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俄进行巡回演出
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就像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强健、自然等一切印记。
——邓肯
1923年2月11日，邓肯乘“乔治·华盛顿”号轮船，一路伴随着叶赛宁“美国是混账透顶的人类渣滓”的诅咒抵达了法国瑟堡。
邓肯带着剩余的贷款抵达巴黎后，她和叶赛宁径直到了克里永旅馆。她病倒了，躺在床上。
重新回到巴黎，回到欧洲，叶赛宁简直有些受不了。他恨不得立即将对美国的全部记忆都淹没在酒中。一天夜晚，他从外面返回在克里永旅馆的房间，疯子一般打碎所有的镜子，并损坏了房间内的木器。警察到来才把他制服，送到附近的警察局。
邓肯和她的朋友佩克夫人只好又搬到了莱茵旅馆。然后，靠几位有影响的朋友们的帮助，设法从警察局接回了狂暴的丈夫。
叶赛宁一出警察局，邓肯便设法避开那些纠缠不休的新闻记者，和丈夫一起到了凡尔赛，住在特里亚农旅馆。
然而，生性多事而嗅觉发达的美国新闻记者依然闻风紧追，他们的报纸仍在继续报道邓肯和她丈夫的活动。
最终决定，叶赛宁最好返回苏联，而不要再去冒犯法国警察了。
邓肯回到豪华大街后，又开始展望未来。她想要演出，可是难以找到一位经纪人。她的秘书乔·米尔沃德和雷蒙德决定带上乐队在特罗卡德罗剧场为她安排两场演出。由于没有精心组织好，剧场上座率不好。而经邓肯的请求，为在苏联挨饿的孩子们，他们提前支付了演出所应得的收入。所以，这两场演出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余款，能使她再继续演出。
5月27日，在特罗卡德罗剧场举行了首场演出之后，邓肯接待了几位挚友，一小批艺术家和诗人。
叶赛宁却与这些客人格格不入，干脆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后来，当有人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时，他生气地奔了进来，用俄语吼道：“一帮得意忘形的家伙，行尸走肉，一群懒汉邋遢鬼，你们把我吵醒了！”
他抓起一个蜡烛台，朝一面镜子砸去。顿时，碎玻璃落了一地。有几个人试图阻止他，一个仆人给附近的警察分局打了电话。
4名警察很快骑车来到，把叶赛宁带走。叶赛宁还轻声地说：“还是警察好，我跟你们走！”
第二天早上，在朋友们的劝说下，邓肯将丈夫从警察局转送到疗养院。而在叶赛宁的几位朋友的努力劝说下，邓肯才允许把丈夫送进一家普通的精神病院。因为疗养院的收费之高，令人咂舌。
多事的记者们仍然在搜集着她的私生活，并利用以较大篇幅登载社会丑闻和杂谈的报刊进行宣扬。这次邓肯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予以驳斥。
6月3日举行第二场演出后不久，邓肯决定，除了卖掉她在豪华大街的家具，将房子长期租出去，与此时已出院的叶赛宁一起返回苏联，别无其他办法。
家具一件一件地被卖掉了，用这笔钱支付一位每天拿出那张3000法郎的账单来催着要账的裁缝。房子腾空了以后，租给了一个身份不明的苏联人。
随后，叶赛宁就由让娜陪同去了柏林。而邓肯因高烧持续不退，却只得留在巴黎。
没几天，叶赛宁从柏林拍来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
伊莎多拉，勃朗宁手枪定将打死你亲爱的谢尔盖！我亲爱的，假如你爱我，请快来呀，快来！
邓肯急忙将手头上的3幅埃热尼亚·卡里耶尔的油画当了60000法郎，立即赶赴柏林。
这样好的题材美国记者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对邓肯夫妇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进行大肆渲染，仿佛把一个细菌搁在千万倍的放大镜下，让人看到奇异而滑稽的场面：
