流传千古，这位天才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
专门成立的那个委员会举行了大量实际行动：公开募捐、拍卖礼物。但由于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导致效率不高，买回涅宜住宅的钱迟迟没有凑齐，不过这些钱使邓肯的生活大有起色。
1927年夏，许多朋友来到了邓肯的身边，也让她心境豁然开朗，除了玛丽外，还有爱德华·斯泰肯，他于1920年在希腊摄制的一幅邓肯的照片，被誉为最能展示“最伟大的舞蹈家的风采”。艾尔玛·邓肯也来了！她专程从莫斯科赶来看望自己的养母，并汇报学校的近况。
7月8日下午，邓肯在莫加多尔剧院举行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场公开演出。乐队指挥是艾伯特·沃尔夫，节目是邓肯精心选定的，有舒伯特的《圣母颂》和瓦格纳的《绮瑟之死》等。
许多作家、记者、评论家都对那次演出写过印象记，而且是难得的众口一词的颂扬。其中魏尔纳有这样一段描述：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成功，没有过这样的令人入迷，甚至在她年轻时名声显赫的日子里，也不曾如此地动人心弦过。这里有一种神秘的、神圣的东西。
当她表演《圣母颂》时，观众的眼睛没有一只是干的。所有在场的人，评论家、舞蹈家、美术家、音乐家、舞台工作人员等，都看得出神入迷，失去理智。
表演刚刚结束，整个大厅的观众全体起立，鼓掌欢呼。啊，天啦，她取得了这最后一次胜利，是多么美啊！
邓肯为这次演出付出了所有的心力，面对热烈鼓掌欢呼的观众，邓肯含着泪水，只是挥手致意。她将指挥沃尔夫请到撒满鲜花的台上来，一起向观众鞠躬、微笑。她一言不发。而以前每次演出之后，她都会来一段具有轰动效应的讲演。
台下的老朋友们都隐隐感到一丝无言的伤痛。
法国作家亨里特·索雷特意到她的化妆室去向她表示祝贺，后来他描述说：
她躺在那里，尚未完全脱掉的衣裙，露出一双赤脚，疲惫不堪的头靠在迷人的双臂上。她看上去心情沉重，涂有口红的双唇紧紧闭在一起，红发如同古代雕像中的头发那样卷曲着，宛若稻茎无力地搭在肩上。
当时，像有一块石头从天上落下来，砸在索雷的心坎上。他默默地退了出去。
8月12日，美国艺术家罗伯特·钱德勒和克莱门斯·伦道夫小姐主持午宴，邓肯和玛丽应邀出席。来接她俩的是一辆漂亮的布加迪赛车和一位英俊的意大利司机，他叫本奥伊特·法尔凯托，他们一路上谈笑风生，很快成了好朋友。
邓肯喜欢各种类型的车，而法尔凯托是这方面的大行家。他们相约后天一起去英格兰游乐场乘车兜风。
13日，星期二，邓肯应邀到朋友和经纪人奥托伊斯先生家中用餐。他们研究了在里维埃拉和法国其他地区举行冬季巡回演出的可能性。
1927年9月14日晚，邓肯与好友玛丽在尼斯一家位于英格兰大街附近的饭馆里静静地用餐。
玛丽的思绪正在被一种莫名的感觉困扰着。空气中有一种压抑的气氛。她喝了一口酒后说：“伊莎多拉，真奇怪，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邓肯说：“今晚我只乘车出去转转，很快就回来。玛丽，你有些迷信了，抽支烟吧，心情会好些。”
她们离开餐馆，回到工作室。邓肯边等法尔凯托，边打开唱片随着歌声跳起舞来。
听到敲门声，邓肯一把抓起色彩斑斓的红色羊毛围巾，在脖颈上绕了两圈，舞着走向房门去迎接法尔凯托。
当她在门厅里准备出发时，玛丽看了一眼她单薄的衣着说：“伊莎多拉，你最好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你会着凉的。”
邓肯回答说：“不用，我戴上了红围巾挺暖和。”
法尔凯托也在一旁说：“我的汽车不太干净，你披上我的外套好吗？”
邓肯摇了摇头。法尔凯托就转身向汽车走去，邓肯则在后面边舞边跟着。当她在司机身旁落座时，她转过身来向玛丽以及站在工作室门厅里的一位朋友挥手喊道：“再见，朋友，我走向光明去啦！”
汽车启动时，人们见到邓肯将长围巾的流苏甩到了左肩上。汽车全速向前冲去，围巾的一角落在车轮旁边的地上。
玛丽尖叫起来：“你的围巾，伊莎多拉，捡起你的围巾。”
仅仅1分钟不到，汽车戛然而止，人们以为这是为了让邓肯捡起围巾，就一起走上前去，却发现邓肯的头部已经向前倒下去。只见法尔凯托哭着跑出来，一边哀号：“我杀死了圣母，我杀死了圣母！”
红围巾的一部分和流苏被紧紧地缠在车轴上。当疾驶的汽车突然颠簸时，围巾裹紧了邓肯的颈部。上帝以奇特的方式唤回了在人世受苦的孩子，死神在无情地行使使命时，总算不忘以一种出色的方式去配合她追求美和浪漫的个性。它只用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便迅速压碎了她的颈动脉。
朋友们抽泣着剪断厚厚的红围巾，火速把邓肯送往圣罗克医院。然而她的呼吸已完全停止，生命已离她而去。那里的医生们当即就宣布了她的死亡。
天才的舞蹈女神伊莎多拉·邓肯就这样告别了人间，年仅50岁。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