接见记者的房间光线很暗，但记者可以看见这位著名舞蹈家眼睛周围的黑圈。这使人想起从纽约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伊莎多拉曾经在一次和她粗野丈夫的争执中被打得眼圈发青。伊莎多拉解释说：“那是描眉笔画的。”
流言四起。可邓肯顾不得那么多了，去柏林前夕，她给《纽约论坛报》的巴黎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体现了邓肯对叶赛宁、对艺术、对命运的深刻理解：
我写这些事实是为了公正地对待叶赛宁，你们曾两次捏造说他打过我。我了解，这是美国新闻界拿别人的不幸和灾难开玩笑的一贯伎俩。但是，对这位从18岁起就饱受战争和饥荒恐怖的年轻诗人来说，的确命中注定眼泪多于欢笑。我想，世上所有母亲都会同意我的看法。
谢尔盖·叶赛宁是个伟大的诗人，而且，在正常状态下，是一个心灵很美的人，所有的人都喜欢他。
高尔基曾对我说过：“自有果戈理和普希金以来，我们还没有过像叶赛宁这样伟大的诗人。可惜，果戈理死于精神病，普希金早年遇害，诗人们的命运都带有悲剧色彩啊！”
你们可以想象，发生的事情使我深深地悲伤难过。我把叶赛宁从生活困苦的苏联带出来，是为了替世界拯救天才。他现在要回到苏联去，是为了保全他的理性。我知道，世界上会有许多颗心和我一起祈祷，希望这位想象力丰富的伟大诗人会得到拯救，在未来创造出人类十分需要的美。
当邓肯的汽车开到柏林阿德龙饭店门前，叶赛宁直扑过来，他越过司机的头顶，投入了她的怀抱之中。他们拥抱着，长长地亲吻。叶赛宁跪在邓肯跟前，不停地呼唤着她。
1923年8月5日，在外辗转奔波了近15个月后，邓肯和叶赛宁抵达莫斯科。莫斯科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艾尔玛和什尼切尔都在其列。
叶赛宁踉踉跄跄地走下了车梯。终于回到苏联所激起的巨大的感情波澜，连同进入故乡边境后就不断吞入肚里的伏特加酒，使他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
当他们来到学校时，校园里冷冷清清。孩子们都到农村避暑去了。叶赛宁一头倒在躺椅上。在他沉睡时，邓肯讲述着旅途见闻，让朋友们一饱耳福。
午饭后，邓肯建议马上去乡下看看为避暑临时迁去的学校。同孩子们分离一段时间以后，她很想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在艾尔玛指导下进步如何。
他们租了一辆汽车，在莫斯科郊外崎岖不平的简易马路上颠簸。醒过酒来的叶赛宁看见了一群悠闲的母牛，兴奋得跳了起来，头重重地磕在汽车顶篷上。他一边揉着痛处，一边伏在邓肯的肩上说：“没有母牛就没有农村，没有农村的苏联是无法想象的。”
他们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当他们来到通向学校的庭园时，夜幕已经降临。
孩子们听说老师回到了莫斯科，便派出侦察员，等老师一到便由他们用灯笼发出信号。邓肯一跨出汽车，孩子们便翩翩起舞，簇拥着她进入屋里。
学校一切正常。孩子们的舞蹈越来越迷人，叶赛宁用手拍打着膝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恨不得也加入到那支生动活泼的队伍当中去。
尽管这里有快乐的孩子们的陪伴，但邓肯并未在乡间久留。转天，大雨倾盆，她极度郁闷，叶赛宁决定回城，她只好陪着他进城。
当他们再次来到普列特奇斯坚卡时，因为一件小事，他们又吵起来了。叶赛宁将屋子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之后，一走了之，3天杳无音信。
邓肯天天彻夜难眠，一到清晨，她就起床在外面逡巡，她不断地对艾尔玛说：“他一定遇到什么事了。他受伤了，出事了，得病了。”
白天，她在焦躁不安的等待和急切的盼望中度过。到了傍晚，她又喃喃自语：“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
经过3天忐忑不安的等待，邓肯决定远远离开莫斯科，到别处去度过夏季余下的日子。
她出去买了两张当晚去高加索基斯洛沃德斯克的火车票。认定在她的生活中叶赛宁插曲已告结束，邓肯不禁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开始重新收拾行装。
让娜留在巴黎未来，艾尔玛亲自为养母准备旅途用品，她惊讶地发现，邓肯的衣服少得可怜，她甚至连一件睡衣也没有，衣箱空空如也，仅有的几件刚好够换洗，都是在苏联买的。
艾尔玛问道：“我记得您原来有很多漂亮衣服的。”
邓肯苦笑着说：“我在纽约和巴黎买的那些新衣服没过多久就一一不见了，开始我怀疑让娜，后来我才偶然发现叶赛宁的一只皮箱里躺着我几天前刚从豪华大街上买的一件黑睡衣。我的衣服陆陆续续不翼而飞，钱就更不用说了。”
艾尔玛不满地说：“您应该以牙还牙，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打开叶赛宁所有的箱子，拿回您自己的东西！”
邓肯赶紧阻止：“我们不能这么办。他有一种怪癖，不准别人碰他的箱子。好几次他威胁说，如果我胆敢瞧瞧他箱子里的东西，他就开枪打死我。我知道他在一只箱子里藏着一把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我们可不能轻易动他的箱子。”
艾尔玛狡黠地一笑：“反正他不在这儿，我们请个锁匠来，打开瞧一瞧再关上，他察觉不了的。”
艾尔玛便出去找技术高超的锁匠，锁匠用精妙的技艺打开了那把精妙的锁。里面除了几页稀疏的诗稿外，都是邓肯的衣物，包括演出穿的裙子。
这时，叶赛宁伴随着一声狂吼闯了进来：“是谁敢动我的箱子？我要杀了他！”
艾尔玛连忙把锁匠推到身后，走上去解释说：“我们都以为你不回来了，才准备将你的箱子搬出去，因为我们也要走了。”
叶赛宁这才平静了一些。随即，他走向一只箱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挑出其中一把，打开了一只皮箱。当他正忙于拿出他所要的东西时，邓肯走过去，飞速拿出了一件衣服。
这一下倒是分散了叶赛宁的注意力：“走？你要到哪里去？”邓肯平静地说：“永远离开你。”
叶赛宁看着她。邓肯转过身。叶赛宁转过去，看着她。邓肯再转过去。
叶赛宁轻轻地绕到邓肯的后面，倚在沙发上，俯身对着邓肯说：“伊莎多拉，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
邓肯的决心一下就被打碎了，她张开双臂抱着叶赛宁金色的头：“谢尔盖，和我们一起走吧！”
叶赛宁却说：“伊莎多拉，我爱你。但我暂时不能去，我们正在努力，政府或许会把我召进克里姆林宫，商谈拨款给我们办杂志的事。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不能走啊！等我将一切安排好了，我就来找你。我们也许会在克里米亚相聚。”
晚上，叶赛宁赶到了车站为邓肯送行。他难得一回那么清醒而安详，脸上挂着纯真的笑意，充满感情地和邓肯道别。
火车启动了，邓肯不停地向叶赛宁挥舞着手中的纱巾，直至那一头金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邓肯起程前往高加索的基斯洛沃德斯克。这是苏联的疗养胜地，那里有温泉，含矿物质的泉水装瓶运出，行销全国各地。
邓肯和艾尔玛经过两天半的奔波，于8月的一个清晨6时到达这个小镇。
邓肯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早晨，她用令人精神焕发的矿泉水洗浴，中午在库尔豪斯进餐，随后在附近风光旖旎的乡间乘车兜风，傍晚又回到库尔豪斯用餐，饭后去剧院看戏或听交响乐队演出的音乐会。这样生活了一周左右。她感到有些厌烦了，决心振奋起来做些事情。于是，她决定在高加索巡回演出，首场演出在基斯洛沃德斯克举行。
基斯洛沃德斯克虽然是一个小镇，但人声嘈杂，秩序混乱，有关暴动的消息时有耳闻。这是邓肯在高加索的第一站，她的心里掠过少有的紧张。
剧场座无虚席。而两名全副武装的肃反官员几乎与邓肯同时登台，他们郑重地告诉邓肯：“斯拉夫进行曲》有‘上帝保佑沙皇’一段，所以务必取消。”
邓肯用结结巴巴的俄语竭力解释说：“我在十月革命4周年的纪念会上，曾在所有的共产主义领袖们面前用舞蹈表演过这支乐曲，卢纳察尔斯基同志曾为此写了热情洋溢的赞誉文章。我已在世界各地表演过这个节目，现在不准备在一个苏联小镇放弃这一节目。”
但肃反官员是不懂舞蹈的，他们寸步不让。邓肯不屑继续与他们交涉，径直绕过帷幕走到台前，面对着急切等待着的观众。第一阵热烈的掌声平息后，她问剧场里是否有人能将她的话译成俄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男士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愿意提供帮助。
邓肯说道：“后台有几位警察局的官员。他们来逮捕我！如果我今晚为你们表演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他们就要逮捕我。但是即使他们事后拘捕我，我也要跳这支乐曲。无论如何，监狱也不会与大旅馆的客房相距太远吧！”
此时，那位主动担任翻译的人大声说：“邓肯同志，您不必担心。我以伊斯普尔科姆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准许您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进行曲。”
观众们激动万分，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和掌声。邓肯嫣然一笑，向主席致谢后退回了后台。
两位契卡官员只好离开了舞台，邓肯再次出场。她对柴可夫斯基的两部作品以及《国际歌》的戏剧性处理掀起了观众们感情上的波澜，如潮的喝彩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上万观众一齐欢呼。邓肯鞠躬致谢。
当演出结束，邓肯回到旅馆，才知道她的秘书什尼切尔已被逮捕。邓肯怒火中烧，却又束手无策。
来访的作家马克斯·伊斯门了解了情况后，告诉邓肯：“军事部长托洛茨基同志正在这里，不妨请他帮忙。但他不见任何人。这样吧，我因为给他写传记，有机会接近他，你写一张便条，我帮你递进去。”
几天后，伊斯门捎了话来：“事已办妥，平安无事。”
果然，什尼切尔毫发无损地出来了。
风波之后，邓肯觉得，如果迁往更边远的地区对她和她的朋友们也许会安全一些。因而她决定前往里海岸边的石油名城巴库。
到达巴库后，邓肯到欧罗巴旅馆。她刚一露面，旅馆老板和他的夫人就迎了过来。他们向她问好，欢迎她的到来。他们告诉邓肯，很早以前，他俩在德国见过她。邓肯美妙的舞姿已成为他们珍贵的回忆。
在邓肯逗留期间，他们对她关怀备至，并且总是亲自做这做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让她住得舒服一些。
一次，在一个小俱乐部里，邓肯为工人子女们举行了一场免费的午后演出。在节目开始前，她把几个孩子叫上舞台，给他们上了舞蹈训练的第一课。随后她表演了几支舒伯特的圆舞曲、《音乐瞬间》以及肖邦的小夜曲。
小观众们兴高采烈地发出发自内心的热烈的喝彩和掌声。
邓肯决定接受几名有舞蹈天赋的孩子进入她所执教的莫斯科舞蹈学校学习。让他们接受几年训练，然后返回巴库去教其他的孩子们舞蹈。国家石油公司已经同意资助。但在一番讨论之后，由于缺少有远见卓识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这项计划无法实现。
邓肯十分喜爱孩子们，她仍为孩子们安排了一个特殊的盛会。通过旅馆德国老板的热情帮助，她请来了小管弦乐队。在他们的伴奏下，她指点艾尔玛排练了许多她大约在20年前自编自演的舞蹈节目。
——邓肯
1923年2月11日，邓肯乘“乔治·华盛顿”号轮船，一路伴随着叶赛宁“美国是混账透顶的人类渣滓”的诅咒抵达了法国瑟堡。
邓肯带着剩余的贷款抵达巴黎后，她和叶赛宁径直到了克里永旅馆。她病倒了，躺在床上。
重新回到巴黎，回到欧洲，叶赛宁简直有些受不了。他恨不得立即将对美国的全部记忆都淹没在酒中。一天夜晚，他从外面返回在克里永旅馆的房间，疯子一般打碎所有的镜子，并损坏了房间内的木器。警察到来才把他制服，送到附近的警察局。
邓肯和她的朋友佩克夫人只好又搬到了莱茵旅馆。然后，靠几位有影响的朋友们的帮助，设法从警察局接回了狂暴的丈夫。
叶赛宁一出警察局，邓肯便设法避开那些纠缠不休的新闻记者，和丈夫一起到了凡尔赛，住在特里亚农旅馆。
然而，生性多事而嗅觉发达的美国新闻记者依然闻风紧追，他们的报纸仍在继续报道邓肯和她丈夫的活动。
最终决定，叶赛宁最好返回苏联，而不要再去冒犯法国警察了。
邓肯回到豪华大街后，又开始展望未来。她想要演出，可是难以找到一位经纪人。她的秘书乔·米尔沃德和雷蒙德决定带上乐队在特罗卡德罗剧场为她安排两场演出。由于没有精心组织好，剧场上座率不好。而经邓肯的请求，为在苏联挨饿的孩子们，他们提前支付了演出所应得的收入。所以，这两场演出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余款，能使她再继续演出。
5月27日，在特罗卡德罗剧场举行了首场演出之后，邓肯接待了几位挚友，一小批艺术家和诗人。
叶赛宁却与这些客人格格不入，干脆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后来，当有人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时，他生气地奔了进来，用俄语吼道：“一帮得意忘形的家伙，行尸走肉，一群懒汉邋遢鬼，你们把我吵醒了！”
他抓起一个蜡烛台，朝一面镜子砸去。顿时，碎玻璃落了一地。有几个人试图阻止他，一个仆人给附近的警察分局打了电话。
4名警察很快骑车来到，把叶赛宁带走。叶赛宁还轻声地说：“还是警察好，我跟你们走！”
第二天早上，在朋友们的劝说下，邓肯将丈夫从警察局转送到疗养院。而在叶赛宁的几位朋友的努力劝说下，邓肯才允许把丈夫送进一家普通的精神病院。因为疗养院的收费之高，令人咂舌。
多事的记者们仍然在搜集着她的私生活，并利用以较大篇幅登载社会丑闻和杂谈的报刊进行宣扬。这次邓肯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予以驳斥。
6月3日举行第二场演出后不久，邓肯决定，除了卖掉她在豪华大街的家具，将房子长期租出去，与此时已出院的叶赛宁一起返回苏联，别无其他办法。
家具一件一件地被卖掉了，用这笔钱支付一位每天拿出那张3000法郎的账单来催着要账的裁缝。房子腾空了以后，租给了一个身份不明的苏联人。
随后，叶赛宁就由让娜陪同去了柏林。而邓肯因高烧持续不退，却只得留在巴黎。
没几天，叶赛宁从柏林拍来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
伊莎多拉，勃朗宁手枪定将打死你亲爱的谢尔盖！我亲爱的，假如你爱我，请快来呀，快来！
邓肯急忙将手头上的3幅埃热尼亚·卡里耶尔的油画当了60000法郎，立即赶赴柏林。
这样好的题材美国记者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对邓肯夫妇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进行大肆渲染，仿佛把一个细菌搁在千万倍的放大镜下，让人看到奇异而滑稽的场面：
接见记者的房间光线很暗，但记者可以看见这位著名舞蹈家眼睛周围的黑圈。这使人想起从纽约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伊莎多拉曾经在一次和她粗野丈夫的争执中被打得眼圈发青。伊莎多拉解释说：“那是描眉笔画的。”
流言四起。可邓肯顾不得那么多了，去柏林前夕，她给《纽约论坛报》的巴黎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体现了邓肯对叶赛宁、对艺术、对命运的深刻理解：
我写这些事实是为了公正地对待叶赛宁，你们曾两次捏造说他打过我。我了解，这是美国新闻界拿别人的不幸和灾难开玩笑的一贯伎俩。但是，对这位从18岁起就饱受战争和饥荒恐怖的年轻诗人来说，的确命中注定眼泪多于欢笑。我想，世上所有母亲都会同意我的看法。
谢尔盖·叶赛宁是个伟大的诗人，而且，在正常状态下，是一个心灵很美的人，所有的人都喜欢他。
高尔基曾对我说过：“自有果戈理和普希金以来，我们还没有过像叶赛宁这样伟大的诗人。可惜，果戈理死于精神病，普希金早年遇害，诗人们的命运都带有悲剧色彩啊！”
你们可以想象，发生的事情使我深深地悲伤难过。我把叶赛宁从生活困苦的苏联带出来，是为了替世界拯救天才。他现在要回到苏联去，是为了保全他的理性。我知道，世界上会有许多颗心和我一起祈祷，希望这位想象力丰富的伟大诗人会得到拯救，在未来创造出人类十分需要的美。
当邓肯的汽车开到柏林阿德龙饭店门前，叶赛宁直扑过来，他越过司机的头顶，投入了她的怀抱之中。他们拥抱着，长长地亲吻。叶赛宁跪在邓肯跟前，不停地呼唤着她。
1923年8月5日，在外辗转奔波了近15个月后，邓肯和叶赛宁抵达莫斯科。莫斯科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艾尔玛和什尼切尔都在其列。
叶赛宁踉踉跄跄地走下了车梯。终于回到苏联所激起的巨大的感情波澜，连同进入故乡边境后就不断吞入肚里的伏特加酒，使他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
当他们来到学校时，校园里冷冷清清。孩子们都到农村避暑去了。叶赛宁一头倒在躺椅上。在他沉睡时，邓肯讲述着旅途见闻，让朋友们一饱耳福。
午饭后，邓肯建议马上去乡下看看为避暑临时迁去的学校。同孩子们分离一段时间以后，她很想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在艾尔玛指导下进步如何。
他们租了一辆汽车，在莫斯科郊外崎岖不平的简易马路上颠簸。醒过酒来的叶赛宁看见了一群悠闲的母牛，兴奋得跳了起来，头重重地磕在汽车顶篷上。他一边揉着痛处，一边伏在邓肯的肩上说：“没有母牛就没有农村，没有农村的苏联是无法想象的。”
他们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当他们来到通向学校的庭园时，夜幕已经降临。
孩子们听说老师回到了莫斯科，便派出侦察员，等老师一到便由他们用灯笼发出信号。邓肯一跨出汽车，孩子们便翩翩起舞，簇拥着她进入屋里。
学校一切正常。孩子们的舞蹈越来越迷人，叶赛宁用手拍打着膝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恨不得也加入到那支生动活泼的队伍当中去。
尽管这里有快乐的孩子们的陪伴，但邓肯并未在乡间久留。转天，大雨倾盆，她极度郁闷，叶赛宁决定回城，她只好陪着他进城。
当他们再次来到普列特奇斯坚卡时，因为一件小事，他们又吵起来了。叶赛宁将屋子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之后，一走了之，3天杳无音信。
邓肯天天彻夜难眠，一到清晨，她就起床在外面逡巡，她不断地对艾尔玛说：“他一定遇到什么事了。他受伤了，出事了，得病了。”
白天，她在焦躁不安的等待和急切的盼望中度过。到了傍晚，她又喃喃自语：“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
经过3天忐忑不安的等待，邓肯决定远远离开莫斯科，到别处去度过夏季余下的日子。
她出去买了两张当晚去高加索基斯洛沃德斯克的火车票。认定在她的生活中叶赛宁插曲已告结束，邓肯不禁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开始重新收拾行装。
让娜留在巴黎未来，艾尔玛亲自为养母准备旅途用品，她惊讶地发现，邓肯的衣服少得可怜，她甚至连一件睡衣也没有，衣箱空空如也，仅有的几件刚好够换洗，都是在苏联买的。
艾尔玛问道：“我记得您原来有很多漂亮衣服的。”
邓肯苦笑着说：“我在纽约和巴黎买的那些新衣服没过多久就一一不见了，开始我怀疑让娜，后来我才偶然发现叶赛宁的一只皮箱里躺着我几天前刚从豪华大街上买的一件黑睡衣。我的衣服陆陆续续不翼而飞，钱就更不用说了。”
艾尔玛不满地说：“您应该以牙还牙，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打开叶赛宁所有的箱子，拿回您自己的东西！”
邓肯赶紧阻止：“我们不能这么办。他有一种怪癖，不准别人碰他的箱子。好几次他威胁说，如果我胆敢瞧瞧他箱子里的东西，他就开枪打死我。我知道他在一只箱子里藏着一把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我们可不能轻易动他的箱子。”
艾尔玛狡黠地一笑：“反正他不在这儿，我们请个锁匠来，打开瞧一瞧再关上，他察觉不了的。”
艾尔玛便出去找技术高超的锁匠，锁匠用精妙的技艺打开了那把精妙的锁。里面除了几页稀疏的诗稿外，都是邓肯的衣物，包括演出穿的裙子。
这时，叶赛宁伴随着一声狂吼闯了进来：“是谁敢动我的箱子？我要杀了他！”
艾尔玛连忙把锁匠推到身后，走上去解释说：“我们都以为你不回来了，才准备将你的箱子搬出去，因为我们也要走了。”
叶赛宁这才平静了一些。随即，他走向一只箱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挑出其中一把，打开了一只皮箱。当他正忙于拿出他所要的东西时，邓肯走过去，飞速拿出了一件衣服。
这一下倒是分散了叶赛宁的注意力：“走？你要到哪里去？”邓肯平静地说：“永远离开你。”
叶赛宁看着她。邓肯转过身。叶赛宁转过去，看着她。邓肯再转过去。
叶赛宁轻轻地绕到邓肯的后面，倚在沙发上，俯身对着邓肯说：“伊莎多拉，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
邓肯的决心一下就被打碎了，她张开双臂抱着叶赛宁金色的头：“谢尔盖，和我们一起走吧！”
叶赛宁却说：“伊莎多拉，我爱你。但我暂时不能去，我们正在努力，政府或许会把我召进克里姆林宫，商谈拨款给我们办杂志的事。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不能走啊！等我将一切安排好了，我就来找你。我们也许会在克里米亚相聚。”
晚上，叶赛宁赶到了车站为邓肯送行。他难得一回那么清醒而安详，脸上挂着纯真的笑意，充满感情地和邓肯道别。
火车启动了，邓肯不停地向叶赛宁挥舞着手中的纱巾，直至那一头金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邓肯起程前往高加索的基斯洛沃德斯克。这是苏联的疗养胜地，那里有温泉，含矿物质的泉水装瓶运出，行销全国各地。
邓肯和艾尔玛经过两天半的奔波，于8月的一个清晨6时到达这个小镇。
邓肯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早晨，她用令人精神焕发的矿泉水洗浴，中午在库尔豪斯进餐，随后在附近风光旖旎的乡间乘车兜风，傍晚又回到库尔豪斯用餐，饭后去剧院看戏或听交响乐队演出的音乐会。这样生活了一周左右。她感到有些厌烦了，决心振奋起来做些事情。于是，她决定在高加索巡回演出，首场演出在基斯洛沃德斯克举行。
基斯洛沃德斯克虽然是一个小镇，但人声嘈杂，秩序混乱，有关暴动的消息时有耳闻。这是邓肯在高加索的第一站，她的心里掠过少有的紧张。
剧场座无虚席。而两名全副武装的肃反官员几乎与邓肯同时登台，他们郑重地告诉邓肯：“斯拉夫进行曲》有‘上帝保佑沙皇’一段，所以务必取消。”
邓肯用结结巴巴的俄语竭力解释说：“我在十月革命4周年的纪念会上，曾在所有的共产主义领袖们面前用舞蹈表演过这支乐曲，卢纳察尔斯基同志曾为此写了热情洋溢的赞誉文章。我已在世界各地表演过这个节目，现在不准备在一个苏联小镇放弃这一节目。”
但肃反官员是不懂舞蹈的，他们寸步不让。邓肯不屑继续与他们交涉，径直绕过帷幕走到台前，面对着急切等待着的观众。第一阵热烈的掌声平息后，她问剧场里是否有人能将她的话译成俄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男士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愿意提供帮助。
邓肯说道：“后台有几位警察局的官员。他们来逮捕我！如果我今晚为你们表演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他们就要逮捕我。但是即使他们事后拘捕我，我也要跳这支乐曲。无论如何，监狱也不会与大旅馆的客房相距太远吧！”
此时，那位主动担任翻译的人大声说：“邓肯同志，您不必担心。我以伊斯普尔科姆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准许您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进行曲。”
观众们激动万分，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和掌声。邓肯嫣然一笑，向主席致谢后退回了后台。
两位契卡官员只好离开了舞台，邓肯再次出场。她对柴可夫斯基的两部作品以及《国际歌》的戏剧性处理掀起了观众们感情上的波澜，如潮的喝彩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上万观众一齐欢呼。邓肯鞠躬致谢。
当演出结束，邓肯回到旅馆，才知道她的秘书什尼切尔已被逮捕。邓肯怒火中烧，却又束手无策。
来访的作家马克斯·伊斯门了解了情况后，告诉邓肯：“军事部长托洛茨基同志正在这里，不妨请他帮忙。但他不见任何人。这样吧，我因为给他写传记，有机会接近他，你写一张便条，我帮你递进去。”
几天后，伊斯门捎了话来：“事已办妥，平安无事。”
果然，什尼切尔毫发无损地出来了。
风波之后，邓肯觉得，如果迁往更边远的地区对她和她的朋友们也许会安全一些。因而她决定前往里海岸边的石油名城巴库。
到达巴库后，邓肯到欧罗巴旅馆。她刚一露面，旅馆老板和他的夫人就迎了过来。他们向她问好，欢迎她的到来。他们告诉邓肯，很早以前，他俩在德国见过她。邓肯美妙的舞姿已成为他们珍贵的回忆。
在邓肯逗留期间，他们对她关怀备至，并且总是亲自做这做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让她住得舒服一些。
一次，在一个小俱乐部里，邓肯为工人子女们举行了一场免费的午后演出。在节目开始前，她把几个孩子叫上舞台，给他们上了舞蹈训练的第一课。随后她表演了几支舒伯特的圆舞曲、《音乐瞬间》以及肖邦的小夜曲。
小观众们兴高采烈地发出发自内心的热烈的喝彩和掌声。
邓肯决定接受几名有舞蹈天赋的孩子进入她所执教的莫斯科舞蹈学校学习。让他们接受几年训练，然后返回巴库去教其他的孩子们舞蹈。国家石油公司已经同意资助。但在一番讨论之后，由于缺少有远见卓识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这项计划无法实现。
邓肯十分喜爱孩子们，她仍为孩子们安排了一个特殊的盛会。通过旅馆德国老板的热情帮助，她请来了小管弦乐队。在他们的伴奏下，她指点艾尔玛排练了许多她大约在20年前自编自演的舞蹈节目。
